编者按：2015年10月31日，是俞吾金老师离开我们一周年的日子。今天的谈治学栏目选取了“俞吾金：我的读书之路”一文与广大师生共勉。也许我们纪念俞老师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留下来的治学之精神继承下去。

以下原文刊载于《复旦人》第十期（试刊）

每个爱书之人都有自己与书结缘的故事以及对于书的感悟。千人千色，不尽相同。我们与俞吾金教授这次采访的缘分亦源于书——来自文科图书馆的一批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借书卡，它们依旧保存完好，清晰地记录着学者们在学生时代不为人知的努力与辛勤。

如今的俞吾金教授担任着很多社会工作，但他对于书籍的热爱丝毫不减，访谈中他侃侃而谈自己的读书经历，对于身处纷繁环境下的当代学子的人文知识贮备，也提出了自己的殷切期望和建议。

1、荒芜中求书

俞吾金出生在浙江萧山，6岁开始上学，10岁时随母亲搬迁到上海并定居。他是66届高中生，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爆发。

1968年9月，俞吾金被分配到上海电力建设公司第一工程处工作，一个月后即随大部队来到四川渡口攀枝花，支援502电站建设。住在金沙江边的简易宿舍里，四周都是连绵不断的大山，真可谓“开门见山”，但是，除了《渡口日报》，这里几乎见不到任何其他的报纸，见不到像样的图书，更不用说图书馆了。一本书都借不到，精神上一片荒芜，俞吾金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啃”自己带去的《新华字典》。翻完《新华字典》，又好不容易从一位出身书香门第的朋友处借到一本《康熙字典》。

俞吾金坦承，当时这样埋头于两部字典之中，一是因为无书可看，二是因为本来就喜欢看书。这段荒芜中求书的经历在今天看来恐怕很多人难以理解，但是正是对字典的研读，使俞吾金对文字学，即小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于甲骨文、金文、小篆的研究自然而然有一种关注。说到自己对文字进行的考证、发表的论文，俞吾金更是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比如，“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但究竟如何理解这个观念，他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看法。

说“天人合一”等于肯定，天、人在合一之前是相互分离、相互外在的。但从字源上来考察，情形并不是如此。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那么，“大”字又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告诉我们：“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实际上，“大”字就是一个人张开双手、分开双脚站在那里。由此看来，人并不在天的外面，而是在天的里面。也就是说，天与人不是“合一”的外在关系，相反，人从来就是天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俞吾金得出的结论是：人与天是内在关系，人在天中，天由人成。

众所周知，在中国哲学中，“天”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自然（如荀子的《天论》）；二是指神秘化的、超自然的力量，如天命、天志等。那么，天的第一个含义“自然”究竟是什么意思？俞吾金认为，以前的研究者们解释了“自”，也解释了“然”，但没有对这两个字的联结做出合理的解释。众所周知，“自”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指（人的）鼻子，而“然”字在金文中才出现。《说文解字》云：“然，烧也。”从“然”的字形上看，就是烹调狗（犬）肉。但是，人们并没有沿着这样的思路去探索“然”字的意义，更没有借此揭示“然”与“自”之间的关系。俞吾金提出的大胆假设是：狗肉在被烹调的时候产生香味，而香味进入周围人的鼻子。“自”与“然”两个字的联系这是这么建立起来的。自然的第一个引申含义是：自然而然，即本该如此，就像这里烹调狗肉，下风的鼻子就会闻到香味一样；第二个引申含义是“自然界”，因为每个人出生时，自然已经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存在在他的周围。

仿佛是站在讲台上，面对着莘莘学子，俞吾金很细致地表达出自己对文字考证的认真与热爱。同时，他还把自己对字源学的兴趣扩展到对外语的研究上。他告诉我们，在英语中，interest（单数）解释“兴趣”，interests（复数）解释“利益”。这两方面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人只对与自己利益有关的东西发生兴趣。在德语中，Schuld既可解释为“债务”，又可解释为“罪责”。这两重含义表明，最早的有罪感起源于欠债不还。如果人们去阅读古代的《巴比伦法典》、印度的《摩奴法典》和《罗马十二铜表法》，就会发现，其中大量的法律条文涉及到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事实上，汉语中的“债”也是由“人”与“责”两个字组成的，表明人有责任偿还欠别人的钱物。在俞吾金看来，不论哪种文字都隐藏着人类的秘密，因而文字研究是最有意义的活动之一。

2、我的大学

在放弃了公司给的保送浙江大学的名额之后，俞吾金本以为就此与大学擦肩而过，不料峰回路转，高考招生制度于1977年被恢复。虽然参加了考试，但俞吾金也经历了一番心理挣扎。因为当时他已经被抽调到上海电力建设公司的小班子里去工作，很多人都说他放弃了这么好的工作去上学不值得，他自己也有些担心，毕业后会不会把自己分配到外地去工作？但是想要读书的心愿还是压倒了其他世俗功利的考量。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拥有复旦情结的俞吾金在志愿栏里依次填写了复旦的四个系：新闻系、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并在备注栏里写上：放弃被调剂到其它学校和专业的机会。俞吾金笑着解释说，这不是因为心高气傲，而是因为对自己是否能考进这所大学没有把握，如果考不进自己喜欢的大学和喜欢的专业，宁可继续回去当工人，幸而最后顺利地进入了复旦大学哲学系。

谈到当时校园里的读书风气，俞吾金反复强调了两个词，“非常好”和“如饥似渴”。他说，当时考进来的同学都是人才。现在的光华路过去叫“南京路”，两边都是黑板报，各院系相互竞争，把黑板报办得图文并茂，非常漂亮。同学们自己写的小说都可以贴上去，供大家阅读、批评。大学初期，俞吾金的兴趣并没有集中在哲学上，其中也有些原由。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高中生，他读了林彪为《毛泽东语录》撰写的前言，里面把毛泽东思想称作“顶峰”，已读过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他心生疑惑：既然真理是相对的，怎么会有“顶峰”呢？他在班里的学习会上说出了自己的疑惑，结果遭到了工作组的打击，说他有观点问题，当时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哲学和政治过于接近，因而暂时放下了对哲学的探索，转向了文学。在进大学之前，他已经在文学上小有成绩，发表过报告文学和小说，所以刚进大学时，他的兴趣还聚焦在文学上。

进入大学后，大家都如饥似渴地读书。“当时的文科阅览室就是现在的理科阅览室，我们通常白天把书包搁在那里占位子，晚上吃饭后就去看书，顺着书架一排排地往下读。我形容自己的心情，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俞吾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也千方百计找书看，但是那个时候图书馆里的书都被封存起来了，整个上海图书馆能够被阅读的只有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工具书。”在复旦的文科阅览室里，俞吾金从古希腊的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往下读，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莎士比亚全集、莫里哀选集、歌德的《浮士德》，一直读到俄罗斯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冈察洛夫，当然，也包括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留波夫斯基等。那时，只要同学手里有一本书，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即使晚上不睡觉也会把它读掉。彼此之间在读书方面都不甘心被对方超过。”

很多文学作品中都蕴涵着深厚的人文精神，甚至本身就是哲学著作，如法国启蒙学者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歌德的《亲和力》、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黑塞的《内与外》等等。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把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和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当作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象征。在俞吾金看来，学哲学的人，多看文学作品会对哲学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俞吾金表示，自己也喜欢读当代的文学作品，如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艾略特、庞德、梅特林克、贝克特、尤涅斯科、金斯堡、纪德、黑塞等，同时，他也迷恋于中国从传统到当代的文学作品，如鲁迅全集、老舍的小说、周作人的散文、萧红的《呼兰河传》、冯至的《十四行诗》等。

文学作品往往是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钱钟书的《围城》，1947年出版，法国小说家加缪的《鼠疫》也在1947年出版。钱钟书的主题是：城外的人想进去，城内的人想出来，双方的行为都是无意义的。加缪的主题是：城内的不让出来，城外的不让进去。因为当时城内正在流行鼠疫，整个城市都被封闭起来了。这两部小说反映出两位不同的作者对类似的主题的思索。

俞吾金说，“九十年代初，我在复旦学报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围城》与喜剧精神的兴起”，论文发表后我把它寄给钱钟书先生，他在回信中肯定了我的论文，并把它推荐给陆文虎先生主编的《钱钟书研究采辑》，他另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一直珍藏着。为什么《围城》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会那么热？还有《编辑部的故事》、王朔的痞子文学等等，因为在我看来，喜剧精神正是这个时代的主导性精神。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喜剧使悲剧精神蕴含的宏大理念失去了实体性，它把幽默、滑稽、调侃、轻松理解为生命的更重要的显现方式。”

1982年，俞吾金报考了外国哲学硕士生，这在他那个年龄段的毕业生中也是比较少见的。读硕的时候，他对书籍的兴趣已经从文学转到了哲学，在研究生宿舍里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讨论、切磋。在研究学问的过程中，还发生了当时著名的“六君子事件”。1983年6月，哲学系的6位研究生（博士生谢遐龄、陈奎德、周义澄，硕士生俞吾金、安延民、吴晓明）共同起草了一份以现行的哲学教科书为批判对象的《认识论改革提纲》，在桂林召开的全国有关科学技术和认识论的一个会议上，《提纲》遭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前等老先生的批判，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把它与“精神污染”联系起来，使学术讨论变形为政治批判。——虽然有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小插曲，但是俞吾金回忆起研究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岁月，还是非常怀念当时热烈的理论讨论的氛围。

3、在德国

1986年，俞吾金开始攻读博士。1988年，他获得了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的机会。在德国的读书风格和国内的很不一样。对于俞吾金来说，这也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读书高峰，同时也是他努力发展自己兴趣爱好的一个契机。

在德国留学时，俞吾金第一阶段的主要兴趣是摄影，他节衣缩食，买了一套尼康相机，利用外出旅游的机会，拍下了大量的照片。其中既有柏林墙还未倒塌前留下的照片，也有在海德堡的著名的“哲学家小路”上散步时留下的照片，弥足珍贵。摄影瘾过去之后，俞吾金第二个阶段的兴趣是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他买了大量的CD，置了一套音响，听马勒，赏贝多芬，品柴可夫斯基，寻找音乐中的哲学意蕴。渐渐地，他对同宿舍的德国同学喜欢的流行音乐也开始理解并接受了。“德国学生宿舍的玻璃都有两层，他们的门锁也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绝对隔音。平时大家各自都在房间里，整个宿舍楼几乎寂静无声，但是一到周末，学生们用红布把走廊上的灯泡都包起来，音响开始播放节奏感很强的爵士乐，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大家开始跳舞。许多同学跳得精疲力竭。对这样的现象起先我不太了解，后来我明白了。大家都需要用这种方式进行发泄，以便从精神和肉体的压力中恢复过来。”我在买了70多盒CD后，听说中国海关可能会没收CD，也就不敢再买了。第三阶段的兴趣开始转到逛旧书店和买书上。“每天中午，法兰克福大学学生餐厅下都会临时摆出许多旧书摊。午餐后，逛书摊和书店就成了我的习惯。最吸引我的是舒康出版社出版的袖珍版的哲学著作，不但装帧好，而且价格便宜。像康德、黑格尔、谢林、叔本华、尼采、霍克海默、阿多诺等哲学家，我都买了全集。”俞吾金说。他记得，12卷的《康德著作集》是临回国前买的，当时还差一点钱，考虑到去飞机场还要车费，书店老板慷慨地以最低价把书买给了他。从德国回来，俞吾金运回了39箱德语的哲学书籍……后来养成习惯，包括去哈佛、剑桥或其他大学访问时，俞吾金也喜欢逛书店。如今，这些数量巨大的漂洋过海而来的书籍，在他的家里占了一间屋子，成为了一个专门的外文图书室。

不过俞吾金选择书时并不拘泥于形式，他笑称自己也经常从网上下载电子书，主张对读书要有更宽泛的理解。“现在，‘人’实际上已经转变成了‘人-机’，在某种意义上，电脑、移动硬盘已经成了我们大脑的一个补充部分了，因为你不可能记住这么多信息。我自己现在写东西的时候也同时会将网络打开，如果需要引用古代的一句诗，输入电脑它就出来了，这样在引用时就避免了错误。所以我现在对读书的概念有一个更广泛的认识。我也有新浪的博克和微博，在学生的帮助下，也就自己弄起来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跟上文明发展的步伐。”他说道，“另外，作为对读书最好的补充，我也很喜欢旅游。我主张亲历，还是史马迁的老话：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我看来，Experience（经历）往往比knowledge（知识）更重要。”

4、感悟读书

在近年来浮躁的社会风气下，有人说“读书无用”，有人说，“没空读书”。上班的人以工作很忙为由放弃读书，学生也因忙于实习和应考而不能静心读书。对此，俞吾金的见解令人很受启发：

“我们批评读书无用蕴涵着一个观点就是读书有用。其实，有两种读书方式：一种是带着目的去阅读，我称之为功利性的阅读。比如你要做一篇博士生论文，就要去找相应的资料。你要解决问题，就会围绕这个问题进行阅读；另一种不带目的，我称之为非功利的阅读或‘散步式’阅读。兴之所至，随意看看翻翻，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有目的去阅读总会受到既定的视野的限制，看不到另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几年我开始写中国哲学的东西，有了过去‘散步式’阅读中国哲学的基础，并不觉得特别困难。我现在做学问就比过去自由多了，觉得很多研究主题都是可以打通的，学科的界限是人为划定的。你现在称呼这个领域是物理，那个领域是化学，实际上都是人自己设定的。所以，并没有什么“跨学科”，不如说，人们只是突破了自己以前规定的学科界限，仅此而已。”

对于哲学在当下中国的意义，他如是说：“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中，更需要有哲学的眼光，高瞻远瞩地看问题。就国家来说，当今缺乏的正是思想和理论。比较一下，欧洲18世纪的启蒙时期就出了多少思想家！按照德国诗人海涅的说法，从1780－1820年，一大批思想家从德国冒了出来，堪谓群星灿烂；就个人来说，生活是由一系列三岔路口和选择构成的，而选择需要眼光，而眼光则来自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