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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 | 张汝伦:在这个时代,作为哲学家,第一要务就是坚持自由思想

时间:2015-11-09

编者按:本文在张汝伦老师与倪剑青系友刊发于《学术月刊》2015年第9期的访谈原文基础上,做了摘选和编辑。该访问由新书《存在与时间释义》谈起,在哲学何为”、“哲学研究”、“释义学”、“政治哲学”、“现代性”等几个根本的哲学话题上做了深入的解析。

因篇幅关系本文对原文做了删减。以下内容中“Q”代表倪剑青系友,“A”代表张汝伦老师。

1、研究西方哲学要有两个目标:登堂入室和融会贯通

Q:作为您近年的工作的一个总结性作品,《存在与时间释义》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哲学界的广泛关注。您的这部著作和国内常见的其他西方哲学研究著作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这就是您将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理解与研究建筑在非常细致的原著分析基础上,甚至可以把这部著作称为“存在与时间注疏”。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罕见且艰难的写作方法,您有着怎样的考虑?

A:无论我们研究什么东西,尤其是研究西方哲学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对象,应该要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登堂入室。所谓登堂入室,就是要能够了解得比较地道、比较周全、比较仔细。第二个目标是要能够贯通。所谓贯通,不仅是指要对研究对象,即某一位哲学家自己的思想要有个贯通,而且还要对他所处的那整个的思想传统要能够贯通。

熟悉我的人会发现,我在课堂上就是这样(逐字逐句去把握经典)进行教学的,即以原著为基础,并且是基于原著的一字一句的详尽解读而进行教学。这不仅是对学生基本功的训练,而且也是深入理解某一位思想家的必经之路,可以使我们具体认识到伟大思想家的博大精深之处。

与一般的研究性专著不同,我这种“释义性”做法不仅有着学术方面的考虑,也是为了对症国人对西方思想的理解与研究中的常见毛病。只要我们追求对思想本身的贯通,那么必然要求我们对文本的细节要特别地注意和落实。伟大的思想家恰恰在细节上让你觉得他饶有深意。这个特点,无论我们是读柏拉图,读亚里士多德,读康德,读黑格尔的时候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海德格尔也是这样的,他的文本的细节绝对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可有可无的累赘,而是往往在此之中体现出了很多很精深的思想。如果你不能够处理这些细节,就说明你对他掌握得还不够好。

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求融会贯通。我觉得越是伟大的人物,他一定越是受了传统很大的影响。这也就要求研究者能够通过详细注疏性的著作对这样一个传统进行梳理。如果对海德格尔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没有了解,其实是没有办法把海德格尔哲学说清楚的。也就是说,要能够尽可能得把他和整个西方哲学传统联系在一起。

2、“哲学就是哲学史”

Q:不论是在研究或课堂教学当中,您都贯彻着对文本细致分析的模式:不仅是一字一句地读原著,而且也力求对原著的每句话进行梳理并做到落实。采用这样的方式,您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比方说,希望一步一步地带领学生去学习如何进行比较地道的西方哲学研究?

A:我选的授课文本都是大师的经典作品。大师的经典作品,它的细节我当然都是不能忽略的。比如说,我课堂讲授《精神现象学》已经好多次了。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没有一次是把这部书完全讲完的。学生根据我不同时期的讲授记录下来的听课记录都有几十万字。在长期的教学之中,对授课的内容与繁简程度都会有不断地增删修订。这事实上也就是教学相长的过程。实上也就是教学相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抱着三个主要目的。第一个就是言传身教要让学生看到,这些书应该怎么去读,应该怎么去研究西方哲学。第二个是教学相长,我自己也在教学的过程中有所收获。课堂教学促使我对文本中的一些难点、要点进行不断地追究和挖掘,从而加深了自己对西方经典著作的理解。第三点,是希望帮助学生去建立起正确的哲学研究的观念希望他们能够突破现在在研究工作中常见的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琐碎化的研究倾向。雕虫小技式的、非常琐碎的“搞细节”,或者说所谓“抠字眼”的研究模式,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我希望能做到贯通,贯通是要建立在对许多重要理论问题的扎实掌握和对很多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我一直在教学和研究中强调“要与自己的研究对象处于同一起跑线”也就是说,必须对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所面对的时代问题有着深入把握,必须对他们的智识背景和核心问题的由来有切实把握。它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释义性的过程。问题的历史就是问题的内容本身,所以说“哲学就是哲学史”。

3、大师的思想永远挖掘不完,为学次第不清是我们的不幸

Q:您长期以来就一直从事海德格尔研究,您的博士论文就是《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现在这部《存在与时间释义》可以说是对您长期以来的研究历程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您为什么选择海德格尔作为学术道路的起点呢?对您来说,海德格尔哲学有什么独特性,使得您以此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并持续不断地加以关注与探究呢?

A:直到现在喜欢海德格尔的人还是非常得多,甚至于不读哲学的人也喜欢他。我想,这就是因为他个人和思想有着无穷的魅力。海德格尔在论说我们时代的最根本问题。就像他的老学生伽达默尔说的,他之所以被海德格尔征服,主要就是因为他发现海德格尔在讲哲学史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讲当代的问题。这种直击当代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的冲击力和魅力,我们今天阅读他的著作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

Q:在您看来,对于一个初入门的哲学研究者,哪些重要的思想家是真正值得研究、值得关注的人?他们和次要的一些人物,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A:在个人选择上,哲学史上的关键性、枢纽性人物是我的兴趣所在。

什么是关键性、枢纽性人物呢?这样的人物大概有两种。有一种,他本身的思想很重要,他哲学的规模也很宏大,是真正的大师。比如说黑格尔就是这样真正的大师,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黑格尔就意味着要理解他之前的西方思想的整体,反之亦如是。进一步地,对于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的研究,如果缺失了对黑格尔的深刻理解,那是不可能的。即使勉强进行,也会流于浅薄,把握不住真正的哲学问题。我想,像黑格尔这样的人物就可以被称为关键性、枢纽性人物。海德格尔也是这样的关键性、枢纽性思想家。

还有另一些枢纽性的人物。这些(枢纽性)人物本身的思想和那些最伟大的哲学家比起来可能不是特别深刻,但是他们也起到了一些转折与继承的作用。这样的人往往特别敏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时代问题。法国思想家里边往往出这样的人,比方说卢梭。

哲学史上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的工作事实上是些小修小补的改良。对于一个学生或初入哲学研究之门的人来说,我倒反而不赞成去专门研究这些人物。有的人可能认为,刚刚入门的话,可以去找一个不太重要的人来进行研究。似乎这样的研究比较好入手,研究对象的思想也比较好理解。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初学宋明理学,你当然要先去研究二程和朱熹。不然的话,你对宋明理学的主流和精要没有搞清楚,怎么可能真正理解真德秀思想的来龙去脉,怎么可以去从事分析、判断真德秀思想的优劣得失的工作?就像在现象学研究当中,你不先对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这些人有深入的理解与把握,而直接去研究比如施泰因(Edith Stein),这就不是很合适。这是一个为学次第的问题。而像卢梭,你就可以直接从他入门。这样,你就对现代性的问题、对人性的问题有了比较深入和地道的理解。你完全可以从他入手,由此来一步一步逼近现代性问题的核心。这是我的一个考虑。

现在的中国哲学研究领域,这样为学次第不清的问题恐怕是最常见的了。大家似乎觉得中国思想史上一流的人物已经被无数的人研究过了,现在的研究对象已经轮到了三流和四流思想家了,否则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没有所谓的创新与突破了。其实那些伟大的大师的思想是永远挖掘不完的。能够挖掘到哪种程度,只决定于你自己的眼光和能力。

4、将释义学作为Hermeneutik的中译名是出于哲学的理由

Q:张老师,说起海德格尔哲学和您的研究工作,其实很容易让人想起您是大陆最早译介哲学释义学(Philosophische Hermeneutik)的专家之一。您对“释义学”这个译名的翻译,不同于常见的“解释学”、“诠释学”。哲学释义学一直是您的工作重心,近年来您还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释义学的工作方向。您能谈谈释义学对您的哲学研究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进一步地,您觉得释义学对哲学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A:我认为一切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工作都是建立在对前人成就的了解和理解基础上的。这也就必然包括对前人工作的阐释。释义学是人类文明传承的基本样式,也是人类思想存在的基本样式。对前人的成果不甚了了的哲学研究是不合格的。因此,我专门写过两篇以上的文章谈论“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那很少的几个,大概归结下来就三四个问题或四五个问题。这一点柏拉图早就说过了。我们人类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与理解似乎可以说成是音乐中的组调,在其中可以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变奏和发展。哲学就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中国人谈人性的问题谈得很早,似乎老祖宗都已经把问题都说完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谈人性的问题,可以极其简单,一句话就可以讲完了。但如果要复杂地讲,它可以构成思想发展的一个生生不息的动力。

对哲学史的理解在哲学家那里,就已经是一个阐释的过程了。不存在原样照搬的理解,理解一定是一种阐释。而阐释的话,释义学是一个最好的方法。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考虑。

世界是意义的世界,既不是精神的世界,也不是物质的世界。解释学、诠释学那些译名对这一点不敏感。西方人对Hermeneutik这个词的理解,不论是德文的工具书和辞典,还是英文的工具书和辞典,上面都写得很清楚,这是对意义的一个解释的理论。

因此,释义学这个译名,不是随便起的,也不是为了彰显和别人的不同而有意这样来翻译。所以说,对此我是有我的独特考虑的。而看某个哲学概念的译名成不成立,关键在于这样翻译的理由是不是一个哲学的理由,能不能成为一个哲学的理由。对我来说,哲学的理由就是哲学工作的基本要求。

5、黑格尔是一个哲学上的巨人,真正的哲学不可能被超越

Q:您的西方哲学研究工作还有一个明显的重心,那就是黑格尔哲学的研究。现在黑格尔在中国似乎已经变成了一条彻底的死狗。黑格尔哲学在整体上已经被认为过时了,不再单独出场了。它要么被隶属于后康德哲学的研究,要么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的一部分。您能谈谈您眼中的黑格尔哲学,以及为什么您还是持续不断地推进黑格尔哲学研究吗?

A:黑格尔是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思想的深度和广度罕有其匹。这是第一个关注黑格尔哲学的理由。第二个理由是说,他是第一个完整地、系统地深入地思考现代性问题的人。黑格尔哲学的那种力度、深度和广度可以说是真正地打开了我们对现代性问题反思和批判的一个视阈。不了解黑格尔哲学,我们就无法深入了解整个现代性问题。

Q:常常有人持这种看法:那些前辈思想家,尽管他们可能非常重要,但总是被他所置身的那个时代限制住了他们的视阈。这样就导致在整体上这些哲学家都已经过时了,或已经被后辈超越了。像黑格尔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黑格尔在他死后,他的哲学对整体世界哲学的影响,经过了罗素和G·E·摩尔对英国唯心主义的一个摧毁性批评,渐渐已经销声匿迹了。除了小部分哲学家继续在政治哲学领域坚持黑格尔传统之外,作为整体的黑格尔哲学已经可以被认为退出了这片“形而上学的战场”。您能不能再着重地谈一下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

A:因为批评黑格尔的人往往没有达到他那个水平,所以这种常见的批评根本是没有对路。还有就是对他的批评常常是建立在很多对他的误解的基础之上的。真正的哲学是不可能被超越的。

人可以喜欢很多人,也可以贬低很多人。这些都是他们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历史的意见。一旦你自己对哲学史有了理解之后,你就不会对那种歧视性的批评感兴趣了。历史上都是这样的,这个无所谓,你去让他批评好了。作为哲学研究者,我们要问的乃是和哲学相关的问题:第一,这些哲学家,他们涉及到的问题是不是人类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是。马克思是这样,黑格尔也是这样。第二,他们讲得高明不高明?高明。那就好了。

他对哲学有很多的独特且深刻的贡献。某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在他讲了以后,如果你还要再讲的话,你只能在他这个基础上来讲。

6、一切哲学都是政治哲学

Q:政治哲学也是您非常熟悉并且执着于此的工作领域。比如阿伦特研究与欧克肖特研究,您都可以说是大陆地区的开创人物之一。那么您为什么这么关注政治哲学领域呢?进一步地,您为什么特别选择并持续关注这两位哲学家呢?在国内的学术热潮里面,另一些“现代政治思想的弄潮儿”似乎是更热门的选择。

A:很简单,因为我认为哲学就是政治哲学。反过来也一样,政治哲学就是哲学。现在很多人对政治哲学的理解是把政治哲学作为一种技术性的学科,或者是哲学的分支学科来理解的。对此,我是不能苟同的。我们谈政治问题必须从谈人的共同存在开始,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因此政治就不仅仅是一个圣王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领袖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元首的问题。当然,它也更不是一个个人灵魂得到拯救的问题。而是说,政治的问题是我们人作为一个共同存在的问题。此其一。

这就是在说,政治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存在。比方说,政治是什么?阿伦特说两个人就是政治,两个人就打开了政治的空间。(欧克肖特)是从人类共同体的角度来讨论政治问题的。这个才是正确地讨论政治的路径,他们是从我们人类的基本存在的基本状况和条件来谈政治的。此其二。

第三,阿伦特和欧克肖特他们两个人都对现代性有着非常独特的理解和批判。

第四,我喜欢那些难以被归类的人,这些人都是学院派眼里的另类,对学院派哲学家与他们背后的学术工业表示反感。事实上,学术工业是现代性的后果,反过来也加重了现代性的危机。现代性导致了人类生活的整体性危机,对人类有着深重的伤害。

他们写作是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文体来写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人将来可以考虑和学习的。我们中国人原来并不是像现在的大学教授那样来写文章、讨论学术问题的。并不是说,学术讨论就必须是一个论证加上很多的参考文献和注释这样的方式。真不一定是这样。

最后,在许多人眼里,阿伦特和欧克肖特他们都是保守主义者,我对保守主义比较同情。

7、出入古今中西之间是对现代学人的基本要求

Q:关注您的学术工作的人一定会发现,您从一个纯粹的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后来又进入了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也取得了非常丰硕且重要的成果。那您为什么会从一个相对纯粹的西方哲学研究转向对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研究?其中有着什么样的哲学的理由呢?在您的这些不同的哲学领域的探索中,是否存在着一个通盘的考虑?

A:一方面,西方思想自从近代进入中国以后,已经成了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去研究西方哲学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是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把研究西方哲学作为我最后的一个归宿。

现在回过头来看,西方哲学在我国整个哲学生态当中占的权重还太大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走出一条自己独特的道路的勇气,要提出一种新中国哲学。当然,要走这个路,也是由有西学背景的人先出来走比较好。

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来认识的,研究西方哲学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暂时先与自己的传统保持一定距离的话,可能对它的问题看得更清楚。因为熟知非真知。相反,如果你读西方哲学,那你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某种陌生的东西。

我想,将来我如果有时间的话,要集中精力来对中国古代经典做一些全新的诠释,做一些创造性的阐发。

Q:我们可以看到,您的思考与工作兼顾着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的。在您的思考当中,始终有一种中西之间的张力存在,有着对话与互相发明。您觉得这个在思想层面上的对话,对中国哲学研究与西方哲学研究来说意味着什么?

A:我想,我们人类对很多的基本问题的关注是一样的。但在这种一样的关注之中,有着内在的差别存在。第一,西方的那句话表明,我们人类对于一个基本的问题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切入方式。第二,中国的那句话,并不是说我们大家想的完全一样,而是说人类在这些基本的问题上是会有一种共通的考虑。

我从来没有刻意地表示我学贯中西,只不过是说,在思考的过程中自然会想到这些古今中西的人。比方说,在某个问题上某个外国人怎么想,某个中国人怎么想,他们能彼此对话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讨论。

我始终相信学无古今中西。不断出入古今中西之间是对现代学人的基本要求。因为他应该对古今中西的思想都有一定的知晓,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学者。

Q:有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但总归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叫“哲学”。那么您认为,您心目中的哲学是什么?哲学的根本问题和基本问题是什么?您对作为哲学的一个例证也罢,一个方向也罢的中国哲学是怎么看待的?

A: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哲学就是用根本的方式来思考人类根本的问题。所谓根本的问题,就是不以时代和生存条件为转移的那些问题。哲学产生于人类对整全的思考。然而,进入现代之后,哲学渐渐不再从大全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的各种基本问题。其结果就是“哲学死亡”之说甚嚣尘上。但在此问题上我是保守主义者,我相信哲学还是要从整体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因此,哲学史的研究最终必须是哲学的研究。

第二个问题。面对人类的这些共同根本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追求方式和追问路径。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哲学应该是个复数,它可以有不同的言说形式。

8、教化、“义利之辨”与现代性

Q:张老师,您近几年发表的中国哲学研究论文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比如关于贾谊思想的《王霸之间——贾谊政治哲学初探》(《哲学研究》,2009年第4期),关于朱陈义利之辨的《义利之辨的若干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和关于严复的《突破现代性二元叙事模式:论严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期)。您能谈谈您对现在以及未来的中国思想研究或中国哲学研究应该如何展开的意见吗?

A:首先是要找到对人类具有持久重要意义的那些问题。

我们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目的不是要重复过去,也不是要给它“封圣”。我们要记住,我们的先贤有一个理想,就是成为“今之古人”。这个说法绝不仅仅是先人的重古倾向发作,而是要强调,作为后学者我们必须对前人的思想与工作有一个“理解之同情的态度”。

Q:谈到现代性,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很随便地谈论它,把它当一个标签来用。但一旦进行追问,就会发现什么也说不出来。您觉得现代性的根本表现是什么?现代性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在中国有没有它的独特表现?

A:在我看来,现代性的根本表现,用西方人的话就是“上帝已死”;用我们古人的话是“礼崩乐坏”,“率兽食人”。它在中国的特殊表现是“惟利是图”。如果要用中国传统思想的那个话语系统进一步规定现代性问题的话,那就是“义利颠倒”

现代性的产生,源于人类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的改变。它的超越,恐怕仍然需要这样的改变。在此之前,思想能做的只是告诉人类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性,吾欲仁,斯仁至矣。

9、互联网时代,思想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没有思想

Q: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在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思想和我们面对的最大危险是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哲学何为”?

A: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思想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没有思想。

那么“哲学何为”?俗话说哲学是追求智慧的,所谓的智慧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哲学会让我们要想得远一点。什么时候会有哲学?只有当人跳脱对当下的事物的关注,能够和当下的事物保持一定的而距离的时候才会有哲学。我想哲学的最大的功能就是能够让人发问,保持一种自由思想的能力。

哲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注定是背时的,因为哲学恰恰要求说,你这些手头的东西可不可以暂时放一放?可不可以去看得更远一点,去想一些可能和你当下无关的问题?去思考一些与你的今天明天后天,甚至一年两年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问题可不可以?所以,人类要有这个无用的智慧,他才能够待见哲学,才能够重视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