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何益鑫，复旦大学理学学士、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博士后，现任教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学、《周易》卦爻辞。著有《成之不已：孔子的成德之学》《竹简<性自命出>章句讲疏》等。

求学之路

Q1、您本科读的是物理学，研究生期间跨专业读了哲学，并成为了一名哲学学者。您跨专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能简单分享您的跨专业保研历程吗？

转专业的问题一直会被问到。我高考志愿选的是物理，因为物理是最纯粹的科学。它是科学当中最纯粹的。数学也很纯粹，所以当时也考虑了数学。这两个学科吸引我，也是因为它们比较难。

刚开始到物理系的时候，想得比较简单。高中时其实对很多学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读了一些人的传记，比如爱因斯坦、玻尔，就对那个物理学的英雄时代充满了憧憬，觉得如果活成那个样子的话，会是非常令人向往的一种人生。但到了大学之后，你会发现物理系中接触到的物理学家，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比较具体的，大部分都在从事实验物理，一天到晚待在实验室里做各种细致的研究，真正能够像那个时代的学者那样开疆拓土的是很少的。不仅我们复旦物理系如此，放眼整个物理学界也是这样一个状况。

这个东西是时代所决定的，不是某个个人能起作用的。这个时代说到底不是一个物理学的时代。我们刚入学的05年，物理系的侯晓远老师跟我们讲，今年是世界物理年，因为爱因斯坦在这一年发表了三篇重量级的文章，改变了物理学的时代。那一年大家在干一个什么事情呢？在呼唤寻找下一个爱因斯坦，为我们解决现在物理学遇到的瓶颈问题，带来新的突破。用现在的话来讲，这个学科在那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一种内卷化的状况。要真正的实现有效的突破就要呼唤下一个爱因斯坦的出现。所以，当有这种呼唤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学科实际上是遇到了很大的发展上的问题。

如果真是爱因斯坦的话，可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对我来说，已经回不到那种英雄的时代了，渐渐的对那个学科有点疏离。因此我在物理系读书的时候，虽然成绩是不错的，但学习上并不是很用心，课余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跟别人玩，反倒是跟一些学宗教的、学哲学的走得比较近。

后来转到了哲学，一方面是因为哲学在智性上给人的吸引力，一方面是自己对于人生的问题，比如自我掌控、自我塑造、自我实现比较感兴趣，就渐渐地接触得比较多，也听了一些哲学系的课，其中就包括我导师的课。最后在大三下的时候决定读哲学。

说到跨保这件事情，我得感谢学院当时面试我的老师。我当时跨专业保研，存在两个难题：一个是我自己在哲学方面的知识积累是非常少的，参加面试的时候，连中哲史和西哲史都没有看完，从知识的角度来讲是不过关的；另外一点我也是前段时间才知道的，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跨系保研的先例，所以当时负责我面试的张双利老师跟学校往复申请，后来才通过的。所以，我能够到哲学学院读书，要感谢学院里面一些老师的包容和帮助，不然是进不来的。

Q2、您在复旦哲学学院求学、北大哲学系做博士后时有怎样的体验和感触？是否可以分享一些有趣的经历？

我在读研期间是比较低调的，没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我那个时候比较向往隐居的生活，特别是在读博的时候，有了自己的房间，就在房间里面搞一些芦苇的帘子，把墙面装饰装饰，把小空间隔一隔，带点山林的气息。我从小就向往这种隐居的生活，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隐居是跟“高人”联系在一起的。对高人有一种想象，这种想象跟金庸的武侠世界有关，在他的安排中，高人总是以这种形式出现，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处于一种半隐居的状态。

在整个读书期间，我对学院的很多老师都不是很熟悉。有些老师是在快毕业的时候，甚至回来工作之后才接触得比较多。那时候听课比较多的是中哲教研室的课，还有是我导师的课。张汝伦老师的课基本上是每一门我都会去听的，他主要开西哲方向的课，这些课我基本上都选过。

如果说读书期间是半隐居状态的话，那么博后期间相当于真的隐居了。北大的博士后待遇还是不错的，在住宿方面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住在学校里面，一种是给你钱，你到外面去租。那个时候学校里面住不下，我就在北大南门找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我印象很深，海淀区-海淀路-海淀路小区6号楼4单元504。去年回北京去转了一下，房子已经转手，装修之后不复原来的面貌了。我去的时候刚好那个小区在给外墙加固保暖，虽然经过了翻新但总体来讲还是一个很破的小区。旁边是中科院的大院，小区很老很老，很破很破，感觉像是在等待拆迁，很萧条，里面没什么人。找房子的时候那边我也去过，但因为离北大食堂太远了，所以没在那边住。我住的是北大南门对面，离食堂很近。从下楼到进食堂，大约1公里。

我在南门外独居，基本不与人交往，特别是在前半年。房间很简陋，是三室中的一间，十个平方左右，我把它叫做“十方寓”。我自己简单布置了一下，就待在里面，除了吃饭不太出门，偶尔晚上有时间，去学校里面散个步，到未名湖边上走一走，就是这样。这样一种隐居的生活，对于学术来讲还是帮助很大的，因为有大段的时间让你去干同一个事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那个时候灵感也比较多，产出也比较多。

16年过完春节回到那边，就开始研究《周易》卦爻辞的问题。我在北京的导师干春松老师，组织了一个《周易》的读书班，我过完年就去参加了。读到里面的一个《明夷》卦，觉得有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具体的历史故事，我就对这些个事情进行了考证，写了第一篇文章。后来发现另一卦也是类似这个样子，于是写了第二篇。后来发现不单单这一两卦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很多卦爻辞串起来讲，可以把一个故事讲得很完整，所以我就连续写了10来篇文章，推定《周易》的卦爻辞原来全部都是历史的叙事。

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只需涉及部分的卦爻辞，不是所有。为了说明所有的卦爻辞都是这个性质，我又对每一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注释。如果说前面的几篇文章是卦爻辞历史故事的“考”的话，那么后面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注”。原本还打算写一个“论”，就是从易学史的角度去探讨后世的易学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按我当时的计划，应该是三部书，《考》《注》《论》。但是最后一个《论》比较复杂，那个时候对易学史的了解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就没写。《考》《注》两个东西写完是在十月初，正好是我30岁生日的前几日。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这么一个工作出来之后，真的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很多人抱有怀疑，但又不知从何发问。为了谨慎起见，我又去考察了上个世纪以来的易学研究文献，试图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同时锤炼出一些方法论上的表述。后来几个月，一方面是修改前面的稿子，一方面是读更多的书，写总括性的文章，这个事情断断续续一直到了17年的5、6月份才完成。这是在那个期间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这个东西写完之后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很多老师觉得不靠谱，同时也得到了很多老师和友朋的鼓励。比如，17年6月《周易》读书班结束的时候，经过一年多的来回，大家已经比较熟悉我的思路了，把它叫做“周易何氏学”或者“何氏易”，说可为一家之言。干老师还说，这个读书班读了这么些年，有这样一个成果也是值了。这一点我是确信的，这个东西将来会不会成为定解不好断言，作为一家之言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的自信是说，这样一条理解的道路是不会有问题的。至于里面每一爻每一句具体如何解释，当然是可以商榷的。后来的几年，我在各种场合也得到了不少的批评和建议。仔细想来，我一直在期待的内在的批评还比较少。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如此一来，我博后的两年时间就只剩下半年了。最便捷的方式，是用《周易》的成果申请出站，这样还可以提前几个月出站，早点来复旦报到。我说我原定的不是这个计划，我还是要做原来的东西。那个时候，很多人觉得我肯定来不及，要从头做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的话，几个月的时间怎么够呢？但我觉得来得及，所以还是按照我的节奏来。4月中旬在复旦面完试，回到了北京，先把《周易》的问题了结了，再缓缓地转到那个地方去。

中间还有一个插曲。性和理是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我打算在先秦儒学中考察这两个概念，以便揭示心性之学在先秦与宋明之间根本差异。我先考察了先秦儒家理概念的多重含义。先秦儒家的“理”非常的复杂，与宋明理学的那个“理”相比，它的思想的内核、意义结构都是很不一样的，我要作出区分。6、7月间就在写这个问题，形成了一篇7万字的长文。本来想接着写“性”，后来发现很难写，就不往那方面想了。此后我就完全回到刚来北京的最初一两个月构想出来的一个课题，也就是关于孔门后学的成德之学的演进历程的研究。

经过了大半个月的准备，我在8月中旬的时候开始写这个课题。那时候精力集中，进展较快，写了大概三个月多一点，到11月20号左右完成了25万字的书稿。12月初安排答辩，各位老师给与了很高的评价。当时的答辩主席是社科院的李存山老师，我很感激。他那个时候患有眼疾，看东西看不了很久，但看我的报告看得非常仔细，还进行了很多具体的评论，说这个点讲得好，那个点如果是第一次讲很有创见等等，以褒扬为主。还当场向我约稿，让我把发言的内容写成文章拿到《孟子研究》去发表。后来这个报告又拿给其他老师看过，评价也蛮高。

那时候我就在反思，我做一个《周易》的研究是一个待遇，做孔门后学的研究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待遇，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主要还是因为大家对《周易》有一个理解的定式，一个由传统沿袭下来的习惯性的想法，所以很难接受一个全新的解释思路。而出站报告所涉及的内容，是大家本来就在探讨只是还没探讨清楚的东西，你现在把它做成这个样子，大家就觉得好，很容易被承认。

总之，在北大做博士后的这两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成果比较多，是产出效率最高的两年。这跟生活状态是有关系的，简单。那时过的几乎是隐居的生活，很少有人和事来打扰。不过，也有几个好朋友，比如张洪义，我们研究生的时候就是同学，后来工作几年之后他又去清华跟陈来老师读博士。我们在北京有一年半的交叠，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我的十方寓，我们一起喝茶、读书、讨论。常常是我午睡一醒，他就来了，一直聊，聊到晚上十点、十一点。有的时候聊得尽兴，他不肯走，我就要把他撵走，不然无法睡觉。我们喝茶是牛饮，一次要喝掉一两桶。所以他来的时候，手上经常会提一桶水，算是一个习惯。再冷的天，他都是一辆单车过来，几乎没有间断。这种切磋的热情，是很美好的一段回忆。当然，《周易》读书班也是很让我怀念的。我跟同门师兄弟熟悉起来，主要是通过每周一次的读书班的碰面和交流。我们关切的学术问题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私下的关系真的非常好。那一拨熟悉的人，我回到上海之后，仍然时时想起，觉得很是亲切。

我在北大的时候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在未名湖边的红二楼，去之前想的好好的，我要每天去办公室里面，看着未名湖写作。后来发现还是自己的小破屋比较好，可以偷懒，不用跑两三公理的路了。

Q3、您为什么要选择中国哲学这个研究方向呢？

我在转专业的时候，有老师看到我的情况，说我读物理的，读得也不错，你要来读哲学，那就来读科学哲学吧。我就有点不好意思，我只想读中国哲学。我选择学哲学就是奔着中国哲学来的，中国哲学讲究安身立命，我就喜欢这个东西。我喜欢思考人生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做，实现自我的完善。

物理系有老师为了挽留我，说他也对哲学感兴趣，我们可以私下里探讨。我如果继续读物理的话，在物理学界发挥一些才干，还是有这个自信的。但可能跟我当初的想象和今后的期待不太相符，所以最后做了这样的选择。当然，不代表这个选择对每个人都适用，每个人的特质性情，最内在深切的追求不太一样。

治学心得

Q4、您觉得做好中国哲学特别需要哪些功夫呢？基于这个您对想要学习中国哲学的学生有哪些建议？

第一个是保持纯粹。思想特别要求一种纯粹性。要非常的单纯，没有很多外在的想法、目的掺杂在里面，纯粹地享受思考的乐趣，纯粹地享受经典阅读带来的愉悦，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一旦在意很多东西，就会扰乱你的心神，扰乱你的心神了，就沉不进去，对问题的理解就会浮于表面。这样一个状态，有时需要一种比较简单的生活去保证。就好比说我在读研读博期间的半隐居的生活，在博士后期间的隐居的生活，都是非常简单的，在这种简单当中你会把心神给定下来，定下来之后，你对相关的东西就会不断的往里面去深入。

我的本性也喜欢在外面玩，玩的时候很高兴，但回来之后想要重新进入到原先的工作状态，至少要两三天的过渡。也就是说，当一个思路、一种生活状态被打断了，要重新回到这种状态是需要时间的。设想一下，如果动不动就被打断，比如工作了一两天，第三天就去玩了，或者为别的事分心了，长此以往，你的工作就会维持在一个低效的状态。这个对我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会讲学问要坐冷板凳，或者是住在象牙塔里面，这对有些人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保持生活的简单和思想上的纯粹，对问题本身怀有真诚的兴趣。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个是要会思考。现在本科教育比之前要抓的紧，很多课会布置很多的作业给大家，阅读的作业或者是写作的作业或者其它的什么。这跟我们上学的时候不太一样。作业多，当然可以达到训练的效果，但是这个东西跟哲学是没有本质的关联的。比如，写作的训练跟哲学的表述能力，或者说跟哲学的形式是有一些相关的，但跟哲学的内容其实没有本质性的关联。

哲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种思维的品质和思考的能力。而这种思考的品质和能力的话，不一定直接呈现为你写一个规范的论文。当然我们是需要写论文的啊，但不能只停留在那个层面。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有的同学东西写出来似乎很规范，但是它的内容是空洞的，内在是没有想法的。这是令我苦恼的一件事情，相当于一个建筑没有了灵魂。

米芾早先是临帖出身的，他写每一个字都有它的出处，别人讽刺他是“集古字”。每写一个字，都是把别人写过的那个样子直接照搬过来，缺乏整体感和个人的性情。后来，米芾融会贯通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非常飘逸，我很喜欢这种状态。哲学学习中也要避免这样一个状况。如果只是把格式、套路学到了，而没有把这个精髓和灵魂学到，就相当于“集古字”。哲学的精髓和灵魂，在于你能否有思考的能力。这个思考的能力是通过具体的思考活动去达到的，而不是通过思维和学术的训练达到的。在这里，我区分了学术训练和思考活动，训练是让你以一种规范化的方式去想去写，但思考的活动是自由的。思考当中包含很多敏锐的觉察、理解和洞见在里面。这样的一种哲学活动，要你在相当自由的时空当中去完成。

举一个我自己的经验。我为什么对《论语》特别感兴趣，也对《论语》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呢？这要源于我当年做《论语》课助教的经历。我之前没有完整地读过《论语》，研一为了做助教，就开始读《论语》。我当时怎么读的呢？午觉睡完起来，泡一壶茶，摆两三本《论语》的书，随手翻开钱穆的《论语新解》，翻到哪里读哪里。慢慢地读，读一句，想一想，读一句，想一想，反反复复。遇到好的解释，品味品味。觉得有问题，查找一下其他的书。如果看到了注本的问题，或者想到了钱穆、朱子实际上想讲而没有讲或者在我当时看来尚未讲透的东西，就很高兴。自以为有所得，旁注几个字。现在返回去看旁注，多也是一时之感，未必可以成立。但在当时确实常感到豁然开朗，自快自足。后来想想，这种感受就如同在梦境中迸出一个想法，解决了日间困扰的难题，于是一番兴奋激动。醒来之后，才发现梦中想法的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也只是一点的闪耀，不能周延，清醒的时候更能看到问题的复杂性。但如论如何，这样一个过程本身是有意义的。

读的时候是漫无目的地读，翻到哪里就读哪里。我后来反思这个事情，这个效果反而好，因为少一点目的性和规划性，你对《论语》的理解就不仅仅是说按照别人给出的解释去接受，而是在读的过程中，你会试着把它与你自己的身心关联起来去理解，产生一种互动。在这种互动当中，你会对它形成你自己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其他的书对你来说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参考作用。这与我们常说的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去读是不同的。或者，这种散漫的读法更加适合于“涵养”。

而且我也不追求进度。有一点点启发，一点点收获，可能就心满意足了，然后把它放下（今日份足矣）。如果梗在一个地方真的理解不了，也把它放在那里，以后再说。因为我那个时候就特别追求一种自然生起的见解，不喜欢借助于逻辑推演的那种。只是在见到了之后，要说明的时候才借助于逻辑的推演。我的感觉是，尽量减少理性思维的辅助，更有助于体贴和契入经典文本的意义世界。这个思维习惯，一直保留到了现在。我就这样读《论语》，每天大概一两个小时，就读其中的一章两章。

一个学期下来，虽然花的时间不多，但我已经对《论语》形成了一种比较特别的理解。现在想想，这次经历就是在比较轻松的环境中，以轻松的方式从事着思考的活动，并且借由文本的研读来达到一种自我的反思。这个经历对我影响蛮大的，此后我就知道文本应该怎样去解。我觉得现在的本科生太忙了，以理科的方式去训练学生，未必是最理想的教育。哲学需要有闲，有闲才能真正发生自由的思考活动，而哲学的本质是一种思考的活动。你有没有在从事哲学，无关于你所讨论的内容，主要取决于你是否在进行哲学式的活动，这个很重要。所以我的课基本上不会有平时作业，我会跟大家说，我把时间给你们留出来，你们可以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思考。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我把时间留出来，立马会被其他课的作业填充进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Q5、您是怎么看待中国哲学和我们当代个人这种安身立命的关系呢？

我来读哲学的时候，是抱着安身立命的追求来的。我希望在中国哲学中找到人生的目标和理想，一种示范性的东西，包括达到这种理想的具体途径。

后来我有一个体会，有的时候哲学思考跟安身立命是不完全一致的。安身立命本身是一个出于价值信仰的事情，由这个信念带出它的实现途径，而哲学经常是反思性的。如果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讲，前者更加讲求知行合一。传统中国哲学讲知行合一，这个“知”不是客观认知的知，而是立于价值之上的知，将认可的价值见诸实践，让价值理念实现一种人格化的呈现。所以古人也会有很多思辨的活动、理论的探讨，但很多情况下都会包含某些隐而未彰的前提，这是他们的人生和思想得以建基的所在。但哲学的思考，不能仅仅在古人的系统中操演；尤其要对这一块自留地保持自觉的警惕，拉开一定的距离，去反思和追问。追问到后来，可能也会寻找到自留地背后更为隐秘的安稳之土，但这已然不同于追问之前的所在。

所以我觉得要区分安身立命和追求安身立命。直接的安身立命，可能会让你在思考和反思的方面有所懈怠。追求安身立命但没有安身立命，或者说求安身立命而未得，可能是哲学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处境。牟宗三先生曾经提到，从事哲学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对这个世界、对人生常怀一种不稳之感。如果很稳，那就只剩下实践了，唯有在这种不稳当中你才会从思想上去追究他，也才能够把这个不稳和求稳给讲出来。

Q6、在学术研究之外，您还对哪些话题/事物感兴趣？这是否也会对您的研究有启发？

我原来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特别是本科的时候。那个时候精力旺盛嘛，也没地方发泄，对吧。后来发现真的要做一件事情，都是要花时间精力的。渐渐走上学术道路之后，就会觉得很多事情对你的研究来说都是一个拖累，因为它要你把有限的精力分出去。

我的精力是比较有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做的，但我一天只能工那些时间，可能是早上两个半小时，下午两个半小时，一天5、6个小时到顶了，再多就不行。如果今天干了8小时，第二天就不行了。

所以我有一种神秘主义的观念，人的精力和心力是均衡的，提前花掉的话，后面是要补偿的。我工作5个小时或者6个小时，基本上这一天的心力也就耗完了。我现在喜欢讲“心力”这个概念。心力跟精力、体力不太一样，它是你全神贯注的去干一个事情，所消耗的凝聚身心的力量，这东西可能每个人感受不一样。记得有一位音乐家讲过，真正全神贯注地去干一个事情，一个人无法坚持两个小时。如果你觉得好像可以一直呆在那里干活，那你根本没有全神贯注在做这个事情。看上去，他比我还要悲观啊。我之前喜欢看一本书，就是蒙克写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为什么喜欢呢？因为维特根斯坦这个人在哲学上特别的纯粹，我喜欢。里面提到一个阶段，维特根斯坦在思想上特别用力，到什么程度呢？他出去散步，散步的时候还在思考，等散步回来，他整个人几乎支撑不住，感觉随时要倒下，要死掉。为什么会支撑不住呢？我想是因为消耗过度。一个人真正全神贯注，钻进去思考一个问题，达到那种地步的话，实际上是非常消耗人的心力、体力、精力的。

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一旦高强度地工作了一段时间，等我结束工作的时候，可能脑子是不受控制的、停不下来，身心是分离的，心悬到了喉咙口，胸间是空的，脚下是飘的。这种感觉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抚平。所以我平常会花很多时间干一些很无聊的事情，比如刷剧，散步，拍照啥的。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多么有意思，而是想要有助于它们让我这颗悬在半空的心渐渐回落下来，回到腔子内。这未尝不是一种过度消耗。

现在我也会注意这个方面，到一个时间点、到一个程度就停下来，不然过度消耗实在是辛苦。我是支撑不住那种夜以继日的强度的，晚上肯定是不工作的，最多参加个读书班。如果说有什么业余爱好的话，在我这里都是作为调节性的内容出现的，没有一种非要不可的爱好。这或许是工作对我的异化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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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您最近的研究领域是什么？可否简要分享？

我回复旦之后，科研是跟教学绑定在一起的。

这几年下来，教学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第一年准备给研究生上《性自命出》，我专门写了讲稿，今年把它出版了。又给本科生开了《先秦哲学》，也需很多时间准备。所以第一年（2018）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为上课做准备。

第二年（2019）有一点自由的时间，但还要开新课。春季学期开了《礼记》。下半年又开始准备今年上半年的《孟子》课。由于《孟子》我不是很熟，就要做一些先行的研究。在我的观念里，如果要开一门课的话，先要对这块内容做过一番研究。如果只是看看哲学史，别人怎么讲我怎么讲，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讲的东西跟别人一样，那么学生看书就完了。所以，为了上《孟子》的课，我转向了《孟子》的研究。从8月开始到10月，围绕《孟子》的一些疑难章节的解释写了几篇文章。

今年上半年还要备研究生的新课。《性自命出》已经上了两遍，我觉得够了，不要再上了。总是上同一个东西的话，我自己也受不了，学生也会觉得没有新内容。于是就换成了《五行》。《五行》比《性自命出》还要困难，所以也是事先写的讲稿。等明年我再上这门课的时候，准备把这个稿子继续修缮一番。

过段时间如果有空，我可能会准备下一学期要上的《礼记》。之前上这门课是讲《学记》。讲稿没有写完，我想把它写出来。《学记》是一篇关于教育的很重要的文章，我把它叫做“孔门为学经验的现象学”。它很有意思，看上去比较零散，这里说一点，那里说一点，但这些点都是真实的洞见，都是在我们教学活动当中，特别对于这个儒家所主张的为己之学的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洞见。它的组织形式跟现在的论文完全一样，是洞见叠加洞见，所以看上去简单，但实际上不好读。所以我要把它专门写出来。

以上这些大体是顺着博后报告的思路，把相关的问题做完整，主要是孔孟之间的一段。接下来几年的话，我想在《孟子》上面再多花点时间。我在出站报告中没有涉及到孟子，所以答辩的时候，有老师就提意说孔门后学至少要写到孟子。这是对的，那个时候我不是不想写，而是没时间写，所以在讲完子思的《中庸》之后就匆匆收了笔。《孟子》是应该写到的，但现在看来，我不想把它附着在前一本书的后面，我想单独写成一本书。我对《孟子》的人性论、心性论的核心命题非常关切，跟现有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现有很多章节的解释，在我看来是成问题的，没有进入到孟子本身的理路中去，所有这些东西我都要重新思考一遍，写出我对孟子一种系统性的理解。我的基本依据和切入点，是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内在的条理和脉络，或者说它的一个思想线索。这个线索从孔子处引出来，到孔子的弟子，比如曾参、子游这些贤人，然后再到子思，再到孟子。你仔细看就会发现那里面有一条明晰的线索，从这条线索出发，才能够真正进入到孟子到底面对了什么问题，才能理解他在这个思想传统中继承了什么、又改造了什么，以至于呈现出现在这个样貌。

所以我在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特别强调一点，做研究有时候是要“顺流而下”的，不能够倒推。倒推的过程往往会加入很多不确定因素和不确定性，你可以从这个方面往前推，可以从那个方面往前推，它是不定的。一个文本当它缺乏由其源流而来的确定坐标的时候，它是具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的。这个源流是意义的脉络，也是思想的线索。而一旦你把文本放入到它所在所出的思想传统中去，或者它的问题意识中去，或者它的思想线索中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对它的解释是有边界的，它的各种可能性就会坍缩到一起，似乎有一种唯一的可能性，那就是一种确定性。对文本作一种更为确定的解读，是我想达到的一个目标。而这样一个过程与我的学术进路刚好是契合的。我本身是研究孔子的，研究完孔子又研究了孔子后学，现在再来研究孟子，这一路下来就相当于从源到流，时时有一种顺流而下的感觉。所以转向《孟子》的研究在我这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做完《孟子》的研究后，我还有几个感兴趣的方向。要么继续往后延伸，延伸到宋初，我想考察宋明理学是如何发生的。这个发生不是一个思想史的描述，而是从一些基本概念的意义转换和解释可能性的注入过程中去挖掘它是如何发生的。我对思想发生的过程比较感兴趣，对于思想发生之后构建出来的体系内部的细节，倒不是很关注。或者从另外一个方向走，我对庄子也很感兴趣，可能会去做一些《庄子》的研究。还有一个方向是文王和周初的思想。我做《周易》卦爻辞研究的时候涉及了文王的时代，有可能进一步去探讨那个时代的一些事情。如果这些都做完，那么以文王、孔子、二程为三个支点，就可以串成中国近三千年思想演进的一个大线索。我的哲学史工作就算有了交代，此后可能转向另外的方向。当然，这是一个畅想，做起来还得一步一步慢慢来。

可能与自己的性情有关，我喜欢做一些充满探索性的事情。如果为了弥补某个研究遗留下来的1%的漏洞，要让我重新投入30%或者50%的时间和经历，我是有点不情愿的。所以我的作品或许多少有一些漏洞或者疏误的。我想研究要做到完全没有纰漏是不大可能的，最重要的是大关节和大思路上有把握。

Q8、可以简要介绍一下您的两本新书吗？

两本书的介绍学院的推送都有，我这里就不展开来讲了。

想提一下的是，在《成之不已》的后记二里我追忆了博士论文的成书过程，当中有很多我自己的反思，这些反思可能对现在在读的研究生会有一些启发。比如说论文形式的问题。这篇论文我写过两版，第一版的论文形式是我自己自发地形成的表述的方式、论述的方式和结构的方式，但是这种形式不符合学术的要求。我后来想清楚了一个事情，现在的学术对我们写作的方式是有规范性的要求的。你如果要在学界立足，要在这里找份工作的话，先得要去适应它，在此前提之上，才可以表达你的对问题的特殊的理解，才能够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表达的空间。想明白之后，我就尽量做到两方面兼顾，在符合我们这个学术体系的要求的前提下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

比如说，以我的本性来讲，我喜欢写书而不是写文章。这倒不是因为写书容易，文章必须要出新的东西。我写书也是写别人不写或者写不到的东西，别人写的比较多或写透了的东西，我不太会写。这就是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我喜欢写书，主要是觉得写书能够比较完整地把我对相关问题的思考给系统性地表达出来。但是现在的学术评价，它以论文为主，要你写论文，那怎么办？我也要尽量写论文了。因为我一旦把想法直接写成书之后，就不想再把它拿出来改成论文去发表了。很多人是这样做的，但我比较懒，也觉得把想明白、讲清楚的东西再弄一遍会浪费时间。所以为了协调，有时就采取了另一种写作形式，就是尽量先以文章的形式写出来，到时候再按照一个结构编成一本系统的书。这是现在很常见的处理方式。

彩蛋问题大放送

 1、国内有不少的西学名家成名之后，往往转向中国哲学的研究，你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

这个问题提的很尖锐啊！我觉得是这样的，看上去是一个转向，实际上是一种回归。

我们很多老师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为了研究西方哲学而去研究西方哲学，他的初心可能就是回归现实、回归本位，作哲学的思考。哲学没有古今中西嘛，对吧？哲学就是哲学。所以对他们来讲，任何哲学史的研究，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有助于我们当下问题的研究，或者说有助于我们站在中国的本位上理解和思考相关的问题。我们上一代的很多学者可能比年轻的一代有更多这方面的关照。所以这种转变，对他们而言，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转变，而是一种回归，回归初心。在积累了足够的思想资粮之后，朝着自己当初的心之所向迈开脚步。

从另一个方面说，回到中国哲学，也是一种借助于中国哲学。是希望通过中国传统所具有的特殊的存在经验、思想经验，来实现哲学上的一种突破，或者说实现哲学的第二次的启航。这些工作我是非常期待的。中国的思想经验跟西方的思想经验有相通的地方，也有重要的不同。借助于我们中国本有的思想经验的反思，实现一种哲学的转向或者新的突破，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2、最近听到陈嘉映老师说：

前半句话我就不说了，我想说一说后半句。这个说法我还是认同的。实际上它跟另一个问题是相关的。我们经常讲，当你思考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就会发现各个时代的哲学和哲学问题都是相通的。前段时间听一位好友深有感触地跟我讲，中哲的理解深入到一定程度，非常有助于理解西哲传统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回到“往古远走”的问题。所谓“古远”，在我印象中就是哲学发生的那个阶段，比如说先秦，比如说古希腊。越是思考的深入，越能够切入到古远的东西，是为什么呢？我想是这样的，当我们的思考越是深入，我们凭借的一些外衣性的、形式性的东西就会渐渐地剥落，真正的实质性的东西则慢慢显现出来。这些实质性的东西呼应于我们人的基本的存在经验。基本的存在经验和基本的存在理解有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而它们我们所能够凭借的、依赖的那种思维的方式、表述的方式、逻辑论证的方式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它更加依赖的是你存在的实感和你的生存的洞见，这些东西恰恰是古人的长处。古人没有那么多建构性的东西，反而可以更加如实地感受、如实地理解。

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区分三个东西：一个是洞见，一个是思想，一个是学术。我们说现在哲学这个学科发展得很庞大很系统，那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讲的。学术跟思想本身是有距离的，思想跟洞见又是有差距的。就理想状况来说，一种好的思想肯定是蕴涵洞见的，或者它就是将洞见以结构化的形式撑开了的结果。而一种好的学术，它是思想的一个表达，思想以学术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也是好的。但很多情况下这三者之间是有所区分的。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同学写文章一样，看上去是一篇很学术的文章，但很可能对里面的概念和问题缺乏真实的了解。拨开之后，你会发现里面是没有内核的。相当于它只是拥有了这样一个表象的东西，只有学术的外衣，而没有思想的内核。庄子讲：“言隐于荣华。”很多情况下，言辞外表恰恰是遮蔽性的东西。

就文本的理解而言，思考得越深就越不受制于文字的表象，越能穿透文字网络给你编织的意义的束缚，回归到文本自得可能、得以发生的最为本源的、基础性的地带中去。而这个地带，正是那些经典文本的真实依托之所，也就是这里讲的古远。所以“古远”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回到原初的存在经验和理解本身。

刚才也提到了，像《论语》《学记》这种文本，它们是洞见叠洞见构成的。它们的发生和理解就不太依赖于形式结构，而是与人的生存实感更为密切相关。实感发为洞见，在这一层面还是古今相通的。进一步，洞见经辨析而化为知识，这才有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的思想形态。要么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要么经由反思的活动穿透自身所属的思想形态，回归于最初的发生之地。后者就是回到古远。

它蕴含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当你没有理解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是回不到那里去的，你也无法理解古远的那些东西，你会被自己的思维格套或者古远的表达形式给束缚住。比如我们读宋明理学，如果是以知识的方式去读，而无法回归到这些说法背后所确切实指的那些经验和洞见，就会存在一个半悬空中的状况——被构建出来的理论叙述划定了框架和边界，无法透过这些形式看到底层的东西，这就是回不到古远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或许会成为一种思想形态的信徒，但回归不到本源的地方去。

采访丨蔡思涵张港悦

文稿丨蔡思涵张鹏霄 张懿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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