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9月，一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题为《顶尖高校：绩点考核下的人生突围》的文章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同时也将“内卷”一词推上讨论高潮。然而“内卷”一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它又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当代大学生面临怎样的“内卷”环境？本期“周一谈治学”栏目特邀采访张双利教授，与大家共谈如何应对“内卷”，让自己得以成全。

张双利：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哲学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近年来一直开设本科生课程“《共产党宣言》导读”。张双利老师获评“上海市育才奖”、“宝钢优秀教师奖”、“复旦大学本科生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等多项荣誉。

Q1、“内卷”一词如今在很多场景中被提及，它的原意是什么呢？

内卷这个词，在今天被用来指一种非理性的竞争，或同辈之间通过恶意竞争不断摧毁自己的生存环境，这背后实际上已经经过好几层转义，所以先得明白这转义是怎么来的。

involution这个词，原本所针对的是农耕文明，强调的是生活的周而复始、不断重复。在农耕文明中，哪怕人口正在增加，展开生产和生活过程的方式也不变。实际上这个画面，是一个站在农耕文明之外、已经进入了现代化文明的研究者，参照其心中的进步理念而看到的，并把这一特点放大，这是“内卷”原初的意思。

今天的大学生不仅是生长在工业文明的时代，而且是工业文明已经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的时代，为什么还会觉得这个词好像和当下的生命状态是直接相关的呢？那是因为它的原初含义可以转义。比如，自己感觉不到进展，只是不断地做重复的事情，没有获得实实在在的成长，这是第一层转义。从原初含义转到这里，强调自己现在好像是在简单重复，虽然每天忙忙碌碌，但有可能忙了4年，回头一看，并没有什么真实成长。认为自己每天时间都排得很满，似乎干了很多事，这些事可以列表加以记录，但是它们并不能够给自己带来真实的变化。

第一层转义和原初的意思还是蛮接近的。原初是一个站在现代文明高度的人去看所谓的前现代的农耕文明，他看到的是没有进步、没有变化；而转译之后是现代文明当中的一个渺小的个体，受到社会生活的逼迫，然后发现大写的进步落在你身上，好像跟你没有多大的关系。大写的进步的过程，是可以用一种大尺度的指标去加以衡量的。虽然都说大写的进步的过程是由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带来的，但实际上落实到个体身上，个体并不能够感觉到这个进步落在你生命上所具有的真实的意义。你感觉到的只是一种简单重复，是这种简单重复之后的无所收获。

Q2、“内卷”经过工业文明几阶段的发展，已发生转义，这种转义在今天是以何种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呢？

以上是第一层转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就能理解“内卷”一词的更进一步转义。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实际生存境况是：虽然我做的仅仅是简单重复的事情，并不能够对我有实质性的提升，但是周围的很多人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我如何才能够被拣选出来、被辨认出来？这变成一个迫切的、让人焦虑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求被拣选呢？这背后的原因就是现代社会的竞争机制。可以说，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生活的日益合理化，现代社会已经把对个体的拣选机制放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如，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业资本主义已经兴起，整个社会尚未达到彻底合理化的地步。在那个时代条件之下，人与人之间展开的是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竞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说，在资本的原则的规定之下，工人根本就没有理解他们是绑在一起的，他从竞争对立的角度去理解自己和其他的工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竞争可以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甚至可以利用自己的生理上的弱势，以更低工资去博得在竞争当中的优势。

我们可以进一步地问，为什么要这样竞争？是因为工人要活着，比如，女工和童工对于成年男工的排斥，他们实际上并不想在此过程中成为今天所谓的被拣选者、成功者甚至管理者，他们只是要通过获得工作机会而活下去。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使现代的劳动分工体系向所有人开放，另一方面又通过自我竞争的机制对劳动者进行拣选。是否被社会所拣选，主要是没有工作机会的产业后备军和获得了工作机会的工人之间的区别。

上面说的竞争虽然看似非常残酷，但是仔细想想，好像还比今天校园里的学生所感受到的这种内卷式的竞争更朴素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发生了变化，它没有停留于马克思所描述的画面，伴随着资本和技术的合谋，资本主义版本的现代社会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合理化的体系。韦伯就生长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韦伯告诉我们，在垄断资本的条件之下，借助于资本和技术的合谋，已经出现了一种高度合理化的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这个合理化版本的资本主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就是此时在被雇佣的劳动者的内部发生了无止境的区分，在雇佣劳动者队伍内部所出现的这种区分最终把被雇佣劳动者分为两类人：从事的劳动技术含量越高，你越能和资本的掌管者、权力的掌管者同属一个阵营；从事的劳动技术含量越低，你就越被排斥到彻底的被规定者的地位。

如此，在被雇佣的劳动者群体的内部，人和人之间的紧张和仇恨也被一步步地加强：一方面是紧张，因为大家都想在被雇佣的劳动者的内部被拣选成为精英，而不是大众；另一方面是仇恨，因为被雇佣者群体内部的区分会进一步带来他们之间的相互仇恨。更具体地说，在合理化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工人也许并不直接仇恨资本的垄断和占有者，而是仇恨原本跟他属于同一个群体，现在却又以管理者规定者的面目对待他的人。实际上，工人所仇恨的是雇佣劳动者群体内部的精英，而这种仇恨倒过头来又会放大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差异，这是韦伯所强调的发生在被雇佣劳动者群体内部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在自我竞争中追求被拣选，其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的主要含义已经不是为了生存而竞争，而是为了能够获得社会地位而竞争，为了摆脱被规定者的地位、上升为社会中的规定者的地位而竞争。更进一步地说，是为了成为精英、脱离大众而竞争。

Q3、当代大学生何以落入“内卷”，从而使竞争环境越来越紧张呢？

如果从韦伯对于合理化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资本借助于技术带来产业革命，从而带来对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合理化和技术化的改变这一背景出发，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大学生们去处理人和人之间的竞争关系时，它更加针对的不是马克思所讲的，大家为了活着而相互竞争，而是韦伯所说的，大家为了被拣选而相互竞争。尤其是自诩为优秀学生的一部分同学，他希望在被拣选的压力之下，一直处于不败的境地。那么你和他之间所干的事情本来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比如说大家在某种意义之上都受到合理化的生产方式或者是学习方式的误导，同时你和他之间的智识水平也不见得就是天才和庸众之间的差别。但你心中又怀揣着对于被拣选的强烈愿望，而且你又知道被拣选和不被拣选之间的真实差异是成为现代生活当中的精英规定者还是芸芸大众，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之间的差异。所以这种人和人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奔着被拣选的地位去努力的优秀学生们之间的竞争，竞争者一定不会用理性的方式进行，而是会用尽自己所能够想到的所有的手段，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投入产出比看起来已经远远不合理的情况。

比如，大家都想拿这一个学分A。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根据老师的基本要求，写一篇自己有心得、有体会、有想法的学术论文。但是这个当中有拣选性，A档只有30%，但可能选课的学生有120个，也不见得这120个当中只有那30%是刚好优秀的，也不见得老师刚好就能够非常客观有效地从差距很小的学生中拣选出前30%，这个时候学生就要做成保证会被拣选出的那30%，那该怎么办呢？那就必须用夸张的、超常规的方式。比如说别人的论文可能写的是8000字，他想了一下最好我写一个15,000字的，至少我认真，而且在15,000字当中，可以把自己所依托的文献的基础做得更加扎实一些。这个做法不能说不对，比如从努力程度来说，你不能认为他就是错的，但是从客观效果来说，的确会使得这个学生更加容易被拣选，而这样一个结果，又会导致其他的学生感觉到这种相互竞争的局面被以非理性的方式加以不断恶化。

所以根本问题实际上就是两个层次：其一，是大家所做的工作和“事情本身”之间多少是有点区别的，我们做事情可能使用的是外在评价标准倒推出来的一种做法，不是由我们所面对的“事情本身”所决定的一种做法，这是一个根本原因。但这个原因是个人的错误导致的吗？显然不是。这个原因和在合理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之下所形成的一种量化的评价指标，是有最要紧的关系的。其二，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实际上自己做的东西已经没有了可辨识度，但是又要在拣选的机制当中让自己可辨识可拣选，所以就会使用超常规的方式去完成一件多少有点形式化意味的工作，这样整个竞争环境就显得越来越紧张了。

大家都觉得只要有人发动这种方式，就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尽管我们知道这个发展趋势可能并不对头，但是只要被发动，学生就被迫走上一条不归路，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被别人绑架的。但每个人又认为自己只能认命，所以参与其中，对后来者进行绑架，这就是一条不断走向更深程度的内卷化的道路。

Q4、您认为“内卷”使我们处于何种生活状态或是生命状态之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你觉得你是被逼迫的，但你完成这个过程的努力本身往往含着高度合理化的技术，所以如果你真的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也会感到一种强大的自我确证。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你在成功时所获得的这种自我确证慢慢弥合了你和你曾经不满的外部体制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说，你在其中不仅仅是被规定，你实际上也参与建构着这种让你处于被规定状态的生活条件。当你在参与这个被卷的过程时，你的批判性、以及你与这种合理化生活方式之间的张力在慢慢地消减，你慢慢地把被规定的生命状态做成你想要的生命状态。

这里可以用比较极端的方式来表述，比如按照卡尔·波兰尼的表述，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获得疯狂发展，发展已经导致危机，危机已经引发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已经开始引发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甚至已经导致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当时的绝大多数的左翼精英知识分子都处于这种状态。他们以为自己是被规定的，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参与到推波助澜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批判，可以表达不满，等到战争真的爆发的时候，你甚至可以走向战场，但整个过程本身，你在被逼迫跟着走的时候，你没有做出任何和你的被规定的状态相不同的其他的姿态，没有做出让其他的姿态得以发出的根本性的抉择。所以一战期间波兰尼在战场之上，体会到的就是哈姆雷特的那种极致的痛苦。哈姆雷特的痛苦是难以在not to be,to be之间做出抉择。Not to be，意味着不去复仇，意味着顺着这样一种已然的生活继续走。只要他不做出最终的抉择，那么他就一直处于没有灵魂的生活状态，而对于这种生活的继续，他是有责任的。所以哈姆雷特在做出自己的抉择之前，他意识到这个抉择本身是最艰难的一步，它意味着对于自己当下的生命状态的彻底改写。当年欧洲的左翼知识分子对于合理化的生活，合理化的生活所导致的危机，以及危机所导致的进一步错误发展，全都进行批评抱怨，表达自己超越于它的优越性，但是依然跟着走，顺着走。在这个意义之上，他们对于生活之不断的败坏是负有责任的。

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用“内卷化”把一种不合理的生命状态讲出来，并不代表你是无辜的。卢卡奇在讲述物化问题时强调了这一点：对于被迫接受物化的命运的每一个人来说，物化好像是一种外在的强行的规定。但是卢卡奇进一步指出说，它之所以成为你的命运，是经过你的中介，你对它采取了一种直观的态度，直观的态度就意味着你实际上认同了它。如果大家都认内卷化就是唯一的生命状况，不跟着“卷”生活就无法继续。这个时候你虽然觉得“内卷”是别人对你的强加，但只要你在参与，你实际上就是在把这样一种生命状态强加在包括你在内的所有的你的同辈们身上。无论是卢卡奇，还是波兰尼，这些思想家所指出的是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你不可能在一个错误的生活当中保留自己的无辜性。我觉得大家如果能想明白这个道理，或许会让我们对当前的内卷化的生命状态有不一样的看法。

Q5、在您个人的人生经历中，是否也曾面临相似困境，使您对“内卷”有了更为独到的体悟？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学生，尤其是已经在复旦这样的大学里学习的学生，要明白的一点就是，生活是复杂的、模糊的，生活有一定的柔韧度。生活不是只有一个趋势，换言之，在生活当中不是只有一股力量。

我留校的时候97年，到现在，高校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如果把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画面碰在一起，就会发现从某个方面看又是完全一样的。九二南巡之后，浦东大开发如火如荼地展开，高校人文学科、哲学学科，怎么可能会被优秀的年轻人当作他将获得成功的唯一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的最大问题是，所有人都觉得做学问不是获得成功、获得社会承认的最佳道路。的确，那时高校教师也没有获得足够的承认。当时我们青年教师都住在11宿舍。刚留校的老师，两三个人一间筒子楼，没有厨房和单独的卫生间。很多已经结婚的老师要打特殊申请才能够有一个房间。我记得11宿舍的青年女教师们在聊天时就常常会开玩笑说，今后要成家，首先不能找11宿舍的男教师，因为大学老师的收入实在是太低。

今天是这样的一种竞争趋势：大家都希望靠着自己发表文章的量，进一个不错的研究性的大学。但如果在那个时代用同样的态度，大家早就纷纷辞职下海，赚钱去了。那个时候出租车司机收入都很高了，而大学教师的收入是很低的，因此的确有一批青年教师下海了。但是经过了十年、十五年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一批年轻老师，如果他想法简单一点，没那么强烈地去判断外部的生活趋势是什么样的，在哪里才能获得成功，而是觉得学问这件事情还是挺大的一件事，他就留在了阵地，撑起了后来的高校的发展。所以不能够简单地说时代背景发生变化，不管生存在哪个时代，你都要看到它的复杂性、模糊性，不是只有一个发展趋势。

如果我只根据既定的趋势，为了能够成功而到那儿去，那和当年的拉摩的侄儿有什么不同呢？狄德罗笔下的拉摩的侄儿，他面对着不同的资助者，他虽然富有艺术才华，但却没有自己的艺术，因为他只根据资助者的喜好来从事创作。而我们现在所说的被“卷”者，往往也是先判断在现在的竞争环境中什么样的人能够被拣选，然后就想方设法把自己变成这样的，这在根本上和拉摩的侄儿的生命状态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这种被异化的生命状态的典型特征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他既没有要做的那件事本身，也没有他自己。如果你多多少少对于自己要做的事本身是看重的，对于能长期做这件事的自己，也是有认同的，你可能就会有那么一点与大家都在拼命跟上的“发展趋势”进行对话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地被它带着走。

Q6、您认为当代大学生在“内卷”的大背景下，要如何自处呢？

我觉得第一点是要意识到生活它是复杂的、模糊的，不要把生活想象仅仅看作是一条线，只有一个发展趋势，只有一种被承认的方式。的确有主导性的趋势，现在的情况就是把这一趋势放大了，或者是说以扭曲的方式放大了。但重要的是只有以对生活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的把握为基础，我们才能看到这些放大和扭曲，才能进一步参与到这些扭曲的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年轻的学子要特别记在心上的一点，就是生活没有那么单薄，生活还是很厚重，很复杂。虽然有被扭曲的、被放大的部分，也有被极端化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借助于对厚重和复杂的理解，获得和被扭曲的被放大的极端化的趋势打交道的能力。

我不是说要避开它，要大家都不食人间烟火，我认为是需要获得和它打交道的能力，获得和它打交道的能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需要明白它怎么来的，你要明白它在何种程度之上被扭曲的，你也明白它是外部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你要兼顾它，但是你不能跟着它的节奏亦步亦趋。我觉得这是当下的学生需要习得的一种生活智慧。你不能因为看到它，然后就觉得生活一塌糊涂，甚至觉得整个生活都是都是败坏的。好像如果不参与内卷，那么就要彻底离开，就要抽身而退，甚至干脆厌学退学，这显然不是去应对它的方式。你应该是看到它，而且明白它的来龙去脉，比如说我们要明白在早期资本主义的阶段自由竞争，为什么不是这种内卷化式的方式；要明白在这个高度合理化的生活方式一旦落地，这种内卷化的生命状态为什么就变得特别压迫；假如说对这些东西都看明白了，你就能知道生活当中有这些方面，但也能看明白这些方面是会被我们扭曲的，会被我们放大的，而在被扭曲放大之后它会变得像魔鬼一般的存在。

如果说你能够从这个角度去和它打交道，那就意味着你要兼顾它，但不被它所裹挟。我只要一跟学生说，学生就会说，这就意味着我最后还是不被拣选。学生会觉得我要兼顾，但是在兼顾的过程当中，就等于是没有把自己的竞争优势放到最大，因为我没有把我的竞争优势放到最大，别人都把自己的竞争优势放到最大了，所以如果是在有限资源有限指标的情况之下，我还是会落选的。我承认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主要是看你心目当中的被拣选是什么？比如说在这个时代，到最高的平台，成为戴各种“帽子”的学者，而且在短时间内就要出名，这是被拣选的。但是你顺利毕业之后，在一所大学里堂堂正正的做一个教师，踏踏实实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这算不算被拣选？

你被拣选到你愿意做的领域当中去做事，和你在那个领域当中成为众星瞩目的明星人物，哪一个才算被拣选？如果你承认前者也算被拣选的话，那么你倒过头来想想，中国现在各大领域需要多少能够真实的有做事能力的人。你们作为在校园里的学生，你们每天面对着大学讲台，讲台上需要多少真正的学者？然后你走出学校，这个社会需要多少高效的、有管理能力的人才，不一定成为众星瞩目的领导才是唯一的成功。最重要的是有真实能力、做真实事情。在做真事的时候，会因为这些真实的事情，的的确确带来了生活的改变，会不再仅仅纠结于没有“更成功”。举个例子，我们学院里的教师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队伍，就是那些从事教学管理和行政工作的老师。随着他们这一代走上工作岗位，他们把和这个领域的工作任务相匹配的能力发挥出来，整个的领域就发生变化了，老师也受益，学生也受益，学校也受益，社会也受益。他们在大学校园里算不算值得被尊敬者？

所以我就觉得被拣选这件事是要被反思的。我没有要求你们都成为loser。复旦、北大、清华、交大这样的高校的学生，如果说你说他们不谋求被拣选，我倒是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只有被拣选才能担当。国家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家庭付出了这么多，社会上也提供这么多的资源，最后才让你们能够在校园里、能够在这样高度之去谋求发展。假如说被拣选是意味着外部生活对我的强迫，而我觉得这种生命状态是难以承受的，我选择放弃。如果是这样，我只能说这是一种更加错误的态度。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被拣选意味着去担当，意味着要去做事情，意味着要有做事情的真本领，如果你想的是做事，那你自然知道这是要有做事的能力的，做事的能力是来不得半点假的，不能够用量化的指标去替换。我觉得这样想的话，对待被拣选这件事，你可能就会稍微心平气和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很难说得清的一个状态。既承认它，又要在错误的生活环境当中，尽量的和错误的生活找到一个相处之道，能够尽己所能的做正确的事，这种说法是显得比较天真，但是确实可以在生活当中落地的。

实际上这就是中国人说的“老实一点”。老实一点，不是说不明白，实际上必须是很明白，但明白人不一定特别精明，明白人也可以老实一点。如果你这个人很明白，同时挺老实的，实际上你是可以在错误的时代活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也可以在有这样的错误发展倾向的时代，能够活得对周围的人更加有意义一点。因为你如果做的是真事情，你做的这件事就不会只跟你发生关系。比如说老师做学问，老师上课不光是跟自己发生关系，而是在跟学生发生关系，跟学界中的其他同仁发生关系，与学术领域相关的其他领域也发生关系，对不对？这样，你的讲座、你的课程、你的论文，就会有超出你自己的意义了。你就不是只在更进一步的强化，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做成只剩下这种非理性的恶意的竞争的这样一种内卷化的画面的意义了。

换一个说法，就是在这种合理化的生活状态之下让自己的想法简单些。所谓的想法简单，就是说在合理化的生活方式之下，你所做的事情可以不只是合理化的、形式化、满足量化指标的，你做的事情是可以去面对那个内容本身的，是可以去面对那个问题本身的。你要想做到想法简单，首先得是个明白人。你知道有这种非理性竞争的趋势，也知道这个趋势可被扭曲，可被错误可被放大，可以形成对你的逼迫。你知道这个趋势的来龙去脉，你也知道这个趋势的扭曲错误在哪里。在此基础之上，你再去理解生活的复杂性，知道生活不仅只有一个发展趋势。在“明白”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想法简单的境界在自己身上实现。

Q7、您认为哲学学院的同学面对当下困境，应该做何应对？

第二个状态，是学生们要切记避免的，现在的很多学生正朝这个方向去走，即反向对表式。就是说他大概清楚编辑喜欢什么样的前沿性的话题，什么样的三部分式的结构，然后怎么样的一个篇幅，然后他就按照一些最新的这些时髦的话题去谋求发表。一开始自己还是明白的，明白自己做的是反向对表式的事情，后来因为获得了过多的承认，或者说有了过高频次的成功，然后就以为这个东西他就是应该追求的，应该承认的一切。

那么还有第三种实际上是，他是有学术实力的，但是他还没有摸准怎么样让自己的学术的实力不仅仅只为小范围的同仁知道，而且也能够把自己的学术实力，用别人听得懂的方式传达给别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学生必须要学习的一种能力。你得让别人知道，你甚至有让别人知道的责任，所以不是说所有外部的评价标准是分不出好坏的。我觉得个别极端情况也许有，但是它肯定不是全部。你可能在某些地方遇到了这个问题，但不会所有地方都是这样。我一直强调生活是复杂的，生活是有模糊性的，你要在碰壁的时候认真想一想，是我讲给别人听的这种学术表达能力还欠了火候，还是说我面对的评价者、受众是彻底的外行、彻底的听不懂。

生活当中有模糊性，说明生活当中不是只有黑和白，说明不是只有对和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学生，如果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如果从自己多多少少还是自己同辈当中的领航者或者是带路人的角度考虑的话，真的不能够在明知有错的情况之下，还坚持说错的方式就是现在的唯一的方式。如果你们都这样，那么今后要由谁来对这个错误的生活环境进行改变？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要有积极向上的同辈文化。在面对这个“内卷化”的外部生活环境时，我们需要讨论，需要提醒，需要有自然生长出来的同辈文化。自然生长出来的同辈文化，在某种意义之上能够给予你们前进的力量，支撑大家在应对这个客观的生存境况时更加有底气一点，因为毕竟不是自己在做。当年的卡尔.波兰尼，当他在一战的战场上阅读《哈姆雷特》的时候，他感到世人都已经把生活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展开这个问题彻底推掉了。而你一旦意识到这个问题，同时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于是他就觉得这特别痛苦、特别困难，因为所有的责任都要扛在自己的肩上。所以还是要有一定的同辈文化，比如说你们还是会讨论这个问题的，对不对？大家还是会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还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有一个讨论的某种共识。这实际上就是在建构同辈文化，也是在建构一种团队模式。对这种同辈文化的建构也要有一点自主的意识，虽然它是自然生长的，但是也需要我们的进一步自觉推动。

Q8、谈谈您对复旦学子的期许

复旦的学生该如何应对这个合理化的外部世界？我觉得有个例子值得深思：我认识一个公司里面搞高层培训的，她告诉我，我们实际上现在正在面临着高层次人才的危机。很多企业发展得很好，它要转型，比如说要上市，或者说要从单一产业发展为多个产业，这时它就需要有人才来支撑其发展。一些大型的国企，会花大量资金请他们去做培训，特别是给这些企业从其内部拣选出来的少数管理精英做培训。但实际情况往往并不乐观，这些成功的经理们往往都是“内卷化”的竞争中的胜出者。他们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地位，是因为他习惯于对标，都是人家告诉他怎么干，然后就怎么去干，还可以用这种方式可以干得漂亮，干得让你一眼就看出来，他们都是在内卷形的竞争当中胜出者。这样的人等到更重的担子到他们肩上是担不起来的，很难再有成长，再有突破。

所以复旦也好，交大也好，北大也好，清华也好，这些学生应该想想，当自己步入了中年，已经成为产业中的中流砥柱，当这个产业需要你引领的时候，你担当得起吗？如果你一直是用这种内卷式的竞争，一直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进行自我培育，进行自我发展，然后进行自我塑造，那么你有能力扛起来真实的担子吗？我觉得这个是要跟这些所谓的优秀大学里的大学生要特别讲的东西。复旦的学生应该想一想，你对自己的期许究竟是怎样的？你是期许小富即安，在竞争的过程中谋一个不错的工作岗位，还是你真的觉得你很优秀，你能做事。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不错，你能做事，哪怕你做的事很小，但是你做的是真事不是假事，你就得明白，光靠内卷化式的竞争，不能让你这个能力得以培育。

现在我们经常会说，我们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这当中有一个visible element，人人都在关注它，因为它是变局所带来的一个特别醒目的要素，那就是中国的位置。中国怎么样去担当新的变化？全部都是你们这一代人去担当。你们这代人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要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大局面。这个变局是方方面面的，不光是学术领域的，每个方面都是这样的。这一代人如果都陷在这样的一种内卷化的竞争当中，等到担子落到你们的肩上，怎能扛得起来？所以这个是真的要认真去思考的问题，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当然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国家有责任，社会有责任，学校有责任，要把评价体系理得更顺，要把外部的环境变得更加合理，这是不错。但我要强调的是你们对于这个过程也有责任。不是说只是等待着教育部修改评估体系的参数，等待着学校修改相应的学术评价的标准，等到别人把外部环境都搞正确了，然后再来让自己也过得正确一点。这好像不能这样。生活总是这样一个过程，它是与自己认为不合理的、不满意的环境相互博弈，是在这个过程中摸索，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不被毁灭、让自己得以成全。

采访丨张易超赵明哲

文稿丨丁佳烨张懿雨

排版丨周露露

责任编辑丨张港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