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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期丨哲学学院“回首初心”教师大访谈系列之王凤才:学术当“敬畏、热爱、执着、勤奋、悟性”

时间:2018-10-08

王凤才,中共党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暨国家创新基地研究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法兰克福大学高级研究学者;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师者,当教书育人,以教为命

十年树人,育后世英才

Q1、王老师,我们注意到,您从教时间已经很久了。能否告诉我们,您从事教师这个职业的动力是什么呢?

我教书已经很长时间了。2016年我从教30周年,还拿到了上海市教委、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委员会颁发的“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从1986年本科毕业留校、1991年硕士毕业第二次留校,我当教师已经是三十多年了(先是在山东大学二十年,后是在复旦大学十多年)。

我特别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在这里,我可以读书、教书、写书。这么多年来,从自己的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向学生传授了不少东西。我觉得,从事教育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教师”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事业。

我认为,当教师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教书和育人。通过教学和研究,可以加深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向学生传播一些东西,包括知识结构、学习方法、学术热情等,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师恩难忘,惟有传承此志,以励后才

Q2、王老师,在您的课上,或者课下聊天中,您经常怀着感激之情,提到您的导师们。那您能不能稍微具体一点谈谈您的导师?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您的导师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回顾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如果说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固然与自己的努力分不开,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很幸运地站在他人的肩上,那就是我的老师们。在这几十年学习研究过程中,我受益于很多老师,包括外校的老师,听过很多讲座。譬如:张岱年先生、舒炜光先生、叶秀山先生、李秀林先生、肖前先生,以及山东大学、复旦大学,还有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许多老师。

我很幸运,我的导师都是杰出的学者。能够写入我档案的有五位导师。

我的硕士导师是山东大学谭鑫田教授。据说,谭老师是“苗公”(苗力田老师)的大弟子,著名的斯宾诺莎专家。对英国经验论、大陆唯理论,以及古希腊罗马哲学都有精深研究。本科生期间,我就听过谭老师开设的西方哲学史课程。硕士生期间,又跟随他读了三年。虽然后来我没有沿着谭老师的研究方向往前走,但我的西方哲学史,以及现代西方哲学功底就是在这个期间打下的。谭老师的指导和引导是非常关键的,可以说,是谭鑫田老师把我引向学术之门。硕士二年级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学术文章,经过谭老师指导、推荐,发表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激励,激发了我的学术热情,使我从此与学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博士生导师是山东大学傅有德教授。傅有德教授是谭鑫田老师的大弟子,是学界非常有影响力的著名学者。他的成名作是“巴克莱研究”。后来,傅老师又转向犹太文化研究。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傅老师及其团队对中国的犹太文化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傅老师不仅对西方哲学、犹太文化有精深的研究,而且对中国哲学和文化也有着很深入的研究。在傅有德老师的指导引导下,我的学术研究得以继续推进

2004年,我来到复旦跟随俞吾金教授、陈学明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我和复旦很有缘分。在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蔑视与反抗》后记中,第一句话就是“我和复旦是有缘的”:十八年前,本来可以做她的“前博士”,十八年后,做了她的“后博士”。这里有个小故事,1988年,我考上了复旦的硕士研究生,但由于主观原因主动放弃了,回到母校山大攻读硕士学位。但这个“复旦情结”却一直藏在心里,所以十八年后,又回来做了博士后。

俞老师和陈老师在国内学术界的贡献和影响力,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俞吾金老师是马克思哲学、西方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有着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自2004年以来,跟俞吾金老师一起十年的时间,平时,以及与他两人一起出差期间,我们聊了很多,尤其是学术方面的。他说,将来要写一本书,叫做“物质、自由与时间”;要系统地研究一下胡塞尔;还要深入地研究一下中国哲学……。但非常非常遗憾!这些愿望,俞老师都再不可能实现了。一想到俞老师(英年早逝),我就感觉非常痛苦。

陈学明老师是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有着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他对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学会工作的原因,我与陈老师的接触和交往,也许更多一些。陈老师的学术激情、学术热情、学术敏锐度,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在俞老师和陈老师的指导引导下,我的学术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几位老师,还有一位老师,那就是我的高级访问学者合作导师霍耐特教授。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学术领袖,是批判理论第三代发展的关键人物。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一直钟情于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所以也一直关注批判理论最新发展。2001年,霍耐特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后,我就开始关注霍耐特。不过,正是在俞吾金老师、陈学明老师的支持下,我才将“霍耐特承认理论”当作博士后出站报告选题。

2008年,我到法兰克福大学参加“批判理论”国际会议,第一次见到了霍耐特,并将拙作《蔑视与反抗》送给了他。2014—2015年期间,我在法兰克福听了他很多课,一起讨论了一些问题,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了国际视野,而且自己也提高了把握国际学术前沿的能力。

言传身教,关怀备至,后生之爱无差等

Q3、王老师,自加入“王门”之后,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您对待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不仅我们弟子们,其他很多同学也都受益于您。在您培养的学生中,有不少很优秀的。您是怎样培养学生的?您对学生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其实,我做得还不够好!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求,主要是言传身教

首先,培养他们的学术热情;然后,尽可能地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并且在学习、生活、工作方面,尽可能地帮助他们。除了上课、参加学术会议,我基本在从事学术研究(包括周末、节假日)。从学术研究中确实能够获得不少乐趣。通过这种“身教”来培养学生的学术热情。当然,我的学生们都很自觉,比如自觉地学习德语、阅读文本、组织读书班等等。一般来说,我的学生进来以后,我都会为他们选择一个研究对象,但这也需要根据他们的兴趣进行调整,大多数的学生都基本接受我的“命题作文”,而且效果很不错。如果他们需要改变,那我们就再商量。

我对学生确实是尽心尽力的。可以这么说,我对学生,要比对我的女儿付出得更多。因为我女儿是比较自立的,而且她的专业和工作离我的专业领域有些距离。但我的学生的专业和从事的工作(绝大多数毕业生都进入高校工作),是我熟悉的领域。不仅对自己直接指导的学生,对于其他指导老师的学生,如果有需要,我也会倾力相助,这可能是我们学院的优良传统。比如在推荐文章发表方面,在经过修改达到发表要求的情况下,我会尽力给他们推荐发表;有时候甚至帮助他们一字一句地修改,因为我们要坚持学术的严肃性。在工作方面,我也尽可能地推荐,不仅有自己直接指导的学生,也包括其他老师指导的学生。

学术之行,初心不辱

Q4、王老师,根据您几十年从事学术研究的经验,您认为今天要做好学术研究,基本要求有哪些?或者说,应该注意些什么?

“经验”谈不上,但体会还是有一些的。我觉得要想做好学术研究,以下四个方面都非常重要。

一是要敬畏、热爱、执着、勤奋、悟性。我常常说“为学术而学术,视学术为生命”——这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其实这需要解释一下:“为学术而学术,视学术为生命”,说得大一些,就是要担当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得小一点,就是学术研究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要为学术传承和学术发展做一点贡献,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一点东西

对待学术首先要敬畏,没有敬畏之心是不可能做好学术的。对待学术要有敬畏之心的关键所在,就是要严格遵循学术规范。除此之外,做好学术的第一要件是热爱。只有热爱学术,才能够将做学问这样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当成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来做。要想做好学术,光有热爱还不行,还需要执着。就像习近平同志所说,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要想做好学术,再一点就是要勤奋。尽管并不是每一个勤奋的人都能够成功,但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是勤奋。最后一点是悟性。基本的悟性有先天的,这个我们无法改变;但悟性也可以后天养成,通过读书、通过参加学术活动、通过和别人交流、通过名师指点,也会提高你的悟性、你的感悟力、你的灵敏观察度。

二是处理好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独立之学术,自由之精神”,这是做好学术研究的根本追求;但强调学术性并不意味着忽视意识形态性,而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能更好地贯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根本追求。所以,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就像习近平同志所说,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

三是要努力做到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的统一。学术研究要立足于文本、扎根于实践。学术性是基础,思想性是灵魂,现实性是目标。不管你是学术性研究还是做思想性阐发都是要关注现实的,不过对现实关注是学者式的关注、知识分子式的关注,而不是一头扎进现实事务之中去。理论思想对现实应该有引领和指导作用,而不是跟在现实的后面亦步亦趋。

四是处理好博、专、通的关系。前面说过,先天的悟性是父母给的,我们无法改变,我们只好靠后天来解决。那么后天如何解决呢?首先要建立一个广博的知识结构:由博而专;由专而通。你在读博士之前(尤其是本科阶段),你真的需要成为一个“博士”,要广泛地阅读,建立一个基本的知识结构。到博士阶段,不是做博士,而是做“专士”。就是说,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研究对象上,你应该有独特的想法、有个人的观点。博士期间必须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博士之后呢,你要向“通才”发展。当然,这是高标准、高要求,一般人做不到,但要尽可能地向这个目标迈进,“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求索真理、探问时空,对话未来……哲学以其独有的神秘魅力吸引着我们沉浸其中,但探索的道路也伴随着疑问重重。本期推送中,从自我求学到育人之路,王凤才教授为我们讲述了他的背后故事。愿每位哲学道路上求索的学子都能从中收获启发,坚守学术理想,勇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