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当今时代，科学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何看待科学”成为人类的重要议题。然而科学无法反思自身，对科学的深入反思离不开哲学的支持。有鉴于此，本届复旦大学中学生暑期哲学课堂以“科学与哲学”为主题，其中邀请复旦大学张志林教授围绕此主题为学生进行讲座。本文系张志林教授对陈嘉映教授《哲学、科学、常识》一书的点评与商榷，文中对于哲学如何看待科学的问题进行了深刻探讨。

张志林：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系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和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哲学学会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学哲学）学术委员。研究领域:分析哲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及科学思想史，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

陈嘉映在《哲学科学常识》一书的“自序”中说，其大作关心的“主题是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以及两者各自和常识或曰自然理解的关系”。他还特别指出：“这本小书大量借用了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但它并不是一本科学哲学方面的论著，对科学的内部理论结构无所发明。我关心的是哲学的命运，或者，思想的命运。”

在“导言”部分，他又进而作了这样的说明：“本书要谈论的是科学怎样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科学在哪些方面促进了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和理解，在哪些方面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惑，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带来困难。”

在此，我与嘉映怀有同样的旨趣，也关心在科学改变我们对世界认识的背景下哲学的命运。正如本文标题所示,我在意的问题可以简约地表达为：哲学家应怎样看科学？

一、哲学该怎么做

哲学究竟是什么？对此问题的回答，可谓众说纷纭。先看三种典型的传统观点：

观点1：哲学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它提供的是一种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显著特点是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甚至具有党派性或阶级性)。

观点2：哲学是思维训练意义上的“沉思”。

观点3：哲学是心性修炼意义上的“静观”。

再看三种流行的新锐观点：

观点4：哲学就是理性沟通的艺术(如哈贝马斯)。

观点5：哲学就是对社会和文化的自由批判(如罗蒂)。

观点6：哲学是高超的解经功夫和显—隐的写作技艺，唯一关心的是政治问题，于是哲学与城邦、哲人与民众乃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者干脆说全部哲学就是“政治哲学”[如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依我看，这些观点均未揭示哲学之为哲学的基本特征,因而是不可接受的(具体评论参见下文)。我认为，哲学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问题的基础性、学科的自觉性和方法的独特性。

关于哲学问题的基础性，不妨借用库恩的“范式”(paradigm)概念，将所有理智探索活动涉及的问题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常规问题(normal questions)，就是那些在承认特定范式中那些基本的原理、规则、方法、模型、范例等的前提下所研究的问题。另一类是基础问题(fundamental questions)，即那些针对特定范式中那些基本的原理、规则、方法、模型、范例等本身所提出的问题。

据此便可说，哲学关注的是基础问题，而这些基础问题的显著特点如索伯(Elliott Sober)所说，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哲学着意于探究理由(reason)，关乎辨明的基础问题(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justification)；哲学关心的基础问题具有超乎寻常的普适性(great generality)；哲学对基础问题的研究集中于澄清概念的工作(the clarification of concepts)。

哲学学科的自觉性最显著的表现方式是：哲学本身竟然矢志不渝地反复追问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哲学究竟是什么？由此看来，诚如莱赛(Alan Robert Lacey)所说：

哲学是一门极具自我意识的(self-conscious)学科。这不只是说哲学家总是担心自己正行进在何处，而是说他把(对)这一学科本性(的探寻)视为其本职工作的一部分，考察他所运用的是什么工具，以及用这些工具在做什么。用一句行话来说，哲学乃是哲学本身的元主题(meta-subject)。这里的“元”(meta)意味着“在……后”(after)。“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术语，意指对物理学(按“physics”的原初含义,实为自然科学)中出现的概念的研究。

例如，科学家问什么事引起什么事(what causes what)；形而上学家则问何为引起什么事(what it is to cause something)。同样，布鲁图是否刺杀了凯撒的问题属于历史学，但历史学是不是科学这一问题则属于元史学(meta-history)。……上述关于哲学的问题属于元哲学(meta-philosophy)。虽然形而上学不是物理学(科学)的一部分，元史学也不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但元哲学却是哲学的一部分，其他“元”学科也是哲学的一部分。

哲学自己不断追问“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也与它面临科学突飞猛进的历史事实所引起的观念变革有关。的确，无论是从“哲学”的希腊词源(爱-智，philo-sophia)来看，还是从哲学史和科学史的角度看，“科学不仅是从哲学生长出来的，早先，哲学和科学本来就是一回事”。可是，古希腊哲学家殷切关心的物理世界基本构成之类的问题，今日已属科学的基本问题，而不再属于哲学了。针对这种情况，陈嘉映颇有创意地倡导做出如下表达方式的转换：“为了突出philosophia中包含的强烈的科学意味，我个人有时就把古代的philosophia叫做哲学—科学，既用以表明哲学和科学是一个连续体，也用以表明哲学之为科学是哲学—科学，和近代实证科学有根本区别，与此相应，今天的哲学已不复是康德之前的哲学—科学。”

我们可以尝试创设一条简洁的格言来表达哲学的自觉性：边做哲学边反思。这也显示了一种哲学方法的运用，这种哲学方法就是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反思(reflection)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其要义是关于思想的思想。罗尔斯(John Rawls)曾这样说明何谓反思平衡：“它之所以是一种平衡，乃是因为至少我们的原理和判断是彼此协调的；它之所以是反思，乃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判断符合什么样的原理，而且也知道导出这些判断的前提条件是什么。”罗尔斯在这里挑明了反思平衡方法的两个基本要求：我们据以思考的原理—判断的协调性(harmony)和推理前提的合理性(rationality)。我觉得还应加上一个要求，即有助于对语言—思想—实在关系理解的丰富性(plentifulness)。换言之，在我看来，对语言—思想—实在关系的理解乃是任何哲学探索活动据以施行的反思平台，其他哲学方法均可被视作对这关系的充实、深化和拓展。

依我看，除了反思平衡以外，还有两种基本的哲学方法：概念分析(conceptua analysis)和先验论证(transcendental argument)。概念分析的主旨明显地展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阐明那些对描述思想有所贡献的语言表达方式的结构、含义、指称及其相互关系，其二是揭示我们的思想得以可能的先在条件(a priori conditions)。相应地，可将概念分析方法区分为两类：阐明式分析(illuminative analysis)和先验式分析(transcendental analysis)。按我的用法，分析哲学传统中广泛使用的句法分析、语义分析、语用分析、预设分析等方法均可归入“概念分析”之列。

至于先验论证，当然像普通论证一样，必须满足两个基本要求，即证据的可靠性和推理的合理性。然而，除此之外，先验论证还须满足更多的约束条件。关键是：欲为命题q给出一个先验论证，就要求它与对命题p的解释(explanation/interpretation)有关。正如诺齐克(Robert Nozick)所说：“一个先验论证试图通过如下要求来证明q：证明它是对p的一个正确解释，并且证明它是p得以可能的一个先决条件。”参照斯特恩(Robert Stern)的有关论述，可对先验论证的三个要点作出以下说明：

(1)如上所述，先验论证包含一个明确的主张，即，命题q是命题p得以可能的一个解释性的必要条件(an explanatory necessary condition)。因此，若无q，则p不能成立。

(2)这一主张必须得到形而上学的(metaphysical)和先在的(a priori)支持，而不只是得到自然的(natural)和后天的(a posteriori)支持。换言之，若无q，则p不能成立，不是因为某些自然规律或经验发现使然(例如，若无氧气，则无生命)，而是由于经反思确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条件使然(例如，存在是思想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

(3)这种形而上学的先在依赖性乃是先验论证的关键所在，它清楚地显示了哲学区别于科学的根本特征。

于是，从研究方法角度立论，我们就可以说：哲学是反思平衡之学、概念分析之学、先验论证之学。毋庸赘言，这三种方法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其实这可由任何一项典型的哲学探索活动加以例示。

依我看，创设反思平台与拟定概念分析齐头并进，方能真正显示所谓“显—隐关系”。就是说，在处理基础问题时，概念分析彰显了基于语言表述层面的“显白”向度，反思平台则展示了基于对语言—思想—实在关系的直观理解的“隐微”向度。因此，我认为那种把哲学看作只是关心政治问题的经典诠释功夫和显—隐写作技艺的观点(即上述观点6)，乃是浮浅只见。再看所谓“沉思”和“静观”之说(观点2和观点3)：如果它们是哲学式的沉思和静观，则必是对所提基础问题(当然也包括政治哲学问题)、所设反思平台、所拟概念分析和所建先验论证的沉思和静观。离开反思平衡、概念分析和先验论证，不着边际地奢谈什么哲学就是“沉思”或“静观”，实难避戏说之虞。至于所谓“普遍概括”(观点1)、“沟通理性”(观点4)或“社会—文化批判”(观点5)，若缺乏反思平衡、概念分析和先验论证之助，则易流于经验归纳、意见协调或情绪宣泄，离哲学研究远矣！

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哲学研究的基本功是：提出基础问题，创设反思平台，拟定概念分析，构造先验论证。必须强调：尽管哲学基础问题之定位、哲学学科之反省、哲学方法之更新的具体内容必随时代而变，但我认为这里揭示的要点适合于任何时代的哲学,无论是古代的哲学(即,嘉映所谓“哲学—科学”)，还是现代的哲学。看来这个观点原则上能够得到嘉映的认可，因为他认为:“哲学是理性的反省，这包括对哲学自身任务的反省，通过这一反省不断获得正当的自我理解。就此而言，并非科学割尽了哲学的地盘，只给哲学留下了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从来就是哲学的出发点。”当然，不仅“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从来就是哲学本性之体现，而且上文所述问题的基础性、学科的自觉性和方法的独特性也从来就是哲学本性之体现。诚然，从历史演变角度看，“科学通过巨大的努力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影响，哲学面临着相应的任务：哲学需要摆脱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因为“哲学工作和科学工作的确很不一样，如果你用科学的模式来理解哲学，要求哲学，你恐怕一开始便是在要求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东西”。

二、哲学视域中的科学

什么是嘉映所说的“科学的模式”呢？还有，它是怎样从古代的“哲学—科学”传统中脱颖而出的呢？这样的提问势必将我们引向对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关注。我注意到嘉映在其大作中借鉴了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和韦斯特福尔(Richard S Westfall)的有关论述。

科瓦雷曾自述道：

多少次，当我研究16、17世纪科学和哲学思想时——此时，科学和哲学紧密相连，以至于撇开任何一方它们都将变得不可理解——如同许多前人一样,我不得不承认，在此期间，人类、至少是欧洲人的心灵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改变了我们思维的框架和模式;现代科学和哲学则是它的根源和成果。

我已经在我的《伽利略研究》(1939)中致力于确定新旧世界观的结构模式，以及确定由17世纪科学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在我看来，它们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而又密切相联的活动，我把它们表述为和谐整体宇宙(cosmos)的打碎和空间的几何化，也就是说，将一个有限、有序整体，其中空间结构体现着完美与价值之等级的世界概念，代之以一个不确定的或无限的宇宙概念，这个宇宙不再由天然的从属关系连结，而仅仅由其基本部分和定律的同一性连结；也就是说，将亚里士多德的空间概念——世界内面被分化了的一系列处所，代之以欧几里得几何的空间概念——一个本质上无限且均匀的广延，它而今被等同于世界的实际空间。

其实，作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标志，取代亚里士多德式世界概念的，除欧几里得几何式的空间概念外，还有机械论的自然概念。正如韦斯特福尔所说：

两个主题统治着17世纪的科学革命——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和机械论哲学。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以几何关系来看待自然界，确信宇宙是按照数学秩序原理建构的；机械论哲学则确信自然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并寻求解释现象后面藏着的机制。

这两种倾向并非总是融洽吻合。毕达哥拉斯传统用秩序处理现象，满足于发现某个精确的数学描述，并把这种描述理解为对宇宙终极结构的一种表达。相反，机械论哲学关心的则是诸个别现象的因果关系。科学革命的充分完成要求消除这两个主导倾向之间的张力。

也许可以说，伽利略展示的理想化方法、笛卡尔发明的解析几何、牛顿和莱布尼茨创建的微积分，堪称促成科学革命得以充分完成的关键举措，而定量化的受控实验和数学化的世界图景乃是其标志性的成果。这正是嘉映所说“科学通过它所提供的世界图景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之显例，因为“恰恰从那时开始，哲学—科学的传统走到了尽头，哲学与科学开始分道扬镳”了。看来嘉映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因为他说：

哲学一开始是要寻求真理，理解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世界。我们所要理解的是我们所经验到的东西——无论是个人的经验，还是人类共同的经验；无论是对心理的体验，还是对世界的了解。……为这个经验到的世界提供解释，这是哲学—科学的事业。科学也要寻求真理,但它不满足于我们被动地经验到的世界的真相，它通过仪器和实验，拷问自然，迫使自然吐露出更深一层的秘密。要解释这些秘密，古代传下来的智慧和方式就逐渐显出其不足。从伽利略开始，科学家告诉我们，仪器和实验所揭示出来的现象证明了常识并不具有终极的说服力。常识理性不够用了，人们学会求助于数理式的理性。新的物理理论以数学作为科学的原理，与此相应，新概念以通向量化为特征，它们有助于把各种资料数量化。

哲学与科学分家固然更加凸显了“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但“科学是什么”的问题同样紧迫。有趣的是，正如我们已提及的那样，“科学是什么”不属于科学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哲学问题，也就是如上所说的具有“元”(meta)特征的基础问题。既然如此，按我在前面所述对哲学方法的理解，只有凭借反思平衡、概念分析和先验论证的方法来探索这个问题的可能答案，方才是一个哲学家应当采取的进路。据此，也才真正可能明了何为“科学的模式”。

参照费茨尔(James H.Fetzer)的有关论述，在此略述科学哲学中三种有关科学探究模式的典型观点：

可以说，这三种科学模式共享一个反思平台，它们都源自对科学理论、检验结构、知识基础及其关系的理解；而且，如上所说，这些理解均可被视为对语言—思想—实在关系的充实、深化和拓展。因此，它们所要求的反思平衡均集中体现为着力协调科学理论、检验结构、知识基础及其蕴含的基本原理和关键判断之间的关系。

按这里的图示程序，就科学的归纳—确证模式而言，观察陈述、属性分类、归纳概括和理论预测及其关系将成为其概念分析的主要任务。同理，科学的演绎—证伪模式所要求的概念分析则集中于澄清假说猜想、有效衍推、判决实验和反例消除及其关系。至于科学的溯因—解释模式，其概念分析的任务是着力弄清楚疑难问题、背景思索、要素调适、最佳解释的意义和关系。

在此，要理解先验论证方法之运用，首先得注意，三种科学模式分别必须遵循如下推理规则：

(1)归纳—确证模式——“直接规则”(the straight rule)。

(SR)假设在恰当的变化条件下已观察到一定数量的事例As，则如果有m/n个已观察事例As都是事例Bs，那么可归纳地推知有m/n个As是Bs。其中有一种特殊情况，即若每个已被观察到的As都是Bs(即m=n)，则可直接推知：所有的As都是Bs。

(2)演绎—证伪模式——“否定后件式”(modus tollens)。

(MT)给定“如果p那么q”和“非q”，则可演绎地推知“非p”，其中“p”代表某个表达特定科学假说或理论的命题，“q”代表某个观察—实验命题。

(3)溯因—解释模式——“似然性规则”(the rule of likelihood)。

(PL-1)普通似然性规则：L(h/e)=P(e/h)。即：在设想假说h为真的情况下，给定证据e时假说h为真的可能性L之值，等于给定假说h时证据e的概率P之值。可以说，“似然性”意指证据对假说的支持力，或假说对证据的解释力。

当(PL-1)应用于统计式的假说时，我们需要一个更加特殊的推理模式，以适用于在设想假说为真的情况下，推知那些与科学定律相关的证据所显示的有规则的可预期性(nomicexpectability)，即：

(PL-2)规则似然性规则：NL(h/e)=NE(e/h)。即：给定证据e时，假说h的规则似然性NL之值，等于给定假说h时证据e的规则式可预期性NE之值。

撇开技术性的细节，这里的要旨是要表明，只有分别满足相应的归纳原理、演绎原理和似然性原理，科学的归纳—确证模式、演绎—证伪模式和溯因—解释模式才可能成立。简言之，三种推理规则及其预设的相关原理乃是三种科学模式的先在的解释性的必要条件；亦即说,此时先验论证方法之运用,旨在回答这样一个康德式的问题：“科学模式是如何可能的?”

显然，这已然彰显了以本文前一节所展示的哲学之眼看待“科学模式”所得出的可能图景，当然也就是对“科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可能的哲学回答。至于对三种科学模式优劣的评价，固然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同样要求运用哲学方法予以探究。限于篇幅，此不赘言

三、科技时代,哲学何为?

通览《哲学科学常识》一书便知，最令作者忧心的正是在如今科技昌盛的时代，哲学的命运问题。忧心者深知科学之厉害，他在其大作的“导论”部分开篇就说：“近代科学的出现，若不是人类史上无可相比的最大事情，至少也是几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科学对人类的影响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现实，二是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忧心者亦是有心者，他对“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生产出了无数的新东西”这事儿，只是彬彬有礼地甩出这样一句评语：“单就这一点说，近代科学也一定是人类史上特大的事情了。”但是，关乎“科学通过它所提供的世界图景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之事，他却忧心忡忡，因为这可能会危及他殷殷关切的“哲学的命运，或者，思想的命运”。就此而论，我愿视嘉映兄为同志！

此时，不禁想起科瓦雷的几段充满忧患的论述：

我总是说，近代科学打破了天与地的界限，把宇宙统一成了一个整体，这是正确的。然而我也说过，这样做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即把一个我们生活、相爱并且消亡于其中的质的可感世界，替换成了一个量的、几何实体化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一样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唯独人失去了它。于是科学的世界——(所谓)真实的世界——变得与生活世界疏离了，最终则与之完全分开，那个世界是科学所无法解释的——甚至称之为“主观”也无法将其解释过去。

的确，这两个世界每天都——甚至是越来越——被实践(Praxis)连接着，然而在理论上，它们却为一条深渊所隔断。

两个世界：这意味着两种真理。或者根本没有真理。

这就是近代思想的悲剧所在，它“解决了宇宙之谜”，却只是代之以另一个谜：谜本身之谜。

显然，嘉映对通常所谓“科学主义”的描述与此有呼应关系。所谓“科学主义”断言：“真实的世界就像是科学所描述的那个样子，至于自由意志、道德要求、爱情和友谊，所有这些，平常看到的或平常用来思考的东西都是幻象。科学是真理的代表，甚至科学等同于真理,是全部真理的代名词。”设想科瓦雷面对如此描述的科学主义，可以肯定，他的忧患将更加深重，因为“两个真理”业已变成了人性尽失的唯我独尊的“科学真理”。

看来，科瓦雷更不会想到，有人竟然宣称：“物理学、数学和逻辑各有它们的特定文化创造者的印记，殊不亚于人类学和历史学。”更有甚者，有人还宣称“要消除科学和小说之间的区分”。这就是所谓“社会建构主义”的基本主张。乍一看，社会建构主义者似乎要反对科学主义的霸权。然而，正如嘉映所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一面反对科学主义，一面眼睁睁企盼科学为他们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其实，无论是科学主义者，还是社会建构主义者，都视哲学为眼中钉、肉中刺，极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从本文所昭示的哲学视角看，主要威胁来自科学主义或社会建构主义赖以可能成立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的先在性预设。面对如此凶悍的强敌，我认为嘉映着力区分古今哲学，别出心裁地强调今日哲学不再是源自古希腊思想的哲学—科学，是可取的。但是，我认为他仅以退守所谓“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之域作为哲学的阵地，却是远远不够的。

看来，问题出在如何理解哲学与理论—论证及自然—常识的关系。嘉映的大作似乎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心悦诚服地拱手将理论—论证交予科学，而悠然自得地展臂拥抱自然—常识。显然，他在引用上文所列科瓦雷的话时，故意略去了如下重要的语句：“的确，这两个世界每天都——甚至是越来越——被实践(Praxis)连接着，然而在理论上，它们却为一条深渊所隔断。”殊不知，科瓦雷曾提及对17世纪科学革命的这样一种理解：“那些主要对精神变革的社会意蕴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强调这一革命是所谓的人类思想从静观(theoria)到实践(praxis)，从静观的知识(scientia contemplativa)到行动和操作的知识(scientiaactive et operativa)的转变，这一转变使人类从一个自然的沉思者转变为自然的主人和主宰。”

值得留意的是,科瓦雷明确声言：

然而我必须承认，我对这些解释并不满意。我看不出所谓“行动的科学”是怎样帮助微积分发展的，还有资产阶级的兴起是怎样服务于哥白尼以及开普勒的天文学的。至于经验和实验——我们不仅需要把这两样东西区别开来，甚至还应把它们对立起来——我确信实验科学的兴起与发展，是那种对于自然的新的理论理解，即新的形而上学理解所导致的结果，而并非相反是它的原因。

把这一段论述与前面所引的那个重要语句联系起来思考，我们便可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对待近代科学革命，应从其得以产生的对自然的新的理论的、形而上学的前提来加以把握，而这恰恰就是科瓦雷将这场科学革命归结为Cosmos瓦解和空间几何化的理由；第二，对近代科学所导致的两个世界分离的深渊，应从理论的、形而上学的角度予以解释，并尝试填平这个鸿沟。

据此审视嘉映，我认为，尽管他尝试区分“经验”与“实验”、“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以及“自然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努力值得肯定，但他让哲学主动交出追问形而上学原理和构造理论—论证的权利却显得有些软弱。在我看来，理论不是科学的专利，科学自有科学的理论，哲学也有哲学的理论。当然论证乃是构造理论的必需手段，而科学与哲学对论证的依赖关系正好明显展示为是否在根本上立足于先验论证。进而言之，如上所示，先验论证乃是哲学赖以可能的方法论前提之一，而其主要任务正是要揭示任何对基础问题的思考所必需的形而上学的、先在式的、解释性的必要条件。也如上文所示，对科学模式的探索也离不开这样的前提条件。因此，从根本上说，科学绝不可能摆脱形而上学的预设，所谓“科学通过巨大的努力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影响”，只不过是一种追问不彻底的表面现象而已。由此立论，我当然不同意嘉映的如下断言：“并不存在所谓的形而上学原理。所谓形而上学原理，无非是常识所蕴含的基本道理，它们由于能够诉诸我们人人共有的理解而具有普遍性。而所谓形而上学层面上的区别,则无非是自然概念的区别罢了。”

“罢了”？且慢！在我看来，即使形而上学层面的区别有赖于所谓“自然概念”的区别，即使形而上学原理与“常识所蕴含的基本道理”息息相关，形而上学也不会仅仅局限于常识的狭小天地。试想想有关科学实在论的争论吧：那些牵涉“理论命题是否具有真值”、“理论词项是否具有指称物”、“理论实体是否存在”之类的问题，可不是依靠所谓“自然概念”和“常识中所蕴含的基本道理”就能搞定的！嘉映的大作第五章表明，他当然懂得“科学概念”既可以借助对“日常概念”的修改而获得,也可以是独创的“技术性概念”。然而，看来他不晓得哲学概念亦然。进而言之，即便我们尚且承认所有的哲学概念都要借助自然语言来表达，也得不出如下结论：所有哲学概念都无非是“自然概念”，而压根儿就没有哲学式的“技术性概念”。嘉映自己也提到“哲学概念似乎人言人殊”的现象，其实这可能恰恰就是哲学自有其“技术性概念”的铁证。现在，我不同意嘉映所表述的“哲学的自然理解本性不允许哲学成为普适理论”这一主张的理由也就易于把握了。

与上面的讨论密切相关，在现代哲学思潮中(无论是分析哲学思潮,还是现象学思潮)，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即哲学只有批判性，而无创造性，因为哲学的宗旨是帮助人们如其所是地理解本已存在之事，而不像科学那样力图为人们提供关于世界的新知识。毫无疑义，囿于对所谓“自然概念”的执著，嘉映理所当然是持有这种时髦观点者之一。且看他的明确声音吧：“概念分析并不提供新知识，它明述包含在自然概念中的道理。”以一个贝克莱式的哲学家为例，“他得出的结论可能古怪，但他会宣称，这个结论其实就是潜藏在平常理解之中，思想通过对平常理解作更深刻的反省达乎这些见解。……他(贝克莱)的非物质论是要‘把人们唤回到常识’。罗素同样声称他的哲学有意维护‘健全常识’”。

依我看来，此说不妥！看来此说的拥护者就像嘉映似乎拱手让出“形而上学”、“论证”和“理论”一样，现在“知识”又被无情地出让了。且容我随意举些例子吧：柏拉图对“理型”概念的分析，亚里士多德对“实体”概念的分析，笛卡尔对“自我”概念的分析，莱布尼茨对“单子”概念的分析，休谟对“因果”概念的分析，康德对“经验”概念的分析，弗雷格对“意义”概念的分析，维特根斯坦对“世界”概念的分析，哥德尔对“实在”概念的分析，戴维森对“理解”概念的分析，达米特对“真理”概念的分析,以及嘉映提及的贝克莱对“存在”概念的分析,还有罗素对“知识”概念的分析和波普尔对“科学”概念的分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我看来，在这些典型的概念分析中，实实在在融汇着反思平衡和先验论证的因素，而且的确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自我、他人、世界乃至上帝等的新知识。正因如此，我们才获得了对世界、自我、人性乃至神性等问题的新理解。至于这些分析是否合理、这些知识和理解是否正确，则是另外的问题。

再次声明：直面科学革命产生的后果，我和嘉映兄一样十分关心哲学的命运。嘉映就其大作自述道：

本书尝试表明，近代科学虽然继承了古代哲学为世界提供统一理论的雄心，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提供整体理论的方式。因此，思想发明出“科学”这个新称号而把“哲学”这个姓氏留给今天所称的哲学是完全恰当的。而我现在所要强调的倒是，科学的发展改变的不仅是科学，它也改变了哲学。所发生的改变，远远不止于“缩小了哲学的地盘”，改变的是哲学的性质：哲学不再为解释世界提供统一的理论，而专注于以概念考察为核心的经验反省。

按照笛卡尔的看法，形而上学是学问体系的根基，各门科学都是从这个根基生长出来的。笛卡尔并不是说，从历史看，近代科学继承了哲学—科学的事业。他是说，哲学为科学提供了原理基础，不妨说，科学大厦尽可以高耸入云，但科学大厦的基础是哲学提供的。本书想表明，这个主张很可疑。近代科学毋宁是在不断摆脱、反对形而上学原理的努力中成长起来的。如普特南所断言，科学一直反对形而上学。到今天，这一点应当十分清楚，尽管还有个别弄哲学的人仍然妄想为科学奠基。有谁能相信连科学常识都不甚了了的人能为科学奠基呢?

好家伙!听起来言之凿凿，但细思量，却觉无甚高论。当然，从嘉映所说的哲学—科学传统看，科学发展当然“改变的是哲学的性质”，而科学则接下了“为解释世界提供统一的理论”这一光荣任务。必须挑明：催生出科学来分担任务，这不该是哲学的耻辱，而应是哲学的自豪！而且，正如科瓦雷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形而上学的确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奠基作用，只不过如上所示，他为这个基础之不合理、不可靠而深感忧虑，切望并呼吁哲学后生们尽力从理论上填平由此造成的两个世界的深渊。可以说，“科学一直反对形而上学”这一历史事实在不断地加深着这个深渊。然而，我们切不可悠然自得甚至兴高采烈地接受这一事实而缺乏对此的深刻反思，更不可急冲冲地从这一事实陈述跃迁到“科学不该要形而上学”这一价值陈述。我坚持认为，对今日的哲学来说，为科学奠基仍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甚至可以说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当然，这种奠基任务绝非那些“连科学常识都不甚了了的人”所能担当的。不过，看来这任务也绝非那些无心奠基之事或仅凭“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者所能承担的。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奠基一事。毋庸置疑，任何一个想要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必先得理解科学，就看你愿不愿意自觉而为了。而正如上文分析科学模式时所显示的那样，任何人想要理解科学，无论他是科学家还是哲学家，都离不开特定的形而上学的、先在的、解释性的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端赖于反思平衡、概念分析和先验论证的哲学方法方才可能得到揭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包括形而上学)确确实实起着为科学奠基的作用。就此而言，我认为，像笛卡尔那样强调形而上学是科学的根基，原则上是对的，这与是否需要成为一个科学领域的全才了无干系。

最后返回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哲学家应怎样看科学？我现在的回答是：首先得学会怎样做哲学，然后顺理成章地就可以做关于科学的哲学了。简言之，就是必须提出有关科学的基础问题，随之运用反思平衡、概念分析和先验论证的方法予以探索。诚然，“哲学和科学都是理性的思考方式”。然而，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在上述哲学为科学奠基的特定意义上，哲学乃是比科学更加基本的理性思考方式。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先验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