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文明需要在每一个人身上重新建立，而野蛮则可能在几天时间里复归。这一年的最初几个月里，我们每个人都经历或者目睹了一系列“前所未有”事件，似乎整个世界观根基都在动摇，不确定性逐渐积累。今年恰逢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逝世一百周年。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甚至无法简单地要求“以史为鉴”，但是依然抑制不住会问：假设韦伯活到今天，他会对这个世界说什么？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澎湃翻书党”。

郁喆隽，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宗教学系副主任，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哲学与宗教学，代表作有《神明与市民：民国时期上海地区迎神赛会研究》等。所开设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课程是2015年的上海市重点课程，2016年的上海市高校精品课程，2017年入选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在Coursera和中国大学慕课的网络课程上，他在哲学分类中也具有超高人气。

马克斯·韦伯在1918年10月10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内在天职是学术劳动和教学，而这个民族现在并不需要。”[1]然而，正是在一战的隆隆炮火声中，他完成了《宗教社会学文集》（1-3卷）。或许像韦伯那样，保持一种与自身时代的疏离和矛盾，才会真正看清它的面目。一、潜艇战和一战中的韦伯

回望一战，对亲历的德国人来说一定心有不甘。因为从军事上来看，德国似乎没有明显的劣势，甚至获得了不少局部胜利，但却以战败告终。1914年8月开战伊始，热忱的爱国者韦伯将这场战争称为“伟大而精彩的”，并且第一时间向卫戍部队报到。[2]然而随后不到一年时间里，韦伯经历了弟弟卡尔和好友拉斯克战死。1915年8月，他在被德军占领的布鲁塞尔写道：“每一次胜利都让我们距离和平更远……”[3]韦伯对战争的看法为何出现了如此巨大的转变？潜艇战可以说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1915年5月7日下午2点多，德国潜艇U-20在爱尔兰西南老金塞尔角海域发射了一枚鱼雷，击中了卢西塔尼亚号客轮的右舷。卢西塔尼亚号是当时大西洋航线中最快的客轮，设计航速高达22节，而且以内饰豪华而著称。18分钟后，这艘3万吨的巨轮就沉没了，1198名乘客丧生。之后一周，丧生乘客的尸体陆续被海浪冲上了附近的海滩。几天后，当U-20的舰长瓦尔特·施威特回到威廉港时，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然而他已经被英国人起了一个绰号，叫“婴儿杀手”。与此同时，德国外交部不得不公开向美国表达了歉意，因为卢西塔尼亚号上的一百多名美国公民丧生。卢西亚尼亚号被英国皇家海军征用，以及船上装载了武器弹药这些事实均无法影响另一些变化。美国总统威尔逊虽然竭尽全力维持了中立，但是民意已经出离愤怒，放弃了孤立政策。对德国而言，这是一次军事战术上的伟大胜利，外交战略上的完败。

韦伯在一战期间看到，从这一事件到德国统帅部最终选择无限潜艇战，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战争决定背后，都深深藏着“心志伦理”（Gesinnungsethik）的模式。战争被认为夹杂了人类最为理性和最为非理性的成分，但战争是需要考虑结果的。一个带有“责任伦理”的将领首先考虑的是不是如何开始一场战争，而是如何结束一场战争；而“心志伦理”的将领首要考虑的不是国民的安危和国家的自我保存，而是羞辱、惩罚和打击敌人。在1916年2月末，韦伯在日记中看到的问题的严重性：德国海军和泛日耳曼主义者想要通过潜艇战将美国拖入战争，而其结果是德国一半的商船被没收，因为其中四分之一停泊在美国港口，四分之一在意大利港口；更不用说，美国拥有价值400亿的黄金储备，50万装备精良的美军将投入欧陆战场……当时，战争被德国人视为荣誉和羞辱的问题，因而可以不顾及战争扩大的后果，甚至可以不断践踏国际法。所以韦伯感慨“我们似乎被疯子统治着”，他担心德国在困死英国之前将困死自己。[4]

等到1916年3月24日法国汽船萨塞克斯号再次被德国潜艇击沉、船上两名美国人受伤时，一切已经如宿命般无法挽回。1917年2月1日，无限潜艇战正式开始。德国民众为不断击沉敌方船只而欢欣鼓舞。而韦伯在5月的日记中已经开始担心，即便潜艇战的战果辉煌，但战争带来的严重财政和经济后果可能是德国无法承受的。[5]让韦伯始终不能忘怀的问题是：这场战争如何收场？[6]1916年10月，韦伯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讲中严厉抨击了潜艇战：“藏身在无限潜艇战蛊惑煽动背后的，并不是负有勇气并且神经强大的人们，而是那些色厉内荏、无力承担战争重负的家伙。”[7]可怕的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决策者像赌徒那样孤注一掷——因为孤注一掷意味着还有所忌惮和害怕，可怕的是当他们正义凌然之时手中已经没有了任何赌注，再接下去只能两手一摊。二、陶醉于浪漫的“心志伦理”

何谓上文中提到的“心志伦理”以及“责任伦理”？一战的血与火促使韦伯进行最为冷静的思考。在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1919年）中，韦伯将具有伦理意义的行动归属到两个准则之下：其一是“心志伦理”（也有学者翻译为“信念伦理”、“意图伦理”或“存心伦理学”）；另一是“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在韦伯看来，两者之间的对立是根本的，不可调和的：

“……一个人是按照心志伦理的准则行动（在宗教的说法上，就是“基督徒的行为是正当的，后果则委诸上帝”），或者是按照责任伦理的准则行动（当事人对自己行动[可预见的]后果负有责任）其间有着深邃的对立。……若一个纯洁的意念（Gesinnung）所引发的行动，竟会有罪恶的后果，那么对他来说责任不在行动者，而在整个世界、在于其他人的愚昧、甚至在于创造出了这般愚人的上帝的意志。与之相对，按照责任伦理行动的人会列入考虑的，正是平常人身上这些平常的缺陷。”[8]

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提示出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紧张关系。心志伦理起于一种理想或者信念，“个别行为的具体‘动机’（intentio）决定了其价值”，例如一个伟大的政治乌托邦、一种宗教式的诫命或者一个民族崛起和复仇的目标；[9]而责任伦理本身看重的则是选择和行动做造成的结果——其利弊、是否可以承受。

身处一战的世界乱局、尤其是德国国内的动荡之中，韦伯主要批评的是心志伦理。他认为政治家必须要放弃单纯的心志伦理，而转投责任伦理。一战末期德国有人主张为了迎接一个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局面，甚至要不惜一切代价延长几年战争。这在韦伯看来是近乎疯狂的想法。他们就是在特殊的局面中，将自己革命的目标压倒了一切，甚至压倒了全民可承受的政治和经济后果。所以韦伯明白无误地提出：“一般来说，心志伦理正是在用目的来将手段圣洁化这个问题上触礁的。”[10]如果韦伯活的更长一些，他将看到，20世纪中最惨绝人寰的事件，几乎无一例外带有神圣而美好的目的。他还告诫大家，“‘善因必有善果，恶因必有恶果’绝对不是实情；反之，情况正好相反。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在政治上实际是个幼童”。[11]韦伯提出，他所见的心志伦理政治家，都没有真正认识到，要承担责任意味着什么，“而只是陶醉在浪漫的感动（Sensation）之中”。[12]

德国从俾斯麦时代就开始奉行“现实政治”（Realpolitik）。俾斯麦凭借三场战争就迅速击败敌手，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建立了第二帝国（1871年）。数十年来，德国的统治者自以为这是世界通行的原则，却不了解绝大部分国家并不认同现实政治。这种对世界的无知也反过来加强了德国人的受辱感，为了洗刷耻辱、获得“尊严”而走上一条越来越极致的心志伦理之路。三、谁之责任？谁之荣誉？

从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视角来看，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都是一种“纯粹型”（Idealtyp，又译为“理想型”）的建构。现实中个人和团体的行动都兼有两者的特征，很少能够找到其中一方的极致案例。甚至可以说，心志伦理并非一无是处。韦伯认为，心志伦理在当时德国庸常的政治实践中可以用来对抗缺乏政治目标的科层制度，为后者注入政治的灵魂。然而，决策制定者和结果承受者的不对称性，将放大心志伦理的阴暗面——即做出决策的人，并不会直接承担起决策产生的后果；反之，承担某项政治决策后果的人无法参与决策过程，这样就会导致决策者“慷他人之慨”。

在当时德国，民族的颜面被看得比生存更为重要——然而，颜面更多是决策者的，而生命是国民的。韦伯很早就意识到，俾斯麦垮台之后的德国奉行的并非实力政治，而是声望政治，“惯于虚张声势，每有危局则避之不及”。德皇威廉二世实行个人政治，好大喜功，根本谈不上是国家和民族的真正领袖。[13]

一战末德国基尔港水兵起义，就是这样不对称积累而爆发出来的恶果。德皇威廉二世时期的海军政策一直充满矛盾：一方面，威廉二世个人希望德国海军能够在传统陆军东西两线之外，开辟出第三条战线，来保卫日益增加的德国海外利益。但是另一方面，海军的最高统帅在学说方面举棋不定。一方坚持认为海军应当寻求海上决战；而另一方面则认为海军应主要致力于破交战，打击对方的战略运输和补给，避免和敌方海军正面对抗。[14]其结果是，战前德国虽然高速造舰，但并未发挥之前预想的作用。德国舰队虽然不像一些史学家描述的那样、被视为威廉二世的“掌上玩具”，但实际上德国海军一战期间始终扮演了“存在舰队”（fleet in being）的角色——由于无法与英国皇家舰队正面对抗，而长时间停泊在港口。[15]但是就在临近战争尾声、毫无获胜希望的情况下，最高统帅部于10月25日命令停泊在基尔港的第一舰队出港，寻求与协约国进行海上决战。[16]帝国首脑和海军的上层军官都认为要捍卫德国最后的荣誉，而水兵们认为那是让他们无辜送死。于是，一些水兵们拒绝服从命令，熄灭了军舰的锅炉。之后当局虽然收回了出击的命令，但仍然逮捕了几百名水兵。11月3日，水兵和船厂工人走上街头示威。军队受命开枪射击，导致示威者8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十一月革命由此拉开了序幕，一个帝国从内部开始“崩溃”……与其说是革命“从背后捅了德国一刀”（鲁登道夫语），还不如说，长久以来德国就一直在放任自身肌体上的社会问题溃烂。四、没有灵魂的专家

在1904年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结尾处，韦伯就曾感叹道：“专家没有灵魂，享乐人没有良心。”（Fachmenschen ohne Geist,Genußmenschen ohne Herz）[17]在韦伯看来，专家本应该是“合理化”的人格化代表。学术专家如果能够保持客观中立的研究，就可以明白无误地提醒政治家，若要达成某一目标可能会造成的一系列结果，从而有效地遏制国家走上一条不归路。在此意义上，专家本应该是心志伦理政治的制动器。然而在德意志第二帝国，专家们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灵魂。他们要么选择纵情享乐，要么默不作声。

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指出，有人将学术当做“一项表演事业”。[18]有些教授在大学讲堂上夹杂私货，贩卖自己的宗教与政治主张；而当他们作为公民时，则对公共事务不闻不问，对当局唯唯诺诺、言听计从。他在1917年6月24日的《法兰克福报》上写到：

一个民族如果仅仅能产生优秀的官员、值得钦佩的职员、诚实的商人、能干的学者和技师、衷心耿耿的仆人，而在其他方面却服从于冒牌君主制口号掩盖下不受监督的官员统治——这样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主宰者的民族。[19]

在一个人人都是专家的社会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是天下事的专家。所谓的“专业主义”沉醉在自己的玫瑰色大梦中，本质上是一种犬儒主义：仅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根本无法防止有人不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同年，韦伯还在《法兰克福报》上批评了德国政治中“文人”（the literati）：“那些没有受过实际政治锤炼的不负责任的作家，其中有些还是教授，‘他们一直充当统治阶级的吹鼓手’，而一旦碰到监督政府的失误这样的事，就百无一用。”[20]

“分工”本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然而却包含了逃避个体责任的风险。在韦伯看来，现代人注定是“人格分裂”的。我们一会儿是专家，转眼就是享乐人。两者之间，是广袤的无人之地——那是野心家和鼓动家的游乐场。享乐人天真地采取信仰消费主义，自以为可以“购买”到任何领域中的“专业服务”，甚至“政治服务”。然而如韦伯所言，有人为政治而活，有人靠政治而活。[21]表面上的心志伦理政治家不过是在玩弄辞藻、主义和意识形态：“信仰之斗士的这班跟从者，一旦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会特别容易堕落成彻头彻尾常见的俸禄阶层。”[22]参加凡尔赛会议后，韦伯特意去拜访了已经辞职的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希望他能为协约国献上自己的人头，结果被断然拒绝。[23]此时距离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已经几个月了。

《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不仅仅在分别讨论学术与政治这两个分化之后的社会领域，而且是韦伯重新剖析和诊断现代社会的社会本体论和社会元伦理的一种尝试。韦伯一方面在学术领域坚持“价值无涉”的原则，另一方面则作为一个公民和政论家积极投身时政讨论中——学术与政治之于韦伯如人之两足，必须相互支撑。好的军事家要避免两线作战，而好的思想家必须两线作战。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韦伯逝世已经一百周年了，他所经历和目睹的那段历史已经灰飞烟灭了，然而他的理论却穿透了历史。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的鸿沟在当下不仅没有被弥合，反而越来越加深了。心志伦理有一个内在逻辑——它会被自我绑架，从而无法妥协，不能回头。而且任何妥协都会被视为背叛或是亵渎神圣。因此，心志伦理具有一种可怕的潜能：一旦启动，若没有等量齐观的反制力量，就只能“一意孤行”，直到脱轨……

在笔者看来，近几年来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动员的根本机制，也在不经意间加强了政治领域中的心志伦理倾向。我们看到一些诡异的现象：一些政客在社交媒体中的表演人格日益增强。伪装的圣徒和韦伯所说的鼓动家合二为一。精准人像侧写和广告投放技术，为鼓动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拉踩”利器。讽刺的是，有人“推特治国”，有人不知推特是何物。治大国不再如“烹小鲜”，而越来越像是在经营“粉圈”。在社交媒体上，抹黑成本无比低廉，而对谎言的批驳反而营造出推动谎言的流量。“狼群战术”不再指潜艇战，而是用在社交媒体战中……倘若韦伯活到今天，他可能会被迫跪下道歉，或者干脆自行销号。

贯彻心志伦理的一个必然后果是牺牲“对等性”（reciprocity）原则。心志伦理的一方必定需要一种大义凌然和真理在握的优越感，从而能够进入一种“不得不为”的定势之中。在看似意识形态和文化立场截然不同的对垒中，双方却可能都带有强烈的心志伦理特质。在对峙中，心志伦理者容易低估或者拒绝预判对方可能的反制措施。尤为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对立的双方都带有强烈的心志伦理特质，那么就可能陷入一场持续的“军备竞赛”——反制层层加码，最终无法收拾，甚至导致“擦枪走火”。在一场国际层面的心志伦理对决中，双方可能被拉入一场没有底线和无法终结的持久伤害。大家都想站上舆论的制高点，但没有人在意去坚守道德的底线。

为什么社交媒体会对国际政治产生潜在的腐蚀性？在韦伯的时代，尚且存在一个欧美的国际公共领域。然而我们所处的社交媒体时代，各国的知识精英甚至都有陷入各自“信息茧房”的危险——即在一方面抽象地承认文化多元，另一方面对具体“他者”越来越视而不见，突出自身的绝对优先和高尚。一般而言，如今的心志伦理很难再简单地直接诉诸某个宗教原则，不过可以采取更为蛊惑人心的方式，例如将己方的立场“神圣化”，反之也可以通过信息过滤和截取将对方妖魔化——有时并不需要树立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反派，而只需要塑造一个令人发笑的小丑角。如果听不到对方的情绪表达或言辞交锋，可能直接就对面对单边性的行动。个人如果足够幸运（或者无耻）可以逃避责任，而民族无处可逃——德国在一战的经历至少可以告诉我们这一点。

韦伯这个德意志民族的悲情先知耶利米，在百年前告诫人们：

“……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纪大小），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这才是人性的极致表现，使人为之动容。只要我们的心尚未死，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会在某时某刻，处身在这种情况中。在这个意义上，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不是两级相对，而是互补相成：这两种伦理合起来，构成了道地的人、一个能够‘从事政治之使命’（Beruf zur Politik haben）的人。”[24]

与此同时，韦伯又说，从事政治的人，是在撩拨魔鬼的力量。[25]他自己及其理论中的歧义和悖论，恰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其理论之所以可以洞穿历史的迷雾，像谶语一般笼罩未来，可能不是因为韦伯本人的先知先觉，而是因为后人的后知后觉。因而，马克斯·韦伯必然会在每一代读者心中重新诞生。

注释

1.沃尔夫冈·J·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阎克文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84页。

2.玛丽安妮·韦伯著：《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41页。

3.同上，第659页。

4.玛丽安妮·韦伯著：《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88-9页。

5.《马克斯·韦伯传》，第716页。

6.同上，第736页。1917年秋韦伯致劳恩斯坦因会议一位与会者的信件。

7.沃尔夫冈·J·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阎克文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33页。

8.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61页。

9.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郁喆隽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2页。

10.《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第263页。

11.同上，第265页。

12.同上，第272页。

13.沃尔夫冈·J·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阎克文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56、164页。

14.Strohbusch,Erwin.Deutsche Marine:Kriegsschiffbau Seit 1848.Bremerhaven:Deutsches Schifffahrtsmuseum,1977.S.25-6.

15.Hans-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chichte,Bd.9:Das Deutsche Kaiserreich,1871-1918.Göttingen:Vandenhoeck&Ruprecht,1999,S.137ff.

16.Müller,Hermann.Die November-Revolution:Erinnerung.Berlin:Verlag der Bücherkreis GmbH,1931,S.23.

1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郁喆隽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6页。

18.《学术与政治》，第165页。

19.《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第172页。

20.《马克斯·韦伯传》，第717页。

21.《学术与政治》，第207页。

22.《学术与政治》，第269页。

23.《马克斯·韦伯传》，第801-2页。

24.《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第272页。

25.同上，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