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黄颂杰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6-12

页数: 559

装帧: 平装

丛书: 日月光华·哲学书系

ISBN: 9787208140523

书稿收录了作者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学术期刊和报纸上发表的西方哲学论文37篇。另选取了作者在担任复旦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期间为办好哲学系发表的3篇文章，以及一篇关于哲学教育的文章，这4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录。这些文章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序，清晰地勾勒出作者从事西方哲学三十多年教学与研究的思考脉络。

黄颂杰教授（1938.11.19 – 2020.3.9），上海市人。著名西方哲学史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哲学系（现哲学学院）原系主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原主编；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荣誉理事、上海市哲学学会荣誉理事、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1965年复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1975年起一直在复旦哲学系从事西方哲学教学和研究。主要研究领域：西方哲学史、宗教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等。

这本论集选自我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学术期刊和报纸上发表的西方哲学论文37篇。凡属于我著作中的文章不选，非西方哲学类文章不选。另选了我任哲学系系主任期间为办好哲学系而发表的3篇文章，以及系庆50周年时发表的关于哲学教育方面的文章1篇，这4篇文章作为附录也归于这本论集。我这样选，是为了检查我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在西方哲学教学科研方面的人生轨迹。因此，本论集的文章按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排，虽然文章思考和写作的时间与发表的时间并不能完全对应，但大致还是一致的。

我与西方哲学的结缘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1961年春，在阶级争波浪式进行过程中，中央开始整顿、恢复和稳定在“大跃进和“教育革命”期间（1958一1960）被打乱了的高校教育和教学秩序，发布高校暂行工作条例（高教60条），教育开始走向制度化、正规化的道路。那时我是复旦哲学系大四下大五上的本科生，那年上学期全增嘏先生给我们上“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课，很有吸引力，我听得得非常专心，认真做了笔记。1962年，我毫不犹豫地报考并幸运地通过笔试被录取为西方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我和姚介厚开始师从全增嘏研读西方哲学。全先生指导研究生的严格认真在那时的复旦是出了名的。他为我们制定了一份完整的学习计划，将从古到今的西方哲学划分成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重心的古代哲学、以康德和黑格尔为重心的近代哲学、以逻辑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为重心的现代哲学三个板块，依次研读经典原著。不仅要做好读书笔记，提出问题，还要不断写论文。他要求我们读英文版的原著和研究性的论著，规定我们每隔两周去他家辅导上课，每个月交一篇文章。每次去他家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我们的英语。他给我们规定读一本英文版的哲学史教材，那是美国大学的学生用书，其特点是大量引用、几乎是一段接一段的哲学史经典原著。他随意抽取某页某段，要我们即刻口译或笔译。接下来是我们汇报两周来的读书情况，谈自己的看法，提出问题。然后是他讲解，引导，指点。最后是给我们推荐介绍有关的各种图书。让我们感动的是，他还为我们从各家图书馆借好了英文版参考书，我们每次都要带一大批书回去。这是我在复旦的学习生涯中印象最深、最美好的时光，我的西方哲学的根基也就是在这个时段以这样的方式打下的。

1965年，在我研究生毕业之际适逢阶级斗争风暴骤起，校方要我们文科研究生暂缓分配，留校参加学术大讨论大批判。紧接着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复旦大学成为“阶级斗争的主战场之一。我滞留于斗争风暴之中。直至1968年5月末，我离开复旦，前往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学伊斯兰研究所工作。屈指算来，我在复旦可谓“寒窗十年，可由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和下乡下厂劳动，真正读书学习也就不过五年。西北大学伊斯兰研究所是根据毛泽东主席60年代初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加强世界三大宗教研究的指示按当时高教部部署于1965年建立的，但研究工作还未正式展开就遇上了“文革。当时所内总共十来口人，除了西北大学自身抽调外，还有一大半是像我一样刚从大学毕业分配而来的研究生或本科生，北大的最多，还有复旦、北外、中央民族大学的等。十来个教师，专业不一，有英语、德语、阿拉伯语、历史学、法学、民族学、哲学、国际政治学等等。好在大家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兴趣都很浓，更好的是所内同事大多没有染上当时盛行的“派性，彼此间关系比较融洽，成为一个很好的学术群体。虽然是在“文革的“阶级斗争大环境中，但除了那时惯常的学习、批斗、“五七干校劳动等等之外，我们还是制订计划展开研究。有意思的是，当时研究所没有一个专职的行政人员和干部，军、工宣队实行的是政治领导，对研究工作不加干预，我们的研究倒蛮自由自在，在这个小环境里研究的氛围很浓，还出了些成果，在那个年代这真是难逢的机遇。转眼间，我在这个研究所度过了七个春夏秋冬。这是我人生历程中的一次重要历练，让我懂得了很多人世之道，学问之道，让我铭记、怀念。

1975年我又调回复旦大学哲学系，第二年“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我又回到了西方哲学的讲台和书桌。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校刚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教材建设成了最紧迫的事。哲学系组成了以全增嘏为主编的西方哲学史教材编写组，由于全增嘏健康状况不好，我不仅执笔古希腊罗马哲学和其他部分章节，而且负责组织协调以及全书的统稿工作。这部教材分为上下册于1983、198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又重印了十几次，得过优秀教材奖。其间，我也曾讲授过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哲学的西方哲学史。改革开放后，现代西方哲学成了高校渴求的课程和学术领域中一块急待开发的热土。70年代末，哲学系又组建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让我和刘放桐专注于现代西方哲学。因此，编写西哲史教材的同时，我又积极支持和参与刘放桐主持的现代西方哲学教材。刘放桐全身心地投入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教材编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则致力于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为上好这门课，我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是潜心研究，呕心沥血，把这门课程建设成全系最受欢迎的课，也是当时全校出名的优秀课程。1985年首届教师节，我因现代西方哲学课程荣获优秀教师奖，后来还获优秀教学一等奖。80年代我还负责多次举办全国性现代西方哲学培训班并在班上讲课，应邀去一些高校、党校讲授现代西方哲学。

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建设中，我重点研究了20世纪英美新实在论、胡塞尔现象学、萨特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马里坦的新托马斯主义、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尼采和柏格森、弗洛姆以及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密切的康德哲学，并在这些领域留下了一些成果。对20世纪新实论的研究主要是应刘放桐编著现代西方哲学教材的需要，属于补缺。80年代，对国内思想文化乃至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西方思想家是尼采、萨特和弗洛伊德，尤其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在当时成为一股强劲的思潮。但许多人并不真正理解这些西方思想家们的哲学，存在着许多误区、误解。我依据萨特的著作（英译本）从理论和历史两个维度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198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逻辑的考察》。接着又进一步研究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将存在主义置于西方哲学演变的境况之中，从“人学的角度剖析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前景，又从本体论、自由观、时间观等不同角度剖析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在重要核心期刊发表一系列论文。我还与尹伯成、王沪宁、林骧华合作，将当代西方经济、政治、文学与哲学思潮融汇一体，出版了《当代西方学术思潮》（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使人们对西方学术思潮有一个综合性的整体了解。针对当时流行的人本主义思想家弗洛姆，我组织编译了《弗洛姆著作精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并从“人性、社会、拯救的视角在学术期刊上分析弗洛姆哲学。这本论集前半部分的文章就是选自80年代至90年代这个时段发表的论文。

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在继续关注现当代西方哲学大家和流派的同时，我又致力于将西方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连结起来，考察研究当代哲学界所关注的一系列重大的整体性综合性的问题。诸如，西方形而上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在现当代的命运，本体论与知识论，本体论与辩证法，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宗教（基督教），哲学与伦理学，科学与民主，物性、人性与神性，思辨哲学与实践哲学，等等。我也发表了一些与此相关的论文、著作、译著。2005年以后，我参与编写多卷本西方哲学史这一重大项目建设。我重返古希腊哲学，从源头上重新理解西方哲学，又从现当代哲学的视角重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经典，期间也撰写发表了相关论文。在古今互动的过程中我对西方哲学的重大问题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我梳理了西方哲学从古至今演化发展的理路和问题，分析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知识论的来龙去脉及其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实体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等概念的含义和在当代的遭遇，厘清了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变革、“转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对西方哲学因自身追求的目标、路径、方法而形成的物性、人性和神性的关系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辩证法和政治学、伦理学作了剖析，并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关于思辨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论述联系起来，提出了自已对思辨哲学和实践哲学的一系列想法。我认为柏拉图所奠定的西方哲学的原创地是在思辨与实践的交会处。我试图用“思辨”和“实践的视角来解读西方哲学，开辟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新的路径。因此，道德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实践哲学学科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也成了我所关注的领域，在宗教伦理、宗教哲学方面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还认为，西方哲学无论是本体论知识论还是政治伦理学说，不管是思辨哲学还是实践哲学，都离不开灵魂学说；灵魂说是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是人性和神性、人论和神论的交会地。这本论集后半部分就选自90年代末和新世纪至今这个时段所发表的文章。

总之，这本论集所收录的文章就是上述我在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所做的思考之中所产生的。在选编过程中，这些选录的文章我都一一通读过，并在某些地方作了些许修改。这些修改大多有当时原稿的依据，或是明显的错漏。因时代的局限而造成的一些在今天看来是缺憾之处，我都保留原样不改，包括译名译句、某些用语提法看法等等。这样做是为留下历史的印记。所选文章均为我执笔撰写，无著作权问题。这些文章大多数曾被当代著名的四种转载期刊（《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的系列期刊）所转载，或获某种奖项。这样说决不是要炫耀，因为转载与否、获奖与否并非评判或衡量文章的标准，只是说明文章受到某种关注而已。文章的好坏优劣当由读者自己评判，毋须由转载或获奖与否来定论。更何况我并未严格逐个核查过转载或获奖情况，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文章，当时大家都还未关心转载，评奖也很少甚至没有。今天看来，这些文章所论述的哲学家或问题，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在理解和分析的准确度和深度上都有欠缺。文章的缺陷和不足正反映了作者学术功底、功力的不够。像我这种年龄段的人，受教于五、六十年代，教育机制体制的变化多端和教育资源的贫弱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疤痕是十分明显的。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末，我有幸前往美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访学，亲历西方学术的熏陶，对西方哲学有所感悟，但有些方面已无能为力了。所以，前些年曾有友人提出将我发表的论文结集成书，我未敢应允。这次，适逢哲学系建系甲子年庆，我斗胆编出这本论文集，是作为向母系的汇报，对培养我的老师们的一种纪念。创建于1956年的复旦大学哲学系，经历六十年的风雨春秋，奠基，停滞，成长，壮大，奋进，攀登。如今在国内外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她的成长发展在新中国人文社科学科史上具有某种典型性。1986年春，我被逼上哲学系副系主任和系主任的重任达十年，亲历办系、办学的艰难困苦。紧接着又被逼上《复旦学报》主编岗位长达十七年之久。行政性的责任和事务时不时地打断我的教学科研，掐断了我在专业上的许多想法、观点、思路，但也让我结识了众多学界朋友，享受到更多学科的智慧。虽有影响或受损我也无怨无悔。拿不出骄人的成果只能扪心自问。建系甲子年际奉命协助整理系史，时常感慨万千。深感为学无涯，韶光易逝。我自认为，这本论集只能说是对西方哲学做了点浅层次的耕耘。敬请读者批评教正。近年来，年轻学子出国留学访学者甚众，对外国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不断扩展和深化，相信他们一定会谱写出更多的华章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