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上海市儒学研究会

主编：陈来

常务副主编：吴震

副主编：孙向晨、郭晓东

编委（按姓氏拼音为序）：白彤东、才清华、丁耘、贡华南、何俊、何益鑫、黄勇、林宏星、倪培民、徐洪兴、徐波、杨国荣、杨泽波、曾亦、张汝伦、张子立、张庆熊

徐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复旦大学卓学优秀人才。香港科技大学哲学博士，第7届“刘静窗青年教师奖”、第2届“贺麟青年哲学奖”（提名奖）得主。主要研究领域为近现代中国哲学，并以儒佛交涉及比较哲学的角度切入宋明理学和中国哲学的整体研究。在境内外A&HCI、权威刊物等重要期刊上发表文章近10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项目5个。

“花开多枝”与“一以贯之”——现代儒学的多维发展

本期《现代儒学》的编辑工作在海内外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得以顺利完成。我们本期汇聚了多位知名学者和年轻学人的优秀成果。感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和上海儒学院诸位前辈老师的信任，让末学有机会经历从策划、选题到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全过程，而在收到稿件并一一拜读之后，自己不由得对相关问题也有所梳理。因此本来只要寥寥数语的“编者的话”也如脱缰野马一般扩展，但愿这些絮语能为读者们提供些许阅读上的参考和便利。

本期围绕“现代儒学的多维发展” 主题，在收录专题论文方面主要分为“美德伦理学与儒学”“时代激荡下的现当代儒学”以及“传统经典的现代解读”三大专题。而在常规论文之外，还开设了“访谈”和“新书介绍”两个新栏目。“美德伦理学与儒学”是本期重磅推出的特稿专题，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又译作德性伦理学或德行伦理学）是近来海内外学界讨论热烈的话题。而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和美德伦理学的关系又吸引了众多英语世界和汉语世界著名学者的共同关注，从而使这一话题成为横跨中西的热点。我们本期汇聚了三位对美德伦理学深有研究又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海内外知名学者，所涉及的领域亦囊括了近期学界重点关注的多个话题。相信本专题的集中讨论能够推进学界有关美德伦理学和儒学的讨论，乃至成为关心这一问题学者们的案头参考。

黄勇教授在《王阳明对恶人的“同感”》一文中以美德伦理学在英语学界内部引起热议的一个具体问题，即empathy（同感）和sympathy（同情）的关系为引子，将研究视域引入到阳明学内部，特别着重探讨了阳明学对那些道德上有缺陷的人等广义而言的“恶人”的同感问题。当代西方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往往更多地习惯于重视对他人身体上的痛苦的同感，从而对此有所忽略。在黄教授看来，阳明之独特在于，天地万物一体的一体感也应当包括良知被私欲遮蔽了的恶人。斯洛特（Michael Slote）所讲的第二序同感（the second order empathy）与王阳明对恶人的同感概念在内容上最为相近，阳明学中的细致讨论可以丰富我们对于同感的进一步认识。阳明所理解的痛痒疾患远远超出纯粹身体上的痛痒疾患，一个具有同感的人对他人的关心不限于他人的外在的、物质的、身体的福祉，而一定也关心他人内在的福祉，亦即进一步而言，去帮助包括恶人在内的所有他人成为具有同感的人。在身体之痛（physical pain）及社会之痛（social pain）之外，阳明的独特贡献在于突出了同感之中的良心之痛（conscience pain），并且要求我们有义务去帮助这些恶人改恶从良从而消除这种良心之痛的欲望和行动。这一点在之前所有的同感理论中都是缺乏的，阳明学从而可以做出重要贡献。

美德伦理学在汉语学界的讨论往往从其与儒家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唐文明教授的最新文章以陈来教授新近出版并引发学界重点关注的《儒学美德论》一书为中心，以“美德伦理学、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普遍困境”为题，聚焦于儒家伦理传统的思想定位及其与现代性的张力。陈来教授在《儒学美德论》中认为，儒家伦理思想包含一种狭义的美德伦理，但他又特别强调，不能将儒家伦理思想完全归结为美德伦理，而应当以“五个统一”亦即“德性与德行的统一，道德与非道德的统一，公德与私德的统一，道德境界与超道德境界的统一”和“原则与美德的统一”来把握儒家伦理思想，认为最好用“君子伦理”等术语来刻画“儒家伦理的形态”。唐文明教授在文中围绕着“五个统一”，结合西方伦理思想的源流和发展，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他进一步点明了陈来教授区分广义美德伦理学和狭义伦理学的立论关切所在：“当比较的对象是立足现代性的美德伦理学理论时，陈来会强调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在伦理教诲上的相似处，但当直面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教诲的关系时，他更会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异。”随后，通过阐发《儒学美德论》对这公德与私德之间关系及其范式的考察、调和与突破，唐教授最终指出儒家伦理思想是美德伦理学的一种，尽管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而现代以来对公德与私德的区分必然导致公德压倒乃至摧毁私德的局面，正是现代社会在美德问题上面临的普遍困境所在，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起点。

如果说黄勇教授和唐文明教授的论文将我们带往美德伦理学的最前沿问题，那么李明辉教授的论文则回溯到问题的最根基处，颇有一种“截断众流”之感。李教授《再论儒家、康德伦理学与德行伦理学》一文，延续了他之前同样引起热议的《儒家、康德与德行伦理学》（《哲学研究》2012年第10期）一文观点，直截了当地提出“义务论伦理学”与“目的论伦理学”之区分是一种以二分法为依据的类型学划分（typological distinction）。在这种非此即彼二分的类型学划分中，美德伦理学（编者注：亦即李明辉提到的德行伦理学）的提倡者们并没有对其定位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本文的一大特色即是以唐文明教授《隐秘的颠覆》一书为引子，探讨了对康德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的理解，以及借美德伦理学诠释原始儒家是否可行的问题。不同于唐文明重视康德的“道德主义”并以此与原始儒家相对比，李明辉认为在康德的意义上而言，重点在于自律道德与他律道德的区分。无论是出于道德情感，还是出于行为之后果功利考虑，都是出自“幸福”原则而建立在经验之上的他律道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原始儒家的道德学说显然更偏向“自律”而非“道德主义”。李明辉进而认为，美德伦理学只是伦理学偌大理论体系当中的一个部分。美德伦理学本身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承认儒家思想中包含一套美德伦理学，但同时又可以将儒家伦理学理解为一套义务论伦理学。

那么，儒家伦理思想究竟是不是一种美德伦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通过三位知名学者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毫无疑问这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并没有固定的答案。而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共识和分歧，不仅涉及哲学层面上的理论判断，也涉及对整个现代儒学研究传统的历史评价。我们同样应当看到的是，美德伦理学作为一个切入点只是儒学在现代发展的众多面向之一，还有众多的儒学固有领域内外的创新比较，如生活儒学、进步儒学、社会儒学等等，又如现象学与儒学，甚至人工智能与儒学的讨论都方兴未艾。

现代儒学“花开多枝”的现象，令人欢欣鼓舞。回顾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这样的盛况来之不易。从胡适、冯友兰到现当代新儒家们，他们筚路蓝缕，在极为艰难的客观条件下奠定了整个中国哲学后续发展的基本架构。他们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法绕过的理论高峰。本期也收入了三篇有关现代儒者终极关怀的论文。刘增光《严复的孔教观》通过分析严复对中西政教分合关系以及对知识与信仰的区分，认为严复为宗教的永远存在保留了位置。“与人道相始终”而不可废的宗教即为“真宗教”，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儒家或孔教作为“真宗教”的人道教身份。与此同时，严复对西方学教二分、政教二分的理解，并不构成参与立孔教为国教的障碍，因为他认为儒家并不是迷信或神道教，而是一种特殊的“人道教”。廖晓炜的论文《儒学与宗教：唐君毅的宗教论述及其意义》亦对儒学的宗教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以现当代新儒家中对此阐述最为深入的唐君毅先生为中心，首先介绍了唐君毅与当代另一位重要哲学家劳思光之间有关宗教问题的一场论辩，由之引出儒学宗教性问题可能存在的理论难题；同时，又以宗教意识与道德意识的对比为核心，省察唐君毅对宗教的本质界定，在融摄佛教、基督宗教等“超越的信仰”的基础上对儒学之宗教性及其意义进行了总结。刘乐恒《马一浮与唐君毅人文思想的对比与会通》以整个现代新儒学为背景，梳理出作为现当代新儒家第一代的马一浮与第二代的唐君毅在终极旨趣上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唐君毅的人文精神和马一浮的六艺论文化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二人并无直接师承，但根据二者人文思想的相承性，马一浮和唐君毅可以构成现代新儒学中的“心性人文系”。

这三篇有关现代儒学人物的论文从不同角度对现代儒学在终极关怀问题上的发展脉络予以梳理。虽然学界对现代儒学的起源往往有所分歧，但严复、马一浮和唐君毅，无论从著作语言文字的使用，还是思想体系的构成，都非常直观地代表了晚清以来儒学自我革新和发展的三个阶段。笔者近年来一直关注现当代新儒家内部，尤其是牟宗三思想中的儒佛交涉问题。事实上，引入释、道、耶等多元思想对儒学终极关怀问题进行重新回答的尝试不只发生在牟宗三那里，正如上述三篇论文所谈，其实在严复、马一浮和唐君毅那里都有类似的体现，他们都对儒学与宗教终极关怀维度的交织予以了关注。本来这一栏目还有笔者牟宗三佛学的小文，但由于篇幅所限故而舍去，这也是考虑到牟宗三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其他学者如唐君毅、马一浮的研究相比之下更加需要学界同仁的推进。

现当代新儒学诞生于时代激荡之中，相关研究自20世纪末以来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近年来所谓“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之间的论争也吸引了学界内外不少眼球。如果对比美德伦理学所引发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两者引起讨论的背景、方式和具体问题、参与人员都大有不同，但这种讨论本身事实上正是儒学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和号召力的具体例证。

所谓“花开数朵，各表一枝”，这种现象背后其实是儒学经典意义在“一以贯之”基础上的不断创新。本期也收入了三篇对儒家经典意义进行重新阐释的论文，周启荣教授的文章《从儒家的“违礼”到法家的“违法”——<论语>“其父攘羊”的历史语言学、礼制史与思想史意义刍议》，从千年聚讼不已的“亲亲相隐”问题出发，试图从历史语言学与社会制度史的角度来分析，继而提出“攘羊”中“攘”的语境含义其实特指非礼的宰杀牺牷的行为，结合“羊”的礼制含义，“攘羊”其实最初只是一种“违礼”而不是触犯“刑律”的行为。但是经过《韩非子》和《吕氏春秋》改写，这个“违礼”的问题逐渐转化为法家的“违法”问题，从而造成了争议的扩大。金瑞的文章《早期“道统”论说中的孔子定位——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为中心》针对儒学史中另一个热议话题——孔子的定位问题展开，通过梳理郑玄和朱熹对于孔子所传道统的不同认识，引出道统论在历史上的侧重不同，金瑞继而提出以“祖”—“宗”的关系去理解班固所谓的“宗师仲尼”，可为一家之言。刘崧《“子张问善人之道”章新诠——关于善之可能与限度的一个哲学分析》一文则从耳熟能详的“子张问善人之道”章切入，认为“善人之道”意谓“使人向善之道”。人之“向善”奠基于生存活动的“到时”状态，“过去”通过“到时”不断敞开“未来”，并表现为“是”与“应当”之间的本体论张力。

除了上述以论文为主的常规栏目之外，本期《现代儒学》还开设了“访谈”和“新书介绍”两个栏目。在“访谈”部分，收入了《文汇报》记者对于孙向晨教授的专访，记述了他在德国授课的具体经历和面临的挑战。访谈开始那位德国学生针对圣人、君子、小人等观念的质疑颇具普遍性，不少国内学者其实也或多或少地对中国哲学存有同样的疑问。孙向晨以“孝”的观念作为突破口，将这种“中国观念”背后的思考框架去整体对比和触碰西方主流哲学的思考框架。孙向晨教授对中国传统经典有着数十年来的持续阅读，西方哲学出身的他一方面能够内在地把握到西方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能对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文化有较为深刻的同情理解，他的新著《论家：个体与亲亲》正是这种持续用力的集中体现。儒学在今天走向世界，能否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文明对话，类似这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地沟通中西哲学之间的努力，也是儒学现代发展非常值得开拓的维度之一。

“新书介绍”栏目也是本期开设的新专题，之前几期《现代儒学》也曾有过一两篇书评论文，如第五期对杨泽波教授五卷本《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之第二卷的评论，但未能形成一个专门栏目。而事实上复旦大学中国哲学学科近几年来新著不断，粗略估计每年都有近十本著作问世，因此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栏目，主要向外界介绍复旦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最新动态，并兼及其他兄弟院校的优秀著作；而在形式上似乎也不必拘泥于书评或书评论文，类似自序等序言亦可收入，逐渐形成一种固定模式。当然，书评栏目难免挂一漏万，因为截稿时间关系，这期就未能囊括诸如徐洪兴、林宏星等教授的近期大作，是为本期一大憾也！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接受任务之初，本来以为只是科研教学之外一项平常的额外任务，但在敲定选题、联系作者等一系列工作的过程中，这项额外的任务也逐渐变得富有意义。尤其在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与来自武汉地区高校的刘乐恒和廖晓炜两位联络、商讨，虽然我们彼此熟识多年，但在特殊时期的相互问候中，寥寥数语间格外凝重！

最后，需要特别感谢的是，本期提供稿件的作者们尽最大可能保证了文章的新颖程度。例如黄勇教授的论文是他将要出版的新书《美德伦理学：从宋明儒的观点看》中的重要一节，唐文明教授的论文是最新刊出，而李明辉教授的论文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刊出，其他学者的文章也大都是第一次刊出或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刊出，在此谨表致谢与敬意。

徐波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