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治学——俞吾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发布时间:2014-11-01  浏览次数: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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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哲学学院十月初制作的学生学术专题壁纸,其中引述了俞吾金老师的这样一句话:“我把学术规范理解为学术研究的生命线,无论是硕士生、博士生,还是访问学者,只要是我指导的,我给他们上的第一课都是如何诚实地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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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俞吾金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对老师最好的纪念是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的精神,在哲学研究的事业中矢志不渝,不忘初心。无愧于学术研究的至高真理,无愧于思想薪火的代代传承。今天我们的“大家谈治学”专题推出俞吾金老师生前的采访节选,以此纪念我们最敬爱的老师。(以下内容根据学生以往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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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科委员、全国哲学界首位长江特聘教授,十一项国家、省部级一等奖获得者,全国教学名师暨全国优秀教师,两次入选“复旦大学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在这些耀眼的光环下面,站着一位儒雅的学者,他稳重低调、和颜悦色,喜欢倾听年轻学生的稚嫩想法。他就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国家级研究基地)主任俞吾金教授。

“哲学需要的并不是三心二意的追随者,而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者。”这句话是俞老师在庆祝复旦大学哲学系建系40周年纪念会上所讲的。它不仅仅是俞老师献身学术、勤勤恳恳的写照;也是他为人师表、对学生的教诲和期许;更是俞老师处世为人、屹立于天地间的原则。

在谈到教师这个职业时,俞老师说:“教师本来就是相对于学生的存在,应该全身心地为学生考虑,心中应该始终怀着学生。有时候学生会在思想上、心灵上陷入低迷,教师应该积极对学生进行引导。在我的理解中,教师的确就像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点亮学生。从这个角度看,薪尽火传不啻是一种学统,也使人类文明得以延续。”以教学为志业、而非职业,是俞吾金老师努力践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信念的结果。

近百年来的发展,无论是在使之积累、信息转换的时间维度,还是在文化碰撞、生活形式的空间维度,我们面临的都是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与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相比较,我们这个时代在内涵上要丰富得多。现实的丰富性为思想上的丰富性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如果说,先秦时期出现了老子、孔子等伟大的思想家,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更应该出现融贯古今中外的伟大思想家、理论家和科学家,应该提供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的思想作品。对于当前的时代,作为哲学研究者,我们应该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个学者应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怀;应该领悟哲学、了解宗教、热爱艺术、学会宽容。站在理想的制高点上,路漫漫其修远兮,浮躁是学术研究的大忌,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对于当前青年学子中出现的浮躁风气,我认为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观念值得我们思考,但如果能加上一个“写”字就更好了。因为不但学与思之间存在着飞跃,思与写之间也存在着飞跃。思考得很清楚的东西未必能写得很清楚;但反过来却可以说,写得很清楚的东西必定已被思考得非常清楚了。所以,要在学与思之外重视写。不少青年学子以为自己天生就能写作,这是一种错觉。

此外,读书和旅游对于我们的治学生涯也是十分有益的。论及读书,我认为大部分人一生中的阅读都是“功利性地阅读”,即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去读书——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我认为“非功利性阅读”也十分重要,因为这种阅读方式常常会使我们得到意外的、充满惊喜的东西,以至于可能改变我们的治学道路,甚至改变我们的整个人生道路。而旅游能让我们拥有不一样的眼界与胸怀,对人对事的思索也更为全面客观。

学术研究的道路总是充满艰辛, 尤其是在外人看来十分玄奥的哲学领域。在这领域辛勤耕耘多年的俞吾金老师用了以下四点来概括治学时的体会:

第一, 始终把追求真理、弄清问题理解为哲学研究的第一动机。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因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各种其他的动机,如为了解决学位问题、职称问题等,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渗透到哲学研究中来。一旦其他的动机上升为第一动机,哲学研究就会变质。当然,在现实的哲学研究活动中,完全撇开其他动机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必须牢牢地守住追求真理这个第一动机,才能确保哲学研究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进展。

第二, 哲学研究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 特别是要关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哲学研究贵在问题意识。一个心中没有任何疑问、不善于提问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出色的哲学研究者的。而任何一个哲学研究者要保持自己的思想高度,就应该不断地与大思想家展开理论上的对话,通过对他们的文本的深入解读,保持自己的思想不坠落下来。

第三,与理工科的线性的知识比较,哲学知识的积累具有一种金字塔的形式。哲学研究要求我们打破知识分类的界限,尤其是打破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界限,把知识的基础拓宽。厚积才能薄发, 才能写出真正有思想深度的论著来。在国内哲界,常常有人这样问我:“俞老师,您究竟研究什么方向?”这个问题听起来更像是对我的治学方法的一种批评。但我自己坚信,不打通马、中、西,不把中外哲学贯通起来,要写出真正能体现这个时代的学术作品是十分困难的。我记得, 我在哲学系读书时, 有的老师知识面非常狭窄, 甚至只能讲一本著作中的一个部分。除了这个部分,就一无所知了。这样的治学方法和教学方法,一方面不可能使教师本人达到较高的学术造诣; 另一方面也不可能使学生对课程本身发生真正的兴趣。事实上,哲学本身就是一门广博的学问,没有宽泛的知识基础, 思想本身也会缺乏高度和深度。

第四, 在哲学研究上要善于限制自己。如果说,我上面提到的第三点要求治学必须有一个宽泛的阅读面的话, 那么,第四点强调的则是研究面要窄。也就是说, 治学一定要由博返约, 严格地限定自己的研究范围。如果研究者滥用自己的聪明,在任何领域或问题上都想发表自己的见解,那么,他就必定会失败。其实,道理很简单,多中心就是无中心。每个研究者的精力都是十分有限的,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中, 假如一个人试图无所知,结果就可能是一无所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治学的最高技巧就是如何限制自己,把有限的时间用到自己最感兴趣的、最容易出学术成果的领域里。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人能否在学术上有造就,归根到底看他能否把自己的主要精力以最有效的方式用到自己最可能出成果的领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