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顺之年话人生——俞吾金先生自传
发布时间:2014-11-01  浏览次数: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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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篇文章是俞吾金先生生前对自己人生历程的回顾,现在看来让人唏嘘不已。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俞先生经历挫折还是辉煌,始终保持着对真理的热爱。到了耳顺之年仍然计划解决新的哲学问题。

斯人已逝,哲思长存,愿俞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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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六十而耳顺。”到了这个年龄,对人生自然会有许多不同的感悟,这里所谓“不同”,主要是相对于青年人来说的。青年人大多是浪漫主义者,他们通常以夸张的眼光看待人的主体性,仿佛世界不过是一块任人雕刻的大理石。与他们不同,成年人则大半是现实主义者,生活的磨难使他们认识到个人的渺小和改变世界的困难,从而放弃了原先有过的种种幻想,习惯于以冷静的眼光来看待周围世界。所以,在耳顺之年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虽然感受到一丝成功的喜悦,但更多地领悟到的却是沉重和无奈。

大难不死

我出生在浙江省河上镇下门村,童蒙时期的10年是在那里度过的。下门村依山傍水,风光秀丽,村里有百余户人家,大部分姓俞,世世代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当时,我的父亲随祖父到上海找工作,在一家照相馆里当学徒。我和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与祖母、母亲一起住在乡下。我小时候很顽皮。有一次,我和一个小伙伴在自己家门口玩,他不小心把一根竹竿掉进井里去了。竹竿竖在井里,我把身体扑到井台上,伸出双手去取,仍然够不到。不知怎么一用力,竟一个倒栽葱掉进了井里。那个小伙伴吓懵了头,不但不叫人来救我,反而一溜烟地逃走了。虽然井水不很深,但却淹没了我,当时又是秋冬时期,水很凉。我在水中挣扎了一会,终于抓住了井壁上的石块,使自己的上半身浮出了水面。我开始高声喊救命,但由于喊声是从井里发出去的,外面不容易听见。也许是我命不该绝,当时我的姐姐正好从家里出来玩,她隐隐约约地听到我的喊声,循声找到了井边。见我掉在井里,吓得尖叫了一声,赶快回去搬救兵。母亲和我的一个叔叔马上赶过来,叔叔往井里放下一个竹梯,然后下井把我从水中抱了出来,我冷得全身发抖。后来,每当我回忆起小时候的这次特别的遭遇,除了感谢姐姐的救命之恩,总感觉到冥冥中似乎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在保护着我。为了怕我再闯祸,我一到虚年龄七岁,母亲就把我送进了学堂。有趣的是,我从小起就是一个左撇子,上学前母亲再三叮嘱我,写字不能用左手,一定要用右手,我居然一下子就把习惯改过来了。家里人对此都感到十分惊讶。事实上,直到现在我还习惯于用左手做好多事情,尽管我的左手也能写字,但我记住了母亲的告诫,坚持用右手写。

萌发兴趣

十岁那年,我与姐姐、弟弟一起,随母亲搬迁到上海,住在当时十分繁华的南京路国际饭店后面的一条小路──白河路上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我先后在凤阳路第三小学和第二小学读完了从四年级到六年级的课程。回想起来,当时的生活还是充满童趣的。从“斗鸡”、斗蟋蟀、“跳鞍马”、打弹子,到玩香烟牌子,我都尝试过。由于玩的心思太重,学习成绩平平,很少受到老师的赞扬。转眼之际,到了六年级第二学期,马上就要毕业了。意想不到的是发生了。毕业系列考的第一天,在考地理之前,我因为爬葡萄架而摔断了右手腕。一位好心的校工把我背到隔壁的同济医院,我的整个右手臂都上了石膏,右手指只露出来一点点,无法写字。医生告诉我,石膏必须上满一个月才能拆下来,而毕业考和升学考的时间都在这一个月内,怎么办?家里人都替我发愁。然而,冥冥中似有神助。前面提到,我从小就是左撇子,左撇子的好处现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不但用左手补上了全部毕业考的成绩,也用左手通过了升学考,并被上海市第六十二中学录取。初一时,我第一次得到班主任老师的赞扬,因为我在升学考中的作文写得比较好,竟得了个“94分”。然而,当时我年龄还小,十分贪玩。初一年级第一学期还算认真,从第二学期起各门成绩就往下掉,上课老开小差或做小动作。直到初三第二学期,我的心思才渐渐地收拢起来,集中到学习上。于是,各门功课的成绩又有了明显的提高。有一段时间,在数学老师的影响下,我对解答数学难题有了特别的兴趣。数学老师也从外面收集了一些难题让我做。每解开一道难题,我心中便会升起一阵喜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考入了黄浦区重点中学──光明中学。当时,我的姐姐也在光明中学读书,比我高二个年级。她读书非常用功,毕业后考取了华东纺织工学院。

在黄浦区,如果说,格致中学的特点是注重理科,尤其是数学,那么,光明中学的特点则是注重文科,尤其是语文。语文老师主张,我们应该把《古文观止》中许多精彩的篇章,如《郑伯克段于鄢》、《邹忌讽齐王纳》、孟子的《鱼我所欲也章》(《告子》上)、庄子的《庖丁解牛》(《养生主》)、荀子的《劝学篇》、梅乘的《七发》、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王勃的《滕王阁诗序》、韩愈的《师说》、刘禹锡的《陋室铭》、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石钟山记》等背诵下来。在他看来,我们不必追求对文章含义的完全的理解,年龄大起来自然而然会理解的,重要的是从文化血脉上把我们和古人贯通在一起。回想起来,光明中学的语文教学确实是有卓有成效的,因为它引发了我对中国古典作品的学习热情。

大约在高二时,我偶然地从一个同学的手里借到了李致远先生撰写的小册子《马克思的学习方法》。这本书写得通俗易懂,里面有不少动人的小故事。如马克思长年累月地在伦敦图书馆里读书,双脚竟在水泥地上磨出了痕迹;马克思读过许多书,他博学多智,以至于李卜克内西说,马克思的思想就像一艘升火待发的军舰,接到命令后可以驶向任何海域。这本小书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对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当时家里全靠父亲一个人的薪金维持生活,母亲则勤俭持家,我穿的衣服上都打着补钉,但我省吃俭用,带到省下来的零用钱,到福州路旧书店去淘我喜欢的哲学书,如列宁的《哲学笔记》、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并似懂非懂地阅读起来。

“文革”经历

作为66届高中毕业生,当时我想早一点自立,以便在经济上助家里一臂之力。因为前些年父亲响应政府的号召,让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回老家务农去了。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放在两处开销,自然十分拮据。所以我打算报考医科大学,早一点替家里分忧。19666月,光明中学高三年级的走廊上贴满了全国各大学的招生广告,同学们都在三五成群地讨论着,报考什么大学。

就在这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从19666月起,我有两年时间继续留在光明中学参加“文化大革命”。记得当时班里学习《毛主席语录》,我对林彪在“再版前言”中把毛泽东思想比喻为“顶峰”感到困惑不解,因为我从我读过的哲学书上了解到,任何真理都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所谓“顶峰”也就是没有发展了,这怎么可能?我在小组讨论会上说出了自己的困惑,有的同学竟把我的想法向工作组做了汇报。结果,工作组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式,组织全班同学开讨论会对我进行围攻,说我在对待毛泽东思想上“有观点问题”,有人甚至试图把我打成反革命。当时我只有17岁,心里很苦闷:为什么我满怀真诚地提出疑问、追求真理,却遭到了这样的围攻?我突然感觉到,我心中素来认为有价值的某些东西被碾碎了,但我说不清它们是什么,我只是感到失望。从此以后,我变得沉默了,也淡出了各种派系和争论,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想起了史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我数次外出串联,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余下来的时间就躲在家里读书。然而,由于我父母的文化程度不高,我们住的地方又是闹市中心,既远离学区,也没有名师指点。在这种情况下,书读得十分杂乱,也难以有什么长进。

196710月到1968年4月,我曾被分配到上海轮船公司,先后在战斗87号(货轮)和大庆20号(油轮)上当水手,随船去过秦皇岛、连云港等地。有一次,我们在渤海湾上航行时遭遇了七级大风,饱尝了呕吐之苦,但也挺过来了。在这段短暂的经历中,印象最深的是,见到一望无际的大海时产生的那种强烈的感受:万顷波涛犹如历史的大潮把我胸中的块垒冲刷得无影无踪。它既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渺小,也使我懂得了宽容的伟大。

1968年9月,我终于离开了光明中学,正式被分配到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当安装钳工。报到才一个月,我们就奔赴四川渡口攀枝花,参加502发电站的建设。攀枝花紧挨着金沙江,这里沉睡着足足可供开发数百年的优质铁矿、煤矿和其他稀有金属。“如果说,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靠的是鲁尔地区的矿藏,那么,今后中国依靠的则是攀枝花。”一位当地的领导人在报告中如是说,我们听了不免有热血沸腾的感觉。然而,作为“大三线”,这里的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我们住的是用芦苇席搭建起来的简易棚子,一年四季的主要食品是从外面运进来的包菜和海带,食堂里难得见到荤菜。对我来说,这段艰苦的经历是弥足珍贵的。它既使我看到了祖国土的广袤和内地的落后,也使我认识到民族振兴的潜力和个中的艰难。一年后,502电站的主体工程完成,我又随工程队回到了上海,先后在上海炼油厂、高桥地下热电站、江苏望亭电厂、闵行发电厂和金山石化总厂等处,从事维修管道或安装新的发电机组的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以下两件事:一是1972年在高桥地下热电站施工时,我不幸出了工伤事故──右手腕骨裂,在家中休息了约四个月。在这四个月中,我天天泡在离家不远的上海图书馆里。当时,许多图书都被加上了“封资修”的罪名而无法借阅,书架上陈列着的都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利用这段时间,我粗略地浏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做了好几本札记。虽然对《全集》的内容不甚了了,但经典作家的精辟见解,尤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分析方法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从1973年起,我从工程队调到政宣组工作。除了给施工现场摄影,也学会了撰写各种体裁的文稿,如调查报告、工作总结、新闻报导、通讯、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理论文章、评论等等。写作上的多方面的训练,为我以后撰写学术论文打下了基础。然而,由于过去曾在哲学学习上受过挫折,于是,在单位里一些爱好文学的同事和朋友的影响下,我的兴趣渐渐地转向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创作,并发表了一些作品。

圆梦之旅

1977年是我生活道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在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工作了将近10年,我曾经有过的大学梦早已被埋藏在心底了。然而,意想不到的是,邓小平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我心中的梦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但这次我不再报考医科,而是转向了文科,因为我的兴趣已经转向文科。我对复旦大学心仪已久,因而在志愿表上依次填了以下四个系:新闻系、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并注明,其他学校和其他系一概不去。乍看起来,这样的态度似乎是出于无知的傲慢,其实并不。因为当时我的工作也不错,因而对是否考取大学并不十分在意。结果,我被录取到第三个志愿——复旦大学哲学系。

如前所述,尽管我从高中起就喜欢哲学,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场遭遇伤透了我的心,我与文学之间的距离反倒是越拉越近了。正当我躲在文科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典文学名著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我引出了书斋。正是这场大讨论重新点燃起我对哲学的热情,并使我认识到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事实上,只要哲学基础理论还没有从僵化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整个民族就会失去创造的活力。我终于放下了手中正在阅读的文学名著和手中正在撰写的短篇小说,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哲学学习和研究上。一方面,我开始潜心研读当时我十分喜欢的古希腊哲学典籍,并于1980年发表了第一篇哲学论文《“蜡块说”小考》,不久后撰写的学士学位论文《试论柏拉图哲学的基本特征》也被发表在《复旦学报》上,并被收录到《1983年中国哲学年鉴》中,作为当年重点介绍的论文之一。本科毕业后,我投到尹大贻教授的麾下,开始攻读外国哲学硕士学位;另一方面,我也开始密切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并积极参与哲学基础理论的探索。当时正在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谢遐龄、陈奎德、周义澄和当时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安延民、吴晓明和我经常在一起讨论理论问题,我们不满意哲学界的研究现状,共同起草了一份《关于认识论改革提纲》,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提出了系统的批评。

“六君子事件”

19836月,我们六个人一起参加了在广西桂林举行的“现代科学技术和认识论”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在会上,陈奎德代表我们六个人宣读了这份《提纲》,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作为传统教科书体系的代表和权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前对我们的《提纲》横加指责,而我们则利用自己学到的各种知识,竭力为《提纲》辩护。于是,与会者分裂成两大派。一般说来,年龄较大而思想保守的的学者都站在萧前一边,而年轻的学者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在理论探讨上存在不同的意见,本来是很正常的,但个别思想上极“左”的人力图从政治上给这场理论争论定调,甚至打小报告到中宣部,把我们的《提纲》曲解并阐释为阶级斗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由于当时全国范围内正在批判所谓“精神污染”,中宣部立即下达文件,批评我们的《提纲》全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要查我们这些人的背景。也有个别人推波助澜,扬言要开除我们六个人的学籍。其实,我们没有任何背景,不过是在理论探讨上提出一些新想法而已。

回到复旦不久,校党委便开始组织我们六个人举行学习班,要我们认识理论上的错误。我当时是哲学系研究生班的班长,受到的压力更大。但当时在理论界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人则称我们为“六君子”,并把这个事件称作“六君子事件”。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也是任何力量都阻拦不住的,《提纲》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必定会被理论界接受。按照当时的舆论,我们六个人毕业后都不可能留在复旦了,由于临近毕业,经朋友介绍,我联系了上海市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当时编辑室主任朱一智先生也表示愿意接受。去向已定,我心里踏实了不少。然而,新的转机又来了,由于胡耀邦出来工作,改革开放的形势进一进明朗化了。1984年底,我完成了题为《黑格尔的理性概念》的硕士论文,我们六个人又联络了系里的其他博士生和硕士生,在复旦大学最具历史文化意义的教室──3108教室举行了“哲学与改革系列演讲”。前后15讲,历时一个月,场场爆满,听众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整个教室围得水泄不通,甚至连窗台上、讲台周围都站满了人。《文汇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先后采访了我们,报导了这次系列讲座的盛况。我们还联名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和《复旦学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经济体制改革与破除‘观念’崇拜》、《略论哲学改革中的若干问题》、《论学术自由》等论文。我自己在这个阶段也进入了写作的高峰期,发表了《我们要使哲学讲汉语》、《论改革开放与民族精神的转换》、《哲学研究要提倡发散式思维》、《哲学的常识化和常识的哲学化》等论文。由于形势好转,学校里对我们的态度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认为我们人才难得,只要愿意,全都可以留在复旦做教师。我们六个人,除了安延民的老家在北京,他决定回到北京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去工作,其余五个都留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在刘放桐教授的建议下,我被分配到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为了弄清楚哲学基础理论问题,我决定在职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

19869月,我开始在哲学系老主任胡曲园教授的指导下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同月,我出版了第一本哲学书《思考与超越:哲学对话录》。这本书叙述了我对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新的看法,并尝试把我读过的许多文学作品中的典故或名言警句运用到对哲学思想的表述上。始料不及的是,这本书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据《书讯报》统计,它当时是上海理论界的第一畅销书。1986年秋冬,学校启动了职称晋升,作为助教和在职博士生,我也在申报的范围之内。本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也参加了申报。有一段时间听到传闻,说学校里准备多给哲学系青年教师几个破格晋升的名额,但过了一段时间,形势又向“左”转了,说学校里还记着桂林会议的旧事,把哲学系破格晋升的名额全部否定了。最使我感动的是,哲学系为了保住我这个破格晋升的名额,全系所有的正、副教授联合签名,“公车上书”,终于感动了学校领导,给哲学系拨下了一个名额。19874月,作为在职博士生,我从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想起经济学系的蒋学模教授,由于过去政治运动频仍,曾经做过28年讲师!与他比较起来,尽管“文化大革命”虚掷了我十个年头,我还是十分幸运的。

198810月,我以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身份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进修,我的指导教师是伊林·费切尔教授。当时我对哲学基础理论的探索已渐渐地聚焦到意识形态问题上。我在研究中意识到,无论是从我们受教育的背景来看,还是从理论界正在争论的哲学问题来看,都关系到作为“背景意识”的意识形态。只有从哲学上把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透了,对哲学基础理论的反思才能深入到新的层面上。凑巧的是,费切尔教授和阿尔弗莱德.施密特教授冬季学期正在举办题为“意识形态概念史”的讨论班,我立即参加了这个讨论班,并在费切尔教授的指导下,潜心研读相关的著作,坚定了我把意识形态问题当作博士学位论文的主题加以探讨的决心。

1990年回国时,我不但带回了相关的研究资料,而且通过海运的方式,买回了39箱德文版的哲学著作。1991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意识形态论》,并顺利地通过了答辩。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博士论文,费切尔教授为它写了长篇序言,由我译成中文。由于国内系统地研究意识形态理论的著作尚付阙如,这本书出版后,先后获得了上海市19861993年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1994)和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1995)。

复旦荣誉

19933月,杨福家教授开始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校领导班子决定,由我出任复旦大学辩论队领队兼教练、王沪宁教授出任顾问,参加将于8月份在新加坡举行的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1988年,王沪宁教授曾作为领队率领复旦大学辩论队,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大专辩论赛中力挫群雄,夺得了团体赛的冠军。尽管这次比赛有老朋友王沪宁助阵,但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我不得不放下正在从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辩论队员的训练中。杨福家校长来看望辩论队员时,曾勉励大家一定要夺得冠军,为复旦争光。经过五个月左右的艰苦训练,复旦大学辩论队在新加坡辩论中终于脱颖而出,荣获团体冠军,第四辩手蒋昌建还获得了“最佳辩手奖”。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个奖是留给亚军队或其他队的,以便在奖励上起“平衡”的作用,但这次复旦辩论队的表现异常出色,初赛、半决赛和决赛的成绩分别是504150,而且三次比赛的评委都是港台和国外的。评委都很公正,他们共同决定把两个大奖都判给复旦大学辩论队。回国以后,我与王沪宁教授共同主编并出版了《狮城舌战》(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和《狮城舌战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两书。在教育电视台组织的名校辩论赛的推动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学生辩论的热潮,这也成了当代中国大学校园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曾接到许许多多高中生的来信,他们之所以报考复旦大学,就是奔着对大专辩论赛的兴趣而来的;我也受邀到全国许多大学去做过《辩论的艺术》的讲座。

19975月初的某一天,杨福家校长又拍拍我的肩膀说:“俞吾金,你是常胜将军,这次还是你做领队吧。”事情是这样的,瑞士圣加仑大学每年举办一次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研讨会,被称为“五月里的三天”(Three Daysin May),与会的主要是以下三部分人:一是各国政府的首脑,二是跨国公司、大企业、大银行的总裁,三是以英文论文投稿并被专家审查委员会接受的各国学生。那一年举行的是第27届国际经济管理研讨会,主题是“跨越边界”(Crossing Boundaries),复旦有15位学生以英文论文投稿,居然全部被接受。这也是国内大学第一次有那么多的学生受邀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所以学校领导非常重视,叮嘱我一定要安全地把他们带出去,也要安全地把他们带回来。有趣的是,当我带着这个团队到达圣加仑后,几乎所有见到我们的外国人都这样问:Are you Japanese? (你们是日本人吗?),复旦的学生总是自豪地回答:No,we are Chinese (不,我们是中国人),这也从侧面证明,以前还没有这样的学生团队去参加国际会议。那次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分别由瑞士总统和德国总统致词,做基调报告的则是当时还在世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主题则是关于“文明的冲突”的修订版。这次与会,复旦一位同学(西班牙留学生)的英文论文获得了国际论文大奖。这也表明,国际社会对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的中国越来越重视了。回国以后,我主编并出版了《跨越边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把同学们的英文论文及他们参加会议的感受都收录进去了,还请杨福家校长做了一个序,以后国内大学凡有学生参加圣加仑会议,都会参考这本书。

哲学冲浪

19959月,我开始担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当时是国内最年轻的哲学系主任。我们系行政班子确定了哲学系改革发展的大思路,并参考国外一流大学的哲学系课程,分别对复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设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本科生来说,一是颠倒了哲学理论课与哲学史课的次序,先上哲学史,学生更容易理解哲学理论;二是在三年级时实行课程分流,即分别为毕业后工作的学生和毕业后考研的学生准备两套不同的课程体系。就研究生来说,确立了系公共必修课的制度:不管是哪个二级学科的硕士生,都必须修《周易》、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也不管是哪个二级学科的博士生,都必须修王阳明的《传习录》、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马克思的《伦敦经济学手稿》,以缓解“博士不博”的现象,培养有复旦特色的研究生。2005年,经过多届系主任的实践,由我主持的《复旦大学哲学系课程体系改革方案》荣获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6年,由我指导的徐英瑾的博士论文《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的“现象学之”》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目前,徐英瑾和我曾经指导过的另一位博士、青年教师张双利都已用英语在复旦哲学系开设多门课程,推动了复旦的国际化进程。2008年,由我领衔的《西方哲学史》课程被评为全国精品课程,2009年,我被评为上海市教学名师和全国优秀教师,2011年被评为全国教学名师。

1997年9月到1998年4月,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做访问教授,也参与了燕京学社的儒学研究讨论班,使我对今后学术研究的方向有了新的认识。19996月卸任后,我婉拒了学校领导要我出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建议,决定回到自己最喜欢的教学与科研活动中去。同年,成立了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由我担任主任;2000年,该中心又被评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小基地”),开始出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4年,在小基地和哲学系的外哲、马哲博士点的基础上又组建了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中心,并被教育部评为985国家级创新基地(简称“大基地”),由我兼任主任;2007年,复旦哲学系、北大哲学系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同时被评为哲学一级重点学科,我们有大基地开始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报告》。在努力抓好大、小基地科研工作的同时,刘放桐教授与我一起主编了《西方哲学通史》(10卷本,目前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9卷),由刘放桐任主编、我任第一副主编、汪堂家任常务副主编的《杜威全集》(共38卷)的翻译工作进展顺利,目前已出版了20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与此同时,我自己也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实践诠释学》(2001)、《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2002)、《从康德到马克思》(2004)、《重新理解马克思》(2005)、《传统重估与思想移位》(2007)、《问题域的转换》(2007)、《实践与自由》(2010)、《生活与思考》(2011)、《俞吾金讲演录》、《被遮蔽的马克思》(2012)等,迄今已有11项教学与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一等奖。

1999年,我被人事部评为全国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2000年被评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2005年被教育部评为哲学界首位长江特聘教授。目前,除担任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中华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上海社联常委外,还担任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暨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暨人文社科学部主席等工作。

新的思索

21世纪的最初10年已经逝去,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印象是恐怖主义的肆虐、全球金融的危机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记得后期印象派画家高更曾在其画作中提出如下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迄今为止,这些问题似乎仍未找到合理的解答。事实上,人类面临着的许多困惑都需要我们从哲学上做出新的思索和解答。

从我踏进哲学殿堂至今,30多个年头已经过去了。虽然我尽自己的努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人生匆匆,转眼已过耳顺之年,还有许多筹划中的事情没有完成。比如对康德提出的诸多哲学问题的系统研究,对贝克莱、叔本华在外国哲学史上地位的重新反思,对中国哲学中道的精神的重新阐释和对新启蒙的张扬,对马克思哲学体系的重构等等。此外,我还有一系列的教案有待于整理和出版。罗素曾经说过:“要想做一个哲学家就必须锻炼得不怕荒谬”,我想,在今后的理论探讨的道路上,我会一如既往地保留着这份勇气和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