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2014学年奖学金评选论文-13博-张晓兰-现代性后果之信任危机
发布时间:2014-11-02  浏览次数:131

现代性后果之信任危机

张晓兰

摘要:信任危机已经成为现代性后果中的经验事实。本文首先对比前现代与现代社会,信任关系所发生的变革,进而阐述在这种脱域机制中制度性的抽象体系所发生的信任危机。同时通过信任与本体性安全和自我认同之间的联系,呈现出信任危机实质上就是存在危机。所阐释的这些问题不仅是信任危机的基本原因,更是信任危机的基本表现。

关键词:现代性;后果;信任;危机;吉登斯;

“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挟其在社会变迁中表现出来的力量感和问题性,一开始就为思想家们所感知和思考”。[]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分别在不同的背景下对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且分别沿着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化的主要线索形成了古典现代性理论。吉登斯对三位思想家进行研究和重新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现代性理论范式,对现代社会发展做出了断裂论和脱域性解释。对传统断裂的性质阐释,也正是我们理解现代性以及诊断它对我们今天所产生的各种后果的开端。信任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性后果中一条重要的内在线索,并且已经是可以经验到的事实。从根源上来说,这种信任危机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所带来的传统断裂和脱域,并且这种危机又不断呈现在抽象系统和人的存在方式上,成为了人类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一、前现代与现代的信任关系的变革

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脱离了以往各种类型的社会秩序,它所带来的变革也是前所未有和意义深刻的。它不仅建立了全球性的社会联系,而且也改变着人们日常最熟悉的领域。现代文化的发展不断冲击着传统的价值体系和交往方式,同时也使得信任危机成为了现代社会中的经验事实。在前现代和现代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信任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革。

前现代社会可以说是“熟社会,地域性情境占据着主导地位,地域性的信任是最重要的信任关系。在这样的信任环境中,亲缘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群,也是人们主要依赖的普遍性的社会纽带。人们在特定的时空中建立起稳固的关系网,并以地点为主要方式组织活动。另外,在吉登斯看来,宗教宇宙观在前现代文化中对自然和人类生活提供了主要的神灵解释,正是宗教信仰将可信赖性嵌入到了环境与事件的关联中,它对信仰者所建立起来的是一种解释框架和一种令人感觉安全的环境。与宗教不同,传统本身以及特定的风俗习惯却给人们提供一种本体性安全的基本方式和信任环境。但并不是说传统社会就完全是安全的避风港,只是相对现代文化来说本体性的不安全水平较低而已。对传统地域性信任关系造成威胁的主要是一些外在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如气候的灾害和慢性疾病的传染等等。总结来说,在传统社会中信任关系主要建立在地域性熟人的基础之上,依靠风俗和习惯等传统来维持稳定的生存环境。

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前现代的信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亲缘关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重要的,但却再也不是高度组织化的跨越时空的社会载体,家庭已不断衰落,友谊或隐秘的个人关系成为了主要的信任环境和稳固的社会纽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则不再主要依靠人情,而是主要信赖利益原则。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陌生人因利益而不断建立起来的自由而平等的关系,现代大多数人花费大量时间在与陌生人的交往中,并且在这种交往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失信、上当受骗以及一些利益之争。这也就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微笑相助,而是戒备不断加强,信任不断降低。在西美尔看来,“陌生人”的概念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在前现代文化中,陌生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即一整个人。而现代文化中,我们不同程度地与陌生人打交道,而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方式和彼此交往活动中,基本上采取一种转瞬即逝的交往方式,这被霍夫曼称为世俗的不经意。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有多少次擦肩而过、多少次的不经意,先不说人与人之间是否变得冷漠、无情,而这种不经意却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礼貌的疏远、关系的朦胧和信任的距离。但这种不经意也成为了公众场合中陌生人之间信任的一般条件,也是陌生人相遇时当面承诺的基本类型。

然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仅仅局限于当面的在场,现时代不断进入一种时空虚化后的虚拟领域。在这种网络和信息的时代,人们不再受到时空的限制,而是不断在时空延伸中获得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前现代条件下地点的首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脱域机制与时空伸延给消解掉了”。[]地域性必定要与全球化相关联,例如:一个小的社区可能有世界各地的人进出往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流通,这不再是熟人的地域性活动范围,而是渗透着远距离之间的时空无限制条件下的抽象体系关系。这时所建立的信任关系也就是被脱域的抽象体系中一种固定的关系。

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化的抽象系统给人带来了日常生活上的诸多方便、效率和舒适,成为了人们生存和信任的基础,但是这种开放流动的抽象体系随时都有风险和问题存在。相对于很久以前的冒险家来说,每个人都确定性地知道自己的旅行是安全的,知道飞机会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地点降落,但是事实上人们是忽略了现代抽象系统的风险。当飞机失事这种偶然性事故频繁出现时,人们则将在怀疑基础上面临对抽象系统的信任危机,但是最终也只能凭靠对自己未知的专业性知识的信赖或者甚至凭靠运气和命运来减轻对生存环境所负载的重担和对现代基本信任所产生的恐惧感。

“抽象系统大规模地侵入到日常生活中去便产生了使个体不知所措的风险,高后果风险就落在此范围之内[③]像核战争的可能、生态环境的灾难和经济体系崩溃等全球性的风险和灾难,已经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风险社会的危险景象。在这种风险环境全球性扩张的背景下,现代世界将再也没有真正的旁观者。在普遍风险的背景下,人类也正普遍经历着本体性信任安全的危机和焦虑。但是很多时候处在这种危险境况中的人们却是麻木的甚至厌烦的,似乎这些风险都早已是老生常谈,甚至人们都厌烦地开始怀疑这种灾难威胁是否真正能有效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社会的人们面对风险所采取的不同的适应性反应主要呈现为实用主义、乐观主义和犬儒悲观主义。

首先,实用主义的人们就只是关注生存,期盼着短期的利益,对于这样的风险,似乎只要我不去想它,它就不存在了,或者至少这样就不会让我感到恐惧,但实际上在实用主义态度的背后却包含着悲观与希望的矛盾。其次,相对来说,只有乐观主义才更加坚信启蒙理性的信仰,似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风险,认为在理性与科学的基础上人类总还是能找到解决方案的。最后,犬儒悲观主义不同于实用主义的接受态度,也与乐观主义不相协调,它是一种以幽默和厌世的方式来控制由风险所引起的焦虑情绪。犬儒与悲观的结合似乎不同于单纯悲观主义的那种麻木和消沉,它本身具有一定的实践观念,由于其幽默和滑稽的情感因素而淡化了悲观的色彩。全球性巨大的风险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更重要的是影响着所有人对现代信任关系系统和本体性安全的信任。而在这样的全球化风险背景下,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对脱离亲缘关系的条件下,信任关系相对于前现代来说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信任关系的变革使得安全与风险之间失去了平衡,而事实上这种信任关系的变革以及所产生的后果和危机却根源于社会系统的脱域问题。

二、脱域中的信任关系

吉登斯提出的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一些社会学家依赖功能主义的观念,将社会的现代变革理解为功能的分化和专业化,这种立场实质上是一种进化论的思路,而对于时间和空间如何重构和组合的现象并不适用。吉登斯认为脱域所呈现的图像能更形象地说明时间和空间之间的转换和组合。时空分离作为现代性的重大动力之一,使其现代社会不断脱离传统社会,造成了现代性的断裂。在时空虚化和标准化中,社会系统的脱域又使得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信任关系从原初的地域性关联中不断脱离出来,形成以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为主要类型的脱域机制。

象征标志是指能将信息传递出去,并在相互交流中起到媒介的作用,如货币符号等。货币在很多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那里都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并且有很多将货币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批评性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实现了任何东西之间的相互交换,是一种交换工具和媒介,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不断区分开来,并且使得交换价值不断一般化。在凯恩斯看来,货币与时间相关联,货币是一种延缓的方式和时空延伸的工具,它支托住时间从而使交换关系从具体环境中脱离出来。西美尔却将货币与空间相关联,认为货币跨越空间的威力能够使所有者和他的财产分离得如此之远[]现代货币的脱域程度比传统社会都要高得多,货币并非单纯地与时间和空间相关联,实际上是将在场与缺场相关联,并且是将时间托架出来的工具和手段。在这种脱域机制中,人们信任的不是使用货币进行具体交易的个人,而是货币本身。信任是脱域机制所依赖的,但信任并非是指信任个人本身,而是指信任一种抽象能力。也就是说,未曾相识的交易双方都知道并且相信对方是同样承认货币价值的,凯恩斯将这种信任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相联系,西美尔认为这种信任比预估和计算即将发生的事情更具有可信赖性。简单来说,信任不仅仅是认知上的理解,而是关乎于人们对某种结果的信心和信念含在现代制度中的信任模式,就其性质而言,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知识基础的模糊不清和片面理解之上的[]

另外一种脱域机制就是所谓的专家系统。它主要“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⑦]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必须依赖特定方面的“专家”,当你安然无恙的坐在家里,这就是你对建筑和设计的信赖,相信它不会无缘无故的倒塌,所以说人们在不经意间就已经不断地被卷入到了专家系统当中。然而这与其说是相信专家,还不如说是信赖和尊重专家所凭靠的专业知识。这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信赖,人们凭借经验相信系统经常会按照设定好的预期来运转,虽然知道在其中也会有偶然性的事故和风险,但人们相信专业人士已经将其发生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作为一种脱域机制,专家系统使得社会关系从传统的具体情境中分离,时间从空间中脱域。概括来说,现代社会的信任关系就建立在这种脱域机制基础上。

首先,现代社会的信任关系是一种随时可以建立又随时可以中断的纯粹关系。这种关系也就是一种摆脱了共同在场性的当面承诺,再嵌入了一种时空脱域的非当面承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不断从亲缘和地域性关系中脱离,不断以平等和自由的原则重新组合和建立。人们之间的信任不再是时空确定的当面交往,而是一种人身退场的虚化抽象。

其次,现代社会的信任关系是以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为基础的。这两种脱域机制作为主要的抽象系统,构建了人类日常生活的基本环境。普通人由于对专业知识的不了解,所以选择完全信赖抽象系统。而当这种抽象系统出现问题和风险,人们则无法寻求某一个权威来解决,确定性的信任无法获得确定性的回报,所以说现代社会的抽象系统也是具有高风险的。人们不断在相信和怀疑技术理性之间矛盾和纠缠,使得人们越发失去了生活的安全感。

最后,现代社会的信任关系是一种人们乐观的相信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传统的一切教条全部被打破,人们开始转向自身,寻求知识和理性,相信通过它们在未来可以拥有美好和安全的生活。信任关系从传统的地域性转向现代的脱域性,而风险也从原来的自然因素转向了人为的技术理性因素。现代社会信任危机源于人类自身对技术理性的过度运用,但发展的结果和风险可能也将无法再通过人类自身的技术和理性来加以控制。信任危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主要问题,不仅关乎人对人的信任、人对抽象系统的信任,而且关乎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

三、信任危机与存在焦虑

信任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与一些习语比较相似,例如我相信你会通过考试或者我希望你会通过考试,虽然相信比希望语气更强,但这里面都在信心和信赖意义上体现了一种信任。这样一种信任表示在适当的条件下某人肯定会按照某种预期行事,但这并没有涉及信任的社会关系或者是与系统相关的信任。在卢曼看来,信任与信心相关联但又相区别,信任是指与风险相关的现代概念,而信心是指对熟悉的东西所保持的一种稳定的态度。吉登斯并非对卢曼的概念性解释完全满意,在他看来,信任与信心并非截然分开,信任只不过是信心的一种特殊类型,并且他也用不同的方式对信任概念作出了解释。

我们寻求信任的条件是对完整信息的缺乏和对未知事情的判断,也就是说,信任是在时间和空间缺场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与突发性事件相关的。在这种情况下,信任就包含着一种信赖的含义,但信任与信赖并不相同。在吉登斯看来,象征标志或专家系统内所谈论的信任,是建立在信赖(那些个人并未知晓的)原则的正确性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的道德品质(良好动机)的信赖之上[⑧]人们的信赖不再是对某个人的信赖或者对系统本身的信赖,而只是对系统通常会正常运行的信赖,即对一种惯常性、可靠性和连续性所持有的信心。

以上对信任的解释涉及了风险、信心与信赖,那么信任的对立面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说,信任并非指个人之间的私人交往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存在方式。所以说,信任的对立面并非是简单的不信任,而是一种存在的孤独和焦虑。吉登斯将信任与不信任说成是一种情境或心态,似乎太过平常而降低了其思想的深刻性,但他将信任的对立面理解为存在状态,并且提出本体性安全的概念却又不乏洞见。

所谓本体性安全指的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⑨]这种信心关乎于一种可靠性的感受,是本体性安全的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信任与本体性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本体性安全是一种存在状态,即现象学所说的那种“在世界之中的存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不断从传统的家庭关系中脱离出来,获得自由和独立,虽然还不是完全纯粹的原子式个人,但人也要独自为自己的选择和遭遇的一切承担责任,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地域性的身份关系而是作为孤立个体建立在脱域基础上的契约关系。现代社会的信任关系不是设定好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人在活动过程中自己建构的,是自我开放和自我接纳的一个过程。然而当惯常性事情频繁失效,人们失却心理和情感上的一种依托,那么人将面临本体性的孤独,甚至人在与人或者系统打交道过程中将缺乏安全感,并且导致内心深处的焦虑和畏惧。这也就说明信任危机在根本上将导致存在焦虑。

另外,人的存在也需要承认,不仅是对人的权利和尊严的承认,而且更重要的是人的自我认同。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依赖社会身份和地位而获得承认,现代社会中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拥有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并且随着抽象体系的发展,对不认识的他人的信任和对非个人化系统的信任,成为了社会信任关系的基本要素。但个人又必须在这种抽象系统所提供的策略和选择中找到自我的身份认同,而“对他人的信任与内在地构成可信任性交互培育,这又奠定了自我认同的稳定基础[⑩]

埃里克森通过对儿童发展过程中信任的研究,认为所谓的基本信任是持续性自我认同的中心。儿童的信任更多的是经验之间的交互,他通过照顾者的一种关心和依赖,产生出对外物真实性的相信以及内在可信任性的意识。这种信任实质上也就是儿童可以允许照顾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缺场,但他相信这份关心和照顾不会因为这种缺场而失去,确信照顾者离开后还会回到他的身边。这也就形成了儿童最初的基本信任,同时这份信任形成了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和独立性,消除了时空脱域的距离感,也消解了存在的焦虑。然而,在成年人的发展过程中,对他人的信任是最基本的心理需要,日常生活的惯常性和连续性也就是心理安全感的主要来源。当惯常性和连续性被打破,人们就会产生失望,而这种失望感也就是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期性也就使得人极度缺乏安全感,陷入孤独和怀疑之中,这种信任危机并非仅仅指人对他人或者对外在环境的疏离,而更重要的是指人失去了自我认同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而陷入了孤独和焦虑。所以说信任危机在这种意义上也就是人存在的危机。

在现代社会的信任危机中,人没有了终极目的和存在价值,人成为了纯粹的物,工具理性和消费主义泛滥更加剧了这种危机,人在这种现代生活中剩下的唯一值得信赖的就是物的真实性和确定性。同时,人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失却了自我独立和自我认同,失却了爱人与自爱的平衡,导致处于极端的自私状态,从而陷入真正的主体性孤独。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获得了空间的自由以及主体性意识,而那种不择手段为自我谋利益的存在方式并非就是真正在维护自我利益,可能反倒使自我陷入灵魂和人格的危机之中。在弗洛姆看来,现代文化的失败不在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人们过分地关心他们的自身利益,而是在于他们并没有充分地关心他们真正的自身利益[11]这种自私性错误人格将无法正确把握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存在关系,也就无法建构共生共存的信任关系。所以说现代社会的单面人要想走出这种存在的孤独和焦虑,就要摆脱相互之间的猜忌和怀疑,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人格,重新建立一种现代的信任关系。另外,这种信任危机虽然发生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身上,但实际上也是制度规则和抽象系统上的危机,所以要克服这种危机不仅要重塑人格和提高素质,更应该重建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确立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信任机制。

参考文献:

[1]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2]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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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5]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页。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95页。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7页。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8页。

[]西美尔:《货币哲学》,第332-333页。转引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80页。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80页。

[11]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