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网》:狮城辩论赛教练、复旦大学教授俞吾金走了
发布时间:2014-11-02  浏览次数:278

俞吾金教授的学生、同事、同学,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说他是一位睿智、温雅的学者。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俞吾金1031日晨5时离世,享年66岁。

31日早上八点半,还在医院忙前忙后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向记者痛惜俞教授的离世之后是长达数秒的沉默。

复旦大学哲学系97级学生郝鹏最遗憾的是,从俞老师7月动手术后昏迷跟师兄弟们轮流陪夜,老师虽偶有短暂清醒,但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只言片语的交流。

而同样陪夜的复旦大学哲学系08级学生阮凯则说,“常常在深夜里听到俞老师念念有词,比如有次听到是康德的语句,他几乎把学术当做生命。”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他的学生、同事、同学,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说他是一位睿智、温雅的学者。澎湃新闻记者也试图从他们讲述的细节中拼凑出一个真实的俞吾金。

复旦光华楼的26楼,俞吾金曾经的办公室,已被设成灵堂,陆续有学生前来悼念。

“如今,只有冰冷的、黑色的讣告,俞老师睿智的话语,尖锐的批评,温暖的情怀,偶尔迎合学生的狡黠,都在这黑色现实前定格。”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郁建兴今晨写道,“那个人们去了就不再回来的世界里,有光,有温暖,俞老师在那里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与孔孟老庄论辩、交游。世上已无俞老师,他去了天堂。”

1995年,郁建兴在上海师范大学一个会议上结识了俞吾金老师,“他竟然注意到我发表的一篇文章,在得知我只是硕士毕业后,他竟然不开会了,直接带我去复旦办理博士生入学手续。”

郁建兴说,“老师待我,既有仁者的叮咛,有要求有批评,也有智者的放手,有宽容有等待。老师于我,是大学者,大智者,大丈夫,加上个头魁伟,风度翩翩,在他面前,我始终仰视他。去年他来杭州,我与俊昌、立旭三人诱他抽了一根烟,让我们开心说笑了几日。”

曾经的宣传员、扯不断的哲学缘

作为国内哲学学界知名的扛旗人,1948年出生的俞吾金曾笑称自己是“66年的高中生,77年的大学生”。中间横断的“文革”时期,他则做过安装工人、工厂宣传文员。

1966年高中毕业后,他本打算考医科大学,以尽早在经济上独立,为父母分忧解难,但当年“文革”爆发,他于是在1968年被分配到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工作,做安装工人。先到四川渡口攀枝花参加当地发电厂建设,一年以后又回上海。后来又相继参加了高桥热电厂、江苏的望亭发电站和金山发电站等电力工程的建设。他在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先后工作了10年,前56年是在一线当安装工人,后来因为俞吾金的文学功底比较好,喜欢写作,就被调到宣传部门搞宣传工作。高考招生制度恢复后的1977年,他才考入了复旦大学哲学系。

他同哲学的渊源始于高中,他当时就读的上海市光明中学偏向文科,他于是萌发了对哲学的兴趣,他那时在福州路旧书店买了不少哲学书籍,似懂非懂地阅读,那时就曾读过李致远先生的《马克思的学习方法》,对哲学颇感兴趣。

俞吾金的同学事后回忆说,中学时他就比较有哲学天赋,思维中有哲学的味道,因为在平时交谈中,往往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没看到的、讲不出来的道理。

而后在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做工人时,20出头的俞吾金有一次右手工伤,在家休息了4个月,当时他在离家很近的上海图书馆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还作了许多笔记,非常佩服马克思百科全书般的知识积累。

他在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做了5年工人后,被抽调到公司的宣传部门工作,有机会阅读更多的哲学著作,从而进一步引发了他对哲学的兴趣。

李卜克内西在谈到马克思的渊博知识时指出,马克思就像一艘升火待发的军舰,接到指令后可以驶向任何一个海域。而俞吾金之后的命运也同这艘升火待发的军舰一般,驶向更广阔的哲学海域,更重要的是,他清楚自己的行驶方向。

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成为首批报考的学生,当时他在表格上填了四个志愿:复旦大学新闻系、中文系、哲学系和历史系,并在附注栏里写道:“除了复旦大学这四个系,其他学校、其他系一概不去。”

对这句有些“任性”的附注,俞吾金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因为那时他在公司的宣传部门工作,具体任务是采写新闻报道和摄影。而且父亲又正好在中国照相馆工作,这让他熟悉了暗房冲洗照片的技术。就工作的性质来说,与新闻系学的课程最接近;就当时他的兴趣而言,对文学的兴趣压倒了对哲学的兴趣。

一方面,虽然他喜欢读哲学著作,但由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过于紧密,他在“文革”初期时因为在言谈中表示不同意林彪的“顶峰论”而在光明中学被工作组内定为“现行反革命”,这大大挫伤了他学习哲学的热情;另一方面,他在公司宣传部门工作时,结交了一些朋友,他们都喜欢文学创作,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所以把中文系作为第二志愿。

结果他被哲学系录取了。当时他觉得很遗憾,因为“大门”进对了,“小门”却走错了。在大学本科的前两年,他的主要努力仍然是在阅读文学作品和撰写小说上。然而,在阅读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作品的时候,他对古希腊哲学的兴趣与日俱增。

俞吾金曾说,“当时读书,很像一个饿坏了的人,抓住什么就读什么;见到同学或朋友手中的好书,一定要借过来读掉,并做了很多札记。”

他涉猎广泛,从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再到莎士比亚的悲剧和莫里哀的喜剧等等,从薄伽丘、塞万提斯、但丁、歌德、席勒的作品到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从司汤达、梅里美、小仲马、大仲马、莫泊桑的作品一直到勃朗特姐妹、白朗宁等人的作品,从德莱赛、马克·吐温到卡夫卡、加缪、萨特等人的作品。

在本科一年级时他仍旧坚持写小说,有的时候写出来就钉在墙报上供大家阅读。不过,到了大二和大三的时候他开始把精力主要集中在哲学方面了,人生最快意的事莫过于阅读写得精彩的文学作品。

1986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思考与超越:哲学对话录》,其中运用了许多文学上的典故,而这些典故大都出自他当时做的札记。这本书第一版印了好几万册,当时被《书讯报》评为理论著作中的第一畅销书,还获得1986年度全国图书评比“金钥匙奖”。

“狮城舌战”的幕后功臣

对俞吾金的追忆,绕不开当年那场“狮城舌战”。现为复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的蒋昌建告诉澎湃新闻,在参赛之前他未曾料及含蓄儒雅的俞吾金老师身上有着辩论的锋芒。

19938月,在新加坡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上,复旦大学队4名辩手姜丰、季翔、严嘉、蒋昌建亮相,舌战群儒,连克三城,举世轰动。这4名复旦青年成为当时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至今仍是“70后”、“80后”一段共同的青春记忆。俞吾金是当年这场“狮城舌战”的教练兼领队,参与了复旦辩论“梦之队”的召集、训练和比赛的整个过程。

蒋昌建回忆,最初参与选拔时,评委们大多言辞犀利,不留情面,而俞吾金则在角落里观察,少有言语。直到选拔后期,选手初步选定,他才知道俞吾金将成为领队和教练。

“我当时又高兴又恐惧。”蒋昌建说,一方面能同如雷贯耳的名家近距离接触,另一方面担心在学富五车的老师面前自己的弱点一览无遗。

后来,几位选手们开玩笑时说,俞吾金老师是最早的“大数据运用者”,因为他的知识储备几乎让四位选手叹为观止。“准备辩论赛时需要大量知识积累而时间又有限,他会告诉你一个思想家的观点,然后告诉你另一个时代有位思想家与他产生异议,争议点在哪里,有些思想知识,他可以具体到哪家出版社第几版第几页……”

面对第一次参赛的选手,同样也是第一次执导的俞吾金不急不躁、循循善诱,帮他们扫除知识盲区,而俞吾金常常指出一些常识悖论,这也让选手们感受到了思辨的乐趣。

蒋昌建回忆,选手们会在比赛中偷看俞吾金的表情,而他眼神里表现出的沉稳、坚定、期许、自信几乎如定海神针一般让选手从容应战。

“习不为常”的谦谦君子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郁振华教授评价,俞老师上课风格是温雅中不失锋芒,有君子之风,常常能指出人们习语中未经审视的错误。

“有次我跟他说,我们一起吃饭吧。他马上应,难道不吃菜?我们就都笑了。”现年63岁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卫平教授回忆跟俞吾金30多年的交往,他认为俞吾金是一个难得的把理性和激情统一起来的人,常会开掘人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东西。“比如马克思哲学有学界公认的三个来源,而俞吾金就质疑,应该有第四个来源……”

陈卫平曾撰文指出俞吾金文章中中国哲学方面的纰漏,俞吾金主动给他打电话虚心求教。两个多月后,俞吾金又致电同他讨论当时正研读的关于王阳明的观点。“我是研究中国哲学的,而他是主要研究西方哲学的,他提出的关于王阳明的问题我也未曾考虑过。”陈卫平说,“他提出的问题比他论证的东西更有价值。”

多位俞老师的学生也告诉澎湃新闻,俞吾金上课时不轻易使用模糊的概念,重视哲学原著的阅读,指导学生一丝不苟。

数年来,俞吾金坚持每个学期为复旦的本科生开课:一门是《哲学导论》,另一门是康德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精读》。

复旦大学英语专业2012级的学生华沁欣说,俞老师提及“动物园” 这个概念,他认为人作为一种动物事实上也应该成为动物园里展示的一个品种,俞老师还提及在国外确实有人自愿被关进动物园的橱窗、笼子被展示。“我想他想强调的是让我们从习惯性的误用和误解中有所觉醒,养成一种思维方式。”

另一位学生则举例说,“有一次,俞老师写了一句话‘张三是李四的粉丝’,问我们:这句话对不对?大家面面相觑。俞老师解释道:英语单词‘fan’的复数是‘fans’,而汉语中的‘粉丝’正是‘fans’的谐音,张三在人称上却是单数。因此不能说‘张三是李四的粉丝’,而应该说‘张三是李四的粉’,或者 ‘张三是李四的粉丝之一’。随后,俞老师又从哲学角度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熟知非真知’。也就是说,你熟悉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你真正知道的东西。”

40岁出头的华师大哲学系教授钟锦曾是俞吾金的博士生,他说,俞吾金会在治学上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不讲情面,在生活中就极为体贴温和。

钟锦师从俞吾金后学习马克思哲学方向,“但俞老师鼓励我要先打好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它就像通往马克思哲学的入口,学通了才能了解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必然性。”

跟学生出去吃饭,从来都是俞老师买单。有次钟锦提前买了单,俞老师就表现出不快,“他说学生还没工作,怎么能买单,最后让就师母把钱还给我。”

郝鹏说,俞吾金把学生的事情记得像日历本一样,他念研究生时同时在校办工作,琐事缠身,俞老师则常嘱咐他“先在脑子里有学术规划,否则会像珠子串不成线一样”。尽管郝鹏之后并没有走上学术之路,俞吾金仍然尊重并鼓励他,“人各有志,让学生把路走好就是为人师的成功”。他参加工作后,跟一位师从俞老师的学姐成为同事,“有次遇到俞老师,他还让我叮咛学姐多用心写博士论文。”

“俞吾金推荐人才,没有门第之见,”陈卫平说自己还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时,俞吾金曾给他推荐学生,他事后才发现,这位学生并不是俞吾金的学生。

2003年,俞吾金痛失爱女。“这是一个痛彻心肺的日子。很长时间,我无法进行思考,处于自责状态……”如今,更多的学生享受着俞吾金导师加慈父般的关爱,而学术更如同他的另一个“女儿”。这段无法抹去的经历,让俞吾金在60岁时写下未全部发表的《耳顺之年话人生》一文,文中回忆了自己五六岁落井溺水的情景,“我在水中挣扎了一会,终于抓住了井壁上的石块,使自己的上半身浮出了水面。我开始高声喊救命……”姐姐碰巧走出门听到深井处的隐约呼叫声。生与死的体验,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感,成了在俞吾金生命里独特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