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我的读书之路
发布时间:2014-11-03  浏览次数:324

原文刊载于《复旦人》第十期(试刊)

每个爱书之人都有自己与书结缘的故事以及对于书的感悟。千人千色,不尽相同。我们与俞吾金教授这次采访的缘分亦源于书——来自文科图书馆的一批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借书卡,它们依旧保存完好,清晰地记录着学者们在学生时代不为人知的努力与辛勤。

如今的俞吾金教授担任着很多社会工作,但他对于书籍的热爱丝毫不减,访谈中他侃侃而谈自己的读书经历,对于身处纷繁环境下的当代学子的人文知识贮备,也提出了自己的殷切期望和建议。

荒芜中求书

俞吾金出生在浙江萧山,6岁开始上学,10岁时随母亲搬迁到上海并定居。他是66届高中生,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爆发。

19689月,俞吾金被分配到上海电力建设公司第一工程处工作,一个月后即随大部队来到四川渡口攀枝花,支援502电站建设。住在金沙江边的简易宿舍里,四周都是连绵不断的大山,真可谓“开门见山”,但是,除了《渡口日报》,这里几乎见不到任何其他的报纸,见不到像样的图书,更不用说图书馆了。一本书都借不到,精神上一片荒芜,俞吾金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啃”自己带去的《新华字典》。翻完《新华字典》,又好不容易从一位出身书香门第的朋友处借到一本《康熙字典》。

俞吾金坦承,当时这样埋头于两部字典之中,一是因为无书可看,二是因为本来就喜欢看书。这段荒芜中求书的经历在今天看来恐怕很多人难以理解,但是正是对字典的研读,使俞吾金对文字学,即小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于甲骨文、金文、小篆的研究自然而然有一种关注。说到自己对文字进行的考证、发表的论文,俞吾金更是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比如,“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但究竟如何理解这个观念,他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看法。

说“天人合一”等于肯定,天、人在合一之前是相互分离、相互外在的。但从字源上来考察,情形并不是如此。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那么,“大”字又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告诉我们:“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实际上,“大”字就是一个人张开双手、分开双脚站在那里。由此看来,人并不在天的外面,而是在天的里面。也就是说,天与人不是“合一”的外在关系,相反,人从来就是天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俞吾金得出的结论是:人与天是内在关系,人在天中,天由人成。

众所周知,在中国哲学中,“天”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自然(如荀子的《天论》);二是指神秘化的、超自然的力量,如天命、天志等。那么,天的第一个含义“自然”究竟是什么意思?俞吾金认为,以前的研究者们解释了“自”,也解释了“然”,但没有对这两个字的联结做出合理的解释。众所周知,“自”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指(人的)鼻子,而“然”字在金文中才出现。《说文解字》云:“然,烧也。”从“然”的字形上看,就是烹调狗(犬)肉。但是,人们并没有沿着这样的思路去探索“然”字的意义,更没有借此揭示“然”与“自”之间的关系。俞吾金提出的大胆假设是:狗肉在被烹调的时候产生香味,而香味进入周围人的鼻子。“自”与“然”两个字的联系这是这么建立起来的。自然的第一个引申含义是:自然而然,即本该如此,就像这里烹调狗肉,下风的鼻子就会闻到香味一样;第二个引申含义是“自然界”,因为每个人出生时,自然已经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存在在他的周围。

仿佛是站在讲台上,面对着莘莘学子,俞吾金很细致地表达出自己对文字考证的认真与热爱。同时,他还把自己对字源学的兴趣扩展到对外语的研究上。他告诉我们,在英语中,interest(单数)解释“兴趣”,interests(复数)解释“利益”。这两方面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人只对与自己利益有关的东西发生兴趣。在德语中,Schuld既可解释为“债务”,又可解释为“罪责”。这两重含义表明,最早的有罪感起源于欠债不还。如果人们去阅读古代的《巴比伦法典》、印度的《摩奴法典》和《罗马十二铜表法》,就会发现,其中大量的法律条文涉及到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事实上,汉语中的“债”也是由“人”与“责”两个字组成的,表明人有责任偿还欠别人的钱物。在俞吾金看来,不论哪种文字都隐藏着人类的秘密,因而文字研究是最有意义的活动之一。

我的大学

在放弃了公司给的保送浙江大学的名额之后,俞吾金本以为就此与大学擦肩而过,不料峰回路转,高考招生制度于1977年被恢复。虽然参加了考试,但俞吾金也经历了一番心理挣扎。因为当时他已经被抽调到上海电力建设公司的小班子里去工作,很多人都说他放弃了这么好的工作去上学不值得,他自己也有些担心,毕业后会不会把自己分配到外地去工作?但是想要读书的心愿还是压倒了其他世俗功利的考量。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拥有复旦情结的俞吾金在志愿栏里依次填写了复旦的四个系:新闻系、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并在备注栏里写上:放弃被调剂到其它学校和专业的机会。俞吾金笑着解释说,这不是因为心高气傲,而是因为对自己是否能考进这所大学没有把握,如果考不进自己喜欢的大学和喜欢的专业,宁可继续回去当工人,幸而最后顺利地进入了复旦大学哲学系。

谈到当时校园里的读书风气,俞吾金反复强调了两个词,“非常好”和“如饥似渴”。他说,当时考进来的同学都是人才。现在的光华路过去叫“南京路”,两边都是黑板报,各院系相互竞争,把黑板报办得图文并茂,非常漂亮。同学们自己写的小说都可以贴上去,供大家阅读、批评。大学初期,俞吾金的兴趣并没有集中在哲学上,其中也有些原由。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高中生,他读了林彪为《毛泽东语录》撰写的前言,里面把毛泽东思想称作“顶峰”,已读过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他心生疑惑:既然真理是相对的,怎么会有“顶峰”呢?他在班里的学习会上说出了自己的疑惑,结果遭到了工作组的打击,说他有观点问题,当时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哲学和政治过于接近,因而暂时放下了对哲学的探索,转向了文学。在进大学之前,他已经在文学上小有成绩,发表过报告文学和小说,所以刚进大学时,他的兴趣还聚焦在文学上。

进入大学后,大家都如饥似渴地读书。“当时的文科阅览室就是现在的理科阅览室,我们通常白天把书包搁在那里占位子,晚上吃饭后就去看书,顺着书架一排排地往下读。我形容自己的心情,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俞吾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也千方百计找书看,但是那个时候图书馆里的书都被封存起来了,整个上海图书馆能够被阅读的只有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工具书。”在复旦的文科阅览室里,俞吾金从古希腊的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往下读,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莎士比亚全集、莫里哀选集、歌德的《浮士德》,一直读到俄罗斯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冈察洛夫,当然,也包括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留波夫斯基等。那时,只要同学手里有一本书,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即使晚上不睡觉也会把它读掉。彼此之间在读书方面都不甘心被对方超过。”

很多文学作品中都蕴涵着深厚的人文精神,甚至本身就是哲学著作,如法国启蒙学者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歌德的《亲和力》、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黑塞的《内与外》等等。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把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和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当作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象征。在俞吾金看来,学哲学的人,多看文学作品会对哲学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俞吾金表示,自己也喜欢读当代的文学作品,如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艾略特、庞德、梅特林克、贝克特、尤涅斯科、金斯堡、纪德、黑塞等,同时,他也迷恋于中国从传统到当代的文学作品,如鲁迅全集、老舍的小说、周作人的散文、萧红的《呼兰河传》、冯至的《十四行诗》等。

文学作品往往是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钱钟书的《围城》,1947年出版,法国小说家加缪的《鼠疫》也在1947年出版。钱钟书的主题是:城外的人想进去,城内的人想出来,双方的行为都是无意义的。加缪的主题是:城内的不让出来,城外的不让进去。因为当时城内正在流行鼠疫,整个城市都被封闭起来了。这两部小说反映出两位不同的作者对类似的主题的思索。

俞吾金说,“九十年代初,我在复旦学报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围城》与喜剧精神的兴起”,论文发表后我把它寄给钱钟书先生,他在回信中肯定了我的论文,并把它推荐给陆文虎先生主编的《钱钟书研究采辑》,他另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一直珍藏着。为什么《围城》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会那么热?还有《编辑部的故事》、王朔的痞子文学等等,因为在我看来,喜剧精神正是这个时代的主导性精神。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喜剧使悲剧精神蕴含的宏大理念失去了实体性,它把幽默、滑稽、调侃、轻松理解为生命的更重要的显现方式。”

1982年,俞吾金报考了外国哲学硕士生,这在他那个年龄段的毕业生中也是比较少见的。读硕的时候,他对书籍的兴趣已经从文学转到了哲学,在研究生宿舍里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讨论、切磋。在研究学问的过程中,还发生了当时著名的“六君子事件”。19836月,哲学系的6位研究生(博士生谢遐龄、陈奎德、周义澄,硕士生俞吾金、安延民、吴晓明)共同起草了一份以现行的哲学教科书为批判对象的《认识论改革提纲》,在桂林召开的全国有关科学技术和认识论的一个会议上,《提纲》遭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前等老先生的批判,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把它与“精神污染”联系起来,使学术讨论变形为政治批判。——虽然有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小插曲,但是俞吾金回忆起研究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岁月,还是非常怀念当时热烈的理论讨论的氛围。

在德国

1986年,俞吾金开始攻读博士。1988年,他获得了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的机会。在德国的读书风格和国内的很不一样。对于俞吾金来说,这也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读书高峰,同时也是他努力发展自己兴趣爱好的一个契机。

在德国留学时,俞吾金第一阶段的主要兴趣是摄影,他节衣缩食,买了一套尼康相机,利用外出旅游的机会,拍下了大量的照片。其中既有柏林墙还未倒塌前留下的照片,也有在海德堡的著名的“哲学家小路”上散步时留下的照片,弥足珍贵。摄影瘾过去之后,俞吾金第二个阶段的兴趣是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他买了大量的CD,置了一套音响,听马勒,赏贝多芬,品柴可夫斯基,寻找音乐中的哲学意蕴。渐渐地,他对同宿舍的德国同学喜欢的流行音乐也开始理解并接受了。“德国学生宿舍的玻璃都有两层,他们的门锁也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绝对隔音。平时大家各自都在房间里,整个宿舍楼几乎寂静无声,但是一到周末,学生们用红布把走廊上的灯泡都包起来,音响开始播放节奏感很强的爵士乐,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大家开始跳舞。许多同学跳得精疲力竭。对这样的现象起先我不太了解,后来我明白了。大家都需要用这种方式进行发泄,以便从精神和肉体的压力中恢复过来。”我在买了70多盒CD后,听说中国海关可能会没收CD,也就不敢再买了。第三阶段的兴趣开始转到逛旧书店和买书上。“每天中午,法兰克福大学学生餐厅下都会临时摆出许多旧书摊。午餐后,逛书摊和书店就成了我的习惯。最吸引我的是舒康出版社出版的袖珍版的哲学著作,不但装帧好,而且价格便宜。像康德、黑格尔、谢林、叔本华、尼采、霍克海默、阿多诺等哲学家,我都买了全集。”俞吾金说。他记得,12卷的《康德著作集》是临回国前买的,当时还差一点钱,考虑到去飞机场还要车费,书店老板慷慨地以最低价把书买给了他。从德国回来,俞吾金运回了39箱德语的哲学书籍……后来养成习惯,包括去哈佛、剑桥或其他大学访问时,俞吾金也喜欢逛书店。如今,这些数量巨大的漂洋过海而来的书籍,在他的家里占了一间屋子,成为了一个专门的外文图书室。

不过俞吾金选择书时并不拘泥于形式,他笑称自己也经常从网上下载电子书,主张对读书要有更宽泛的理解。“现在,‘人’实际上已经转变成了‘人-机’,在某种意义上,电脑、移动硬盘已经成了我们大脑的一个补充部分了,因为你不可能记住这么多信息。我自己现在写东西的时候也同时会将网络打开,如果需要引用古代的一句诗,输入电脑它就出来了,这样在引用时就避免了错误。所以我现在对读书的概念有一个更广泛的认识。我也有新浪的博克和微博,在学生的帮助下,也就自己弄起来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跟上文明发展的步伐。”他说道,“另外,作为对读书最好的补充,我也很喜欢旅游。我主张亲历,还是史马迁的老话: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我看来,Experience(经历)往往比knowledge(知识)更重要。”

感悟读书

在近年来浮躁的社会风气下,有人说“读书无用”,有人说,“没空读书”。上班的人以工作很忙为由放弃读书,学生也因忙于实习和应考而不能静心读书。对此,俞吾金的见解令人很受启发:

“我们批评读书无用蕴涵着一个观点就是读书有用。其实,有两种读书方式:一种是带着目的去阅读,我称之为功利性的阅读。比如你要做一篇博士生论文,就要去找相应的资料。你要解决问题,就会围绕这个问题进行阅读;另一种不带目的,我称之为非功利的阅读或‘散步式’阅读。兴之所至,随意看看翻翻,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有目的去阅读总会受到既定的视野的限制,看不到另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几年我开始写中国哲学的东西,有了过去‘散步式’阅读中国哲学的基础,并不觉得特别困难。我现在做学问就比过去自由多了,觉得很多研究主题都是可以打通的,学科的界限是人为划定的。你现在称呼这个领域是物理,那个领域是化学,实际上都是人自己设定的。所以,并没有什么“跨学科”,不如说,人们只是突破了自己以前规定的学科界限,仅此而已。”

对于哲学在当下中国的意义,他如是说:“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中,更需要有哲学的眼光,高瞻远瞩地看问题。就国家来说,当今缺乏的正是思想和理论。比较一下,欧洲18世纪的启蒙时期就出了多少思想家!按照德国诗人海涅的说法,从17801820年,一大批思想家从德国冒了出来,堪谓群星灿烂;就个人来说,生活是由一系列三岔路口和选择构成的,而选择需要眼光,而眼光则来自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