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整版刊发:《我想他最遗憾的就是不能思考和工作了》,深切悼念俞吾金教授
发布时间:2014-11-04  浏览次数:114

111日,东方早报整版刊发文章悼念俞吾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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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5时,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俞吾金教授去世。早上9点多,早报记者来到华山医院6号楼17层,俞吾金教授的家人、学生、同事还在跑前跑后地忙碌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疲惫地坐在走廊的沙发上,直到学生招呼他回家休息了才离开。2个多小时后,早报记者再次拨通他的电话时,他还在忙着老同学的身后事。俞吾金教授的同学、故交、师长对他的辞世,感喟不已。


  吴晓明教授和同学们离开华山医院病房时,一位老师提着俞吾金教授带到病房的笔记本电脑。住院几个月,俞吾金教授从未想过要停止学习和思考以及关心社会。


  一个月前,俞吾金教授罹患脑瘤、手术效果不好的消息在学界传开,他的同学、同事、同行们都感到震惊和意外。就在今年上半年,俞吾金还活跃在各个学术会议上,没有任何征兆显示他得了重病。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还记得,今年4月份《文汇报》举办的哲学讲演季上,他和俞吾金被安排在同一个月,当时俞吾金讲演的主题是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今年7月,俞吾金教授还为第一期《解放书单》写了书评《这个时代没有超越马克思》,向广大读者推荐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著的《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他说,俞吾金教授是在加拿大进行学术访问时发病,才被查出罹患脑瘤,然后赶紧回到国内动手术。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征兆。


他刻苦到对自己严苛


   1948年出生的俞吾金称自己是“66年的高中生,77年的大学生。在恢复高考后第一代大学生中,俞吾金相对算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位。童世骏教授说,俞吾金作为77级大学生,在这一代学者里很具有代表性,在进入大学前,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当时,就读于上海光明中学的俞吾金,原打算考医科大学,文革的爆发中断了他的这个梦想。 1968年,他被分配到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做安装工人。工作之后的俞吾金,先到四川攀枝花参加当地发电厂建设,一年后回上海。后来,他又相继参加了高桥热电厂、江苏望亭发电站和金山发电站等电力工程的建设。俞吾金一共在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工作了10年,前五六年在一线当安装工人,后因他的文学功底比较好,喜欢写作,就被调到宣传部门搞宣传。童世骏教授对早报记者说:他一直说自己被文革耽误了,所以时间紧迫感比我强,也比我更为勤奋,更为成熟。虽然他很早就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和影响了,但他从未停止思考,始终勤奋如一。


  童世骏教授在1030日还去华山医院见了俞吾金最后一面,我们从本科时就认识了,因为都是77级大学生,他比我年长近10岁。当时复旦大学的哲学活动多一些,所以,华师大哲学系的同学经常跑到那里去。读哲学的同学本来就不多,所以大家交往也比较多。而且,复旦大学哲学系这批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我的老师——华师大哲学家冯契先生,所以无论从学生层面还是导师层面,我们都相识已久。在学术成长期,尽管我们是两个大学的学生,但我和俞吾金或者说我们这批哲学系学生,就像同学一样。


  1977年,俞吾金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他曾回忆说:我当时报的第一志愿不是哲学。我填的志愿依次是新闻系、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俞吾金当年的同学还有张汝伦教授、吴晓明教授等。张汝伦教授对早报记者说,他和俞吾金三十几年同学,对于他的刻苦印象最深,他刻苦到对自己严苛的程度。俞吾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把自己关起来,据说还贴了条,除吴晓明谁都不见。硕士班时,俞吾金是班里年纪最大的,看书争分夺秒,时不时在书上写批注。张汝伦教授对早报记者说,这一周不断有消息说俞吾金的身体不好了、更不好了,我有心理准备,但是今天早晨确切消息来了还是受不住。


  1960年代就开始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工作的刘放桐教授,是俞吾金的老师。在刘放桐眼里,俞吾金做学问的刻苦,同辈中无出其右者。他这个人是分秒必争的。不仅是学生时代,就是在工作以后,直到生病前都是这样。出差坐飞机,他也不休息,从来都是在看书。在刘放桐看来,这是俞吾金能够在人才辈出的时代仍然出类拔萃的重要原因。


曾参与六君子事件


  因轰动哲学界的六君子事件,复旦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教研室没有留俞吾金任教,刘放桐就把他留在了自己主持的现代哲学研究所。对于六君子事件,刘放桐记忆深刻。1983年秋,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哲学方法论的全国性研讨会在桂林举行。当时我们复旦哲学系去了6位研究生,包括谢遐龄、吴晓明和俞吾金(6人为俞吾金、安延民、吴晓明3位硕士生和谢遐龄、陈奎德、周义澄3位博士生)。他们写了一个《认识论改革提纲》,对当时国内流行的教科书体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刘放桐回忆,当时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处在过渡时期,在哲学领域,国内整体气氛还比较保守。后来风气好转,6个人中只有安延民要求调回北京老家,没有留在复旦任教。


  华东师范大学的赵修义教授也是俞吾金上一辈的哲学学者,他直到1990年代才开始认识俞吾金。不过,很早之前,他就从冯契先生那里知道了六君子事件当时冯先生一直尽力保护他们。在赵修义教授看来,俞吾金教授早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生在读期间,就对流行的教科书中的一些陈见提出质疑,力求创新,推进了哲学界的思想解放。


  俞吾金自己后来回忆,出了这件事以后,学校党委书记几乎每周找我们谈话,要我们认识自己的问题。其实,他也想借此保护我们。过了一段时间后,政治空气好转了,学校里打算把我们6个人都留下来。其实,我当时考虑到学校里不能留了,决定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工作,经过联系,他们基本上也接受了。当然,我的第一愿望还是想在大学里做教师,所以我还是决定留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被分配在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


   “他是马克思研究领域最早的那批思想比较开放的学者。后来国外学者编辑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上海只有他、吴晓明和我的三本书。按照刘放桐的看法,在当时,俞吾金扮演了开风气之先的角色,他认认真真做学问,不是跟风派,不是风气保守就说保守的话,也不是盲目追赶潮流的。对于俞吾金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刘放桐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最初由钱伟长提议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项目,其中哲学卷(尚未出版)的编入人选中,1993年后的博士生导师只有俞吾金一个。另外一个事例是,长江学者的评选,原来只有理工科,在把人文社会学科纳入进来之后,俞吾金是第一批当选者,而且是哲学领域的第一人。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当时的年龄上限是50岁,俞吾金是超龄,超了3岁。最后俞吾金能够当选,在刘放桐看来,很能说明他的学术成就和地位。


挑战大家习以为常的观点


   “他除了在学业上非常勤奋外,还不断思考社会、文化、思想界的问题,对社会始终保持关注,不断提出问题。赵修义教授对早报记者说,他不是纯粹书斋型的学者。


  俞吾金走出学院、踏入公共领域的第一步,也许就是担任复旦大学辩论队教练兼领队,带领学生赢得了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冠军。当时,辩论队的顾问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王沪宁。那场1993年的狮城舌战,让很多人记忆犹新。那次辩论赛回来后,俞吾金和王沪宁教授共同主编了一部书《狮城舌战》。


  而在童世骏教授看来,当年让俞吾金来担任教练一定是会成功的。在辩论这方面,他有天分,有训练,所以他来做教练一定会成功。童世骏说,俞吾金是个好辩的学者,他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有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他的好辩有些过分,他会挑战几乎所有大家习以为常的观点。我想强调的是,他非常警惕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他认为,我们的哲学都是讲批判的,他身上的批判精神和怀疑主义很强。


  当年辩论队的队员蒋昌建回想起20年前的教练俞吾金,对早报记者说,当时对他有些害怕。蒋昌建回忆,当时俞吾金教授参加了所有的选拔环节,在选拔过程中,他不像其他老师和评委那样言辞犀利,他通常是在角落里记下些什么,给人深不可测的感觉。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角落中的教授将来会成为我们的教练。所以一听到俞吾金做我们辩论队的教练,还是有些害怕的。蒋昌建所说的害怕是指俞吾金教授会敏锐地指出每个人的知识漏洞我们每个人毕竟还是有学术虚荣心的。


  童世骏教授认为俞吾金是个好辩的学者,蒋昌建也表示同意,但他认为,俞吾金教授的好辩体现在,不断指出他们的学术盲区,他抛出一个问题,自认为我们的知识面应该能触及,但实际上我们没有时,他会表现出遗憾、惋惜。当时的训练,蒋昌建坦陈是填鸭式地填补知识盲区,他在人文社科领域的造诣很深,只要有问题,他就能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他会精准地告诉你,在谁的哪本书上,在什么位置有什么话。


  赵修义教授对早报记者说,他比我年轻,是77级学生,但在学生时期就发表了很多东西。其实在学术上,他还可以继续往前走。这也是刘放桐教授感慨的,66岁,太早了。而在童世骏教授看来,我想他最遗憾的就是不能思考和工作了。


(早报记者:石剑峰、徐萧、罗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