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整版刊发:《胸怀天下的学术大师》,深切悼念俞吾金教授
发布时间:2014-11-04  浏览次数:170

111日,文汇报整版刊发文章悼念俞吾金教授。

   著名哲学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昨天凌晨因病逝世。


  仅仅3个月前,俞吾金还在加拿大参加学术研讨会,并以一场“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批判局限性”的演讲,赢得了全场海外学者的热烈掌声。但就在走下讲台后,他被送进了医院。


 在诊断为脑瘤后,他给自己的同学、加拿大道格拉斯大学副校长欧阳光伟发去微信:“生命的价值常常不是以她的长度而是以她的宽度和厚度来衡量的。黑格尔曾经说过,玫瑰灿烂绽放的瞬间并不逊色于高山的永恒。”


 可以说,俞吾金生命的最后时间,是在他最喜爱的学术讲坛上度过的—他生前最后想写的一本书,名为《物与时间》,作为过去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考的一种总结和再思考,但却未来得及动笔;他生前的最后一条微博更新于6月8日,关注国人要提高法律意识,他在微博中说:“中国人法律意识淡薄,可见诸于文字。如‘集思广益’这个成语,只考虑要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却未考虑每个人拥有的知识产权应该得到尊重。”


 俞吾金在1993年率领复旦大学代表队舌战狮城大专辩论赛时说过:“复旦辩论队夺冠,这是复旦精神的胜利,是复旦凝聚力的表现”。如果说一所大学的精神由一些大师体现,那么俞吾金也是大学精神的体现之一。


胸怀天下的知识分子


 “在文革结束后,中国涌现出了一批理论家群体,他们和中国发展的现状有着密切关系。俞吾金可说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之一。”复旦哲学教授陈学明是俞吾金的同学,他说:“俞吾金永远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他的研究永远都和时代需要深深地契合。”


 俞吾金的学术研究领域极广,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当代外国哲学都有涉猎。“能在哲学的众多领域中都做到出类拔萃、达到相当高的学术成就,在目前的国内学界,除了俞吾金,还真找不到第二个可以与之匹敌的人。”今年80高龄的复旦哲学学院资深教授刘放桐这样评价俞吾金。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俞吾金是国内最早几个研究该领域的学者之一,他和陈学明合著的教材,是国内第一本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材。


   谈及俞吾金的学术成就,刘放桐昨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还披露了两桩鲜为人知的往事。


“著名教育家钱伟长去世之前,曾建言国家编撰一套20世纪学科发展概论。哲学学科卷,从清末民国初期开始到上世纪末,整整100年,一共梳理了100来名在不同时期推动学科发展的代表人物,比如严复就被列为民国时期的代表人物。而‘文革’后最早一批获评博士生导师、新中国培养的学者中,第一个入选的、在评委会没有引起任何异议的就是俞吾金。”


刘放桐称俞吾金为“小俞”,在俞吾金于复旦哲学系读本科时,刘放桐就给其上过专业课。“77届的学生里,有的人是绝顶聪明,而俞吾金是属于绝对用功的类型,他做学问扎扎实实,读书更是分秒必争。如果没有这两条,他不可能取得后来这么大的成绩。”


俞吾金2005年获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高教界人士皆知,文科领域没有设院士,而教育部的“长江学者”从1998年启动评选时,最初也没有文科教授的份,直到2004年才第一次在文科领域设岗位,“那年是第一次开评,竞争激烈极了。哲学、法律、政治、社会学四个学科分在一个组,全国一共只有4个名额。”刘放桐记得很清楚,俞吾金是全国哲学学科中获评“长江学者”的第一人。


   而在学术界,提及俞吾金的“成名”,很多资深学人都会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的“桂林会议事件”。


  陈学明回忆,1983年,当时正在就读哲学硕士的俞吾金和同学吴晓明、安延民,以及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谢遐龄、陈奎德、周义澄共同起草了一份《关于认识论改革纲要》,对传统的马克思哲学教科书体系提出批评。当年6月的“现代科学技术和认识论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他们宣读了这份《纲要》,掀起轩然大波。因为这一研讨会是在广西桂林举行的,所以被称为“桂林会议事件”,也被称为“六君子事件”。


“这份纲要对于当时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左认识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使得后来理论界能够破除思想的藩篱,带来学术研究的创新。”陈学明说,俞吾金后来也在回忆文章中称,之所以会写这份纲要,是因为“我认为,只要哲学基础理论没有从僵化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整个民族就会失去创造的活力。”


 任何时候,俞吾金总是对时代变迁中的各种思潮变化保持着清醒而又客观的认识,他在2000年发表的《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又一次率先提出,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发展已经过时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这一观点引起了全国理论界的热切关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俞吾金指出,这不仅是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也是“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和“哲学危机”。消费主义导致过度消费、对欲望的倚重、感觉主义的流行和虚无主义的蔓延。因此,哲学必须反省自己的过失。


丰满精神世界源于哲学思考


  除了在学术界和理论界的成就,在哲学教育领域,俞吾金用自己特有的哲学思考对于人才培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1984年12月,俞吾金留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他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与科学的理论素养,于1985年破格从助教岗位提升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研室主任。在1995年担任复旦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期间,俞吾金提出了“以改革开放的大思路,促进哲学系大发展”的口号,大刀阔斧地对哲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体系进行改革,由他起草的《复旦大学哲学系课程体系改革方案》经历届系主任的实施,使哲学系本科生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同时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和985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的负责人、作为中华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的副理事长,俞吾金主编了《现代外国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年度报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等多种刊物或丛书,并与刘放桐教授共同主编了《西方哲学通史》(10卷本)。俞吾金还出版了个人专著20多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被学术界誉为“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


  对于近30年来在复旦大学就读的学生来说,俞吾金老师的课和讲座是大学生涯中最不可或缺的部分。他每学期面向本科生开设的《哲学导论》,课堂总是座无虚席。从生活中最熟悉的小事将人带入深刻的哲学思考,这是俞吾金最擅长的事,也因此,他在学生中总有着强大的号召力。


 和俞吾金同为复旦大学第一届学术规范委员会成员的中科院院士王迅教授这样评价俞吾金:“他讲哲学没有一点教条式的说教,让我这个活到80岁的人听了还觉得很有味道,觉得常常听的话也许可以多懂很多东西吧。”


 1991年,俞吾金看了《围城》后写过一篇文章:《〈围城〉与喜剧精神的兴起》,提出“在生活中,主体的目的和理想一旦被消解,生活就成了一堆无意义的、浑浑噩噩的东西,从而显露出它的全部荒诞性……《围城》使得同时期的社会学论著显得毫无意义”。文章发表后,和当时年轻的俞吾金素昧平生的钱钟书和杨绛先生写来一封长信,表示对他的解读心有戚戚焉,这让俞吾金非常高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永远都用哲学思考来探讨生活中一切可探讨的事。”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说,“他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他的精神世界永远都是那么丰满。”


 “2003年的一天,俞吾金到系里参加博士生答辩,等他赶回家时,女儿已经去世了”,孙向晨说:“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人生中最悲苦的打击,俞吾金把痛苦一直埋在心底,此后,他的研究中增加了对中国哲学乃至佛学的关注。”


 张三是李四的粉丝’这句话对不对?”这是俞吾金老师问学生的问题。没有一个人看出这句话有什么问题。俞老师解释道:粉丝来自于英语中的fans,但fans是复数,而张三在人称上却是单数。因此,应该说:“张三是李四的‘粉’(fan)”,或者“张三是李四的粉丝之一(oneoffans)”。俞老师分析这个案例是为了告诉学生: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熟知非真知。所以,真正的哲学思维应该从我们想当然的,即从不怀疑的东西开始。复旦大学英语系毕业学生华沁欣对俞吾金老师上过的课记忆犹深,“这堂课留下的深刻印象,也促使我在生活上、专业上学会批判性地进行思考”。


对学术有严苛的要求


  “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形容现在的社会,没有比‘浮躁’更贴切的形容词了,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构建思想的维度。”这是俞吾金在他的书《重建思想的维度》中所说的话,而关于这本书的系列演讲,在复旦大学希德书院的网站上,是学生必点的视频。


  俞吾金把学术规范理解为学术研究的生命线,经常对学生说选择学术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在学术上绝对不能造假,否则他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科学的理论用来‘武装’大脑,更是用来指导实践。如果我们从事科学理论研究的人,在学术规范上都要弄虚作假,那还有什么资格谈追求真理?”


 俞吾金被选为复旦大学第一届学术规范委员会主任,用现任学术规范委员会主任周鲁卫的话来说,“管理大学的学术规范是一件很容易得罪人的事情,必须自己本身在学术方面就很规范,而且在整个调查和审核过程中非常严谨,才能做好这件事情。俞吾金可说是非常满足这两点要求。”


 只要和俞吾金打交道,总会有深刻的印象—他到哪里都会带着书,开会的间隙看书,吃饭前等待的时间也是拿着一支笔一本书,边看边划。他每年的工作量统计,在哲学学院总是第一名。陈学明说,有一年出国交流前,想和俞吾金讨论点问题,找到他家,发现家门口贴着告示“我要研究,无事请勿打搅”。“那时候是夏天,我进去就看到他满头大汗地坐在房间里看书写文章。”


 对于一位研究哲学的学者来说,60出头的年龄正是理论体系成熟构建的时候。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前两天曾去医院看望俞吾金,“他不能说话,也没有意识,看了真的非常痛心。”童世骏和俞吾金同为浙江萧山人,“当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他在复旦大学读书,他比我年长10岁。我们常常去听同样的讲座,看同样的书,上同样的课。就学术观点经常会讨论,在我看来,他就像兄长一样。”俞吾金写过一本书,名为《问题以外的问题》,而童世骏写过一本悖论研究的书,“那时我的书刚刚出版,俞吾金就给我打电话,和我讨论我的书中所说的问题。学术讨论时,他展现出的严密逻辑,总是让人赞赏”。


(文汇报首席记者 姜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