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2014学年奖学金评选论文-13博- 李先悦-贝克、吉登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之比较研究及其理论审视
发布时间:2014-11-04  浏览次数:247

贝克、吉登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之比较研究及其理论审视

李先悦  

摘 要: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性在推动工业化福祉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学者贝克和吉登斯企图另辟蹊径通过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来诊断现代性之诟病。通过纵向比较,本文认为两人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在概念、内容和维度等三个方面具有较大分歧。受鲍曼影响,贝克以中立的生态政治维度将理论聚焦于亚政治,认为工业社会的副作用是自反性的原动力,并推动了风险社会和个体化。在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熏陶下,吉登斯则站在伦理政治视角关注传统,他认为正是专业知识的增长导致了制度性自反,并破除了传统。尽管这一“第三条道路”的出场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囿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加以审视,可洞察两人在逻辑路径、分析维度和内容阐释方面存在共同的缺失。

关键词:自反性现代化;亚政治;第二现代性;制度自反性;

 

在资本战车的驱动下,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性标榜着工具理性的大旗,迅速席卷全球。一方面,它破除了宗教神学之束缚,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贫富分化,道德滑坡,虚假消费、政治冷漠和技术鸿沟等肆意泛滥,由此引发了层出不穷的价值危机、理性危机、生态危机等。面对现代性危机,沿着韦伯对现代性的剖析路径,哈贝马斯将其根源追溯至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吞噬,但不同于韦伯的悲观论调,他试图通过交往理性来激发现代性之潜能。而后现代主义者如德里达和福柯等人则力图全盘否定现代性的合理性,要求解构工具理性,并预示后现代社会已经来临。为了冲出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争议,贝克和吉登斯试图另辟蹊径逃离现代性困境之樊篱。他们认为后现代社会并未真正来临,而是现代性本身发生了吊诡,孕育出一种自反性现代性。


一、反思现代性还是晚期现代性:自反性现代化理论之概念“分野”


贝克和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所面临的传统和现代性二元对峙的局面已然结束,伴随风险社会的来临,现代性本身出现了变异,开始由简单现代化向自反性现代化过渡。但是贝克试图将其命名为反思现代化或者第二现代化,而吉登斯则偏重称之为盛现代性或者晚期现代性。对贝克而言,第二次现代化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历史分期说,仅就称谓而言,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具有共同的前提即现代性,需要在延续和断裂中作出区分。而吉登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终结的时代,这种终结表现为后传统社会的出现。现代性在其发展历史中消解传统,又不断重建传统,制度的自反性已成为社会的核心要素。

可见两人在内涵界定中分别预设了不同的理论前提。具体而言,贝克试图凸显第二现代化表现出的矛盾情感特征,强调其具有自我反抗性。他认为“第二次现代化既不完全是一种正面的图景,也不完全是一种恐怖的图景,相反,它展现了多种多样的、极其矛盾的发展可能性。”[①]它同时展现出没落和成功交叠的景象,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对这片可能发展的空间保持敏感。它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进行抽离、再嵌入,但是这种由工业社会转换而来的自反性首先指自我对抗,是一种导致风险社会的自我冲突,它意味着现代化进程越深入,工业社会的基础越受到消解、消费和威胁。当然这种自反性理论也指涉反思,在意识/非意识的坐标系,现代性的断裂/延续中,自反性不以自我毁灭为目标,而旨在实现以工业化为基础的自我改变。由此它“不是关于危机的理论或关于阶级的理论,也不是关于衰落的理论,而是关于西方现代化的成功所导致的工业社会的意外的、潜在的抽离和再嵌入的理论”[②]。从方法论角度而言,这意味着现代化对工业现代性的自我应用,作为对时代的一种诊断,这表明后期工业社会出现了根本性的制度性危机,预示了未来的基础将出现难以解决的价值冲突。

反之,吉登斯则试图从历史分期出发,侧重于从传统和现代性的关联中来理解盛现代性或者晚期现代性。他认为起源于初期现代性的两个领域发生了转变,一方面,现代制度不断扩张,并在全球化中走向普遍化;另一方面,现代化内部发生了激烈变化,在传统撤离过程中,对传统发掘并使之问题化。韦伯将人类生活视为技术知识的牢笼的悲观论调,根本没有抓住盛现代性的特性,实际上,晚期现代性更加开放、更加具有偶然性。这种带有试验标签的“自反性”与全球化紧密相连,个人不是被囚禁在官僚牢笼中的“金丝雀”,而是与社会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制度自反性并非如早期那样和传统合作,能预算风险,它在全球化和地方性情境撤离中,走向了多维,变得更加不确定、愈加循环反复、注重反思和具有反事实性。它“暗示着现代性的某种‘完结’,暗示着把从前蛰伏着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的方方面面引入视线。可以说,此中假定了发展具有明确的方向。”[③]盛现代性标志着现代性不在于传统合作,而是要求破除老传统,重建新传统,进而进行空间重构,推进全球社会的到来。因此“后传统社会是一个终结,但也是一个开端,是行为和经历的一个全新社会世界”[④]。敌人的情感民主可能渗透到全球性秩序的对话民主中,在激进怀疑中,不确定回归了。但是仍然需要维护传统。

二、自反性现代化理论之内容“分叉点”

贝克和吉登斯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是囿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争议的背景下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从内容上,两人都试图凸显全球化的作用,认为在全球化的推进下,个体的不确定性开始回归,自然走向政治化,社会领域进一步侵蚀私人生活,风险和机遇并存。从方法上,二人都主张通过宏观叙事和微观透析相结合的方式来加以阐释,贝克看到了个体化和亚政治的变异,吉登斯发现了后传统社会中信任危机和自我的本体性不安全。但是,通过纵向对比,二人在动力之源、后果和解决策略方面存在极大分歧。

(一)动力之源:副作用&专业知识

贝克指出简单现代化是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实现了由传统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民族国家、充分就业、自然资源、个体化、科学理性和功能分化等奠定了超稳定的工业社会的现代性基础。但令人吊诡的是,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种简单现代性在其自身预设中出现了自反性,无形中衍生出意外的、出人意料的副作用,并集腋成裘,最终瓦解了简单现代化,废除了工业社会及其制度的根基,侵蚀着阶级、核心家庭、就业、科技和政治民主,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影响社会结构的变迁和个体身份的转变。通过非政治的方式,这种副作用不断侵蚀和损害第一次现代化的基础,迫使现代化保持开放性,并转向世界主义视角,在自身机制不断进行自我调整。这种熊彼特式的具有自我毁灭趋向的创造性的副作用“大声发言,组织起来,走上法庭,为自己辩白,拒绝再被转移”[⑤],不断从旧现实的意识和旧形式中抽离,嵌入政治进程和思想过程来寻求跨国协作。

反之,吉登斯则是主要依循专家系统的演变历史来探索晚期现代性的动力来源的。不同于韦伯强调统治者领域的传统权威,吉登斯指出在早期现代性中,不断变化的传统包含“程式真理”,只能被权威人士完全理解,并提供一定的本体性安全。在传统社会中,为了保护技术专家不受外行刺探,享有高度权威的科学是由享有一定地位的专家独占的,科学知识和外行大众是分割开来的。但是行动之本地情境的传统的撤离以及社会关系跨越时空区域所进行的重组生成了抽离机制,专家系统的知识习得原则日益走向客观性和随意性,无中心的系统对任何有时间、有条件和有才能把握它们的人都是开放的,并随处可见,专门知识的普遍化意味着外行大众也可以拥有专家的知识和概念。但是人类知识的增长却创造出诸多不确定性,生活的许多方面开始悬而未决,一方面在摆脱过去束缚中解放出新机遇,另一方面,灾难的可能性随处可见。专门知识表明没有“专家中的专家”,专家意见的莫衷一是更是常常引起争议的硝烟四起,各种教派、民间知识和传统开始向正统科学索取霸权。正是积累了周围环境的专业知识导致机遇与危险持平,从而也标志着制度性自反的诞生。

(二)后果:亚政治&信任危机

贝克认为工业社会悄然发生的自反性现代化对整个社会来说意味着深层的不安全感和派系斗争,不同于传统类型社会发生的变化如危机、革命和社会转型等,它导致了风险社会的出现。在简单现代化阶段,自我仍占主导地位,由决策产生的威胁尚且可以“合法化”,而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的到来,导致危险开始支配公众、政治和私人的争论和冲突。在看不见的、强制的结构副作用的推动下,风险社会在三个参照领域即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关系中、社会与其自身产生威胁与问题中以及正在不断解体的文化集体中发生了系统性转变。同时在劳工市场对流动性的强烈需求、教育的扩大以及劳动关系的高度发达的法律化背景下,个体成为了权利和义务的对象,自我不再是明确的自我,而是分裂为自我的矛盾话语。

具体而言,一方面,这种看不见的副作用在工具理性秩序的胜利中产生了风险,难以预测的风险社会及其控制需求的滞后效用引出了不确定性的矛盾领域。社会发展的自反性和不可控制性侵入了个人的分区,能够明确的主体不存在了,“工业社会凭借其独立的动力和它的成功,滑入了未受保险之威胁的无人之境。不确定性重新归来并四处扩散。”[⑥]工业社会被淘汰的另一面表明风险社会和个性化出现了。但是这种个性化不是原子化的、与世隔绝的终结,而是意味着“首先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对工业社会的旧生活方式的抽离,其次意味着再嵌入,在此过程中个人必须自己生产、上演和聚拢自己的生活经历”⑧,同时它也表明个人生活的承诺和关系网的强迫性,并表现政治性,制度开始依赖于个人,个人主体逐渐复归社会制度。

另一方面,“工业社会的政治格局正变为非政治性的,而工业主义中曾是政治性的东西正变为政治性的”[⑦],自反性现代性卷入了政治冲突的风暴中,处于政治和非政治之间的亚政治成为了主题,例如商业和科学活动获得了新的政治和道德维度,结构社会的潜力从政治系统转移到科学、技术和经济现代化的亚政治系统中,以往能够干预市场的政治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并需要证明自身的合理性。科学和商业活动中的决策却在自反性现代化社会充满了有效的政治内容,但行动者不能将其合法化。“政治和非政治颠倒角色的游戏,虽然在表面上没有变化,但正在变得像幽灵了。”[⑧]亚政治侵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衍生了一批政治企业家,如生态化妆品和生态包装的出现,职业成为了一种政治行动,如女性主义者对妇女职业性排斥的谴责,国家发生了嬗变,它在萎缩中变得越来越具有紧迫感。自反性政治表明政治在逐渐清空中,同时进行着再造和发明即自我组织。

反之,吉登斯则从现代性的三大动态特性中指出了晚期现代性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是全球化加速了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导致时间被标准化,从而破坏了时空连接,时空成为了空洞的形式,二是伴随时空的抽离,社会关系从地方化情境中被脱离出来,并重构了模糊的时空跨度,专家系统为其提供保证,信任为其提供依据。三是在反思性中,一切被置于不确定性之中,专家对社会世界的双重阐释引发了风险。风险一方面在宏观领域出现了信任危机,瓦解了传统;另一方面则在自我认同中引发了本体性焦虑和亲密关系的转移。晚期现代性滋生了骇人的毁灭性力量,一个失控的世界开始在舞台中央上演。

在专业知识的增长中,专家系统中的信任机制容易受到经验和知识更新的影响,权威的抽象体系越来越脆弱,随之专业知识日益受到怀疑和否定。在前现代社会,地域性的信任依赖于亲缘关系、地域化的社区、神灵解释和传统等,而在晚期现代性社会被脱域的抽象体系中的信任环境取决于友谊、抽象关系,在反思性的威胁和侵蚀中,个人在信任和本体性安全(对人与物的可靠性的感受)关系中越来越无意义。与前现代相比,自我希望寻求可信任人的心理需要,但却缺乏制度地组织起来的个人联系,被嵌入抽象体系之中的生活世界消解了其社会特性。抽象系统建立起来的常规加速了个人生活的弱化和风险的全球化,在相互矛盾的信任中,个人关系发生了断裂。吉登斯正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剖析了自反性现代化社会的风险景象,不同于宏大的理论叙事,他着眼于自我认同和信任机制,表明他已然跟贝克分道扬镳,走向了另一个分岔路口。

(三)策略:理性改革&乌托邦现实主义运动

针对自反性现代化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两人的解决路径迥异。贝克站在中立的立场侧重于通过圆桌会议破除工具理性,然后进行理性改革来再造政治,实现政治转型。而吉登斯则强调多领域的社会运动的重要性,主张通过传统重建把生活的政治和解放的政治结合起来走出风险社会的困境。

贝克指出“工业现代性的病根不是理性过多而是理性的缺乏、非理性的盛行。退隐治不了这种病,只有通过理性的激进化以吸收被抑制的不确定性才能治好这种疾患。”[⑨]面对自反性现代化社会出现的诸多矛盾情感,必须首先废除工具理性,要破除对专门知识的垄断,纠正错误观念,实现管辖权的信息化和决策机构的开放化,即团体参与的范围是根据社会标准而开放的,参与者的决策不是已经做出,而是等着“卖出”,通过公共对话的方式来协商专家和决策者的意见,同时还要规范自我立法和自我约束等。在这一基础上,方可实现共识,形成各种合作论坛,并进而将各种具有自我指涉性的亚理性联系起来,并在超理性的思想实验室中为传统的、过时的理性重建根基,并进行创造和修正。

具体而言,首先要反对三种意见,一是认为任何人只有废除了政治和亚政治的界限,就失去了论辩的基础。因为正是亚政治的易变性和情感性,才导致了政治的瘫痪;二是强调权力濒临危险之处乃是亚政治的结束和政治的开始之处;三是指出只有得到金钱和法律的支持,亚政治方可深入和延续。但是,贝克认为功能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危机、确定性和泰勒制等术语已经被工业发展的可能性所削弱,不确定性深入到了经济的核心位置,组织权力已经转移到亚政治领域,因此需要通过再造政治来重新激活政治系统,采用圆桌会议来建立系统间的中介制度,进行生态启蒙,对工具理性进行再反思,界定并排除处于系统性冻结状态的自主的亚理性,才有可能走出自反性的迷途。当然这种政治复兴或者说生活政治的政治化必须首先是一种必然性,其次是必然性和私人主权原则的矛盾,再次是必然性不再受自然约束,而是标志着强制性经验的产生,它力图在存在意义上来改变社会。

反之,吉登斯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可能性低但后果严重的风险决不会消失,尽管乐观的说,它们可以被降到最低程度。”[⑩]他认为贝克所预设的制度格局仍闪烁其词,面对全球化的加剧和制度自反性的增长,必须从多层面进行乌托邦的现实主义运动和社会运动,通过专家系统和情感民主来缓和本体性不安全,调解社会危险和心理危险。具体来说,在个人领域,由于制度的自反性几乎总是和情感关联,根本不能是认知的,主动信任越来越重要,在亲密的私人关系和全球化的交互系统中,必须将信任置于社会团结的本源地位,创造一个更加主动意义上的社群,在无限的时空距离中延伸。主动信任也必须适应他者的完整性需要,在共同叙事和情感外露过程中,个人要争取并主动加以维系,对他者开放,在性关系、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友谊等领域营造情感民主,通过情感交流和自我理解实现关系平等。从社会层面看,要驾驭现代性这头猛兽,将风险降到最低点,必须创造出乌托邦现实主义模式。将社会变迁和制度的内在可能性转变相结合,将乌托邦的理想和现实相平衡,将解放的政治(不平等的政治)和生活的政治(自我实现的政治)相结合,将地方政治化和全球政治化联系起来,由更加灵活、中心分散的权威系统来推进民主化和自治,让自治团体运用民主化能力来开展社会运动,让劳工运动、言论自由或民主运动、生态运动和和平运动等社会运动为未来提供重要指针。由此,“在积极信任所持有的自反、自治和对话的混合体中,我们也许最终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公正的、不再有大规模战争的全球性秩序。”[11]

三、生态政治抑或伦理政治:自反性现代化理论之维度“分水岭”

通过剖析两人关于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概念分野和内容分叉点,可发现其理论维度“分水岭”界限分明。如拉什所言,“贝克把自反性置于生态批评框架中的科学制度的前景之中,而吉登斯所关注的焦点则是有关社会规则和资源的普遍自反性。”[12]尽管二人都涉及宏观叙事和微观透析,但是重心却有所偏移,贝克集中于站在生态政治维度来揭橥宏观视域下的亚政治病变和风险社会的全球化,凸显个体化已经与政治制度融合,倾向于从政治角度揭露生态问题和新社会运动,试图通过再造政治和理性改革来为自反性问题寻求出路。吉登斯则囿于伦理政治维度来剖析后传统社会呈现的病态现象和风险景观,依循传统的历史发展脉络,从前现代社会强调守护者的地位和其对知识的专断以及对仪式的关联到现代性社会中注重旧传统的破除和新传统的再造以及专业知识的普遍化,吉登斯更侧重于揭示晚期现代性阶段个体的信任危机和自我的本体性焦虑,试图彰显风险文化中个人的心理威胁、存在性危险和认同感的降低,突出制度自反性时期传统所遭遇的搁浅,主张通过乌托邦现实主义运动来驾驭现代性这头洪水猛兽,从伦理层面强调主动信任、对他者开放和建立情感民主。

贝克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自始至终闪烁着“绿色”光芒,他不断从政治视角阐释生态问题,认为生态问题已然不能被归纳为对环境的关心,生态走向前台是因为环境不再外在于人类社会生活,而是受其渗透和重新整理。与受传统统治的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在人类进行实践决策和道德决策时,自然便转为行动之域。工业生产的看不见的副作用已经转为生态危机的焦点,环境问题已成为工业社会本身的制度性危机。自然正在失去其预设的特性,变成一种产品,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内部自然,自然的抽象化通向并融入社会,“‘自然‘成为一个社会计划,一个有待重建、有待塑形和转变的乌托邦。自然变成了政治。”[13]工业生产循环一部分的自然地破坏,正变成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动力的组成部分。自然的社会化的副作用成为对自然的破坏和威胁的社会化,以及向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对立和冲突的转化。“环境问题不再是我们周围的问题,而是——在它们的起源和它们的所有影响上——彻底的社会问题、人的问题……自然就是社会,社会也是‘自然’。”[14]可见其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具有鲜明的生态政治色彩,自然科学滑向了社会科学所熟悉的工作和经验的历史境遇之中,如他所言,在未来可能需要一种受到制度上加强和保护的道德和政治的支柱来指导恰当的研究。

早期吉登斯致力于勾画现代性转变的大轮廓,强调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和全球化维度,而在阐释盛现代性理论时,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爱、私密和自我,侧重于在制度和政治的底盘中凸显伦理特性,把专家系统和制度看成民主构成和理性意志构成的公众领域,着眼于微政治领域中的亲密关系和信任问题。譬如在亲密关系的论述中,吉登斯指出在前现代背景下,基本信任依赖于社区、亲缘纽带和友谊的个人化的信任关系,尽管这些社会关系与亲密关系有关,但并不构成维系个人信任的条件。而在现代性社会,制度化的个人纽带和非正式的真诚或者荣誉提供了潜在的信任框架,抽象体系或者专业知识弥补了前现代秩序匮乏的安全,但是这种信任伴随抽象体系的极度扩张改变了友谊的性质,它成为了一种再嵌入的模式,对他人的信任仅仅只是一种手段,非个人化的信任成为了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造成了个人的脆弱的心理奇特方式。个体迫切希望寻求可信任的人,却缺乏制度性的组织起来的个人联系。这种虚拟的空虚的抽象关系逐渐湮没了个人,个体不断走向了衰弱。吉登斯认为自我要实现身份认同,必须在基本信任之上实现自我建构,通过自我向他人敞开胸怀,完成个人和作为关系的情感纽带的建构,从而最终实现自我。可见,吉登斯在勾勒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蓝图中带有浓浓的伦理基调。

四、自反性现代化理论之历史唯物主义审视

通过纵向比较贝克和吉登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分歧,可以发现,一方面,这一第三条道路的出场蕴涵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在元理论前提预设方面,两人力图打破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局面,凸显传统社会、工业社会和自反性现代化社会三者的内在关联,这一崭新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拓展现代性的研究境域。其次,两人都强调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注重沿着现代性内在的发展逻辑进行自我消解和修正,将关注点聚焦于风险和全球化以及个体化和自我认同,有利于揭橥现代性社会的当代特性。最后,两人对副作用和专业知识的强调,突出风险和机遇并存,要求反思简单现代性,强调生态的政治化,审视社会生活和私人领域的交叉渗透,对于剖析当代社会的个体问题和社会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站在历史物主义视角加以审视,可以洞察出两人在逻辑路径、分析维度和内容阐释方面存在共同缺失。

在逻辑路径方面,贝克和吉登斯都在元理论假设中受到了其他学者思想的影响,贝克受鲍曼著作影响,对自反性现代性的理解以矛盾情感和新式秩序为特色,吉登斯卓有成效地利用了哈贝马斯的思想,把专家系统和制度看作民主构成和理性意志构成的公众领域。二者都把注意力从根本上转移到政治领域,强调私人领域的微政治化,贝克将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结合,吉登斯将自我认同和风险意识结合,试图在现代性自身中寻求冲破自反性的路径。尽管这一逻辑路径开辟了新的研究视域,对微观政治领域的分析发人深省,但是片面侧重于微观勾勒和政治解剖,必然会陷入理论逻辑单一化和线性化的漩涡,忽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整体性研究。一味地关注私人领域的“事实”分析和社会领域的现象阐述,不从社会现实出发,未对社会和个人进行总体性考察,势必只能让逻辑路径停留于“空中楼阁,”这种管中窥豹式的论述势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拉什所言“尽管有了这些重要的新尝试,他们的分析仍不会因为他们的假设中有科学主义的特征而有失之偏颇的缺陷。”[15]

在分析维度方面,贝克和吉登斯都侧重于政治维度的考察,贝克的论述带有明显的生态色彩,强调生态启蒙和理性改革,推进生态政治化,有助于深化对自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吉登斯在伦理政治视域中剖析自我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的信任危机,提倡通过乌托邦的现实主义运动来重建传统,有利于拓展现代性的研究境域。但是自反性现代化社会不仅是政治生活,而且还存在精神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等诸多领域。片面强调亚政治和生活政治,势必导致仅仅重视专家而相对忽视了大众,意味着他们着重于形式和制度,却牺牲了制度之外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交互作用,最终导致文化和经济生活的社会分析被边缘化了。倘若不触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资本逻辑,必然无法对社会现实的根基性和整体性进行批判,必然无法“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6],更无法超越现代性,建构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

在内容阐释方面,贝克和吉登斯从主体、动力、后果和策略等方面对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切中要害,凸显副作用和专业知识的重要性,浓墨重彩地勾勒风险景观和个体化,突出抽象体系和结构对日常生活的侵蚀,设想后现代社会的蓝图,反思走出自反性现代性困境的出路,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强调自反性现代化社会是从工业社会的成果而非危害中衍生出路的推演分析,势必又遮蔽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异化现象,由此理性改革和乌托邦现实主义运动仍然只是要求停留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进行改良,可见他们的理论仍然是在为资本主义合法性进行辩护,所谓的超越“左和右”也仅仅只是空头支票,由此站在特定政治立场的价值判断,根本无法撼动资本主义大厦的一丝一毫。

在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理解方面,贝克和吉登斯也存在一定的误读。贝克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根本没有有关政治的独立概念,一定范围内,国家在马克思的描述中已经从理想的总资本家沦落为统治阶级的管理委员会,马克思误解了代议制民主的发达阶段,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生产组织和多样的政治统治形式是相适应的,危机已经丧失了其理论和政治的尖锐度。固然,他的分析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当代社会的某些诟病,但是伴随风险社会的全球化,资本也在不断全球化,发达国家在推行福利政策的过程可能会延缓资本主义的寿终正寝,但是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更不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胜利。贝克试图全盘否定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彻底湮没经济危机和政治行动的做法,只会更加暴露其鲜明的资本主义代言人政治立场。

吉登斯指出马克思的原则只是一种愿望,单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来阐释历史的发展无济于事,从经济关系出发所揭示的阶级运动只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并不具有改变历史的巨大革命潜力,建立在阶级革命和经济决定论解释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一种功能论、化约论和进化论。他拒绝经济决定论和片面化的阶级斗争的唯物主义概念,拒绝一种被教条化理解的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切中要害的,但是在未能准确理解经济批判、阶级斗争的前提下,将二者看成矛盾对立的方面并悬置于马克思的思想中,以此来反对马克思,把马克思理论本身盖棺定论为经济主义,批判马克思现代性的片面性,强调资本批判只涉及经济维度,根本无法站稳脚跟。尽管马克思将资本看作现代性的本质范畴,但是资本在其现代性批判中具有总体性,资本的内在原则贯穿于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和心理结构之中,也正是因为资本是现代性的普遍中介,故而马克思以资本来命名现代性。资本虽然具有经济学意义,但却不是狭义的经济学范畴。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纵向比较贝克和吉登斯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在概念分野、内容“分叉点”和理论纬度“分水岭”等三个方面的分歧,旨在囿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剖析两人在逻辑路径、分析维度和内容阐释方面存在的理论缺失,批判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和曲解,揭橥这一第三条道路的出场只能是理论上的“昙花一现”,缺乏现实支撑的“土壤”。尽管这一理论的生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表面上看,视域新颖,诊断有力,并企图超越左右之争,实质上,他们是乔装打扮在饰演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和代言人的角色。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著,赵文书译.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著,李荣山等译,个体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4] []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著,路国林译.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对话[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5] []乌尔里希·贝克著,吴英姿、孙淑敏译.世界风险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7][]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8.

[8][]安东尼·吉登斯, 胡宗泽等译.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9.

[9][]安东尼·吉登斯著,李惠斌、杨雪冬译.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0][]安东尼·吉登斯著,陈永国、汪民安译.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1][]安东尼·吉登斯著,郑戈译.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2]齐格蒙特·鲍曼著,邵迎生译.现代性与矛盾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3]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01.

[14][]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王武龙编译,20033.

[15]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1,Power,Property and the stat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1

[16]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