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奉献代表着那一代人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担当——张双利教授沉痛悼念俞吾金老师
发布时间:2014-11-16  浏览次数:338

多年以来,我一直俞老师身边工作。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大约是1993年冬天我从安徽大学来复旦直升研究生面试的时候。我读本科时还没入哲学门,虽然看起来是个好学生。当时哲学系主任黄颂杰老师打电话问我想读什么专业,我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面试那天,他们就把俞老师从家里叫来参加面试。现在回想起来,我面试回答得很差,但是我从黄老师和俞老师的眼中读出的都是鼓励。我想,假如是我今天在考当年像我那样的学生,我大概会流露出“你基本功不好啊”这样的表情吧。当时俞老师问了我一个轻飘飘的问题,那个问题实际上考验出来我的学术功底非常不好。他问我,你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那么你知道现在这个领域的教材有哪些吗?我说,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教材。俞老师说,你等下到国权路上的经世书局去看一下,里面有个黄皮子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可能有用。我找来一看,这本书就是俞老师和陈学明老师编的,而且这在当时是很好的教材,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介绍得很清楚。这本书不是按照一般的教科书方式写作的,是在直接研读原著的基础上对每个流派做了介绍。



我进入复旦后,读研究生期间跟着俞老师上过一学期课。这个课的考察方式在当时也很前沿,每人做个presentation,据此给考分。我当时额外写了一篇文章,偷偷塞到俞老师工作信箱里,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写得怎么样,我想俞老师如果有空看,哪怕点评一句,我都很满足了。寒假过后,我收到被他全面改过的文章,他还告诉我以后这个问题还应该从哪个方向进一步去研究。他那时是系主任,非常繁忙,他也没有修改我文章的任务,因为这与我们的学分也没有关系。我的一篇文章花费他那么多时间,在此过程中领悟到他对待学术的严谨,这对我的影响很是深远、难以言表。



我1997年留校以后,1999年调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研室,和俞老师在同一个教研室。我从2000年开始攻读在职博士,他是我的导师。自此我跟俞老师的接触是全方位的。他反复强调,我不只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同事,而且是很多时候加班干同一件事情的具体意义上的同事。我们和俞老师总是在一个战壕里,共同守护着、发展着这个学科。除了学校里的共事之外,我们与俞老师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交往是,自从2003年他女儿走了之后,我们家庭之间的交往也有很多。因为俞老师从那以后性情有很大变化,他对学生和同事,在情感方面的交流要比之前多一些。所以我们有这样四个层次的交往,他在我脑海里的形象特别丰富。


仔细想想,俞老师和别人是有很大不同的。


首先,他是一位极其优秀的教师。作为老师,他究竟好在哪里?我曾参与过一个讨论:美国有researching university,所谓的研究型大学,可能名气比较大,有liberal arts college,即文理(博雅)学院,孩子能得到老师更多关爱,究竟应该把孩子送到哪种学校去?有一个学校的教务长说:一定要把学生送到大U,对于大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身边要有学术榜样,否则,学生即使得到老师很多关爱,他还是不知道能够走多远,不知道学术的内在标准究竟是什么。讨论归来我就在思考,我们复旦大概是一个什么风格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俞老师,他是复旦优秀教师的代表,他可以在自己身上把这两个方面揉合起来,既是最为优秀的学术榜样,又无私地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在学生身上。课时,经常会大段背诵经典,刚才吴老师提到冯契老先生评价俞老师的博士论文是“长袖善舞”,他上课时同样“长袖善舞”,讲西哲,讲马哲,这在无形中让学生知道学术是怎么做的。他作为一个很有学术成就和个人风格鲜明的老师,在树立学术榜样这一点上,他绝对是做得最好。学生看着这样的老师,就会知道,做一名学者,应该怎样慢慢往下走。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比美国文理学院的老师对学生还要投入,任何文章交给他,回过来上面一定画满红杠。学生或许未必同意他修改的每个细节,重要的是,这一来一回间我们能深深意识到,文章的篇幅再长,但每句话、每个字,都是不能松懈的。这种程度的对学生的投入和对教学的执着,是一种老派的传统,是从老一辈学者中传承下来的。而他自己在学术上又有追求和境界,二者合二为一,他替复旦守住了学生心目当中的学者形象。由此我觉得,复旦要找的风格,和美国学校不同,其实是可以在某些学者身上实现二者合一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被评为学生心目当中的好导师、教学名师、教育系统的模范等,是当仁不让的。


毫无疑问,俞老师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接下来要谈谈他学术的特点。在俞老师没有生病之前,我倒是没有特别全部读过他的著作,这也是因为觉得他天天在我身边,他研究什么我应该都知道。他病倒之后,我特地去看他一路走来的学术经历,觉得吴老师谈到的特别重要——俞老师担当起了他这一代学人的职责。他们这一辈学人,把每十年应该干的事情,基本都踩在点子上了。1978年恢复高考,他们在复旦如饥似渴地学习,是为了担当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接着是1980年代初的桂林会议,再接下来是“哲学与改革”的系列讲座,这时,他们有别于上一代学人的形象实际上已经确立了。


接下来,他的博士论文《意识形态论》又代表一个时间节点。在当时,怎样使中国的学术有学术规范,怎样用学术的语言来讲学术,《意识形态论》应该是很好的代表。《意识形态论》是他留学法兰克福期间,搜集大量学术资源后写成的,他用规范的学术方式来研究意识形态这个在学术中非常真实又非常困难的问题。他的《意识形态论》出版时,我当时在读本科四年级,当时的老师是老一辈的学者。他说,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胆子很大啊,要么成名,要么被批。这本书的确不是稳妥地按照当时别人写论文的方式来写,他也踩在一个时间点上,给出了一个方向。后来很难有人像他这样,能够如此认真地把学术资源充分消化,然后选取一个极其重要又困难的理论问题,对它进行很明确的阐述,这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再接下来,经过他们一代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研究范围放宽后,俞老师在马克思主义和西哲的打通方面做了很多贡献。最典型的是他的论文集《从康德到马克思》。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在理论上深化下去,要把马克思主义内部蕴含的各个复杂的学术传统再次复活和更新,直到今天,还是俞老师后面一代学人要继续努力的事情。在这方面,俞老师他们这一代和复旦是走在前面的,从康德到马克思的提法给出了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非常明确的方向。



特别难过的是,在这个环节之后俞老师还有了下一个环节,但是他做不到了。下一个环节是什么呢?俞老师认为,中国的哲学学人要想能够真正思考中国的问题和当代的问题,在基础理论方面一定要有发言权。这就是他计划了将近20年但最终未写成的《物与时间》这本书。他经常说,我要卸掉所有担子,再来写这本书,这是中国当代学人最需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使命。写《物与时间》需要读中国古典哲学,俞老师以前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学、哲学并不特别钻研,但最近几年他有明确转向。因为他的下一个挑战是要在基础理论方面有贡献,而中国的哲人要想在基础理论方面有贡献,就必须深植于自身的文化传统。我到他家里去,他的饭桌上摆的都是中国哲学的材料,这是平常只要一有时间就去看的东西。但这样的任务也太过艰巨了,俞老师最看重的这一部没有完成,我想,《物与时间》大概是他学术上未完成的最大心愿。



我想讲的第三点,是俞老师身上另一个优秀的品质,那就是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担当。这也是中国当代学人非常需要的优秀品质。国内目前的环境很难让学者成为一个彻底没有其他任务的纯粹学者,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需要有人去扛、去担当。俞老师对于教育事业本身的担当是他后半生花费时间最多的地方。1999年我们申请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时,没有任何档案积累,一切从零开始,需要立即适应现代科层体制的要求,需要填各种表格。当时哲学系还在复旦文科楼五楼,傍晚到教工食堂吃个饭,也不会花太多时间。但大家干活都非常投入,到了吃饭时间,俞老师和陈老师总是说:不行不行来不及了,我们还是叫盒饭吧。大概有一个星期每天都这样。当时条件比较艰苦,还要俞老师、陈老师这些教授做很多琐碎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小小的缩影。不能说俞老师喜欢这些行政事务,他做这些都是为了学科发展,小的是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大的是为了哲学学科,再大是为了复旦的人文学科。学科如何能守得住?要利用国家、社会能够给你提供的资源,并且必须投入,必须去面对行政上的各种事情。中国的大学要往高处发展,必须有些学者,他们既要教书育人,又要做自己的科研,还要担当守住学科的重任,想方设法为学科的发展谋求机会。机会并不会随便给你,让你去发展,而是要去谋求的。我觉得这个时间对他们来说是最可贵的奉献。俞老师的所有头衔背后,都是大量琐碎的事情,做过这类工作的老师,应该都太明白了。他除了是西方哲学的学科带头人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负责人,还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和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的工作也是相当费心的,这关系到每个学生最后能否拿到学位。他确实也为复旦大学的教育事业奉献太多。他最近十年来在本科生教学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核心课程他也自己亲自上。当时《哲学导论》这门课是为了给全校的本科生提升哲学素养,俞老师也上过,而且他反复强调自己在上课过程当中有很多体会。这样的奉献实际上是需要更大投入的,他必须是胸怀整个教育事业,如果不是为了哲学学科,不是为了复旦的人文学科,单纯为了自己是不需要这样夜以继日投入的。如果没有这个层次的奉献,只是做一个相对纯粹的学者,也许他的学术成就会更大,但这种奉献也许就是他们这一代学者的使命,所以俞老师的这种奉献也代表着他们那一代人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担当。


俞老师走的那天早晨,我们的老校长杨玉良来和他道别,我记得他讲的唯一一句话是:这时正是学校要用人的时候。我想他讲的用人一定是各个方面都需要,不仅仅是个人的学问和天资,也有对教育事业的担当。作为俞老师的学生,我们是很惭愧的,不仅学问没有做到他的地步,在教学、科研和对教育事业的担当方面,远远没有他挑的担子重。所以我想,继承俞老师事业的最好方式就是担当责任,沿着他的道路去投入,这是最重要的。


原文载于《文汇学人》2014.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