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科技哲学方向。曾获浙江省优秀毕业生、复旦大学优秀博士后、上海市“晨光计划”人才、上海市“浦江计划”人才、“洪谦奖”一等奖等荣誉。在《哲学研究》等学术期刊独立发表论文近二十篇，研究方向为认知科学哲学、心智哲学、知识论等。

求学之路

Q1、您最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您研究心智哲学与认知科学哲学的契机以及最吸引您的方面是什么？

我之前做过一些零零碎碎的研究，比如人格同一性问题、现象意识难题、进化心理学的哲学批判、人工智能哲学、自我意识与自我知识、信念的本质等等。做这些研究，背后有一个整体框架，那就是说，我们处在一个由自然科学提供的世界图景当中，我们身处其中的宇宙，从科学的角度看是没有心灵、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如此一来，应该怎么解释我们人类的特殊性呢？毕竟我们是拥有心灵、理性、目的、意义、审美、道德以及其它各种社会政治属性的存在者。这个框架或者这样的关切，早在康德那里就已经有了。

我最近在做的一个研究，是关于心智的预测加工进路，其实就有康德哲学的味道。康德大概会同意说，经验与知识的形成过程当中，直观会对世界给予我们的信息进行加工，因此我们不是被动地接受世界的所予，而是主动对世界进行解释。心智的预测加工进路有点这个意思，但它肯定不是用康德先验哲学去做，而是用到了贝叶斯理论，背后是一种计算主义图景，因而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努力。

你可以发现，在这个研究计划里，康德的精神在那里，但语境变了。我们今天做哲学不是讲哲学史，而是要对先哲的思想升级更新。

我们先说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哲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心智哲学大概就是研究心灵的本质，认知科学哲学则会讨论其中更具体的细节问题，它会结合当代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进化生物学的经验进展，作为哲学论辩过程当中待解释的案例、待检验的预设、反例或者证据。

比如我们科逻系和类脑智能研究院联合成立了智能科学与智能哲学研究中心，我们会追问智能的本质问题。例如智能的界定是怎么样的？最小化的智能需要什么实现条件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在我看来在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就心智哲学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身心关系这个本体论疑问。

今天的自然主义哲学家，会把这个问题细化为心灵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在哪里？心智肯定不是一种独立的实体，反笛卡尔几乎成了共同的承诺，那这样一来，心灵有意向性，有意识体验，这些特殊性如何得以呈现呢？心理因果性也是心智哲学当中另一个重要的形而上学话题，背后将会涉及我们对因果性的一般性理解。类似地，心智哲学里面也有一系列的认识论问题，比如他心问题、自我知识和动物心智等等。

我对这些话题感兴趣，是因为在本科阶段，我们有位老师叫张继选，开设一门课，读帕菲特的《理与人》。这是一部伦理学和形而上学著作，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帕菲特追问我们是不是有人格同一性？例如今天的王球和30年以后的王球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是，那请问这个跨时间同一性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近现代的哲学家里面，比如洛克会说记忆是一项判别标准。但这样的标准被证明有些问题，后来有不少哲学家去修正。但帕菲特论证说人格统一性不重要，重要的是连续性。他的论断在道德哲学方面有重要的启示，如果30年以后的王球跟今天这个王球，不能确保是同一个人的话，那我现在为30年以后的那个人买养老保险理由何在啊？所以我当时发现，这些很根本性的心智哲学、形而上学思考，会有一系列实践上的重大意义。

张继选老师，虽然很少发表论文，当时在我眼里却是个扫地僧级别的高人，办公室里堆满了从国家图书馆复印来的分析哲学相关的英文书，我们关系很好。张老师还引导我对意识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意识问题很有意思，比如我最近受朋友约稿发了一篇讨论意识上传的论文。意识上传是赛博格的终极形态，科幻电影里常常会有刻画。据说人类个体可以因此得以永生。

对笛卡尔来说，他相信灵魂无需身体，意识上不上传都无所谓。但如果你是标准的物理主义者，是个心脑同一论者，你仔细品下，这事也没必要做，因为原则上实现不了。功能主义者认为意识可以多重实现，所以这事原则上能做，不过我在那篇文章里论证了功能主义的想法也可能会失败。

另外我当年做的博士论文，也是关于意识难问题的研究。意识问题的最困扰人的地方，就是它有独特的第一人称体验。比如我吃榴莲，对榴莲拥有感受性体验；针头扎进皮肤，我会有刺疼的体验。神经科学家会说疼痛就是大脑的神经状态，比方说C神经纤维激活，但这样的一种说法会让人疑惑：如果疼痛就是C神经纤维激活的话，激活就激活呗，我为什么竟然还会体验到那个疼痛的感觉呀？这感觉好像没法还原为C神经纤维激活对吧？所以直观上说，意识的体验性，它是something over and above大脑状态的，它具有现象学的特征，可能会对自然主义世界观造成冲击。我们知道，自然主义认为一切都是自然科学所能够把握的，但是意识的这个问题上自然主义有可能会碰壁。

我觉得这些都是哲学当中最古老、最重要的问题，世界是一还是多？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就是在一些哲学家的工作基础上，发展了现象概念策略去解决这个疑问。

事实上，我们有两种思考意识的概念类型，一种是第三人称的、广义的物理概念，一种是第一人称的现象概念，但是现象概念本身也可以有一个自然化解释的。我用信息语义学做了这个工作，那篇博士论文后来拿了“洪谦奖”一等奖。

Q2、您在求学、英美访学时有怎样的体验和感触？是否可以分享一些有趣的经历？

我本科在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读的，虽然名气不大，但那里同样有很棒的老师，而且他们也不嫌弃被迫跟我“厮混”，刚才说的张继选老师就是其中之一。那阵子我痴迷维特根斯坦，因为当年电子书不像现在这样唾手可得，他却收集到很多原著和二手文献，这就很难得。

另外本科那阵子我也总去北大、人大蹭课听讲座。比如人大张旭老师，带大家用施派的路子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起读书的好几位朋友如今都成了知名哲学系的老师。当年我对赵汀阳老师的工作很感兴趣，还帮他写了书评，并且有幸去他家做访谈。但是后来我还是更喜欢分析哲学，会去北大听徐向东、韩林合老师的课。当时就觉得分析哲学很酷，因为人家都说难，都说很琐碎，所以我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有趣的是，当年白彤东老师虽然没有完全回国，但那时候他在北大短期授课，讲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我很喜欢他的讲课风格。转眼十几年过去，我们竟然成了同事，所以说命运是很神奇的。

后来我去浙江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硕博连读。理由很简单，本来我想报考赵汀阳老师的研究生，但他当年不招学生，于是向我推荐了浙大的盛晓明老师，告诉我盛老师很棒，尤其对康德哲学理解很深刻。结果我去了之后，却被我们盛老师“兜售”库恩，但我对分析哲学传统还是更有兴趣。

读研期间去了King's College London，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合作导师是David Papineau，斯坦福哲学百科里“自然主义”词条就是他写的。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到他那边学习，读他的新书Thinking About Consciousness，他要求我每两周写10页左右的东西，那个挑战蛮大的。我硬着头皮写，而且是很中国式的写法，就是用自己的语言，把书里的观点复述一遍。Papineau后来发现我基本上就是重新表述他的观点，没有真正自己的想法，他说你应该argue against me，要反驳我。他说我之所以让你来伦敦，是希望让你来帮我指出问题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忽然体会到分析哲学的魅力，没有什么权威，每个哲学家都会犯错。做哲学就像武林门派过招一样，你要找出人家的破绽，然后把他击倒，这就很酷了。

我后来还去了MIT访学一年，他们的语言学和哲学在同一系。我们知道语言学那边有一位大牛叫乔姆斯基，他当时已经不怎么来上课了，但我听了他的一次语言学报告，实话说没听懂，但还是很高兴同他合了个影。MIT哲学系有很好的传统，在形而上学、知识论、心智哲学、哲学逻辑、伦理学等领域都出过大牛，Jerry Fodor最重要的工作就在那边完成的。我发现他们的学生也非常厉害，有的还没毕业就在顶级期刊上发文章。MIT哲学系差不多每周都有lunch talk，不管谁来讲，几乎每个在场的人都会对报告人提出批评。报告人讲30分钟，大家讨论了一个小时，这种氛围让我这样的一个外来人感觉压力山大。

话说回来，波士顿这个城市倒是非常棒，风景优美，文化多元。那时我也主动尝试新鲜玩意儿，比如我去学帆船，还带上白彤东老师一起泛舟查尔斯河——虽然他当时一直担心友谊的小船随时会翻。我也去参加当地一些很酷的快闪活动，比如有个No Pants Riding Day，冰雪天气不穿长裤去搭地铁，冻得我两腿红得发痒。

当然了，在波士顿印象最深的还是那里的学术资源。我去哈佛听Moran的课，或者旁观心理学系的会议，也去塔夫茨大学蹭Daniel Dennett的课，蹭了两个学期。丹尼特是真的懂认知科学，记忆力也好得惊人，那个时候他讲他的新书《从细菌到巴赫：心智的进化》，我惊叹他能通过给出各种漂亮的比喻，把看似复杂抽象的问题讲通透。我们系的徐英瑾老师也是丹尼特的粉丝，这本书他也非常熟。

治学心得

Q3您认为理想的治学方式是怎样的？

我不认为有一种所谓理想的治学方式，每个人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学习和研究路子吧。我很欣赏有些朋友，他们非常自律，研究方向非常收敛，每天能在固定的时间读书写作，也一直跟国内外同行保持紧密的学术联系。我极其佩服这样的治学方式，但我自己是比较懒散的，没法像他们那样去工作，也许头天晚上喝醉了酒，第二天啥事都干不成了。

不过我有广泛的学术兴趣，会试着把不同领域之间看似不相关的问题结合起来思考。不过有一点，无论如何，我相信要做哲学，你需要去跟同行讨论交流。你需要意志坚定地做你的哲学，但也需要以开放的态度去倾听同行的意见和建议。我手头有只马克杯，上面印了一句很酷的话，那是尼采说的：One builds one's philosophy like a beaver，one is forced to and does not know it.

Q4、在研究领域外您有哪些爱好呢？这些爱好对于您的研究是否有启发？

我的爱好似乎蛮多的，比如爱看足球也爱踢足球，在MIT我还和其他华人一起拿到了一个联赛冠军——当然不是学校里最顶级的联赛。但我来了复旦时间就很少了，去年一年都没碰过足球，直到这个学期王玮老师带我踢了一次。我也喜欢爬山和徒步，我们有暴走队，学院有几位老师也在这个暴走队里，但同样大家都很忙，聚在一起搞活动的机会不多。

我也喜欢摄影，拿起相机可以让你用一种现象学体验的方式去打量周遭的光影世界。我也喜欢玩狼人杀、打德州扑克，那都是我们学院“虬江青年”的传统项目。不过我觉得，爱好就是爱好，研究就是研究，两者之间没有太多的启发，休谟好像说过类似的话。他被哲学问题搞得晕头转向，但是人会有一些自然倾向，比如朋友叫他吃顿饭，玩玩游戏或者散个步，这些活动有助于治愈哲学上的忧郁和迷狂。

近期关注

Q5、您认为“哲学+”是怎样的理念？它与您研究领域的关联是什么？

今天我们谈论“哲学+”，似乎哲学已经穷途末路了，然后去抱别的学科的大腿了，比如说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这是PPE，然后哲学+科学、哲学+人工智能等等。这事情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今天哲学学者已经不太要去做第一哲学了。至少在英语世界，像黑格尔那样建立一个大体系的很少很少了。第一哲学这种梦想大体上已经破灭了，或者至少大家不流行玩第一哲学了，那这样一来，当然需要以开放的态度去接纳其他学科了。

另一方面，今天很多的哲学问题是新冒出来的，你会说那些问题的根子，在哲学史上都能找到，没错，不过问题毕竟还是新问题，因为我们确实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剧变时代，“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是必要的。话说回来，我理解的哲学，本质上应当是开放性的。读哲学史的都知道，历史上没有哪个大哲学家是只懂哲学的，他们很多都是数学家、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多重身份，懂多样技能。所以呢，如果哲学系的同学读书只读哲学，那是很不好的，会得哲学病的。

Q6、能否谈谈您对于哲学普及的看法？

至少有一点，我不觉得哲学普及是多么神圣的事，但有的人觉得哲学普及可以开启民智、传承道统，其实那是哲学病，正如历史学家不会认为，大家一定要去读《左传》、读《史记》一样，哲学普及也别在这个意义上去普及。

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普及工作，不能完全交给大学教授去单干，而需要其他角色参与进来。比如电视台、广播台或者别的自媒体平台一起聊些公共话题会比较容易激发人家的兴趣。

还有就是最近很红的五条人乐队，主唱仁科说，他自己疫情期间在bilibili上看人大和复旦哲学讲座，经他这么一说，那就是很棒的普及啊。五条人很喜欢哲学，我们应该把五条人乐队请来，专门对谈哲学，复旦哲学学院的社会影响力一下子就上去了。

青年寄语

Q7您对于现代大学教育的看法？对于参与其中的同学们有什么寄语？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现代教育的定位是怎么样呢？这个我现在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前一阵子有一篇网文，叫做《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其实在今天尤其是我们复旦这样名校的同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困在系统里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好像在为自己的绩点整天奋斗，我选这门课是为了这门课能够拿更高的分数，能够拿A。如果说这门课的老师，他要求我们读的书很多，考试非常难，或者论文的要求很严格，那可能你需要去权衡一下了，你可能会放弃选这门课，尽管这门课的老师是非常棒的。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教育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为绩点而奋斗。

为绩点奋斗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就是没办法在大学里真正去享受这个大学的资源，跟老师和同学为学问而学，而不是为绩点、为以后的出路。为绩点奋斗的后果是，同学们很难在大学里好好享受这段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老师和同学都在被迫按照“系统”的指令去工作，这样的校园生活是异化的、失去本真性的，以至于我们没法真正的“放飞自我”，而大学应该是一个可以是适当地放飞自我的一个地方。

我自己觉得我整个从大学到博士期间都挺愉快的。在浙大读书的时候，有一阵子我和导师每周一起爬山，然后也和其他同学朋友一起爬山，其中也有一些其他不同专业的同学。我们在爬山的时候，会去聊各种好玩的话题。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导师说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们不会因为他是我的导师就不敢去反驳，我会去跟他去讲另一番的道理。其实这是一个很良好的一种互动，可是在今天这样的场景很少见了。

所以我更希望我对同学寄语是：“老师当然会很忙，有很多自己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我们复旦哲学学院的老师都是很nice的，希望同学们更加主动地找老师聊天。可以在线下面对面地聊你在学习上的困惑、你对某一问题的理解等等。多多跟老师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