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1948年6月21日-2014年10月31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当代思想家。作为一名学者和教师，俞吾金教授至今能让同仁和学子们依然怀念，除了扎实的学术能力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外，俞吾金教授对苍生和民族发展的那份迫切的道德关怀尤其值得称道。本期栏目转载文章“心怀天下：一位哲学大师的‘望闻问切’”，值此清明之际，以此表达对俞老师的怀念。

 最近网络上掀起了一股纪念俞吾金先生（为了行文简洁，请允许我在后面对先生不加上任何尊称，正如我们称呼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那样）的热潮，这次主要是由一个名曰“青马先声”的马克思主义交流平台发起的。从大家反应的热度来看，人们依然铭记这位哲人或思者，尽管他逝世至今已有六七年了。他在生前给自己的同学——加拿大道格拉斯大学任职的欧阳光伟的微信里这样说：“生命的价值常常不是以她的长度而是以她的宽度和厚度来衡量的。黑格尔曾经说过，玫瑰灿烂绽放的瞬间并不逊色于高山的永恒。”仿佛时间的流逝，愈加证明他的话的真理性。

 笔者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即作为一名学者，俞吾金为什么能让今天的同仁和学子们依然记住？其实就在俞吾金去世当年的11月1日，《文汇报》就以《胸怀天下的学术大师》为题报道了俞吾金，这个标题今天看来是非常准确的。虽然今天来看，俞吾金的一些研究方法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比如抓住一些字词的翻译阐发问题（语言分析），澄清思想史的概念、逻辑和线索等等，这些方法今天不少学者都在用，但是如果我们去读今天的哲学论文，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研究作品，再去读俞吾金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前者似乎隐约少了某种生动跳跃的魂——作为一名学者对苍生和民族发展的那份迫切的道德关怀。我想这是俞吾金的文章最让我们回味之处。下面我将结合俞吾金的生活经历分析俞吾金的“天下关怀”情结。

 在《邓小平：在历史的天平上》这部献给他的导师胡曲园先生、但又常常被人遗忘的著作里，俞吾金把邓小平比作卡莱尔（Thomas Carlyle，英国历史学家）笔下那个点燃“干柴”的“火光”、用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论来劈开一切理论疑云的思想家和行动家，他的南方谈话再次激活了中国人的思想酵素；俞吾金同意那种说法，即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范式，是因为他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深刻地指出，邓小平告诉我们，真正的理论研究既不是对待经典作家“注经式”的理论研究态度，也不是装成极端革命派的样子，空谈“解放全人类”的大道理；既不是满足于概念来、概念去的经院哲学式的无谓争论，也不是故作高雅地玩弄晦涩的哲学术语；真正的理论研究是吃透并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并把它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从而创造性地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说，当我们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后来简称之为“邓小平理论”）放在历史的坐标和天平上来考察，无论是空间维度还是时间维度，都显示出这一理论的划时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和影响。

 第三、启批判，洞察中国社会积弊，呼吁重建启蒙

 可以想象，俞吾金是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去的。但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很多中国社会的积弊和沉疴，这使得晚期俞吾金认为，中国除了继续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需要痛下决心，重建启蒙；启蒙精神主要包含以下主导性原则：①理性法庭；②世界祛魅；③追求平等；④个性自由。俞吾金曾运用文化比较学中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形态学时间”来为重建启蒙的观点作佐证。

 大体来看，他认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要过三关：

 第一关：“个人”。也就是独立的个人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译介过程中总是无意或有意地被遮蔽。在阐释“科学发展观”时俞吾金指出：必须把“以人为本”的理念安置在大科学的概念（德语的Wissenshaft，而非英语的Science）之中，否则就可能陷入一种“科学主义”的观点，把“人”淹没。而在讨论“以人为本”时，俞吾金提出沿着“人民”这个概念区分人（Mensch）和个人（Individual），前者是抽象的、普遍的，后者是具体的、历史的，人总是通过具体的历史的个人体现出来，也只有到了近代市民社会时期，身体、法权和精神意义上的个体人格才健全地形成。要防止抽象地谈论“人民”而忽视普通个人。后来在《启蒙的缺失与重建》中他说：“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普通个人和个性经常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我们知道，在哲学教科书中，普通个人常常被归属于“人民群众”这个抽象的集合名词，而在这个集合名词中，普通个人只是作为一个片断而存在，他的生命、权利和利益并不一定得到尊重，相反，常常处于被漠视的状态。在日常生活中，各行各业不应该停留在‘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上，需要的是在每个场合中都尊重每个普通个人的独立人格和权利，而这种人格和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总之，历史和实践都告诉我们，在一种文化中，个人、个性这样的观念越是匮乏，越表明这种文化没有经受过启蒙的洗礼。”迄今为止我们似乎没有听到比这更加深切的对于尊重个人的呼声。

 另外，这个问题也与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有关，他说，假集体主义“无限地抽空个性的生命、权利和利益，把它奉献给一个抽象的集体即马克思曾批判过的‘虚假集体’。他们很少深入地思考下去，如果一个集体不以维护所有个体的生命、权利和利益作为自己存在的宗旨，相反还要靠个人的生命权利和利益来滋养的话，这样的集体的存在具有合法性吗？难道抽象的集体比具体的生命、权利和利益具有更重要的存在价值吗？”

 第二关：“权力”。俞吾金主要是在系统意义上言说“权力”，比如资本对于活劳动、政府干预对于市场自发，都表现为权力发起的行为。并不是所有的权力都是“坏”的，但是我们要警惕权力的“任性”。对于前者，俞吾金指出，马克思早已证明：技术的发明、分工的合理化、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都不可能使得工人致富，而只可能使得资本致富；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资本支配活劳动的客观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将渗透到一切社会领域中，构成世界性的普遍权力；对于后者我们必须警惕权力寻租行为，依靠政治体制改革限制权力。俞吾金说：“谁都明白，权力本身不过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是通过各级政府官员的媒介发生作用的，而各级官员既是政府聘用的公仆，也是拥有个人利益、欲望、和家庭的私人，当他们以理想型即公仆来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就是积极的；当他们以私人的方式，在他们所分管的工作中发挥作用时，他们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就是消极的。”就这一点而言，俞吾金惊呼：“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的运作中，行政权力的不适当的参与不但固化了原有的等级观念，而且也进一步强化了特权意识。被不恰当地、甚至是错误地运用的行政权力，在寻租的过程中，与不法商人，甚至与黑社会紧密勾结起来。反之，不法商人、黑社会为了扩大自己的收益和地盘，也通过各种渠道，与行政权力联合起来，实行‘共谋’，从而导致资源的畸形分配，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贫富差异的加剧。”从我们今天看到的环境整治、扫黑除恶和追赃追逃行动中披露出来的各种大案要案来看，俞吾金的洞察是非常深刻的。就现实生活中的小事情，俞吾金曾经举“顶天立地”（地位卑微、没有权力的人只能分得顶层或底层的房子）的例子，来说明计划分房过程中的不公。

 第三关：“科学”。上文已经提到了俞吾金“大科学”的主张，但是现实是中国各界对于“大科学”（含“主体人”）的无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过这一关。拒斥科学主义，在国内人文学者中恐怕没几个人比俞吾金呼吁得更彻底：就社会流行意识形态中的科学主义，他曾经举自然科学长江学者100万（研究经费），文科50万的例子；在《科学发展观》中，他对“科学主义”做了明确的定义，指出，“所谓科学主义，就是把仅仅适合于数学和自然科学范围内的观念和方法简单地照搬移用到人文社会科学和日常生活中”，它蕴含着“人与物关系的颠倒”，物被主体化了，而人则被物化了，“在科学主义的视野中，人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了，最后不得不屈服于物的重压之下。”遗憾的是，当俞吾金呕心沥血，准备在他著作《新十批判书》中专列一章撰写“抵御物化：科学主义批判”时，他就溘然长辞了。

 这三个阶段汇聚到一点，那就是大师本人体察现实、对国家发展道路进行不断理论探索的学术担当，俞吾金的基本观点是：国家发展和现代化，不能离开对人、对个人的重视，而这恰恰是启蒙运动和整个现代化过程的核心；而且如果启蒙的功课没有做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这个观点我想将会继续得到实践的验证。

 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曾经在俞吾金病逝后指出：“在文革结束后，中国涌现出了一批理论家群体，他们和中国发展的现状有着密切关系。俞吾金可说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之一。俞吾金永远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他的研究永远都和时代需要深深地契合。”这一评价非常精要，而且非常吻合本文观点。正是这种社会关怀之心、对时代病症的洞察和诊断能力，以及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使得俞吾金成为中国当代哲学史中一个无法被人遗忘的大师。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鼹鼠的哲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