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介绍与研究，在我国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三十多年里，这一领域的进展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主要思想观点、理论学说，以及最有影响力的思潮和学派，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涉及并对之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当这样的研究被积极地推进到一定阶段时，更为切近地了解、追踪和把握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沿和最新进展就变得十分必要了。我们这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便是应和着这种必要性而产生的：它意图在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能够走近前沿领域的时候，为这种研究提供一个可以持续不断地追踪最新进展、成果和趋势的学术平台。

这份研究报告至今已有十年。从总体上看，它的形式框架主要涉及欧陆国家马克思主义（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原苏东国家马克思主义（俄罗斯、中东欧国家等），亚非拉国家马克思主义（日本、拉美国家等）；除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之外，在内容上还围绕着重大专题、理论热点和争论、思想动向等来展开，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辅之以重要的人物、新著和论点，以及部分激进左翼和其他地区的理论活动，从而使整个报告能够以较为充实而整全的面貌展现出来。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过去的十年间，这份报告的基本目的是达到了：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规模地扩展开来之际，特别是当年轻的学生、教师和学者迫切的需要——或者是知识的需要，或者是研究的需要——对该领域的前沿有所了解之际，这份研究报告便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需要，因而它受到欢迎和期待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该报告在成长过程中也显露出不少缺点，虽说学界由于急切的知识需要时常能够包容这些缺点，但对于我们来说，快速地了解并弥补不足无疑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工作要求。

然而，在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这一转折的必要性和征兆已经到处出现），而我们的研究报告必须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这一转折进程中去。简单地说，这一重要的转折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实现在思想—理论上的深化，以及在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这两个方面说到底又是至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走过了不平凡的三十多年，伴随着这一研究非常迅速的扩张过程，特别是伴随着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展开过程，我们的研究不能不面对思想—理论上的深化和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这一双重任务；而能否承担起这样的任务，将会成为对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真正考验。

毫无疑问，作为学术信息平台的研究报告，固然要求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前沿成果与最新进展客观全面地报道出来，使之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持续而可靠的资料来源。就这个方面来说，我们先前的工作和经验是积极而有效的，理应得到保持、提升和进一步完善。然而，当学术发展在特定阶段上面临着重要转折时，当这样的转折将更加重要的思想理论任务托付给这一学术的未来进程时，该领域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必须能够把握住这一转折并承担起自身的任务。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之所以也面临同样的转折和任务，是因为这项工作本身是为该学术总体的进程所规定并为之服务的。我们的研究报道之所以不能自外于这一转折进程，是因为假定学术资料、信息和动态等的报导乃是全然中性的观点早已是一种时代错误了。一方面，就像经验对象并不能现成地被给予我们一样，任何文本或观点的择取、解释和阅读总已先行地为某种“前理解”所指引，也就是说，为特定解释者立足其上的社会—历史状况所规定了；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所谓中性地罗列——因而也是疏阔散宕地罗列——资料或信息的做法，从来不能真正地有益于学术研究，尤其不能有效地推进学术发展。因此，唯当我们的研究报告本身也积极地成为学术研究（这种研究当由其特定的目标来定向）的一部分时，它才能够真正承担起服务于学术整体之重大转折的时代任务。

我们所说的重大转折，一方面在于使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在理论上极大地深化，而这一要求又是由该研究领域本身的发展在特定阶段上提示和开启出来的。当分门别类的研究各树一帜时，总体上的把握就成为深化的趋向；当各种理论观点的梳理开始时，思想史上的分辨与综合就成为深化的意图；而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在理论上能够被描述出来时，从社会—历史之根源处来判定其性质、定向和趋势就成为深化的要求。不仅如此，理论上的深化还包括更为广大的区域和更加深入的问题。有些议题是经典作家未曾涉及的，而在有些非常关键的主题上，甚至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分歧。众所周知，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开始抨击“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并指责其“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时，双方便在诸多主题上，尤其是在哲学主题上——表现出冲突甚至对立。例如，对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践”概念，便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当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费尔巴哈的“实践”一词混为一谈时，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却构成了一种“抽象的、观念论的实践概念”。仅此一例就能部分地表明：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由这种研究而来的思想理论上深化的任务，将会在怎样的领域和怎样的深度上展开出来。

然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定阶段上，思想—理论的深化又是与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十分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不能积极开启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思想—理论上的深化就会局限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就不会得到有力的推进与展开。那么，“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又应该如何理解呢？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用语，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佛教的中国化等，意指特定的思想理论或精神样态作为某种实体性的东西而被整全地中国化。在有差别的意义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化，并不表示研究对象能够作为这样的东西而被要求整个地中国化，这里的研究对象会依然停留于并保持其为国外的思想资源，而所要求者乃是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它意味着：（1）讲中国语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总体上获得它的自我主张；（2）这样的自我主张是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并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依据的；（3）由此而使整个研究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参与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任何一种学术的成长都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都是以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为标志的。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其初始阶段不能不处于学徒状态中，但其进展之快以及成绩之斐然，却实在可以说是罕见其俦。由此而获得的学术上的开展与积累，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必要的同时又是良好的基础。当这样的基础已然具备时，学术进展的积极动力就不再表现为单纯的量的扩张，而是取决于这种学术能否坚定地获得它的自我主张。所谓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转折，首先便是就此而言的。只有当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真正展开之际，才意味着讲中国语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才意味着它能够摆脱单纯的依赖和模仿而趋于成熟，才意味着它先前仅仅是习得的学术已经转变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学术。

我们之所以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我主张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并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依据，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者必然地处于特定的时代状况中，而且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总是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现实。任何一个解释者或研究者都不可能摆脱其基本的立脚点，而任何一种立脚点又总是为特定的社会—历史所规定的时代状况，所以黑格尔把超越时代——“跳出罗陀斯岛”——的妄想看成是单纯的私见。讲中国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总体上来说，要么从中国问题以及由之而来的社会现实中找到其自我主张的真正立脚点，要么就根本没有自我主张也根本没有立脚点。或许有人会嫌中国问题和中国现实过于狭隘而要求更为广阔的世界眼光，对此我们的回答是：真正的世界眼光从来不是由抽象的理智所虚构出来的空疏的和无内容的“太空”；反之，如果说中国问题及其现实依其本质必然地（“现实”一词的题中应有之义）包含有真实的世界联系，那么，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就决不意味着排除这种真实的联系，而只不过要求排除那种为现代性意识形态所伪造的世界眼光罢了。唯当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以中国问题及其现实为基准时，它才可能在这一领域中开辟出以其自我主张来定向的研究道路，并作出真正的发现和独特的贡献。

因此之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在学术领域上会保持其特定的和独立的活动范围，但它作为一个取得了自我主张的整体，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将强有力地参与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作为基础起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实践，这种历史性实践在占有现代性成果的同时正在生机勃勃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另一个方面则是在此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表现，而这种理论表现则通过思想、概念、方法等的构建，通过学术活动而得以实现。很明显，讲中国语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现实的基础方面分享着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就像它在理论的表现方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保持着最为切近的联系一样。同样明显的是，这样的分享和联系在通常的情况下还往往只是自发地形成的；唯有在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积极地开展出来之时，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才可能自觉地并且在总体上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全面地贯通起来，并由之构成我们在这一学术研究领域中坚实而强大的基础背景。这样的基础背景不仅将成为我们的学术特质得以形成的不竭源头，而且将成为我们在学术上取得建设性成果的真正优势。因为只有当这样的基础背景在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实际地起作用时，思想—理论上的拓展性深化才是可能的，与不同学派开展出批判性的对话才是可能的，在研究中建构独特的方法、体系和路径才是可能的，并因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阐释中作出开创性贡献也才是可能的。

总之，我国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取得了丰硕的、令人鼓舞的阶段性成果之后，当下正面临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这个转折是以思想—理论上的深化和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为要旨的，而这一转折的实现不仅将极大地提升整个领域的研究水平，而且将实质地改变研究的基本方式和内部结构。对于我们来说，这既是一项任务，也是一种考验。对于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来说，它也必须在这一转折的进程中领受任务并接受考验，因为它本来就是该学术进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