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两次访问了复旦大学杜威中心，每次都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和友好的接待。中文版《杜威全集》的翻译出版和在杜威中心的每一次讨论的高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杜威中心和上海的文化活力中感到极为舒适而自在。我想稍微谈一谈我是如何写作这一系列杜威讲座的。我对杜威的兴趣已经超过了六十年。当我在耶鲁大学写作博士论文《约翰·杜威的经验形而上学》时，哲学界对杜威的兴趣恰好处在最低点。虽然我探索了很多思想家的著作，比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伽达默尔（Hans-George Gadamer）、罗蒂（Richard Rorty）、泰勒（Charles Taylor）、阿伦特（Hannah Arendt）（他们后来都成了我的私人朋友），我总是对他们的以及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著作中的实用主义主题非常敏感。我在《实用主义转向》的前言中谈到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作博士论文时的感受：“我在当时感觉到（并且现在仍然如此相信）皮尔士、詹姆士、杜威和米德是真正超前于他们的时代的，他们给哲学带来了彻底的变革。······我一次次地感受到，很多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家——有些对古典实用主义思想家略有所闻或毫无所知——处理的是类似的主题，得出的是类似的结论。他们在各自的方案中频繁地重塑（有时是挑战）美国实用主义者的关键主题。”

杜威哲学的一个关键主题是他的自然主义。劳斯（Joseph Rouse）概述了哲学自然主义的三个核心承诺：首先，自然主义者拒斥任何对超自然存在的诉求或接受；其次，自然主义分享了向当代科学学习的承诺，他们至少认为科学理解与人类生活的所有重要方面都密切相关，并支持与这种理解相一致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形式；再次，自然主义者否认任何先于科学理解的权威性“第一哲学”概念。杜威分享并践行了这三个承诺。并且，他还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强调了经验和自然的连续性。他认为自然中不存在任何本体论或认识论上的鸿沟。他不认为人类理性和自然的其他部分之间存在着突然的断裂。在二十世纪初，杜威是美国自然主义讨论的重要参与者。美国哲学的这一章节几乎完全因为分析哲学的胜利和职业哲学院系中所谓的语言转向而湮没。杜威和其他实用主义者被认为是过时的。流行的观点是，杜威也许正确地看到了某些东西，但他缺少分析哲学的精细分析和严格逻辑。在分析哲学家当中，特别是在蒯因（W.V.O. Quine）和塞拉斯（Wilfrid Sellars）那里，自二十世纪中期诞生的自然主义新版本和杜威的自然主义极少有联系。今天，大多数英美哲学家都自视为自然主义者，但他们并没有就自然主义意味着什么达成任何共识。于是我决定阅读和研究这些文献。初看起来，这些讨论和争论完全是混乱的。自然主义一词杂乱地充斥着一系列形容词性的特征描述：“形而上的”、“本体的”、“实体的”、“方法论的”，“还原的”、“彻底的”、“自由的”、“主体的”、“客体的”等等。在仔细地梳理了这些文献之后，我注意到了另一点。在被称为“自由自然主义”（用以指称一系列具有亲缘性的不同立场）的讨论中，我们可以辨识出一种有力的自然主义概念，它和杜威的自然主义精神之间有着极强的关联。让我吃惊的是，有些探讨自由自然主义的思想家甚至没有提及或考虑杜威的著作。我试图在这一系列讲座中阐明，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普特南（Hilary Putnam）、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罗蒂、塞拉斯、戈弗雷-史密斯（Peter Godfrey-Smith）、拉姆伯格（Bjorn Ramberg）、麦克阿瑟（David Macarthur）、约翰逊（Mark Johnson）、辛克莱（Robert Sinclair）、普莱斯（Huw Price）和劳斯等人的著作，就会看到他们如何帮助杜威阐明了一种实用主义的自然主义。杜威的哲学遗产仍然存活于当下最深刻的哲学讨论中。我希望我的中国读者能加入我的这段思想旅程，并能对我的最终结论心怀同感：当下最好的哲学工作证实并支持了杜威的实用主义自然主义。

理查德·伯恩斯坦

202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