虬江文库012 | 王聚：弱先验论证及其反怀疑论功效分析

摘要：先验论证曾被寄予反怀疑论的厚望，尤其在当代知识论领域，面对彻底怀疑论的挑战，先验论证的反怀疑论作用亟待说明。经过斯特劳德对强先验论证的批评，哲学家们开始探索先验论证的弱化使用方式。斯特劳德认为弱先验论证的“不可或缺”与“无懈可击”两个特性具有独特的反怀疑论功效，但有批评意见指出弱先验论证面临认知辩护缺失的问题。经过分析可以发现，批评者不仅错误地缩小了认知辩护的范围，还误解了信念系统中不同的命题所发挥的角色。总而言之，弱先验论证可以回应认知辩护缺失问题。

王聚：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当代知识论、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

本文修订版发表于《哲学动态》2020年第7期，第114-122页。原文注释略去。

怀疑论问题是知识论领域的核心问题。面对怀疑论的巨大挑战，反怀疑论方案也是层出不穷。自从康德开始，先验论证（transcendental arguments）便与反驳哲学怀疑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如此，康德之后的哲学家如斯特劳森（P. F. Strawson），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等都是这种论证方法的杰出使用者。但是先验论证的强版本受到了学界的批评，以至于它的反怀疑论功效逐渐受人质疑。那么随着其弱化的使用方式被逐渐挖掘，是否可以期待弱先验论证发挥独特的反怀疑论功效呢？特别是在当代知识论语境下，彻底怀疑论（radical scepticism）得到了新的哲学诠释和哲学论证。那么针对这种怀疑论攻击，弱先验论证还具有反怀疑论功效吗？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分析。

本文的结构如下。在第二部分我概述先验论证的基本想法，以及它在人们预期之中的反怀疑论功效；在第三部分，我讨论斯特劳德（Barry Stroud）的批评如何促使强先验论证向弱先验论证转变；在第四部分，我着重探讨基于弱先验论证的反怀疑论策略的一个核心困难，即认知辩护缺失问题，我将论证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最后，我总结全文

当代彻底怀疑论主张关于外部世界的命题知识是不可能的。在当代讨论中，怀疑论的攻击以下面的方式呈现：

怀疑论悖论

1. 我们不可能知道自己不在怀疑论情景之中；

2. 如果我们知道一个日常命题，并且我们也知道该日常命题蕴涵自己不在怀疑论情景之中，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自己不在怀疑论情景之中；

3. 我们知道许多日常命题。

为什么怀疑论悖论是一个悖论呢？可以发现，该悖论由三个陈述组成。这些陈述单独看来是十分合理的，但我们却不能同时坚持三者，因为它们是不一致的。展现这种不一致的方式是构造基于闭合原则的怀疑论论证（the closure-based sceptical argument）：

1. 我们不可能知道自己不在怀疑论情景之中；

2. 如果我们知道一个日常命题，并且我们也知道该日常命题蕴涵自己不在怀疑论情景之中，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自己不在怀疑论情景之中；

4. 因此，我们不知道任何日常命题。

也就是说，坚持1和2，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缺乏任何日常知识。前提1和2为什么是合理的呢？首先我们看1。该陈述是关于怀疑论情景的。根据怀疑论情景的定义来看，如果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情景（如笛卡尔的梦境，恶魔或普特南的缸中之脑），我们的感觉经验会和正常的感觉经验在主观上是无法区分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通过感觉经验在现象上的差别来区分自己处于正常情景还是怀疑论情景，所以宣称我们不可能知道自己不在怀疑论情景之中是非常合理的。论题2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的运用，即闭合原则，该原则可以表述如下：

如果S知道P，并且S知道P蕴涵Q，那么S可以知道Q。

这个原则旨在刻画我们通过已知的逻辑演绎拓展知识范围的认知实践活动。试想如果我知道<复旦大学在上海>，并且我知道<复旦大学在上海>蕴涵<复旦大学在中国>，那么我难道不能凭借逻辑演绎知道<复旦大学在中国>吗？如果1和2都是高度合理的陈述，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4这样一个否定日常知识的结论，一个怀疑论的结论。

面对怀疑论攻击，一方面我们需要指出怀疑论论证中的错误所在，否则我们无法躲避怀疑论结论；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指出错误，还需要解释为什么该错误的论证看起来如此符合直觉。也就是说，反怀疑论方案需要包涵一个诊断的成分，否则我们容易再次陷入怀疑论陷阱。

那么什么样的反怀疑论策略能满足上述要求呢？此时，先验论证自然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先验论证与反驳哲学怀疑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斯特恩（Robert Stern）曾经这样概括先验论证的基本特征：

（1） X是Y之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因此除非有X，才有Y；

（2） Y的本质是这样一些东西：经验、语言、信念和意向性；

（3） X具有反怀疑论功效。

换句话说，先验论证的主要想法是：首先识别出一些怀疑论者也必须承认的哲学前提Y（比如我们拥有意识、语言和信念等等），然后通过追问使得Y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X（比如存在独立于心灵的外部世界，认知者有概念框架等等），并且从怀疑论者不可否认Y的存在这一事实进一步探究X所具有的反怀疑论功效。初步看来，通过先验论证反对怀疑论有其独特功效。首先，先验论证所需要的仅仅是怀疑论者接受的前提，因此能有效地把怀疑论者带入到争论之中；其次，因为先验论证从前提到结论的推论是演绎论证，并且X和Y之间有一种必然性，因此怀疑论者作为一个理性的探究者必须接受X的存在，并且由于X的存在具有反怀疑论功效，那么怀疑论者就必须放弃怀疑论结论。鉴于先验论证的这个特性，在哲学史上先验论证发挥了重要的反怀疑论功效。虽然先验论证被赋予了厚望，但该论证策略的反怀疑论功效却遭受了诸多质疑。

斯特劳德对于先验论证的一种使用方式提出了致命的批评。限于空间，这里我只简述他的批评。斯特劳德对先验论证的核心攻击是一个二难论证。该论证指出，就反怀疑论的任务来说，先验论证或者是多余的，或者是无效的。如果先验论证需要依赖证实原则或观念论来完成反怀疑论目标，那么先验论证是多余的；如果先验论证不依赖这些理论，那么先验论证就没有任何反怀疑论功效。

斯特劳德首先识别出一类独特的命题集。这类命题的独特性在于，要使得我们的语言是有意义的，这一类命题必须为真。比如，如果要拥有任何语言，那么命题<存在有意义的语言>就是这一独特类的成员之一。理由很明显，如果这一命题为假，那么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语言。但是，假设S是该类命题中的成员，那么怀疑论者就总是可以合理地宣称，要使得语言得以可能，只要我们相信S是真的或者全世界的人看起来好像S是真的就够了，不需要S事实上为真。为了更好地展现要点，我们可以将强先验论证的模板展现如下：

强先验论证（Ambitious Transcendental Argument，ATA）

（ATA1）Y

（ATA2）要使得Y得以可能，X一定要是真的。

（ATA3）Y是真的，所以X是真的。

面对强先验论证，怀疑论者则坚持说先验论证的模板只要表述成如下即可：

（ATA*1）Y

（ATA*2）要使得Y得以可能，只要我们相信X是真的就足够。

（ATA*3）Y是真的，所以我们相信X是真的。

那么（ATA*2）是可辩护的吗？表面看来，怀疑论者需要为这一陈述辩护。但是就辩论的立场来看，怀疑论者可以直接接受这一陈述，而先验论证的使用者则会发现这一结论太弱，不足以完成自己的反怀疑论大业。原因在于，一个人或一群人相信X为真并不蕴涵X为真，因此我们相信X为真也不足以使得Y得以可能。先验论证的使用者会对这样一个弱化的结论感到很不满意。

此处的争论情况也可以理解为，为了要使得Y得以可能，我们可以区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我们相信X为真，第二步是确定X是否为真。怀疑论者认为第一步就足以让Y得以可能了。但是，先验论证的使用者主张，仅仅相信X为真，或者说看起来好像X为真并不足以让Y得以可能。要使得Y得以可能还需要我们知道X为真。也就是说，先验论证的使用者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是否我们所相信的东西事实上就是这样。很显然，世界所是的方式与我们相信世界所是的方式并非总是一致。要确定X是否为真，先验论证的使用者必须诉诸一个桥接原理来实现从心理事实到非心理事实的跨越。如果这一步缺失了，那么强先验论证就是未完成的。要跨越心灵与世界的鸿沟，先验论证的使用者可以依赖证实原则（the verification principle）或观念论（idealism）。证实原则的大致想法是，如果一个陈述事实的语句是有字面意义的，那么原则上该语句可以被经验地证实。证实一个句子就是在某个情况下知道其真值。在这个意义上，要知道X为真就是要找一种方式在某个特定情况下证实X。观念论认为不存在独立于心灵的实在，整个实在是由观念或思想所组成的。在观念论的图景中，对象显现为如何就规定了对象实际所是的样子，因此并不存在我们相信X为真和X实际为真之间的缝隙。

无论是采用证实原则还是观念论，我们都有好的理由相信X为真，前者提供的是经验证据，后者提供的是先验证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X并不能直接反驳当代怀疑论论证的前提<我们不可能知道自己不在怀疑论情景之中>。斯特劳德在论文中讨论的怀疑论，并非是基于闭合原则的怀疑论论证，而是质疑外部世界存在或主张信念可能普遍出错的怀疑论，所以他选择的X的例子是<存在外部世界>，<我们的信念不可能广泛出错>，证明这些命题为真并不能直接回应当代怀疑论的攻击。

且不论证实原则或观念论是否能站得住脚，也不论诉诸这两个理论是否能完成反怀疑论任务，这里的要点是，只有诉诸额外的理论，先验论证才能填充心灵与世界之间的鸿沟，否则（使得Y得以可能的）第二步骤是无法完成的。既然需要依靠别的理论完成反怀疑论工作，先验论证的作用就是多余的，这正是二难的第一难。

先验论证的使用者可以拒绝证实原则或观念论来躲避第一难，但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撤退到（使得Y得以可能的）第一步，即我们相信X为真是使得Y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但这样一个撤退完全无法满足康德式的抱负：

他的论证可以从思想和经验的必要条件开始，直到揭示“有问题的观念论”是错的，还有由物质对象组成的外部世界的存在，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我们相信，或者就我们所能说的范围来看，有一个外部世界这样的结论。

如果先验论证不去揭示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转而满足于建立另外一个有关心理事实的陈述，那么这种放弃了康德式抱负的先验论证在反怀疑论方面是无能的，也因此会令人失望。这就是二难论证的第二难。可以发现，该二难论证从两个角度削弱了强先验论证的哲学意义。

概括说来，强先验论证或者是多余的，或者是无效的。或者强先验论证必须依赖证实原则或观念论来跨越心灵与世界之间的鸿沟，那么反怀疑论工作就主要是由证实原则或观念论来担当的；或者强先验论证放弃寻求非心理事实从而导致反怀疑论工作无法完成，这又使得强先验论证令人失望。

斯特劳德的二难论证对强先验论证给予了致命的攻击。许多知识论学者并未反驳斯特劳德的攻击，而是选择重新构造先验论证。对先验论证的重新构造既要保证其在哲学上卓有成效，又必须得避开斯特劳德的二难。在众多的尝试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对于先验论证弱化使用（modest transcendental arguments）的呼声。

面对斯特劳德的批评，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区分。强先验论证尝试建立非心理事实的结论，弱先验论证则止步于心理事实。因此，从同一个心理事实的前提开始，强弱先验论证的旨趣是不同的。在本文中，我不探讨强先验论证能否避开斯特劳德的攻击这一问题。我所关心的是，如果先验论证的使用者接受了斯特劳德的批评，转而接受一种较弱的使用方式，那么弱先验论证还能有反怀疑论功效吗？有趣的是，斯特劳德本人给出了一个正面的回答。

在斯特劳德看来，一个弱先验论证旨在建立我们思考方式之间的必然联结。在讨论戴维森语言哲学的背景下，斯特劳德提出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人，我们也有能力赋予这些人一些心理状态，比如有确定内容的思想，信念或经验。但为了使得上述事实得以可能，我们是否必须接受一些对世界的思考方式呢？斯特劳德指出，弱先验论证并不论证非心理事实为真，而是旨在揭示当我们接受了某些给定的心理事实前提之后，我们的信念、经验和思考所不可避免的一种方式。因此，弱先验论证的必然性不再是跨越表象和实在的必然性，而是在心理层面的必然性。换句话说，弱先验论证并不揭示独立于心灵的事实，而是揭示一种我们认知系统里面不可避免的思考方式。

为了更快地切入要点，我建议区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具体的一个先验论证是否可靠，另一个问题是可靠的先验论证是否具有反怀疑论功效。在我们讨论弱先验论证能否有反怀疑论功效时，我们可以暂时搁置第一类问题，转而关心第二类问题。为了方便讨论，不妨预设下面的陈述是可以被弱先验论证所建立的：

（BA）为了使得信念赋予得以可能，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所归属的信念大部分是真的和融贯的。

基于上述陈述，我们可以从里面发掘什么反怀疑论的功效呢？与（BA）密切相关的是下面这个怀疑论想法：

（ME）即使我们可以赋予信念，我们所赋予的信念可能是广泛出错的。

可以看出，这个怀疑论想法基于知识的事实性条件来攻击知识的可能性。那么基于（BA）如何回应（ME）呢？斯特劳德借助两个关键概念，即不可或缺（indispensability）与无懈可击（invulnerability）来进行阐发。既然现在是在知识论领域讨论，我们可以把上面两个性质都限定在信念的范围。简而言之，信念A对B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当且仅当要使得B实现，我们必须接受A。信念A是无懈可击的，是指该信念在某种评价之中是不可能出错的。举例来看，我们把（BA）放入一个弱先验论证之中：

（B）我们赋予别人具有确定内容的信念。

（BA）要使得有确定内容的信念赋予得以可能，我们必须接受我们所赋予的信念是广泛为真且融贯的。

（A）因此，我们必须接受我们所赋予的信念是广泛为真且融贯的。

给定（BA）之后，一个人不能既承认他赋予别人信念又发现他所赋予的信念存在大规模的错误。这两者是不一致的，因为正如弱先验论证所展示的那样，要使得我们发现别人有信念得以可能（承认前提B），我们必须得首先预设我们所赋予别人的信念大体上为真（承认前提A）。因此，在一个承认前提（B）的评价系统中，否认（A）是自我驳斥的，因此在该评价系统中（A）就变得无懈可击。

对斯特劳德的上述想法，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某个信念是无懈可击的，并且该特性具有反怀疑论功效，但这并不等于对怀疑论的否定。对怀疑论的否定需要证明我们拥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那么，信念的无懈可击如何帮助我们回应怀疑论呢？根据斯特劳德的想法，只要怀疑论者接受弱先验论证的前提，就无法造成任何挑战。因为我们不可能发现我们持有这些无懈可击的信念但我们竟然错了。关键在于，一旦我们持有这些信念，就排除了我们发现这些信念为假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于我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因此，基于这种可能性所发起的怀疑论挑战，不是一种可理解的挑战，因此也不值得哲学上的严肃对待。当然这里的成功是有条件的，因为只有怀疑论者接受我们的前提，信念的无懈可击才能产生反怀疑论的功效。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别的理解世界的框架来说，该信念也是不可或缺且无懈可击的。

如上所述，斯特劳德提出了一种理解弱先验论证的方式，并且基于不可或缺和无懈可击两个概念来重新阐发弱先验论证的反怀疑论功效，但该策略面临的一个核心困难是认知辩护的缺乏问题。下面我将着重讨论这一问题，并且提出一种可行的回应方式。

批评意见认为，一个弱先验论证只是告知我们从前提到结论的必然联结以及我们必须接受某个结论，但这种必然联结并不对我们接受弱先验论证的结论提供任何认知辩护。换句话说，即使弱先验论证的结论具有反怀疑论功效，我们接受该结论也是缺乏认知辩护的，因此使用弱先验论证来反对怀疑论在知识论的视角下是有缺陷的。

让我们借用摩尔的悖论来展示批评者的诘难。摩尔悖论是由下面的这句话所展示的，“我相信外面在下雨，但外面没有下雨”。这句话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命题并不使得这个命题为真。在平常生活中，发现自己的信念出错是常有之事。可是，当我们断定这个句子的时候，却会出现问题。根据断言的信念规范，当我们断定一个句子时，我们同时展现出对断定内容持有的相信态度。也就是说，当我们断定摩尔句子，我们实际上断定了下面一个命题<我相信外面在下雨，并且我相信外面没有下雨>。此时我们展现出自己信念的内容是不一致的。所以一旦断定摩尔语句，我们就会陷入困境。可以发现，摩尔语句所面临的问题和斯特劳德所讨论的句子并无实质差异。可以把斯特劳德考虑的句子表达如下“我相信我所赋予的大多数信念都是真且融贯的，但是我所赋予的大多数信念并不是事实上真且融贯的。”这个句子与摩尔语句都不是逻辑矛盾，但一旦该句子被断言，句子后半部分的断言会与前半部分相矛盾，因此断言行为导致了语用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事实本身只意味着我们不能断言这个句子，但并不意味着有理由相信弱先验论证的结论为真，因此无懈可击的特性并不能为弱先验论证的结论提供认知辩护。

一些学者的回应方案是论证接受或相信弱先验论证的结论是唯一的理性选择，因为它能保证我们的立场是融贯的，而别的选择只会导致理论内在的不一致。但这样一种诉诸融贯与认知合理性的进路仍然会遭到怀疑论者的不满。彻底怀疑论的攻击实质是指出我们对于自己不在做梦或自己不是缸中之脑这样的命题缺乏证据，因此缺乏认知辩护。即使弱先验论证指出我们必须接受这类命题，但这种必然性的考虑却不足以让我们相信这类命题。根据怀疑论者的理解来看，传统认知辩护的核心作用是引真（truth-conducive）的，所以当一个信念是被辩护的，我们应该期待这个信念更可能为真。因此怀疑论者主张，使用弱先验论证的哲学家并没有给出让我们相信弱先验论证结论的证据，而只是必须接受它们的理由。这些基于信念系统融贯性的考虑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引真性因素，所以顶多算是实用辩护，而不是认知辩护。因此，要满足怀疑论者的要求，仅仅给出先验论证是不足的。那么弱先验论证的使用者如何回应这一诘难呢？下面我尝试从两个角度处理该问题。

首先，批评者把认知辩护等同于基于证据的辩护。在批评者看来，只有证据才能充当认知理由，而只有拥有认知理由才能获得认知辩护。如果缺乏证据，那么我们相信一个命题就是缺乏辩护的。这样一种观点把认知辩护看得过于狭隘，这种狭隘不仅违反平等原则，也是自我驳斥的。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更加广阔的认知理由或认知辩护观，而这样一个扩展性工作并非是特设性的。我们能在证据式理由和非证据式理由之间找到关键的相似，那么在平等原则（the Principle of Parity）的指引下，这种相似使得我们同样要承认另外一些非证据式理由也是认知的理由。是什么使得一个命题P能成为另外一个命题Q的证据呢？一种标准的回答是，知识论领域的核心目标是追求真信念和避免假信念，并且根据证据的引导可以让我们的信念更可能为真，所以基于证据的支持所形成的信念是拥有认知辩护的。在这样的一个回答中，证据式理由之所以是认知的理由乃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求真避假作为首要的认知目标；二是一种后果主义式的辩护方式，即跟随证据的引导可以很好地实现求真避假的目标，所以跟随证据指引形成信念的行为是被辩护的。那么一个自然的拓展的问题是，是否求真避假是知识论领域的唯一目标？我们不妨承认“真”是知识论考虑的核心因素，但这样一来我们也必须衍生出别的认知目标，比如融贯性。因为如果我们要追求真信念且避免假信念，那么我们就要避免相信不融贯的命题，毕竟不融贯的命题之中肯定有一个为假。如果追求融贯性也算认知目标，那么认知合理性也是一个应该追求的认知目标，因为认知合理性的一个要求是避免信念系统中的冲突。按照这样的思路，既然求真避假不是唯一的认知目标，而是有多元的认知目标，那么我们就不能仅仅把认识辩护等同于基于证据的辩护了。我们同时有另外一些认知目标，而这些目标的达成要求我们完成另外一些活动。弱先验论证的贡献之一就是在信念系统当中促进融贯性，这项工作是围绕一个既定的认知目标展开的，并且同样是后果主义式的辩护方式。既然证据式的理由可以算认知理由，何以先验论证给出的理由就不算认知理由呢？

其次，就算退一步承认求真避假是知识论的唯一目标，我们也要使得这一目标的追求得以展开，而这典型地依赖于我们使用证据式理由的活动得以展开。这里我们可以借鉴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一书中表达的洞见来帮助理解。维特根斯坦评论道：

这就是说，我们所提的问题和我们的怀疑依靠于这一事实，即某些命题不容怀疑，好像就是这些问题和怀疑赖以转动的枢纽。

这就是说，某些事情事实上是不受怀疑的，这一点属于我们科学研究的逻辑。

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根本不能研究一切事物，因此不得不满足于假定。如果我想转动门，就得把枢纽固定下来。

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日常基于证据的认知活动依赖于枢纽命题（hinge propositions）。下述命题可以在所有语境中扮演枢纽命题，比如<我不在做梦>，<我不是缸中之脑>，<我的认知官能大体上是可靠>，<我的信念大体上是真的>。枢纽命题是认知者赋予最高确定度的命题，因此认知者会以它们为标准去评价别的命题的真假，而它们自身则免于怀疑。只有当枢纽命题作为方法论的前提被预设了，日常基于证据引导信念的认知活动才得以展开。先验论证的批评者并未意识到，有说服力的弱先验论证的结论虽然看起来像是很普遍的经验的命题,比如<我们所赋予的信念大部分是真的和融贯的>，但这一类命题充当的角色是检验的标准，而非被标准检验的东西。对于这一类命题要求证据式的理由会产生担保传递失败问题，因此它们是根本不可能获得证据式理由的。此外，由于这类命题发挥的作用是像枢纽一样服务于门的开合，那么只要我们得以顺利进行证据式评估，这类命题就成功发挥了其方法论上的作用。这类命题是受制于知识论上的后果主义式合理性，而非证据式合理性，并且只有它们被预设了，我们才能追求证据式辩护。也就是说，当我们错误地把认知辩护的范围缩小到证据式辩护时，我们会倾向于做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枢纽命题缺乏证据支持，接受这类命题在知识论上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需要放弃这一类命题。但悖论的情况是，我们出于对证据式理由的追寻放弃了枢纽命题，而这一行为本身又使得保持或追寻证据式理由成为了一种幻想。因此，只有抛弃这样一种误解才能恢复对证据式理由的追求。

总结来看，对于先验论证的批评者我们可以做出两个回应。第一，持有弱先验论证的结论是拥有认知辩护的，但此时认知辩护不是来自于证据式的理由，证据式理由并不穷尽认知辩护的来源。第二，追求获得支持弱先验论证的结论的证据式理由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幻想，是需要通过哲学治疗后最终放弃的错误追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个先验论证本身缺乏有效性或者刻画的必然性范围太窄，那么上述两个理由的辩护力度将会随之削弱，所以此处的结论不可避免是条件式的。

先验论证在哲学史上与反怀疑论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强先验论证淡出历史舞台，弱先验论证逐渐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对象。在当今知识论的舞台上，怀疑论以新的方式提出了挑战，该挑战不仅要求我们揭露怀疑论论证的错误所在，还要求反怀疑论者诊断怀疑论思想萌发的错误根源。弱先验论证通过揭示我们的思考方式之间的必然联结，可以把知识论的理论起点不断往前推，以期发现一个还没有被怀疑论沾染的安全起点，从而帮助我们识别怀疑论错误是从何时潜入知识论体系的。这无疑是弱先验论证展现其哲学价值的绝佳机会。虽然有学者指出基于弱先验论证的反怀疑论策略面临着认知辩护缺乏问题，但本文已经论证，这样一个批评不仅错误地缩小了认知辩护的范围，也误解了某些命题在认知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总而言之，弱先验论证仍然能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反怀疑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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