虬江文库034 | 王春明：法国批判理论的历史与现状

摘要：本文对于法国批判理论之历史与现状的考察，将分为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的视角是纯粹历史性的，涉及特定历史情境下，法兰克福学派在巴黎的活动和影响，严格讲来，这些活动及影响至多可以被回溯性地理解为法国批判理论的“前史”。第二部分的论述将兼顾历史性与理论性，主要关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法国学界对德国批判理论的引介与吸收，以及在此过程中，德法两国之间产生的思想对话与碰撞。第三部分将处理最近二十年以来法国批判理论的发展状况，并将着重考察一种以社会批判为根本立意的社会哲学的重建，在这一重建过程中，德国批判理论的相关要素固然是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但法国批判理论的总体视野已与前者有所不同。

王春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里尔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法国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

本文发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9》（人民出版社，2020），第251-268页。原文注释略去。

在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德法思想在最近一个半世纪的相互渗透乃至相互构成，早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从而无论是出于何种理论意图或实践意图，对德法之间的共生共荣不加注意，而仅仅满足于突出现当代德国思想的所谓“德国性”或现当代法国思想的所谓“法国性”——严格说来，此种对思想之国别性的过分强调，往往深刻勾连着对于语言的某种基要主义式迷恋——，最终所导向的只能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并由此也就是对于现实的想象。诚然，一百多年以来的德法思想发展史已经向我们清楚交代，“新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标签所命名的，乃是一场又一场跨越莱茵河界限的理论运动，并且这些运动之历史轨迹，远非“传播”、“接受”和“转化”等预设了本源主义视角的词汇所能简单描述，换言之，其呈现出的多样化、多态化特征绝不应当被理解为对于某个在开端时刻便已具有完备性——哪怕只是观念上的完备性——的理论原则（如现象学“精神”、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表达。

德法思想总体上的这种共生共荣性，极为透彻地展现在本文所处理的基本问题，即法国批判理论的历史与现状之中，而本文之所以选择以“法国批判理论”而非“批判理论在法国”为题，主要目的也正在于力求避开此前提及的本源主义立场，以彰显相对于德国批判理论而言，现当代法国的批判理论所具有的不容缩减的、且在根本上促进了传统批判理论之更新的独特性。纵观法国批判理论的历史与发展，倘若说其初期任务的确乃是在特定的理论情势下，引介并吸收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工作，那至少最近20年以来，其一系列的突破性成果则表明，一方面，通过反思及调用诸多传统马克思主义及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凭借对复杂社会现实的持续关注与诊断，法国批判理论在“批判”之基础、本性与效用这些根本问题上，给出了极富启发性的理解和阐释，而这些理解与阐释，非但不是德式批判理论工作的法式翻版，更呈示出别样的理论视野与理论意图，且其中最为重要也最具前景的，便是重新打造一种契合于马克思思想总体立意的社会哲学，使得一项能够真正发挥现实之用的批判工作的理论地基得以深刻巩固。

有鉴于此，本文对于法国批判理论之历史与现状的考察，将分为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的视角是纯粹历史性的，涉及特定历史情境下，法兰克福学派、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在巴黎的活动和影响，严格讲来，这些活动及影响至多可以被回溯性地理解为法国批判理论的“前史”。第二部分的论述将兼顾历史性与理论性，主要关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法国学界对德国批判理论的引介与吸收，以及在此过程中，德法两国之间产生的思想对话与碰撞。第三部分将处理最近二十年以来法国批判理论的发展状况，并将着重考察上文提及的一种以社会批判为根本立意的社会哲学的重建，在这一重建过程中，德国批判理论的相关要素固然是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但法国批判理论的总体视野已与前者有所不同。

与新康德主义运动、现象学运动和存在主义运动不同，若以让-马里·文森（Jean-Marie Vincent）1976年出版的拓荒性专著《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为标记，法国批判理论之发端可能会被认为令人遗憾地迟来了四十多年，因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亦即德国批判理论正式诞生不久，笼罩在纳粹阴影下的德国政局的惨淡前景，就促使研究所之主力离开本土，先后在瑞士、法国、英国和美国建立新的根据地，而在此过程在中，巴黎起到的救济作用举足轻重：一方面，正如马丁·杰伊（Martin Jay）在其著名的《辨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史》一书中所交代的那样，有赖于涂尔干弟子、时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社会档案中心主任的塞莱斯坦·布格莱（Celestin Bouglé）和同属涂尔干学派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社会学教授莫里斯·哈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等人的援助——哲学家柏格森和作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给予的支持也不容忽视——，由霍克海默领导的研究所不仅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获得了临时的据点，使得包括阿多诺、本雅明、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汉斯·马耶（Hans Mayer）在内多名直接或间接与研究所有关的流亡人员能够在安顿之余，深入参与到当时巴黎知识界的诸多活动之中，而且研究所的核心刊物《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也在著名的法国阿勒刚出版社（Librairie Félix Alcan）延续了多年（1933-1939）的学术生命，除了前面提到的布格莱和哈布瓦克之外，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亚历山大·科伊雷（Alexandre Koyré）、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等法国或在法的著名知识分子，均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过研究成果，更不用提在巴黎获取的一手社会素材对霍克海默、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合著之《权威及家庭研究》的重要性；然而，另一方面，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上述种种活动，并没有在30年代巴黎的思想土壤中催生出对于研究所工作的广泛兴趣，而一项本土批判理论事业之开启更是没有被提上日程，在杰伊和其他研究者看来，这或许首先是因为，无论布格莱、哈布瓦克等人如何四处奔走，都无法根本逆转法国学术机构本质上的保守性，其次可能是因为，随着纳粹势力向法国的逐渐渗透以及战时维希政府的彻底妥协，使得哪怕是理论上与研究所成员的进一步合作都举步维艰，再者可能是因为，归根结底，巴黎时期研究所成员们的工作尚未分有一项能够真正打上“法兰克福学派”标签的、总体性的“批判理论”纲领；总而言之，从某种带有目的论意蕴的回溯眼光来看，研究所在30年代与巴黎的零距离接触，竟未能触发法国批判理论的兴起，着实令人唏嘘。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所工作波澜不兴、法国批判理论无踪无影的总体情境下，还是有从广义上讲隶属于研究所的个别人员凭借自身理论工作，得到了巴黎学界的相对重视，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更多是法国派，而非德国派”的本雅明。众所周知，本雅明从1926年起就基本长居巴黎，一边投身于对法国作家普鲁斯特之名著《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一边展开其《拱廊计划》（Das Passagen-Werk）的研究，并且也正是在巴黎，本雅明与霍克海默相识相知，在后者的敦促下，成为研究所正式成员的本雅明相继完成《巴黎，19世纪的首都》《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等名篇。据统计，自1935年起，本雅明一些作品的法译版——若干作品由本雅明本人直接以法语撰写，如上述《巴黎，19世纪的首都》即为一例——就散见于各种刊物之中，其中的代表作有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发表在著名的《现代》杂志上的《历史的观念》和《布莱希特论》等，而译者更是不乏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莫里斯·德·刚蒂亚克（Maurice de Gandillac）等当时法国知识界名流。与此同时，著名左翼杂志《思想》（La Pensée）（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中的大部分文章均首先发表于该刊物之上）和《批评》（Critique）《文学半月刊》（Quinzaine littéraire）《新法兰西丛刊》（NRF）等重要刊物，均专门介绍和讨论过本雅明的作品，而且除了此前提到的巴塔耶之外，包括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等法国作家都对本雅明的思想有所涉猎，马尔罗的《艺术心理学》更是对后者的相关作品进行了大量参考。综合以上史实，可以说，正如德国学者杰哈德·霍恩（Gerhard Hoehn）和法国学者热拉尔·罗莱（Gérard Raulet）在两者合著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法国》一文中所总结的，“法国对本雅明的接受要远远超前于其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了解”，而且尤为关键的是，这种接受“并没有促使法国学界将目光转移到法兰克福学派本身之上”，后者与本雅明在理论上的关联并没有得到澄清与深究。

同样的情形也体现在对马尔库塞的接受上。法国知识界首先透过《苏联马克思主义》一书而初步了解马尔库塞，背后的语境乃是对萨特所说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反思。应吕西安·戈尔德曼（Lucien Goldmann）的邀请，马尔库塞曾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三次来到巴黎，造成了有限范围内的理论影响。但与其在美国的经历类似，真正使马尔库塞在法国声名鹊起的，还是旷古烁今的“五月风暴”：68年的学生运动“寻觅着一位父亲，在亲历过德国学生运动的马尔库塞那里，它找到了这样一个父亲”。在68年及之后，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乌托邦的终结》《理性与革命》《纯粹宽容批判》和《哲学与革命》等著作的法译本如雨后春笋一般相继问世，《批评》《文学半月刊》《第奥根尼》（Diogène）《精神》（Esprit）等理论期刊上的评论文章亦层出不穷，一时之间，马尔库塞成为了知识界的现象级人物，程度为此前的本雅明所远远不及。但相比于本雅明，马尔库塞并没有使法兰克福的批判工作在巴黎的理论境遇有更多改善，且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当时的法国知识界而言，和本雅明一样，马尔库塞更多是一名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立思想家，而并非首要地是研究所或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

从而情形再明显不过。虽然研究所在巴黎度过了其极为活跃且极富理论生产力的时期，虽然以本雅明为代表的研究所成员与诸多法国知识分子过往甚密，但无论是刚刚起步的“批判理论”，还是尚未实质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当时法国的理论版图中，都只占据着十分边缘的位置，而且像霍克海默、阿多诺这样的研究所核心人物的相关作品，要等到20世纪60年代、乃至是70年代才被逐步完整翻译到法语世界，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对批判理论的认识，其实开始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行政解体之后”，而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如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研究在在巴黎时期的活动和影响至多只能被认定为法国批判理论的“前史”，也就是说，带有清晰理论意识和明确理论自觉的法国批判理论的真正历史仍未发生。

上文提到，倘若说研究所在30年代法国遭遇了“奇特命运”，亦即其巴黎时期的历史，总体上呈现为一段“沉默的历史”，那此种奇特之沉默的最直接例证，便是法国学界在相对关注研究所个别成员之工作的同时，对“批判理论”这一总体立意基本上是陌生的，而霍克海默等研究所扛大旗者之纲领性文本——特别是起到定调作用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译本缺位，又或多或少阻碍了这种状况的改善：由米盖尔·阿本苏尔（Miguel Abensour）主持的、法国帕耀出版社（Payot）出版的“政治批判”丛书工程，以及法国伽里玛出版社（Gallimard）的一系列翻译工作，分别于1973年和1974年方才启动，在此之后，法语读者才能够接触到霍克海默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发端》《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理性之蚀》、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最低限度的道德》以及两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法译本名为《理性辩证法》）等重要作品。

此处必须要补充的是，从此前提及的杰伊等学者的相关述评中可以看出，从实质上讲，这段长达四十年的沉默的历史其实同时也是一段压制的历史，而压制的来源，主要则是法国知识界和研究机构中多多少少具有保守性的多股力量。在之前引用过的霍恩和罗莱的报告中，这一来源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且两位作者尤其强调了法国马克思主义所构成的双重阻力：一方面，法共内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无法认同法兰克福学派总体上就无产阶级能否继续承担解放责任这一原则问题所给出的否定回答，而且与此相应的是，在前者看来，后者对于“不可调和的主体性”的过分强调，必定包含一种绝非与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德国观念论根源彻底无关的唯心主义错误，从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沉默绝非偶然”；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庞大且专深的教条主义”，在6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如日中天的阿尔都塞主义虽然并不完全追随法共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路线，但从根本上与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基本立场不相兼容，况且后者对于种种实证主义的严厉批评，势必触及无论如何都带有结构主义色彩的阿尔都塞主义的理论根基，以至于只有在68学潮爆发之后，“阿尔都塞主义屏障”才逐渐崩塌，种种“别样的颠覆性潜力”才得到重视，而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和理论背景下，法国批判理论工作才真正展开了它的历史。

从而，如同本节标题所试图指明的，在度过了漫长的“史前”时期之后，法国批判理论之发端密切关联于法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某种内部反思或曰自身反思，并且在“后68”的总体历史语境和阿尔都塞主义风雨飘摇的特定理论语境下，这场反思首要地着力于对于理论与实践——更准确地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之亲缘关系的澄清与重建。不过也正是在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和目的，哪怕是起步阶段的法国批判理论，也没有完全紧随法兰克福理论亦步亦趋，甚至往往展现出对后者的原则性批判。此前提及的让-马里·文森《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一书就展现出了此种独特的双重性：首先要承认的是，无论是从综合性还是从深入性上来看，在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介绍上，文森的这部著作无疑具有前文提及的拓荒意义，该书首次详细回溯了自2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史，并在此线索下，着重分析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等学派中坚力量的主要思想及其现实背景，尤其交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以及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学派思想家们产生的深刻影响，提供了一幅关于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全景图；但与此同时，正像罗迪耶在其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在法国与美国之历程的研究报告中所总结的，早年受到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主义者影响的文森，之所以在70年代末，将目光转向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其根本意图乃是“重建马克思”，特别是重建马克思那里理论与实践的本有统一，遵循这一立意，文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更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之自我批判”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他始终认定，法兰克福批判理论表现出对于资本主义强力的某种妥协，以及与此相应的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全人类解放的深层悲观。文森此后理论工作的取向和发展，或许与其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根本上的保留态度并非没有关联，自80年代开始，以立足于马克思之“商品拜物教”分析的《劳动批判》一书为代表，文森注重于拓展一种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实在基础，而非仅仅满足于从观念上解构启蒙理性、工具理性的批判理论，且目前学界一般认为，这后一种批判理论遥相呼应于德国学者罗伯特·库尔茨（Robert Kurz）和安瑟姆·雅佩（Anselm Jappe）所推动的“价值批判”（wertkritik）工作。由此看来，倘如霍恩和罗莱在70年代所言，由文森等人之工作所体现的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接受方兴未艾”，那从严格意义上说，这里涉及的就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接受”，而毋宁是带有明确自我意识的、包含着对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之批判的法国批判理论的萌芽。

就理解20世纪70—80年代法国学界对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总体认知和相对意义上的批判性态度而言，另一桩事实亦值得一提，即哈贝马斯一度引起的广泛关注。众所周知，哈贝马斯与研究所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较为复杂，简单将其归入法兰克福学派往往会带来思想史理解的诸多困难。具体而言，虽然在50年代，哈贝马斯曾担任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助手，并且在理论上同时也深受马尔库塞的影响，但此后其与研究所的关系逐渐疏离，若干观点也受到霍克海默的严厉批评，在离开法兰克福之后，也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上。即使在霍克海默的邀请下，哈贝马斯于1964年重回研究所做了题为“认识与兴趣”的著名讲座，但其在60年代末婉拒研究所所长一职，或多或少也透露出个中复杂的立场关系。考虑到这一背景，当70—80年代的法国知识界普遍将哈贝马斯视作法兰克福学派的“当前代表”，甚至于认为“在哈贝马斯那里，批判理论纲领得到了实现”，以为和哈贝马斯对话——法国学界当时主要参照的哈贝马斯文本，便是《认识与兴趣》——，就是和法兰克福学派本身对话，无疑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在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之关系的问题上，福柯可能是当时少数具有清醒认识的法国知识分子之一：在强调自身思想与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内在相通性、特别是与后者在启蒙问题上之共同立场的同时，福柯不忘指出，哈贝马斯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兰克福批判传统，而当他与哈贝马斯产生理论交锋时，更是坚定地援引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两位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为自己的理论立场背书。当然，福柯的思想路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不谋而合，或者说，其对该理论的吸收和使用是否本质上是出于“种种策略性目的”，这些依旧是富有争议、有待阐明的问题，——从而，同样无法轻易给出断定的问题是（尤其考虑到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若即若离），福柯的工作是否可以被看作是法国批判理论的一个环节——，不过福柯的表态无论如何都反衬出，当时法国学界在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形象之辨认上，普遍存在着混淆。

透过以上案例之回顾，可以进一步明确由文森工作所代表的早期法国批判理论的历史意义。有别于当时法国知识界的一般情形，并与福柯在此问题上意见一致，文森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构成有着难能可贵的正确认知，缺乏这种认知，其在重建马克思主义、重建理论-实践统一性之立意下，所展开的对于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批判，以及与此相应的劳动批判理论之构建，就势必会面临理论正当性层面的危机，而且这也就势必导致，法国批判理论事业之发展在一开始就陷入窘境，甚或如此这般之开端本身的真实性也值得存疑。换言之，在无法清楚辨识何为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情况下，无论对这一理论进行批判，还是在此基础上发展一种法国批判理论，都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落实。

有赖于文森打下的这一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逐渐形成了既对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起源具有清晰认知——其中不乏与研究所有频繁接触、甚或就是在新一代研究所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中青年翘楚——，又不断通过自身工作探求着批判理论之新路径的学者群，而且从总体上讲，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调用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并对不断变化、更新的资本主义现实保持持续关注与诊断，是由这些工作者所合力推动的法国批判理论的基本展开方式：截至上世纪末，法国批判理论的代表性著作主要包括罗莱的《马尔库塞：解放哲学》，埃马努埃尔·雷诺（Emmanuel Renault）的《马克思和批判的观念》和弗朗克·费舍巴哈（Franck Fischbach）的《承认：费希特和黑格尔》等；新世纪以来，一批更为年轻的学者加入到了批判理论的队伍之中，典型的有《关于劳动的批判社会学》（德语撰写）的作者亚历山大·纽曼（Alexander Neumann），《脆弱性和批判理论》（英语撰写）的作者爱斯泰拉·费拉莱斯（Estelle Ferrarese），《社会不公：批判的多重路径》的作者于丽雅·克里斯特等，并且也是在这十几年间，此前提及的如雷诺和费舍巴哈等人，分别陆续出版了《社会苦痛：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无对象：资本主义、主体性和异化》等力作，就目前看来，可以说正是凭借这些著作，法国批判理论稳固确立了其在批判理论光谱中的特定位置，并由此展现出令人期待的前景。

一般认为，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在其第一期的发展过程中，一项重要的理论立意乃是“社会哲学”（sozial philosophie）之建构，后者的主要关切乃是“对并非仅仅作为个体的、而是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行哲学阐释”，并且社会哲学一方面“要与具体科学研究、一般哲学研究、纯粹经验描述、当代形而上学主流精神、世界观和政治考虑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则“要与社会学研究叠合在一起”。然而在学派随后多年的发展中，这项由霍克海默在《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讲演中所确立下的工作路线，似乎渐渐淡出了其他成员的视野，个中缘由可能是理论的，也可能是现实历史的。有鉴于此，当霍耐特在近些年重提批判理论的社会哲学基础，并相应地提出“社会病理”（soziale Pathologie）概念，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早期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事业之主旨的复兴。

对于理解法国批判理论近的近期发展而言，被霍耐特重新提上日程的社会哲学，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立足点和参照点，因为不仅从上一节中末尾列举的诸多新近成果中可以看出，法国批判理论界近二十年以来的一大关切，便是推进一种社会哲学，而且从像雷诺和费舍巴哈这样的扛大旗者的工作中不难发现，此项推进工作既不是向霍克海默之原则的简单复述，也不是对于霍耐特之思路的纯粹转嫁，而是力求更彻底地夯实社会哲学、尤其是一种契合于马克思思想总体立意之社会哲学的地基，以期强化批判理论现实之用的理论努力，并且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努力与启动于2003年的、由伊莎贝拉·嘉洛（Isabelle Garo）主持的马恩著作法译工程（GEME）及其他依托于MEGA²的翻译工作关系紧密。

自此前提到的《承认：费希特和黑格尔》这本处女作起，费舍巴哈就对霍耐特旨在复兴社会哲学的批判理论工作保持高度关注，并试图勾勒出从费希特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德国近代社会哲学谱系，以之作为思考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相关工作的思想史参照。在此方面，其代表性著作还包括问世于世纪之交的《费希特：自然法之基础》。而在2003年出版的力作《存在与活动：近代活动本体论基础之探究》中，费舍巴哈勾勒了一幅更为宏大的理论图景，这部讨论古希腊、中世纪及近代哲学之“活动”概念的专著，为其之后对于马克思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之社会哲学的重构及阐发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铺垫：在2005至2015这十年间，费舍巴哈先后出版了《人的生产：马克思和斯宾诺莎》《无对象：资本主义、主体性和异化》《社会哲学宣言》《剥夺世界：时间、空间和资本》和《马克思的多面哲学》等作品，从多个角度展现了其带有重构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立意的批判理论工作之面貌，而在最近几年出版的两本论著《社会的意义：合作的诸种力量》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政府？》中，费舍巴哈更是将此种社会哲学的现实指向明确界定为一种合作的社会主义，以回应新自由主义势力的不断发展以及传统左派力量的自由主义化危机。

具体而言，正如其2005年的同名专著所示，费舍巴哈近些年来一系列工作的起步动作，乃是从“生产”问题入手，在提出了一种独特自然形而上学的“斯宾诺莎的启示下”，重新梳理马克思的社会哲学。值得注意的是，与曾经同样试图拉拢斯宾诺莎和马克思的阿尔都塞不同，费舍巴哈的工作不带有以“认识论断裂”为记号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包袱，而且一反阿尔都塞在此包袱之重压下得出的相关结论，费舍巴哈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乃是“马克思最为斯宾诺莎主义”的文本，且原因有三：首先，马克思在其中表达了一种与斯宾诺莎一脉相承的自然本体论，即认为人乃是“自然的部分”（Teile der Natur）、自然的（有限）样式，而且此种自然本体论的核心，在于强调作为自然之原则、从而也就是作为人这一自然部分之原则的“活动”，该活动原则在斯宾诺莎那里展现为自然之自然化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则展现为“生产”问题；其次，在如此这般的自然本体论的基础下，马克思与斯宾诺莎一样，都进一步生发出了一种关系本体论，也就是说，当马克思将对人的考察嵌入到对社会生产关系的考察时，他触及的其实是斯宾诺莎《伦理学》中所讨论的展现在“情感”（affect）中的被动性问题；最后，仍旧是在以活动为原则的自然本体论立意下，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的工作均实质蕴涵了一种对于主体性的批判，该批判之要义在于指出，将人理解为纯粹的、亦即剥离客观性、剥离自身之客观表达的活动主体，乃是对于人这一自然存在之本性的颠倒的理解。总而言之，在斯宾诺莎的自然哲学那里，费舍巴哈看到了重解马克思之社会哲学的契机，有赖于这一契机，马克思的社会哲学，乃至是马克思哲学整体，将获得更为扎实的理论奠基，并由此展现出更强有力的现实之用。

《无对象：资本主义、主体性和异化》《剥夺世界：时间、空间和资本》《社会哲学宣言》三部著作从三个有所不同、但彼此补充的侧面进一步拓展了费舍巴哈的上述工作。在第一本作品中，费舍巴哈聚焦于近代主体概念的“无对象”维度，并在得到斯宾诺莎自然哲学之夯实的马克思社会哲学的理论坐标系中，将此种主体性原则批判性地揭示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其所需要的劳动者-社会生产者的核心机制，正是这种生产机制创造出了“无世界、无对象”的近代主体形象。同样的主体批判思路也展现在第二部著作中，但稍有不同的是，费舍巴哈更侧重于突出近代主体的无世界性，并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夺人之存在的“世界性”维度——借用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相关思路，费舍巴哈将此种剥夺称之为“去世界化”（démondanéisation/Weltentfremdung）——的具体展开方式，即对于同质化时间和同质化空间的双重生产，如此这般的时间和空间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去世界化了的主体经验得以可能的形式，因为正是这样的时空形式，使得人之本质生产力被体认为一种指向了“未来之劳动可能性的、”“能够在未来某个时刻得到现实化的劳动能力”，从而也就相应地构造出了马克思意义上的没有对象性、纯粹主体性的自由劳动者。不过，真正将这些或多或少还是隶属于思想史和问题史领域之工作背后的总体性原则彰显出来、并试图由此为批判理论重新奠基的理论努力，严格来说是由纲领性的《社会哲学宣言》所展现的。在这部明确提出要将社会哲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斯宾诺莎式的社会哲学作为包括批判理论在内的一切关切现实之工作的哲学基础的著作中，费舍巴哈一方面直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批判理论的过度政治哲学化——在费舍巴哈看来，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若干理论路线对此种政治哲学化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回应了霍耐特在打造社会病理学过程中表达出的对于社会批判理论之效用的一项担忧，认为社会哲学不应当由于对自身理论属性的过分思虑，而拒绝将辨识“社会病理的决定能力移交给相关个体”，亦即移交给“最不受待见的社会成员”，并同时援引福柯、布尔迪厄和纪尧姆·勒布朗（Guillaume Le Blanc）等现当代法国思想家的相关工作，力求呈示出相较于霍耐特之社会病理学而言——虽然费舍巴哈对霍式这一理论总体持赞赏态度——，在现实之用上更契合于马克思社会哲学之原意的批判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力量。换言之，费舍巴哈在其《社会哲学宣言》中所宣扬的，归根结底乃是一种旨在通过重构马克思之社会哲学而“为致力于改变社会者之行动理由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更为激进的批判理论，且此种激进性之首要表现，就是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情势，对“批判”之基础、本性与效用作出毫不妥协的重新界定，使得批判理论之批判力量不仅仅停留于理论，而是真正探入到具体的、实践的社会批判中去。

虽然在马克思的社会哲学是否需要借由斯宾诺莎的自然形而上学得到夯实这样的问题上并不全然应和费舍巴哈，但从总体上讲，雷诺在《社会性蔑视：承认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不公正的经验：对不公正的承认和诊治》和在此前提到的《社会苦痛：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一系列著作中，展开了一种和费舍巴哈异曲同工的批判理论工作。同样受到霍耐特之影响，但又不局限于后者之思路，雷诺从原则上也不认为将社会病理的诊治权交还给真实承受社会苦难的阶层，会导致批判事业之理论力量的削弱，恰恰相反，他将社会性蔑视之受难者的经验与诉求作为批判理论事业的不可让渡的起点，亦即可以说主张采取一条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批判路径，以期真正落实一种指向兼具伦理意味和政治意味的社会承认。正是带着这样的根本立意，在上述三本著作中，雷诺相继考察了社会中的蔑视现象、苦难现象和不公现象，并同时对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乃至医学人类学等据称是关切社会问题的理论工作在实质上对具体社会经验所造成的遮蔽进行了严厉批判，提出具有社会哲学本性之批判理论的首要的现实之用，应当是通过由一种“非局部性”的、整合性的社会理论所完成的现实描述，来消除社会深层的“不可见化”（invisibilisation）机制，从而最终将“通过共同呼吁、共同行动而改变生存状况的能力交还给每个个体”。不难看出，与费舍巴哈一样，雷诺的批判理论工作一方面坚定地背靠着一种社会哲学，另一方面则保持着对于此种哲学之现实指向，也就是其所应当发挥之社会功能的极为清醒的认识。

总之，由费舍巴哈和雷诺所代表的当代法国批判理论路径既不无视法兰克福批判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也不完全已后者制定的路线和方针为准绳，而是如本文开头所述，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及非马克思主义资源的深入反思和调用，以及对于复杂社会现实的持续关注与诊断，开辟出了别样的理论格局。从而，相对于法兰克福批判理论而言，法国批判理论既非其延续，亦非其反面，两者之间毋宁说是呈现出了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样态，这对批判理论的整体发展来说，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从20世纪30年代初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擦肩而过，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初现端倪，再到近二十年以来的开疆拓土，法国批判理论经历了一段极为独特的发展历程，对早期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之认识的逐渐清晰，从法共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框架中的艰难突围，对阿尔都塞主义遗产的局部继承，以及相较于当下法兰克福学派之理论立意而言对社会哲学更为彻底的理论推进，均是此种独特性的明显例证。当然，鉴于德法哲学长久以来的相互吸收，尤其是德法批判理论之间不断的交流沟通，这样一种独特性本身最终仍旧是需要放在批判理论整体之发展的谱系中得以定位，以便同时规避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本源主义立场和国别主义立场。不过无论如何，透过对于法国批判理论之历史与现状的考察，可以基本确定的是，作为一项以深入关切现实、诊断现实、改变现实为核心立意的理论事业，批判理论所开辟的路径，尤其是具有丰富面向的社会哲学路径，应当会具有更为广阔的理论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