虬江文库036 | 何益鑫：论《周易》历史叙事的史学意义（附文王年表初定）

摘要：我们从《周易》自身的系统性特征出发，重构了卦爻辞背后的历史叙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借助了已有的历史知识。但这不代表我们只是引用已知的古史来附会卦爻辞。《周易》的历史叙事，源于卦爻辞的内部结构，具有自身独立的意义。故而，它既可以与已知的历史记载相互印证，又可以纠正现有的错误认识，甚至可以发现一些已被遗忘的历史故事。更重要的是，《周易》历史叙事的系统性，为殷周之际历史世界的整体重建搭好了基本的框架。

何益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学与易学。著有《成之不已：孔子的成德之学》、《竹简<性自命出>章句讲疏》。即将出版《周易卦爻辞历史叙事研究》。

本文发表于《现代儒学》第八辑（2021年7月）。原文注释今略。

之前，我们抓住《周易》自身的三个系统性特征，亦即“卦爻辞的叙事性质”（文辞性质的系统性）、“组织结构的系统性”和“叙事方法的系统性”，对《周易》卦爻辞的历史叙事进行了考察。在具体的考察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借助于传统注疏和现代文字学的训诂成果，一方面借助于已有的历史记载和商周史料以呈现卦爻辞的叙事脉络。以这种方法，我们完成了对《周易》的历史叙事的系统重构，论定了《周易》的本义。

《周易》卦爻辞是文武周公时代的历史叙事。这个时代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时代之一，王国维称之为“殷周之变”。相比于其它古老的时代，殷周之际留下了相当丰富的史料资源。在卦爻辞的考察过程中，我们经常借助于《诗经》、《尚书》，及其它先秦典籍和《史记》等史籍的记载，以帮助我们理解和确定卦爻辞背后的史实。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只是引用已知的古史来附会卦爻辞。《周易》的历史叙事，源于卦爻辞的内部结构，具有自身独立的意义。这就好比当我们用一堆陶片复原一件远古陶罐的时候，我们需要以已有器物的形制为参考，但复原之后的陶罐自身具有独立性。同样，《周易》的历史叙事当它完成重构之后，就具有了独立的史学意义。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举例说明。

《周易》的历史叙事，可以与已有的历史记载相互印证。

例一，关于文王晚年征伐的过程。《史记·周本纪》记载如下：“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秖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与此同时，《尚书大传》有一个不同的记载。《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正义引《尚书大传》：“文王一年质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畎夷，纣乃囚之。”《文王世子》正义引《尚书大传》：“五年，文王出，则克耆。六年，伐崇，则称王。”可见，《尚书大传》与《周本纪》的不同，一是征伐的顺序；二是称王的先后；三是囚文王的时间。

我们通过对《噬嗑》、《剥》、《咸》、《艮》、《师》、《解》等卦的解读，建立起了文王晚年征伐的历史叙事。从中可知，文王征伐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王伐犬戎、伐密须，至伐黎国而止。西伯戡黎，引起了商人极大震恐，使周人经历了一次信任危机，经过一系列的运作才得以平息。第二阶段是文王伐邘、伐崇，至迁丰而止。文王克崇，代表了翦商之势的最终形成。在这些战争中，伐密须、伐黎、伐崇的战事比较艰辛，其中尤以伐崇之战最为惨烈。伴随着文王的征伐，在戡黎和克崇之后，分别有一次诸侯归附的大潮。文王的征伐，最终奠定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基本格局。可见，《周易》对文王征伐过程的记录，可以与《周本纪》的记载相互印证；而在细节方面，又可以作出补充。至于文王囚羑里和称王的时间，也可以从《周易》得出判定，同于《周本纪》而异于《尚书大传》（过程从略）。

例二，关于武王两次伐商。《周本纪》记载，（文王受命）九年，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后以诸侯“未知天命”而返；十一年，再次兴师伐商。对于这一记载，杨宽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所谓“盟津观兵”，不具有征伐的性质，而是会盟的意思。从先秦所引的《泰誓》来看，“这是一篇武王与诸侯在盟津这个地方会盟的时候，所作的誓辞，具有盟誓的性质，所以这篇《太誓》又称为《大明》”。又说，“因为原本《太誓》失传，后人发生误解，误认为武王先后两次誓师北伐，第一次因‘天命未可’而‘还师归’。”这里的“后人”，就是指史迁。然而，据《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吝”，武王第一次出征，确实因宗族内部没有达成一致而班师回朝。从这个意义上，武王“女未知天命，未可也”，是实有所指。又据西周铜器《小臣单觯》：“王后反克商，才（在）成。”九年武王观兵而退，两年之后再度兴师伐商，故曰“王后反克商”。指明了武王第二次征商。至于传说中的《泰誓》三篇，据《革》九三“革言三就”，确实为武王正式伐商之时，为了稳定军心而作的三次誓辞，而非第一次盟津的誓辞。《周易》的历史叙事，再次印证了《周本纪》的记载。

例三，关于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的问题。孟子有一个著名的判定，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先秦流传的《武城》对于牧野之战确有“流血漂杵”的记载；孟子出于“仁人无敌”的观念，认定这一记载必非真实，更进一步提出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主张。今本尚书《武城》（伪古文）亦云：“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与先秦古本的记载一致。

那么，“血流漂杵”到底是当时的真实状况，还是出于好事者的想象呢？根据《周易》的记录来看，这一传说的确是真的。《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指武王于甲子日陈兵牧野，商纣发兵据之于牧野；九四“需于血，出自穴”，指战后武王驻兵于牧野，朝歌百姓出城迎接武王。其中，以“血”指代牧野，显然是为了突出现场的惨烈状况。另外，《坤》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以两龙相斗，比喻武王与商纣的牧野之战。其中“其血玄黄”一句，也强调了当时流血之多。可见，牧野之战确实流了很多血。但问题在于，无论战事多么惨烈，一般都不会出现“血流漂杵”的景象。原因有二：一来，血液暴露在空气中，因血小板的作用会自然凝固；二来，干燥的泥土具有很好的吸水性，再多的血液滴入都会马上吸收。除非这片土地已经水分饱和，甚至有了积水，不但不能吸收、反而可以稀释血液。巧的是，《国语·周语下》记载:“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也就是说，牧野之战的前夜果然下过雨。这也对应了《需》九三“需于泥”的记录：一方面，“需”字是需待之义，也有濡湿的意思，可以表现淋雨的场面；一方面，“泥”字本身也有泥泞的意味。这样一来，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的传说，就可以得到恰当的理解了。牧野之地，因前夜下雨而有积水。红色的血液流下去，与地上的积水混合在一起，而让木杵漂浮起来。血液混入积水、泥土、青草之中，又呈现出青黄相杂的颜色。可见，《周易》的历史叙事，印证且丰富了先秦《武城》对于牧野之战的历史记载。

《周易》的历史叙事，可以纠正现有的错误认识。

例一，关于文王时代周人兴起的过程。已有的史料，对文王前期的状况缺乏确切的记载。长久以来，人们根据《诗》、《书》，以及孔子“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论语·泰伯》）的说法，认为周国在整个文王时期都很强盛。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

周人在文王的时代，经历了一个逐步兴起的过程。文王初年伐商，给周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经过文王前期的经营，直到从羑里归来，周还只是一个偏居西陲的诸侯国。后来，文王断虞芮之讼，诸侯来朝，推举、支持文王在岐山称王。《周本纪》说，虞芮之质后，“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复》六四“中行独复”，一个“独”字显示了当时的情形。在那个时期，真心归附文王，主要就是虞芮两国而已。且虞芮两国，皆为姬姓同宗。文王之所以称王，并进行一系列的征伐，在周人方面看也是不得已。周人对一系列的征伐，也没有十足的胜算。如克崇之战，《大雅·皇矣》的描述是“崇墉言言”、“崇墉仡仡”，“执讯连连”、“攸馘安安”，以及“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可见崇人的顽强及战事的艰辛。同样，《周易》的相关叙述也常有凶辞。如《师》六三：“师或舆尸，凶。”表明周人在克崇之战中的损失惨重。事实上，周人的武器装备，恰恰是在征伐的过程中才逐渐改善的；而周集团的实力，也是在征伐过程中逐渐强大的。直到克崇，周人才确信自己的危难得到了纾解。

换个角度，“天下归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批贤人的归附。这些人见识非凡，能于文王“潜龙勿用”之际，看到文王内在的“盛德”，预见其将来的“大业”。所谓“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周本纪》）。事在文王囚羑里之前。这批归附的贤人，后来成了文王的肱骨之臣。第二阶段是各国诸侯的分批归附。文王决虞芮之讼，两国率先归附，推举文王祭天称王。文王伐黎之后，献千里之地，除炮格之刑，诸侯纷纷归附。文王克崇迁丰，周国的实力尽显无疑，诸侯更是鱼贯而来。《左传》襄公四年所谓“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便是指这个时候。第三阶段是各国民众的归心。文王非常重视对征服之国的秩序重建工作。诸侯的归附，同时也带来了其国的民众。民众与贤人或诸侯不同，他们不一定具有政治的远见。但他们对政俗美恶的感受，却非常敏锐。在迁丰的过程中，民众直接感受到了文王的德泽，于是归心文王，尽其劳力以事文王。只有到了民心归附的时候，文王才真正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归心”的地步。《临》上六：“敦临。”《复》六五：“敦复。”《艮》上九：“敦艮。”三爻皆用“敦”字，表现了文王迁丰之时所达到的鼎盛境界。

可见，周国虽起于太王，但周人真正的兴起，以至能与商人抗衡，实际上是在文王时代发生的。只是在完成了一些列征伐战争之后，文王才达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为武王伐商打下了基础。这一澄清，对于了解殷周之变的真实过程至关重要。

例二，关于文王献地去“炮格之刑”的时间。《周本纪》在叙述文王脱羑里的时候，附带提及：“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格之刑。纣许之。”所谓“炮格之刑”，是商纣为了防止诸侯叛逃而设置的酷刑。这种刑罚，正如束缚在诸侯脚上的足桎，使得诸侯不能动弹。故《解》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即指文王通过献地而请求商纣废除这一刑罚。由于这一刑罚的废除，中间派、摇摆派的诸侯乃能大胆地向文王靠拢，而出现了“朋至斯孚”、“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咸》九四）的景象。问题是，史迁把这一事件记录在文王脱羑里的同时，在时间上与《周易》的叙事不合。我们认为，史迁的说法可能有误。前面已经指出，周国的发达，主要是在文王后期征伐过程中实现的。文王从羑里归来的时候，周国还是一个西面边陲的方伯，其实力和版图，尚不足以动辄以“洛西之地”相献。及至文王开始征伐，所过皆化，其地望直逼商王朝的腹心地带。这个时候献千里之地，大概也只是将所占领的诸侯之地，部分的归还给商王而已。而从商朝的角度说，由于感觉到切身的威胁，也很可能要求归还一些临近的被占区域，以作为商周之间的缓冲地带。此外，《韩非子·难二》记载：“昔者文王侵盂、克莒、举酆，三举事而纣恶之。文王乃惧，请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说。仲尼闻之曰：‘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根据这一说法，文王献千里之地、解炮格之刑，也是在文王征伐的过程中。这一行动还引起了“天下大悦”的反响。《韩非子》的记载，与我们的主张吻合。

例三，“周伐纣居洛邑”的问题。《周本纪》末段，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史迁的基本依据是，洛邑（成周）规划于武王而成于周公。洛邑成于周公不错，但在此之前未必没有前身。我们认为，这一传说很可能是实情。在《逸周书·度邑解》中，武王说：“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室，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又说：“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其恶，俾从殷王纣。”其中，“依天室”指在嵩山之室举行盛大的祭祀。武王回忆当时伐商的情形说，我大定殷商，殷祀于“天室”，（那个地方）宣布政令不远，天若有所求，助我也不难。又说，我当时奉天之命，牧野之战平定了朝歌，殷祀于“天室”，进一步征讨南国，使他们随商王纣一同灭亡。可见，武王牧野一战之后，随即来到嵩山祭祀；祭祀之后，坐镇附近某个地方，指挥了征伐南国的后续战争。这个地方，很可能是后世所称的洛邑（成周）。又铜器《小臣单觯》：“王后反克商，才（在）成。”，即“师”。杨向奎指出：“‘成’多见，即后来之成周。”又说：“我以为成即后来之成周，未克商前，固已为军事要区，武王早有意经营。”其说是。正是武王坐镇成指挥征战的经历，使武王认识到了成的战略地位。于是钦定在此建造都邑，即后来的“洛邑”。至于“成”与“洛”，只是别名的关系。我们的这一了解，可以与《周易》的记载相合。根据《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以及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武王在盟津观兵之后，有了一个刺探的前哨和伐商的桥头堡。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洛”。“洛”至迟在九年盟津观兵的时候已经成为周国的据点，这也就可以理解，武王平定南国会选择洛为指挥中心了。

例四，武王的年岁问题。关于武王的年龄，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相对比较可信的有两种。陶弘景《真诰》卷十五注引《竹书纪年》：“（武王）年四十五。”而《路史·发挥四》、《通鉴前编》卷六引《竹书纪年》：“武王年五十四。”两者之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等都取“五十四”之说。但从《周易》的历史叙事看，文王即位之后伐了一次商，后来为了寻求和解乃有联姻之事，联姻失败之后才续娶了太姒。武王则是太姒第二个儿子。武王在位时间（从继承文王开始）七年左右。若武王殁年五十四，则文王即位之后三年即有武王（以文王在位五十年计）。但此时文王正因伐商失败而处于困顿之时，也还没有发生“帝乙归妹”之事。可见这一假设并不合理。故武王岁数以取四十五为宜。这也比较符合武王殁时成王幼弱的事实。

《周易》的历史叙事，还可以揭示史籍无载或有载而不曾传述的历史故事。

例一，“帝乙归妹”的事件。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中，顾颉刚抓住了卦爻辞中“帝乙归妹”一句，结合《大雅·大明》“大邦有子，俔天之妹”、“于周于京，缵女维莘”等诗句的分析，指出这是帝乙归妹于文王的故事，而太姒则是续娶。此前，“太姒非文王元妃”之说在明清两代广为流传。王先谦更断言，此说“经义、史年一一吻合，事在不疑，可质后世矣”。但对文王元妃的具体身份，则没有说法。就此而言，顾氏的做法意义不言而喻。不过，他孤立地拾取“帝乙归妹”一句直接作为史实加以运用，而对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缺乏了解。故后来学者，或者试图进一步作出论证，或者以存阙的态度来看待，甚至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围绕“帝乙归妹”，我们对《归妹》、《屯》、《小过》、《小畜》、《中孚》、《否》、《泰》等卦作了系统的考察，呈现了从文王求婚、商王应婚、归妹愆期、两人成婚、帝妹逃婚到两次危机处理，以及两人在商王面前争讼等这一事件发展的具体过程。经过此番考察，“帝乙归妹”就可以坐实为文王与商王帝乙之间的联姻活动。进而，《大明》的相关叙事，也得到了恰当的理解。事实上，对于周人来说，“帝乙归妹”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通过这次事件，使因“王杀季历”和“周人伐商”两事而被冰封的商周关系，逐渐恢复了交往。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大明》，这一事件的记载还见于《大雅·皇矣》：“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句在历史上不得其解。其实，“既受帝祉”是《泰》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的省语；“施于孙子”则是《鼎》初六“得妾以其子”的另一说法。这句诗意思是说：及于文王，其德无悔，既已受帝乙归妹之福，又因续娶太姒而延有子孙。很可惜，《诗》中的这些记载，后人没能识别出来。这或许是选择性遗忘的结果。太姒笃生武王，身份尊贵，后人更愿意相信太姒就是元配夫人。从长期的历史来看，“帝乙归妹”只是商周之间的一个插曲，也没有留下实质性的政治影响。

例二、文王“受命称王”的过程。这个方面，历史上有许多讨论。但以往的讨论，只是争论文王是否已经称王，而很少涉及“受命称王”的具体过程。关于文王的“受命”，《周本纪》记载：“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秖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可见，史迁认为，诸侯承认文王“受命”，是因为文王解决了虞芮之讼。至于“称王”，《周本纪》完全没有提及。

根据《周易》，文王在晚年的时候确已“受命称王”。文王的“受命”，源于诸侯进献元龟。《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益》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虞芮之讼后，诸侯向文王进献元龟，有推举文王之意。文王在推托不果的情况下，用元龟进行了占卜，结果是“元吉”、“永贞吉”。另据《尚书·大诰》：“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此中“宁王”即文王。周公说，上天降休美于文王，要兴起我小邦之周。文王用元龟卜之，乃安受上天之命。可见，文王是通过占卜而受天大命的。另据《尚书·西伯戡黎》，祖伊曾对商王说：“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这一句后人有所误读。其实，“格人元龟”即“或益之十朋之龟”，指诸侯进献元龟给文王。且，祖伊将“格人元龟”与“天讫殷命”放在一起讲，也暗示了前者具有受命的意涵。

受命之后，文王就在岐山祭天称王了。《益》六二“王用享于帝”，《随》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皆此为之谓。《周易》中有关文王“称王”的证据有以下几点：一者，“或人”进献元龟，元龟是王（天子）之所用；二者，文王又因元龟占卜而受命；三者，文王在岐山祭天，祭天是王的职权；四者，《观》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是说归顺和朝见于文王；五者，《益》六三“告公用圭”，执圭表信，也是归顺之义。其实，文王不但晚年称王，即位之初也曾称王。这是为了联络多方势力，以报杀父之仇，《古本竹书纪年》所谓“周人伐商”是也。《泰》初九、九二，《否》初六、六二，都描绘了当时的情形。另据《大雅·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其中的“以受方国”，是指接受方国归附。这与文王受命称王之年诸侯来朝，《比》卦辞云“不宁方来”是一个意思。《大明》“以受方国”，时间在即位之初，说明当时确有很多方国归顺了文王，同时意味着文王初年已经称王。也因为文王曾经称王，故当文王重新归顺商朝，成为商王诸侯的时候，《小畜》初九曰“复自道”；而当文王再次受命称王的时候，由于是“复”之“复”，故《复》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可见，《周易》关于文王两次“称王”的说法是内在一致的。

至于“称王”的意义，王国维指出：“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这个说法有一定的依据。但文王受命称王，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的时刻，应具有实质的内涵。称王之后，文王祭了天，开始接受诸侯的朝见和归附，也开始行使征伐和分封的权力。这样的王，与“诸侯境内称王”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也许是因为“称王”确有这两种意义，故而在文王的时代，一面“受命称王”，一面“以服事殷”，还可以并行不悖，商周关系也没有达到完全敌对的地步。只是到了武王的时代，扛起了伐商的大旗，遂将文王的“受命”直接解释为“殪殷”之命。“武王”的“王”，就完全是要当天下的王了。

以上我们通过举例的方式表明，《周易》的历史叙事，可以与既有的历史记载相互印证，可以纠正现有的错误的历史认知，甚至可以发现已被遗忘的历史故事。可见，《周易》的历史叙事，具有独立而重要的史学价值。

在此，我们尤需注意《周易》的历史叙事所具有的系统性的意义。关于文武周公时代的历史记录，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并不少。但这些史料大多相对独立，有时甚至相互矛盾，各种说法之间因为没有去取的标准，难以融合成为一贯的历史系统。现在学者大多运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以地下的出土材料证明和判定地上的传世文献。但出土材料的数量毕竟有限，况且这些材料自身就是零散的，待重构、待解释的。在这种情况下，《周易》的历史叙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周易》作为历史上的核心经典，其文本的传承具有极大的可靠性，只是其历史叙事的内容不为人知。故而，《周易》历史叙事的重新发现，其意义不亚于一部上古历史元典的出土。而《周易》的叙事自成系统，包含了一个关于那个时代的一以贯之的历史叙事。由此，我们可以了解文王兴作的历史、商周关系的历史、武王克商的历史。更可以因这种了解，挖掘和整合《诗》、《书》的相关内容，以及历史上其它典籍的零星记载，甚至分析、分辨相关出土材料的内容和意义，以便完成一个更为具体而真实的殷周之际的历史。换句话说，《周易》的叙事系统，为殷周之际历史世界的整体重建搭好了基本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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