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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恰逢罗尔斯诞辰100周年和《正义论》出版50周年。本辑《现代外国哲学》为此设立专栏，组织了五篇专稿纪念。

罗尔斯数十年来成为西方哲学界讨论的热点，原因很多，除了他本人的哲学贡献外，还与人们对当今社会的“现实关怀”有关。现代国家面临权利、发展和正义等不同愿景之间的优先顺序的选择和平衡的难题。李育书在其论文《权利立场上的发展与正义——罗尔斯对近代政治愿景的融合》中指出：“罗尔斯肯定了发展对于人们自由和福利的意义，主张通过组织良好的社会实现善与正义的统一，并在面临愿景冲突时强调权利优先于善，由此实现了三个愿景的融合。”学界把罗尔斯的这一观点称为“新自由主义”，以示它与“旧自由主义”的区别。罗尔斯建构新自由主义并非出于纯粹理论爱好，而是结合考虑欧美政治和社会体制的现实的发展历史。在欧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的实践中，出现“福利国家”“放任的资本主义”以及夹杂在这两者之间的多种多样的形态；有的国家在某一历史时期执行古典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和经济的政策，而在另一阶段又执行提高公共福利的国家干预的社会和经济的政策。评判这些制度模型和政策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愿景的偏好，而从实践经验的角度观察则发现它们各有各的问题。罗尔斯的《正义论》看似是纯理论的，实际上在其思考理论问题的背后有来自实践经验的现实考量。福利国家的问题出于缺乏个体之间的竞争，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国家负担太重、财政入不敷出的危机。古典的自由主义和放任的资本主义会导致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和社会冲突。如何才能从这种两难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呢？国家究竟是否应该以普遍福利的名义向富人征税，进行财产和收入的再分配呢？按照罗尔斯的看法，如果这样的政策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团结和公民的福利，那么应该执行，但是有一个前提，即这样的政策必须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之上通过立法的程序合法合规地执行。这个前提之所以必须坚守，因为它一旦被破坏，整个法治国家的基础就会崩溃，而只有在公民普遍认同的前提下推行提高公共福利的政策，才能激发社会公民普遍的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罗尔斯立足于近代自由主义权利保护的立场，打破愿景之间的对立，实现了权利基础上善和正义的统一的“正义论”正是面对这一社会现实问题提出的。

阅读丁建峰的《良序社会、正义感与良法善治——探寻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法哲学义蕴》同样可以发现罗尔斯的哲学理论背后的现实意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良好的秩序将陷入内耗、内斗和内乱，用如今网络上流行的用语来表达就是“内卷”。尽管任何社会总会有意见分歧和利益纷争，但社会成员之间又有分工合作，需要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因此如何弘扬正义、通过良法来处理内部矛盾，就成为建设良序社会的关键。然而，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良法？这又成为新的难题；其困难之处不在于是否能给出它们的明确定义，而在于即便有了这样的定义也未见得人人都能接受。从原则上说，人人都拥有知是非的能力，人人都拥有选择其信念或信仰的权利，人人都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这就是所谓“良心自由”。在原则上肯定所有社会公民都拥有良心自由，也就意味着肯定所有公民都拥有自主权。就这一基本原则而言，所有社会公民都应该能够接受。但是每个公民在对信念、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上毕竟不尽相同，如何才能在保障公民的自主权的前提下促进社会成员对正义、良法取得广泛共识呢？这是李金鑫在《论罗尔斯的良心自由概念》一文中讨论的问题。罗尔斯在肯定良心自由的基本前提下引入“反思平衡”和“交叠共识”，因为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社会公民需要反思个体和整体、眼前和长远、私人和公共、少数和多数等多重关系，吸取历史经验，面向美好的愿景，用理性的方式取得“反思平衡”，并通过互相讨论和协商达成“交叠共识”。

总的来说，罗尔斯属于英美分析哲学的系统，但他与传统的英美分析哲学相比又有所区别。传统的英美分析哲学以实证主义为源头。按照实证主义的看法，西方思想经历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三个阶段，而能否被经验证实和逻辑证明乃是评判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理论的标准。在英美哲学界，经过“语言转向”的分析哲学洗礼，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运思模式已经式微。传统分析哲学的这种运思模式并非万能，它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领域内遇到瓶颈，因为在此涉及“正义”“善”等原则，并且具有面向将来和实践追求的维度，难以简单地在经验证实和逻辑证明的套路中加以解决。罗尔斯尝试把英美分析哲学的方法与欧陆体系哲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在他的“正义论”哲学架构中包含一些理论的前设，如以良心自由为前设把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为正义论第一条原则。人们容易看到，他的正义论中有康德哲学的许多影子，但另一方面他在建构和论证他的理论时又非常重视经验依据和逻辑分析。他保持了分析哲学讲究澄清语义的优良传统，对其基本概念都给出明确的定义，对其主要论点都给出条理清楚的论证，这样不论是赞同他观点的人还是反对他观点的人都易于提出相关的辩护或反驳的理由。罗尔斯的《正义论》及其相关著作由此成为近50年来哲学界讨论的一个话题，不同观点的哲学家、神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纷纷来到罗尔斯建设的平台上参与讨论。

梁捷的《罗尔斯与海萨尼的功利主义之争》评述了持有功利主义观点的经济学家海萨尼与哲学家罗尔斯的争论。罗尔斯的《正义论》的矛头所指是功利主义，他认为“正义”具有道德的维度，是与“功利”相悖的观念。在海萨尼看来，罗尔斯的“正义”观念太空洞，而“功利”显得比较实在，可以化解为“利益”“安全”等指标加以数量统计，从而用社会成员“幸福指数”的方式刻画社会正义。功利主义在当代结合博弈论的数学分析有了新的发展，已在经济学领域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海萨尼企图通过博弈论来反驳罗尔斯的正义论观点及其论证方式。我想这篇文章有助于读者了解当代功利主义与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各自立论要点和论证途径。

李晋的《恶之问： 赵紫宸和约翰·罗尔斯的早期思想比较》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切入点，找出他们各自在大学本科阶段撰写的关于恶的主题的毕业论文进行研究。从基督教神学的正义论来说，人的罪和恶将导致人不能依靠本身的力量在人间建立正义之国，因此必须经过上帝的拯救和末日审判才能实现最终的正义。基督教的这种神学正义论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很深，即使启蒙思想家康德也注意到人的“根本恶”的问题，所以他的道德形而上学设定了“意志自由”“灵魂不死”和“末日审判”这三个前提，以便使得德与福之间能最终统一。李晋的文章揭示罗尔斯早在大学本科阶段就注意到了恶的问题。然而，罗尔斯后来主张幸福和正义之间的统一性可以在一个法制健全和组织良好的社会中实现。他认为，在一个良序法治社会中，社会成员凭借良心自由、反思平衡和交叠共识能够实现由社会基本结构所鼓励的那些正义的目标和合理的利益分配。罗尔斯是否对人性持一种过度的乐观主义的态度呢？他的正义论是否过分理想主义了呢？从罗尔斯的角度看，当今是一个多元的时代，社会中存在信教与不信教的公民，存在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因此不能以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和观念论的体系作为正义论的基础，而必须求得全体社会公民中的最大公约数，因此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上通过理性的反思和协商达成最广泛的共识，找到公正、善和发展之间的最佳的动态平衡点，才是最现实和最可取的正义论和社会治理的模式。

总之，罗尔斯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他建构了一套近乎完备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体系，而在于他能吸纳和融合近代以来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众多的思想资源，从而为不同学派的思想家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哲学平台。在过去，哈贝马斯、泰勒、诺奇克、桑德尔、纳斯鲍姆等一大批当代知名学者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同时也激发了他们自己的新思想。在今天，我们纪念罗尔斯诞辰100周年和《正义论》出版50周年，在本辑序言中花了点笔墨介绍和串联这五篇评述罗尔斯的文章，同样是为了促进哲学在百家争鸣中繁荣发展。

本辑的其他论文我们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本辑的内容很丰富，涉及休谟、康德、黑格尔、杜威、摩尔、厄姆森、胡塞尔、斯蒂格勒等近现代哲学家有关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多个领域的探讨。其中《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现象学维度——〈技术与时间〉第二卷第四章研读会纪要》系王庆节教授主持的系列在线研读会的记录，研讨者包括邓文韬、马迎辉、杨庆峰、方向红、王嘉、惠贤哲等教师和学生。哲学研究不仅是写论文，还包括研讨会和课程教学。新冠疫情期间研讨会和课程教学移到线上，王庆节教授主持的这个在线研读会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新的教学方式具有参考意义。

本辑还收录三篇译文。其中一篇涉及对张伟教授的英文著作《舍勒的苏格拉底主义》（Scheler' s Socratism）的评论，我们欢迎同行中有更多的学者在本刊发表书评，好文共欣赏，成果共分享。罗志达翻译的扎哈维的《交互主体性，社会性与共同体》很有参考价值，非常清楚地概述了当代现象学界有关这一重要论题的代表性观点。特雷瓦尔·诺里斯的《学生正在变成消费主义式的学习者吗？》是一篇有关教育哲学的论文，涉及教育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对学生的身心健康的不良影响和补救措施。尽管他谈的是西方的情况，但对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2021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