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亦、郭晓东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月：2017年3月 

ISBN：9787567554818

曾亦，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研究方向：先秦儒学、宋明理学、清代经学与社会理论的研究。已出版《本体与工夫——湖湘学派研究》《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春秋公羊何氏释例 春秋公羊释例后录》（点校）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郭晓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上海儒学院秘书长，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宋明理学、先秦哲学、儒家经学，代表作有《识仁与定性》《经学、道学与经典诠释》《戴氏注论语小疏》《春秋公羊学史》（合著）。

古人以《詩》、《書》、《禮》、《易》與《春秋》爲“五經”。五經者，本出於王官。春秋以降，王室不振，五經漸流播於民間，於是有諸子百家之學。五經誠爲吾國文明之源頭，而後世兩千餘年之學術，莫不濫觴於此。

然孔子以前，本無“經”名。唯經孔子之刪訂，《詩》、《書》、《禮》、《易》與《春秋》者，遂爲天地之常經，至於恆久至道之所凝焉。時孔子當周道疲弊之際，雖美周文之盛，猶假託殷道以損益之，此其改制之大旨，然唯《春秋》能發明之也。

《春秋》者，本魯之舊史也，或以諸國史記亦得名爲《春秋》，然俱孔子修《春秋》之所本。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此孔子所以託《春秋》而寄王法也。孔子有德而無位，危行而言遜，且以諱尊隆恩之故，雅不欲直斥當世大人，故假史事而寓褒貶焉，則“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此亦《春秋》所以託王，而孔子所以筆削舊史也。

漢興，懲秦滅學之禍，立五經博士，於是好古稽文之士，乃彬彬以進於朝矣。諸儒鑒於嬴秦二世而亡，欲爲萬世立法，乃託孔子《春秋》爲漢制法，此《春秋》所以見尊於漢世矣。然《春秋》文辭簡奥，若不通以傳，則窅不可讀，又焉能求聖人筆削之旨哉！昔古人釋經之傳，不過公、穀及鄒、夾數家而已。然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穀梁則不過稍明大義耳。其後又有《左氏》，雖自廁於傳，然其所長，不過詳於記事而已。唯公羊子所傳，真得聖人之微言大義耶！

漢人治《公羊》者，立“三科九旨”，以爲通乎《春秋》之梯航也。所謂“三科九旨”者，即通三統、張三世與異外内也。通三統者，實處理新、舊王朝之關係，蓋以新王受命改制，猶當存二王之後，以備新王取法焉。若張三世之旨，則在處理一王之自我革新問題。蓋一王之中，恩有親疏，治有詳略，王者撥亂反正，其治法亦自不同。至於異外内者，實爲古代中國之國際關系學說也。蓋《春秋》分天下爲中國、諸夏與夷狄，而以王者居中國，引諸夏爲蕃衛，欲以御外敵、來遠人也。漢人承暴秦而興，懲赢政之不奉天，不法古，而自我作祖，尤重通三統之義，乃遠推五帝、三王，而近遵玄聖之制焉。

馴至清季，既有内憂，重以外患，《公羊》之學再興，其旨則欲保守一王之統，而思有以維新也。康長素張三世之說，以明變法之義，又獨標孔子改制之旨，以爲《春秋》微言所在，蓋欲效孔子損周文益殷質之意，而折衷於中西之間也。則長素所欲變法者，不止於變有清一代祖宗之法，實欲變中國數千年之法，乃推原尼山之本懷，思欲爲萬世重開太平也。

昔周公當殷周之際，立傳子之法，而有周一代之文物典章，莫不從此出。孔子繼其道，乃發明親親大旨，而於周人尊尊之義稍損益焉，而此後兩千餘年中國道路，遂由此開闢矣。晚清以降，西方之自由、平等與民權諸觀念傳人中國，傳統之家庭、宗族遂爲崩潰，個體從中解放，成爲純粹自由之存在。現代國家乃得在此自由個體之基礎上摶聚而成，而爲“自由人之聯合體”，此實爲現代中國建構之基本目標。蓋自周、孔以來，此誠吾國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也，而中國道路亦面臨一新抉擇矣。殷周之際，個體漸自氏族中解放出來，而組成個體家庭，而家庭遂成爲社會之基本單位。今則不然，個體再度得以解放，而爲國家之公民，然家庭不過若旅宅，其解體常在一線之間而已。周以前，個體不過因血緣而搏聚成氏族，今則藉地緣而摶聚成國家矣。三千年爲一大循環，長素所爲改制之事，不過發其端而已，其後繼其志者，或有其人焉。

是爲序。

曾亦、郭曉東序於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