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各位新进的老师大家好。

1990年，我开始担任硕士生导师，1995年担任博士生导师，算下来我做导师也有30年左右了。所以研究生院让我来做一个报告，讲讲30年来的一些体会。

1977年恢复高考，我是第一批考上大学的学生，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复旦，到如今有43年了，在这43年中，特别是在做导师的30年当中，我有一些体会，而这些体会，总与在复旦的经验相关，因此我想应该联系着复旦的校训来讲。

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校长在迎新会上讲了复旦的校训；后来当老师了，跟学生谈论的最多的恐怕也是从复旦的校训出发，我们应该如何培养学生，而学生又如何在自己的各个方面能够有所提高？

“导师”在思想界、在哲学界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在西方的传统中，被称为“导师”的一般是什么人？黑格尔称呼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导师，说他们是“人类的老师”；他又把马丁·路德和沃尔夫称为“德国人的老师”，因为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成了德文，沃尔夫第一个用德文开始写哲学，他们使得哲学开始讲德语。

我们中国人也很强调这一点。我们把孔子看成是第一位教师，民间的教师。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我们现在做导师主要是“授业解惑”，但忽视了“传道”。导师首先是一个很高的荣誉，特别是在复旦大学，我们指导的都是特别优秀的学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必须非常尊重“导师”这样一个称号。各位新进导师从今天起将承担这一责任，我想这是非常光荣的。

“入门须正，取法要高”

刚刚赵东元院士讲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的一些经验，那么我的经验主要是哲学的，或者一般来讲，属于哲学社会科学。

复旦校训第一句是“博学而笃志”。我们做老师的首先是“授业”，也就是要让学生能够学习各种知识。但知识浩如烟海，我们应该指导学生做什么？我的看法是：引导学生去阅读。而这种引导简要概括为八个字：“入门须正，取法要高”。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严羽的《沧浪诗话》，其中讲“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任何学术入门都要正，等到学会了基本的东西之后，才可以追求奇险。红楼梦当中还有一段，香菱要加入诗社，让林黛玉指点她。林黛玉告诉她，有些东西你不能先看，特别是李商隐的某些东西，入门须从盛唐开始，晚唐的诗你可以慢慢学，中唐的东西你以后也可以了解，但是必须以盛唐为始，这叫入门须正。所以她给香菱的书单中，第一是王维，第二是杜甫、李白。

“入门要正”这一条，我认为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当然并不是说偏折的东西、显学的东西不好，而是说如果入门就是偏折奇险的东西，学生就很难走远。哲学上有各种不同的流派，你可以从亚里士多德入手、从康德入手、从黑格尔入手、从马克思入手，这都是入门“正”的东西。

其次我们说“取法要高”。严羽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即以上等作为准则，只能得到中等效果；以中等作为准则，只能得到下等效果。有些泛泛的内容当然可以看，但是从做学术、做理论、做思想这个方面来讲，取法应当高。刚才赵东元院士也讲到了，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我们特别要重视基础，不要太赶时髦。现在有些说法认为，一些理论离我们太遥远，早已过时了。但真的是这样吗？经济史家熊彼特曾经说过：一种思想理论，它的影响力一般是从一顿饭的时间，到一代人的时间，如果这种思想理论，它的影响力幸运地超过了一代人，幸运地超过了100年，我们将把它称为伟大。所以，当我们一位博士生做论文选题时，一位老师这样对他说：你小心地把它放在手里端起来，一不小心掉到地上，你就再也找不到了。对待思想理论，我们应当有这样一种态度。 

在复旦，特别是在哲学学院，导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实际上应当负有一种责任，不是代替学生去阅读，也不是代替学生去学习，而是需要去引导学生重视经典，重视第一手的哲学问题。我想这很重要，而且它也是复旦哲学一以贯之的传统。

从“博学”的角度讲培养学生，我的体会就是不要太赶时髦。我们最初给学生应该是“大钞票”，而不是“小零钱”。“大钞票”是他放在口袋里一生受用的，它以后可以变成“小零钱”来花，“大钞票”的意思就是入门是正的、取法是高的，我想这对于培养学生来讲，特别是培养学生的第一步来讲，恐怕是非常重要的。

“博学和笃志是联系在一起的”

博学和笃志是联系在一起的，入门正、取法高和他的志向有关。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问的第一句话是：请问将军之志？志向非常重要，它同博学以及博学的取向是联系在一起的。再来看“笃志”二字，“笃”意思是全心全力，“志”的意思是从事从心。如果说博学这方面主要靠智力，那么笃志则是靠心力。

我一直强调“心力”这个词，我们太过重视智力，却很少重视心力，也就是意志力。我认为老师一方面要培养学生去掌握知识，另一方面要磨砺学生的心力。心力是什么？意志力。怎么培养意志力？最简单的两个字叫“吃苦”。赵院士刚才讲到做科研就是要吃苦。现在我们的教育一方面是自由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快乐主义的，至少它理想当中是这样的，但这完全错了。培养孩子、培养学生，让他们在起跑线上不要失败，怎么做？——让他受苦。所以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现在我们的父母、老师认为学生快乐是最重要的，但实际上很多所谓心理问题、极端脆弱问题，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要从何时开始养？我认为要从孩提开始。而我们在培养学生的整体过程中，必须注意培养心力，也就是意志力。我们的学术、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要有生机和活力，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也需要强悍的心力。

所以，“笃志”就是使得志向不仅高远，而且能够不断地充实。这是需要我们老师去引导学生的。一方面要让学生具有高远的志向，同时也要使得这种志向能够切合实际。徒为高远是没有用的，还需要“笃”。“笃”是充实、是不断发展提升。在这个方面，我想我们需要帮助学生了解他今天所处的时代方位。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马克思说社会科学是特定时代的理论表现，因此它是跟时代有关的。导师为了使学生的志向能够不断地充实、提高，需要让学生非常清楚我们今天处于怎样的时代，以及我们在当今时代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我们今天处于怎样的时代？第一个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每过百年都会有大变局，甚至有时千年都未曾有过，如果我们往一百年前追溯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中国的五四运动，这是一个尺度非常巨大的变局，而且从以后历史来看，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大。我的基本的体会是，变局之后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正在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

其次，我们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通过这样一些标志性事件，我们需要让学生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方位、历史方位，以便让他以此为契机去感受、去领悟、去把握，从而自觉地发展，这是导师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进程正到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它伴随而来的是历史性实践的转折点，我们的学术、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也将或早或迟发生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这一转折从形式上来说，就是中国学术将摆脱它长期以来的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

由于现代性在特定阶段的绝对权力，中国的学术进入到了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当中，这样一种“学徒状态”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成果丰硕的。我们由此开始了由现代性所引起的大规模的对外学习，没有这样一种学徒状态，我们今天的发展、今天的历史性实践以及今天的学术，都将是难以想象的。不单是自然科学几乎全从外面引进，就是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甚至我们的文学，都开始成为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比如牟宗三先生定义中国人“天”的概念，认为天是超越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就是“学徒状态”的一种表现。

尽管学徒状态成果丰硕，但一种学术真正的成熟，总意味着它在特定的阶段能够摆脱它的学徒状态，并且开始获得新的自我主张。我想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今天我们指导的学生从本科读到硕士，再到博士，他基本处于一个学徒状态。但一个老师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他的学生能够成长起来，能够成熟起来，能够自立并且有朝一日能够超过他的老师。所以韩愈说：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我们在做老师的过程中必须要有这样一种心态：虽然我们是师傅，他是学徒，但是学徒会成长起来，而且我们特别希望他成长起来，能够摆脱学徒状态，获得自我主张。

这种事情在学术史上是司空见惯的。谢林年龄比黑格尔还小几岁，但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事业当中，毫无疑问谢林是黑格尔的前辈，有段时间黑格尔还跟在谢林后面，但他逐渐地超过了他的老师。大诗人海涅在《论德国的哲学和宗教的历史》当中，以一种文学的方式讲：这位学生终于雄心勃勃地超过了他的老师，把他的老师推到了黑暗之中，并且还给他去了一个光头。后来我们知道黑格尔成为普鲁士国家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影响力大到了不读黑格尔在德国几乎可以看成是野蛮人。

我想，中国的学术也正处在这样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伴随着我们的历史性实践的转型而来的，也就是摆脱它长期以来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开始它的自我主张。我们做老师的，在引导学生“博学”和“笃志”上，是需要将这样一些最基本的背景提示给学生的，并且能够让学生依靠自己的方式来把握它。因为我们就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社会科学是特定时代的一个表现，如果你不让学生了解，我想他既不能很好地掌握文献，也不可能来树立自己远大的志向。

“摆脱学徒状态，必须切问而近思”

我们如果要摆脱学术上的学徒状态，转而形成它的自我主张，最为关键的是要突出思想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的校训接着讲到了“切问而近思”，不思无以切问，不切问无以近思。“切”和“近”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切近地问并且切近地思。我想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来讲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知道“学”和“思”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而作为导师，在培养过程当中“学”固然重要，但“思”要重要的多。

孔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是什么？知识学问；“思”是什么？思想和智慧。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东西。我们现在的学生从小学开始读，然后终于考上好大学，又读了本科、读了硕士、读了博士，还做了两年博士后，知识很多，学问很大，但是“学而不思则罔”，就是“糊涂”。现在基本上各个大学的老师都会强调“学”，但和“学”非常不同的“思”在今天同样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学习以后，如果缺乏“思”，缺乏我们导师引导并且培养学生思的能力，那么结果就是糊涂。在哲学上讲，阻碍思想的最大的障碍是外在反思。

什么是“外在反思”？依照哲学上的说法，它是作为一种或此不彼的推理能力，它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内容当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然后就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上去，这叫外在反思。我们现在一般的知性的知识就采取这种方式。黑格尔在逻辑学当中专门用一节写了外在反思，大家读起来可能比较费劲，我刚才讲的大家听得也比较烦，但实际上这种东西很简单，它就是我们日常教育术语当中用到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是从来不深入于事物本身，但是他知道一般原则，然后他就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中去。

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革命时期有一帮人就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当时从俄国留学回来，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把马恩经典倒背如流，对于列宁的指示、共产国际的指示烂熟于胸。我想告诉大家这帮人可不是什么不学无术之人，他们的学问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他们指导中国革命、指挥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结果是什么？是一连串悲惨的、灾难性的失败。我们不能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错误，也不能说是俄国的经验错误，错在什么地方？错在教条主义。在今天，阻碍思想的最大的障碍依然是教条主义。

所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当中讲：一个原则或原理，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一个原则或原理，它就一定是假的。大家深思这个事情——我们导师要给学生讲什么？讲原则或原理。但是这个原则或原理即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一个原则或原理，只要这个学生只是把抽象的原则先验地强加到各种对象、各种内容上去，这个原则就已经是假的了。这个过程当中缺少的是思考、是思想。我们在学生培养过程当中，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条件下，学习的任务当然继续着，但思想的任务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如果我们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只是把从外面学来的那些理论当作抽象的原则或原理，强加到各种对象、各种内容上去，那么它就必定是假的，并且必定没有前途。学徒状态的思维方式经常就是“外在反思”，而摆脱学徒状态、开始获得自我主张，必须切问而近思。没有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摆脱学徒状态。

我讲个小故事，黑格尔对拿破仑非常崇敬，他在历史哲学中讲到世界历史中的“历史个人”在西方只有三个：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他甚至把拿破仑称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但是他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中多次批评拿破仑一件事，这件事情很简单，他说：拿破仑想要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他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悲惨地失败了。

我们做哲学社会科学应深思这件事。第一点，法国和西班牙有多大的差别？它们差别很小，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几乎没有差别，它们都属于欧洲南部，属于广义的基督教世界。我们再想一个问题，拿破仑是怎样的天才？军事天才和政治天才。但是就是这么伟大的一个天才，他做不成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强加给西班牙人这件事。

我一个朋友做法国革命史，有一次我请他解释一下这两点。他跟我头头是道讲了一个小时，把拿破仑如何试图将法国的制度嫁接给西班牙的过程全讲了一遍。我说非常感谢今天的内容，但是我现在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比拿破仑如何？他说这怎么能比呢？拿破仑如皓月当空。我接着问他，我说拿破仑尚且不能够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强加给西班牙人，你整天想着把美国的自由制度强加给中国人，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他憋了半天跟我说，他没这么说过，我说你确实没这么说过，但你发表的每一个演讲、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以这一条做前提的，也就是说你每日每时写每一篇文章的时候，都想把美国的自由制度强加给中国人，请问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个就是“外在反思”。

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不学无术，而是“有学而无思”，没有思想。用我们通常的话来讲，叫没头脑。他们掌握的原理是不错的且很先进的 ，但是他们只是不用头脑去思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学生就问我：吴老师，我们一方面要对外学习，但另一方面你又说我们要自我主张，这两者如何结合呢？

这个过程实际上我们也正在经历，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讲叫“文化结合的锻炼”。黑格尔专门讲到了古希腊——古希腊人既有自己的传统，又面临着强大的占有优势的东方文化。请大家注意，那个时候的东方文化，像埃及的、印度的、巴比伦的，都是远远超过希腊的文化。黑格尔说，古希腊人正是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才获得了应有的活力，并且开创了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当然知道是伯里克利的时代、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时代。

尼采关于这一点解释得更加清楚，他说希腊人有一度看来要被外来的文化压垮了。当时希腊人的宗教几乎就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有埃及的、巴比伦的、也许还有印度的，但是希腊文化终于没有变成机械性的文化或者装饰性的文化，因为他们牢记德尔菲神庙那句格言：认识你自己。他们终于弄清楚自己真实的需要，整理好那堆外来的杂物，而没有长久地做东方的追随者。我想我们做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的历史处境当中，我们也在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一方面我们要对外学习，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学习的特定阶段应该要摆脱协同状态，并且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启发思想恐怕是导师最根本的职责，只有如此才能使学生开始获得他的自我主张。从文化上来讲是这样，那么从较小的一方面来讲，要培养学生一种跨学科的能力。我始终认为做哲学的最好能够有一个辅助学科，还要转益多师。转益多师并不是要中途更换导师，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不仅学这个老师的东西，而且也能够学其他老师的东西。所以齐白石讲：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个过程也是一种结合的状态与锻炼。在这个意义上，复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对于我们做老师的来讲，依然是座右铭，它把最基本的培养学生的要点都突出来了。

“从复旦校训中引申培养学生的路径”

最后我还想说在培养学生的过程当中，有几个方面还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要敦促学生了解社会，关怀天下。因为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变局当中，这个变局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另外一方面是世界百年未有的变局，所以了解社会、关怀天下非常重要。

第二，了解中国的社会应该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最基本方面。自从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他们已经把法、政治、道德各种观念形态的本质性都引导到特定的社会生活当中了。因此不了解中国社会、不了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转型，我们讲道德建设、法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都是奢谈。不知道基础从何而来，那么一定就只是拿了一些抽象的教条并且把它外在反思地运用到各种对象上去。如果说我们的社会科学几乎每一个研究领域的本质性都植根于特定的社会，那么不了解这样的社会、不了解这样一种社会正在经历的转型，几乎都是痴人说梦。

第三，在培养学生过程当中，不要把学生培养成机器，我主张要让学生读一些无用的书，不要为了写论文才读书。这是培养人文素养最重要的东西——不要仅仅成为学术的机器，不然整个人都会变得枯燥乏味。他也许能写很多论文，但是他作为一个人总有点欠缺，艺术爱好恐怕也很重要。当然我们老师自己应该先有，然后跟学生能够有另外一种交流。因此，我想我们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就不应局限于某个单一层面，而是关乎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

复旦的校训应成为我们做导师指导学生最基本的点，从这当中，去生发我们培养学生时最基本的指引，同时我们也需要对于这个社会、对于天下正在发生的转变能够有更多的了解。只有这样，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才会摆脱它的学徒状态，并且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这种自我主张的学术，我想大概才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我们现在一直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说这种哲学社会科学多一些中国元素、多一些中国色彩。我的基本看法是具有自我主张的中国学术，只有这样的学术才真正谈得上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我想，这样一种责任正落到了在座年轻导师们的身上，也落到了你们所要培养的学生的身上。当中国和世界经历着巨大的变局，这样一种培养学生的任务也会变得更为重要。我希望我们的导师都能够从复旦的校训当中引申自己培养学生的一种基本路径，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你们各自培养的风格和特点。

今天我就讲这些体会，谢谢大家。

（本文整理自吴晓明教授在复旦大学“相辉导师学校”

首期研究生导师培训班开班仪式中所作报告《三十年导师经历的几点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