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0-12日，第五届“汉语哲学论坛”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外国哲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哲学院、浙江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下于浙江舟山举行。本界汉语哲学论坛的主题是“汉语传统中的外国哲学研究”，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就此主题展开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在回顾、反思和批评汉语研究中的哲学问题的基础之上，持续加深对形而上学、认识论、政治道德哲学、美学和其他相关哲学问题的汉语阐释。

10月10日上午，由庞学铨教授主持，仰海峰教授、孙向晨教授和王俊教授就本次论坛致开幕词，并组织会议全体成员合影留念。

会议第一场由赵敦华教授主持。王路教授在以《再论“真”与“真理”》为题的发言中，围绕现代哲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truth”进行讨论，通过区分“真”与“真理”概念，考察“truth”概念在哲学发展中的关键性地位，为西方形而上学的研究工作探究新的方案。韩震教授以《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在重构中国话语中的作用与价值》为题发言，围绕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术语展开论述。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术语蕴含着中国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的精髓，体现着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理解结构，是构成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本表达方式或特定符号。倪梁康教授在以《关于几个西方心理哲学概念的含义及其中译问题的思考》为题的发言中就相关的西方心理哲学术语的理解、翻译和解释时遭遇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他就“Geist（精神）”与“Psyche（心理）”、“同感(Einfühlung)”与“移情(Übertragung)”和“无意识(Unbewußtsein)”与“未被意识之物(Unbewußtes)”这三对概念从德文和中文对应方面进行了含义区分，并就德文与英文、中文与日文的等等语言之间的内在差异进行了讨论。

会议第二场由赵培杰研究员主持。韩水法教授以《胡塞尔的先验性性与超验性：兼论transzendental和transzendent的汉译》为题，考察transzendental和transzendent这组词语在康德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这两种哲学体系中的意义的异同和关系。他以《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为根据，集中考察先验的、超验的及其相关概念，分析和梳理这些概念与胡塞尔现象学方法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讨论这组词语在汉语学界的不同译法及其根据和争论。徐英瑾教授在以《人工智能如何处理汉语中的量词？》为题的发言中，试图探寻对抗英语语言霸权趋势、激活各个非英语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找到合适的人工智能技术刻画的方案。他指出，与蒯因基于西语思维对于汉语或日语量词语法功能的刻画方式相对照，一种基于汉语自身韵律学特征的演化历程与认知隐喻理论的量词刻画方案，或许能够更合理地说明量词在汉语或日语中发挥的真实功能，而这种刻画方案自身也可以通过“非公理推演系统”而得到算法化的说明。王俊教授在以《重绘世界哲学地图：从汉语哲学出发的一个尝试》为题的发言中，探讨汉语语境下重绘世界地图的可能性和优势。他认为，在汉语哲学语境下重绘世界哲学地图，最明显的优势之一是可以防止陷于各种西方中心论的危险，以一种外于西方的立场出发理解世界的多元性和历史性，以开放的姿态诠释哲学命题的普遍性与世界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之间的关系。张伟教授以《自律的嬗变：从康德到当代》为题，围绕康德的意志自律展开论述。他首先分析了康德意义上的自律伦理学的意义，之后分别讨论了新儒家巨擘牟宗三先生、威廉斯（BernardWilliams）和舍勒借助于批判性地吸收康德道德哲学分别发展的本心自律、“有个性的”自律和人格自律，并就他们之间的理论关联进行了分析。

会议第三场由周程教授主持。韩立新教授以《日本的“哲学”思考：以藤田正胜为例》为题，通过传统的日本“哲学”思考、哲学中心问题和日本“哲学”的教训这三个方面对藤田正胜的日本哲学思想进行论述。他指出，日本学者普遍认为哲学的本质是探究普遍的原理。哲学的中心是到处，哲学的边界是无处，正是基于一种思想间的对话，狭隘的民族优越性才可以获得自身解放，哲学才能发展自身，最终丰富自我。孙向晨教授在以“‘西方哲学’在汉语世界中的‘研究合法性’”为题的发言中，通过分析汉语世界中“西方哲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这三个研究层次，得出汉语的“西方哲学”研究本质是“汉语哲学”，为“西方哲学”研究在汉语世界的合法性问题找寻根据。何欢欢教授以《游于义，化于境，成于情：道安“译”经与佛教本土化》为题，指出“汉语哲学”所探讨和要解决的问题，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共通于“汉语佛学”两千年来经受的种种挑战，而后者立足于中国社会历史中的或孑然或婀娜之姿，也许能给这场当代大讨论投射以一种参照式的影像，亦或折现出于较长时空中探索更多路径的可能。程乐松教授在以《诠释路径的再造：诠释学在中国的嬗变》为题的发言中，就如何重述诠释学，如何展开一种重构性的理论重述等进行思考和探讨。他认为，文本不仅是主体之间的联结方式，更是指向行动及其效验的触发点。在诠释学的中国语境中，并没有一种所谓正确的路径，而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对自觉的重新定义的持续过程。

会议第四场由文兵教授主持。叶闯教授在以《双语哲学家需要比理想翻译者走得更远》为题的发言中强调，哲学翻译者应追求准确地再现哲学文本所表达的内容，并以最清楚的方式在翻译语言中表达被翻译的内容。他通过对理想翻译者的设想，指出自然语言的知识在哲学翻译和哲学解释上的限度，得出双语哲学家需要比理想翻译者走得更远的结论。白彤东教授以《外国哲学影响下的汉语传统中的中国哲学研究》为题，反思哲学的根本特征。他试图采取一个“建构”式的策略，给出一个哲学定义，即哲学乃是对那些能够超出特定时间（时代）、特定空间（地域）、特定人群的、且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却又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简称为哲学问题）的系统反思，并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和回应。李科林副教授在以题为《歇斯底里的病症翻译和话语传播》的发言中，指出，汉语知识界对于歇斯底里的话语构造远远超出了其在西方的阐释框架，而关于歇斯底里知识生产的过程，则勾勒出在现代化进展中理性如何在性别和精神的双重领域中设立自己的界限，这一界限被视为理性吸纳歇斯底里进而确立自身的方式。徐波副教授在题为《佛教式存有论是如何可能的？：以牟宗三对<大乘起信论>的判定为例》中对“佛教式的存有论”问题进行探讨。他认为，在建构佛教存有论的过程中，牟宗三对《大乘起信论》及其包含的存有论问题有深入的反思和判定，并以此凸显出以天台宗为代表的中国本土佛教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李哲罕研究员以《对“Rechtsstaat”翻译为“法治国”的一个简短分析》为题进行发言。他从词源上重新对“Rechtsstaat”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并最终初步将法治国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试图通过客观的法律建制这一方式来实现（保障，甚至是促成）主体权利这一目的的国家。

会议第五场由仰海峰教授主持。应奇教授在题为“动力与秩序视域中的个体与亲亲”的发言中，比较了晚近汉语写作的两本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高瑞泉的《动力与秩序》和孙向晨的《论家》，认为两者都是基于其由之出发的现实性问题的深入思考，分别构成了对作为哲学问题的“中国往何处去”的有力回答，且两者既具有视域上的互补性，又具有理论上的开放性。韩林合教授在以《康德区分开了理由与原因吗》为题的发言中，质疑康德专家艾利森（HenryE.Allison）对康德的理由（reason）与原因(cause)之分的解读。他认为，第一个将将理由与原因严格地区别开来的哲学家是维特根斯坦而非康德，而艾利森对康德的解读存在文本不一致的嫌疑。江怡教授以《概念变迁与观念生成：从汉语哲学视角看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为题做了压轴发言，试图从汉语哲学的视角，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寻找根据。他通过考察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历程，说明哲学的概念变迁和观念生成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见证。

最后韩水法教授为会议做总结，对参加本次汉语哲学论坛的各位与会专家学者和同学表示诚挚感谢。经与会者协商，第六届汉语哲学论坛的主题暂定为“汉语哲学的基本问题”。至此会议圆满结束，期待下次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