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国维先生曾经提出过脍炙人口的“治学三境界”之说，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契先生亦对其治学方法作出过评述。本期《周一谈哲学》为大家带来冯契先生对王国维先生哲学思考的阐释，希望大家在两位大家的交互中收获自己对于哲学治学的特殊体验。

哲学学说的“可爱”与“可信”

王国维是一个对哲学很有兴趣的人。他确实认真地钻研了哲学，然而他在三十岁时所写的《自序》中说: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

王国维对当时西方传来的两种哲学思潮，作了上述的评价，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他说的“可爱者不可信”，是指康德、叔本华哲学。他以为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纯粹之美学”。他说的“可信者不可爱”，是指象严复所介绍的实证论的哲学。实证论者通常在伦理学上主张快乐论，在美学上主张经验论。王国维作为科学家，他倾向于实证论，因为实证论是同实证科学相联系的。但在感情上，他觉得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和唯意志论更可爱。

经验论和先验论的对立，实证论与形而上学（包括非理性主义）的对立，这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中令人瞩目的现象，也是中国近代哲学史中不容忽视的事实。正是这种对立，使王国维深切地感到可爱与可信的矛盾，产生了思想上的极大苦闷。这当然同他个人的气质有关，但也有着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两种哲学思潮的对立是近代的科学与人生脱节、理智与情意不相协调的集中表现。同时，哲学本身具有意识形态和科学的两重性:作为意识形态，一种哲学学说总是反映一定社会集团的要求，使这一集团的思想代表觉得“可爱”;但它只有作为科学知识的概括，才令人觉得“可信”。显然，站在人民立场上来看那既具有人民性又具有科学性的哲学学说，“可爱”与“可信”是可以达到一致的。但王国维既尊重科学，又固执学术超脱政治(即超脱当时维新派与革命派)的立场，所以便感到无法解决这个矛盾了。

王国维始终未能解决他所谓的“可爱”与“可信”，即非理性主义与实证论之间的矛盾。不过，既然矛盾的方面存在于一个人身上，当然会互相作用、互相渗透。剥去非理性主义与实证论的哲学形式，我们将看到，在王国维的性格中，既有对思辨哲学（他所谓“纯粹之哲学”)的“酷嗜”，又有尊重“客观的知识”的实证精神。正因如此，他能用实证精神对‘概念世界”进行反思，并从哲学的高度来总结治学方法，使得他在分析批判传统哲学范畴和自觉运用实证方法两方面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对传统哲学范畴的分析批判

王国维所写的《论性》、《释理》、《原命》等文，其基本立足点虽然没有超出康德、叔本华哲学，但他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对中国哲学史上的“性”、“理”、“命”等范畴作了系统的考察和分析，是颇有实证精神的。特别是《释理》一篇，对程朱之所谓.“理”作了分析批判，确实提供了新的东西。

王国维认为理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理即“理由”:就自然界说，一切事物必有所以存在之故，即理由;就人的知识说，一切命题必有其论据、亦即理由，所以充足理由律为“世界普遍之法则”与“知力普遍之形式”。狭义的理即“理性”，就是“吾人构造概念及定概念间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

他认为普遍概念本是丛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如果忘记了它的来源，以为离开具体实物别有一种实在性;如把“有”视为离心物二界的“特别之一物”，那便成了形而上学的概念了。“理”的本义是剖析，“物之可分析而粲然有系统者皆谓之理”。但是，朱熹却把‘理”形而上学化，说“理即太极”，并以为“天理”可以体认、“自证”等等，其实不过是培根所谓种族的偶象、康德所谓先天的幻相罢了。这种幻概“不存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莫暗昧之概念中”(同上)，是求真理者必须加以深察明辨的。

科学的治学方法

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则可以说是自觉地贯彻了他对名实关系的哲学观点、既肯定“名生于实”，要求从事实材料出发，又强调抽象的重要，要求从哲学的高度来考虑问题、他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传统，也汲取了西方实证科学的精神、他的哲学思辨能力帮助了他，使他的治学方法超越前人而有以下几个特点:

壹

他治学很善于运用比较法，熔古今中西于一炉。陈寅洛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讲到，王国维治学的方法可概括为三条，这主要是从比较法说的。第三，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第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第三产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国维研究甲骨文、上古史，是拿地下实物与文字记载互相释证，他研究边疆地理、辽金元史，是幸中外古籍进行互相补正，他写《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这些著作，则是把西方传来的观念同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料进行参证。他和梁启超一样，比起前人来，眼界确实要宽广得多，他能看到地下实物、外国典籍，能够拿外国人的思想观点，同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料进行比较研究

贰

他有比较自觉的历史主义态度。历史主义可以上溯到浙东史学。不过章学诚讲“道不离器”、“时异而理势亦殊”，他所谓“道”，“理”是比较笼统的一般。王国维已受了历史进化论和实证科学的洗礼，他说研究历史“在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国学丛刊序》)，这就是要求比较具体地揭示历史事物的演化规律。在他看来，历史上的一切学说，一切制度，风俗，皆有其所以存在与变化的理由，“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同上)虽然王国维有唯意志论倾向，但他以为在经验世界中，自由“不过一空虚之概念”。他说:“一切行为必有外界及内界之原因，此原因不存于现在必存于过去，不存于意识必存于无意识，而此种原因又必有原因，而吾人对此等原因但为其所决定而不能加以选择”(《文集续篇·原命》):所以，在现象世界、历史的领域，他是个决定论者。当然，他的历史主义也有其局限性，如把周初的政治制度和典礼的变革，归之“皆为道书而设”，把元代杂剧发达的原因，归之“完初之废科目”等，这说明他不懂得唯物分观，不可能揭示出历史演变的根本原因。

叁

他强调要从个别与一般的统一来把握事物。他说:天下之事物，非有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国学丛刊序》）就是说，要从曲和全，即从个别与一般、部分与整体的统一来把握事物。一方面，要深知宇宙人生真格，就要有哲学思想来作指导，另一方面，他认为宇宙间任何一个现象、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下不分大小、近远，统统都要力求把握其真实。一方面把握全，一方面把握曲，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并作系统的历史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所考察对象的“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他这样自觉地运用个别与一般、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显然已吸取了西方实证科学的精神，超过了乾嘉学派。

不过，所谓把握全，由全以知曲，归根结蒂是要把握揭示宇宙人生的真相的哲学。从这方面说，他的方法论有其局限性。因为他不懂得唯物史观，他受康德哲学的影响，以为因果律是主观的，断言“理之为物，但有主观的意义，而无客观的意义。(《释理》)。他认为，不论是作为知识的普遍形式〔范畴)的理由，还是作为构造概念的知力的理性，都是主观的。这种先验主义观点削弱了他的方法论的科学性。

但王国维能从哲学的高度来讲治学方法，用实证精神来分析传统哲学概念，正说明他在某种意义上已把“可爱”与“纯粹哲学”与“可信”的实证知识统一起来了。

本文选自《王国维的哲学思想与治学方法》，原载于《河北学刊》1987年第6期，作者：冯契。文章部分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