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周一谈治学”将为大家带来活动嘉宾之一的张汝伦老师的《哲学对话与中国精神的重建》一文。本文选自《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02期，张汝伦教授从哲学对话的目的是重建中国精神，中国传统哲学对西哲、马哲的吸纳要“中国化”，哲学对话必须是反思、批判、围绕根本问题进行的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精神的重建首先要重建中国哲学，而重建中国哲学必须要进行哲学对话。

张汝伦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著有《<存在与时间>释义》、《现代中国思想研究》等。张老师着眼现实，学贯中西，常年开设《论语》导读、德国古典哲学等课程，其热情与犀利吸引了众多学子，课堂上座无虚席，曾被评为2010-2011学年复旦大学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深受同学们的尊敬与喜爱。

哲学对话与中国精神的重建文/张汝伦

（本文转载自《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02期，有删改）

哲学对话的目的是重建中国精神

近年来，主张中、西、马哲学对话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学界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局限于现有的学科划分所进行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利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尤其不利于原创性的中国哲学的产生。时至今日，真正卓有成效、有影响的对话成果并不多见。对话要有成效，需要对话者对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下简称中、西、马）三个哲学传统都不陌生，甚至必须是这三个传统的专家。彼此对与之对话者的传统背景知之甚少或了解不到位，都会使对话事倍功半，甚至徒具形式与姿态。这三个哲学传统各有各的话语，各有各的问题域和提问方式。不了解它们的特殊性，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对话。

哲学对话中至关重要的是对话的目的，即何为对话。这个问题不明确，对话只能是徒具形式，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成果，甚至会对三个哲学传统本身造成很大的伤害，结果搞得不中不西，非驴非马。哲学对话的目的不是从不同的哲学传统中借用一些话语来重构自己的传统，如我们这些年见到的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以西释中，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以西（某个西方哲学家或西方哲学流派）解马的做法，而是为了要成就当代中国哲学，重建中国精神。

“重建中国精神”的提出，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必然性的。近代的中国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遭受压迫和侵略，不断反抗，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建立一个现代中国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识。但是受近代流行的线性进化观的影响，人们形成了一个奇怪的中国文化等于古代文化，拒斥中国传统文化。这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当时中国人的主流想法。在那段时间里，对传统文化持同情肯定态度的人在人数和影响力两个方面都不大。近代中国人对文化问题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错误认识是，把文化纯粹理解为一种工具，一种建立和维持某种社会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工具，而没有看到精神和文化对于人本身构成的重要性。这种精神文化工具论的理解使得近代中国对精神，尤其是对哲学不够重视。其实，哲学与精神关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一个什么样的文明，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重建中国精神，首先要重建中国哲学，因为精神的核心是哲学。中国思想传统中没有“哲学”这个名称，马克思甚至提出过“消灭哲学”的命题，但很少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没有哲学或马克思没有哲学；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哲学不哲学并不在于有无“哲学”这个名称，而在于有无哲学的问题。中国古代哲学家和马克思不必把“哲学”放在嘴上，但他们是典型的哲学家。有哲学问题就是哲学，无哲学问题就不是哲学，哪怕打着哲学的旗号。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科学主义甚嚣尘上，哲学地位江河日下。再加上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的流行，人们即使对哲学也以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标准来要求它，几乎完全忽视哲学对于全体的掌握功能和它对于形成一种民族精神的意义，忽视哲学对于建构系统理论的意义。现代中国无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大都缺乏有足够分量的理论，这与哲学不受重视有极大关系。没有对于宇宙人生的整全把握，没有各个研究领域像样的理论，精神自然会疲软，甚至无从谈起。我们的西学研究、西学翻译成为大宗，国学研究越来越跟着海外汉学起舞，正是当代中国精神疲软乃至精神缺失的反映与写照。这使得重建中国精神成了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

没有精神的民族是庸俗的民族，没有精神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国家。只有以强大深厚的中国精神为底蕴的中国梦，才能成为引领整个国家奋斗的理想蓝图。要重建中国精神，首先要重建中国哲学或建立现代中国哲学，而要重建中国哲学或建立现代中国哲学，首先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哲学对话。

中国传统哲学对西哲、马哲的吸纳要“中国化”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深入中国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新的传统的一部分。但是，这两个成分与中国传统缺乏有机的融合贯通，基本是各自问政，这也使得近代中国文化总是在中西之争中撕扯分裂，难以形成一个整体的、包容中西马三个资源优秀成果的新传统、新文化。王国维在晚清就已指出：“异日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再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说的就是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的未来在于打通古今中西，吸收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文化的重建。

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哲学对话之所以必要，还与哲学之问题和任务的特点有关。哲学是对事物的整全思考，是对宇宙人生的整体把握。人生在世，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或三个维度，即人与世界（宇宙）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己的关系。哲学就是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的。存在论则贯穿所有这三个方面。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在这三个方面都有涉及，但都没有面面俱到，而是各有侧重。中国传统哲学在第二和第三个方面着力较勤，在第一个方面则关注相对较少。西方哲学在第一和第二个方面有巨大的贡献，在第三个方面则相对弱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关注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而对第一和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则多有未到。如果现代中国哲学能把三家之长冶于一炉，那不但对于中国精神的重建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人类哲学也有极大贡献。

由于中国传统哲学家以常道为追求目标，又只生活在一种文明形态，即古代文明形态中，所以他们缺乏历史时间的概念或时代概念，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他们无法预见现代这样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以及这种文明形态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当然，古今文明虽有根本性的区别，但也有许多共有的普遍性问题。所以，以常道（还可进一步分为天道、地道、人道）为主要思考对象的中国传统哲学，其真理在现代世界仍有其相关性，有些甚至可以为今天的人类指出一条可能的出路。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有太多重大的不同，甚至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重大差异，如果我们不是把时空理解为单纯的物理现象的话。现代社会所产生的问题之艰巨和复杂，是古人无法想象的。不管我们把哲学理解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语）还是密涅瓦的猫头鹰（黑格尔语），都必须承认，中国传统哲学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它不能是现代中国哲学唯一依靠的资源。现代中国哲学要承担起重建中国精神的重任，必须还有其他的资源。

今天的世界与马克思时代的世界已有很大的不同。然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和描述，今天依然是那么准确和有力。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压迫与剥削，存在着奴役和不公，马克思的哲学就不会过时。马克思的一些特殊结论或有可裔，但他的哲学方法和哲学的提问方式，是现代中国哲学必须作为自己的基本要素加以吸吸纳的。否则，我们就无法从哲学上全面把握现代世界，更无法对它进行深入批判和至少在思辨中超越它。

但另一方面，这种吸纳不应该是单纯的“拿来”，而也应该中国化。这个“中国化”当然包括尽可能用典型的中国话语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使得马克思说汉语。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要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代中国的问题。衡量现代中国哲学是否建立的一个标准，就是看它能否对现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作出回答或思考。在此问题上，传统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不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具相关性。停留在课堂里和书本上的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哲学是抽象的，但它是具体的抽象；哲学又是具体的，但它是反思的具体。这是传统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具有的品质。现代中国哲学应该把这种品质发扬光大。在这一点上，传统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其相互影响和融合的共同点。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言文本身的语言特点，中国传统哲学缺乏西方那种哲学推理方式。中国传统哲学不是不讲推理和论证，只是它所用的多是喻象式和启发式的论证方法，常用的推理方法是类比推理而非形式逻辑推理。这种推理的好处是鲜活直接，缺点是（形式上）过于简单，言不尽意，无法把复杂的问题深入展开和反复辩难，而这恰恰是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降的辩证法传统之所长。今天我们使用的现代汉语与文言文有很大的不同，已经掺杂了不少西方语言的句法、语法和词汇的因素。甚至可以在一个极端意义上说，我们使用的语言已经不是孔孟老庄的语言了。现代汉语比较便于我们吸纳西方哲学话语（philosophical discourse），比较便于我们接受西方哲学批判思维之长，这一点一为许多现代中国哲学家的工作所证实。

但是，西方哲学也需要中国化。所谓西方哲学中国化，就是要让西方哲学融入中国的哲学语境。因为每个接受者不可避免有其特殊的视域和立场，只有从自己的视域和立场出发，才能有创造性的接受。且不说我们中国人，即便是西方人，中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和近代或当代西方哲学家，他们对古希腊哲学的接受又何尝能做到“原汁原味”？但恰恰是他们从自己的哲学语境出发接受传统，才造成了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中国近代学习西方哲学成绩不是特别突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将西方哲学纳入中国的哲学语境中来思考和接受，这样也就无法使它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当然也意味着中国传统哲学的自我批判与更新，最终达到中国哲学的重建（reconstruction）。与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是中国传统哲学自我更新的一个必要而又重要的途径，非此它不能实现自身的重建。要实现自身的重建，就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概念，而必须深入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堂奥，自觉地吸纳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哲学对话必须是反思、批判、围绕根本问题进行的

总之，对话的理想结果，应该是中国传统哲学在吸收了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之后的自我扬弃与重建，也应该是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此基础上，才真正可能产生重建中国精神所需要的现代中国哲学。那么，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建设性对话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呢？

这种对话本身是一个哲学的过程，必须符合哲学的基本要求和特征，这就是，它必须是反思的、批判的、围绕着普遍性的根本问题进行的。反思的，是说这三个哲学研究领域必须对自身的工作进行反思，主要不是自我肯定和重复，而是理性地对自身的各种问题进行客观的审视，否则对话一定会变成对别人的批评和开导，而看不到自己的弱点与缺陷。批判的，首先是指在对话的刺激和反照下的自我批判，然后是从各自立场出发的相互批判，这种批判不是单向独白的，而是辩证的，即通过反复辩难讨论，最后消除分歧，达成共识。哲学对话不应该纠缠细枝末节的琐碎问题，而要围绕我们今天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根本问题来进行，因为哲学最终是要回答整体性的问题，并从整体的立场出发来回答特殊问题。

为了让这样的对话得以进行，在方法论上也有若干问题时值得提出的。

首先，必须承认，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在许多方面非常不同，甚至互无交集，但真正的对话要得以进行，还是要寻找最大公约数，这最大公约数就是那些对它们来说都至关重要的重大问题。例如存在的问题、人性的问题、理想社会的问题、对世界的理解问题等。没有公约数，也就是对话的共同主题，对话就会变成独白。

其次，真正对话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应该是荀子说的“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以仁心说”是说对话者应该是平等的追求真理的伙伴，对话式抱着追求真理的目的而进行的，出言立论使为了证义理，析疑义，与人为善，分享真理。“以学心听”是说对话首先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以公心辩”是说虽然对话应该抱着学习的态度进行，但这不等于说对话是一边倒的接受。

第三，哲学对话不是纯粹的理论活动，它是由于重大实践的需要（重建中国精神）才有其必要，因此，它在方法论上是实践哲学导向的。实践哲学导向不能理解为实用主义，哲学对话不是为当下提供合适的流行话语，而是思考今日中国面临的种种重大问题，其中当然包括精神文化的问题。它的表述方式可以是理论的，但它的旨趣必须是实践的。它不给予具体的实践方法，不在技术层面上提建议或出主意，但应在哲学层面上思考今日中国和人类的根本问题，指明实践的方向。离开今日中国实践需要的哲学对话，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成效。

第四，哲学对话必须是理性的对话，要尊重理性的规则，要讲理，但也不能只尊一种说理方式，理性是多样的，说理方式也是多样的。逻辑演绎，经验证明和象喻指示、寓言类比，都是正当的哲学说理方式。独断的教条，哪怕有逻辑推理支撑，也是不合理的。理性的对话式细致而深入的，可以层层推进，也可以单刀直入，但不是毫无规则，毫无规则的游戏是无法进行的。

第五，哲学对话必须也是历史的对话，必须建立在对三个哲学传统的历史的充分了解基础之上，必须充分调动三个哲学传统的历史资源来进行，必须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又是对传统的超越。它既是三个哲学传统的对话，又是对这三个传统的融合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