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败期中的豆豆龙们

劳动节怎么过呢？

（哲学的沉思......）

4月14日，哲学学院刘放桐教授就“探索、沟通和超越”与学生开展了一场关于治学之道的讨论，在讲座中，刘老师就治学态度、学术规范、求学方式等与大家分享了他的治学经历，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刘放桐教授，探索名为“治学”的“劳动”，该怎样进行吧~  

-1-吃苦方能抱得“学问”归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有这样一句话：“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做学问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畏艰险，要勤恳踏实。只有这样，才能够取得成就。

马克思写《资本论》花了40年时间，收集了很多材料。马克思还有一部《剩余价值学说史》，比《资本论》的篇幅还要多，这部《剩余价值学说史》就是为写《资本论》而做的准备。在这之前，马克思还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比如《工资、价格与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都是为写《资本论》做的准备工作。至于他参加当时德国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那就更多了。他经过了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才写成。《资本论》是一部非常伟大的著作，连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都肯定《资本论》是一部划时代的巨作。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学问要有毅力。在确定一个目标以后，要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在治学上，要经得起折磨，要经得住失败，要耐得住寂寞，甘于长期坐冷板凳，不为物欲所累，不怕清苦，不能图轻松，更不应当投机取巧，走脱离正道的捷径。作到这些很难，但既然选择了这条治学道路，就要严格要求自己,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锻炼、考验自己，尽最大可能使自己能够具有走好这条道路的素质。这是我对马克思上面那段话的理解，也是我对谨严踏实的学风的理解。我自己一直力图培育这种学风，尽管作得还很不够，但也有一些心得。

-2-治学严谨的那些事儿

我1950年起进大学。治学已60多年，对国内著名学者治学的见闻相对较多。他们成功的一个共同特点正是谨严踏实。关于梁启超、章太炎、胡适、冯友兰、金岳霖等大师的情况，许多人都讲了。我举两个大家平常不提的人。

一个是我读大学本科所在湖南大学（不是现在的湖南大学）的杨树达。

杨树达是我国古文字学的泰斗级学者，中国科学院50年代最早评出的少数学部委员（院士）之一。他治学特别严谨。他的稿子不许编辑作任何改动。有些人说他过分固执。其实，包括标点符号在内他都是再三斟酌的。他对自己的亲属和学生也要求特严。他的远房侄子杨荣国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由于发表的文章有时有错别字，当时发表在《新建设》（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篇文章引文有错。杨树达看到后极为气忿。毫不留情地将他严加训斥。据说他还写信给毛主席，说杨荣国没资格作院长。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当时在湖大传为美谈。

还有一个是文革中曾一度身居要职、后被打倒、文革后出狱又化名写了大量中国哲学史论著的关锋。

关锋政治上曾是反面人物、学术观点也有很大片面性。本不值得介绍。但他的治学精神我觉得还是值得借鉴。他没有正规上过学，是作小八路时自学成才的。解放初期在山东开始写过一些文章。因此调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从50年代中期到文革初这段时期，他在《新建设》、《哲学研究》、《红旗》、《人民日报》等顶级报刊发表了大量长篇文章。他是艾思奇主编的全国长期通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主要执笔人。当时被公认为是党内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有的中青年同志文章难发向他请教。据说他通常先不说什么，而是带他们看他的侧室的几大箩筐退稿，然后说他也经历了成百次被退稿。每次遭退后他都不气绥，而是总结自己在治学和写作上的缺限。这样总次数多了，就有一些经验了。我觉得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有的青年同志写几次文章未能发表就泄气。这就不对了。只要能严谨治学，坚持下去，也是定能成功的。

-3-抄袭不是“真爱”哦

治学谨严踏实的反面是浮躁。学风不正往往与浮躁相关。学习上的浮躁主要表现为迷恋于走捷径，不肯下硬功夫；也表现为贪多贪快、浅尝辄止，表面上看了许多书，什么都能说上几句，但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种浅薄的理解不可能获得踏实的知识，从而也谈不到如何进一步进行研究，更谈不到提出真知灼见。即使自称提出了新见解、新观点，那也是自欺欺人。在此我顺便讲一下如何读书。尽可能多读书，作到广闻博览，当然是好事。但这一定要以对基本内容有深刻理解为基础。类似的论著你至少有一本是精读，了解基本内容，其他才好泛读。如果没有精读，都是随便翻翻，当时也许有些印象，过后不久你就会什么也没有深刻印象，等于不读。这样你就学不到札实的知识。记得我在人民大学学西方哲学时，北京的一些老前辈都主张我精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斯宾诺莎《伦理学》、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逻辑学》。说读懂这四本书，对整个西方哲学史就会有一个大体的掌握。其实每门学科都是这样，要花大功夫去读代表性的著作。

学风浮躁最恶劣的形式是抄袭（考试作弊也是抄袭的一种形式）。其危害性最大，抄袭者固然学不到知识，还会败坏社会风气，严重阻碍学术诉进步。国内外的学者对之都深恶痛绝。国外学者如抄袭，大都会被逐出学界。我国学界对此也很重视，有的学者专门从事抄袭打假。由于这方面的讨论已很多。我就不多说了。但我还是要说一句：对抄袭的处理要更严一些。

赤裸裸的抄袭较易发觉，也较好处理。隐敝的抄袭往往被忽视，但其危害更大。我们现在的期刊太多太滥，同一主题、甚至同一题目的文章可以搜出几十几百，观点也基本一样，绝大多数是彼此变相抄袭。明明是别人早就提出的观点，只是变换几个句子或用不同的词来表述，却大言不惭地说“我的观点是如此”、“我认为如此”。而且这类文章往往还能作为提升职称的根据。这不能繁荣学术，而是在败坏学术。借鉴别人的观点是可以的，把别人的观点变换一下样子说是自己的创新就显得无耻了。这类情况大量存在，该如何解决，是时候了。

要说明一点，写学术文章与写学文件的体会是不一样的，后者不需要、也不可能追求创新。“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说的也是学术研究要有创新，对政治宣传和学习文件等写体会感想之类文字提创新要慎重，弄不好会踩“红线”。

-4-与学问“谈恋爱”的三种skills

所谓探索（探究），广义地说就是各种内容和形式的学习和研究。用探索这个词是强调学习和研究的主动性。听讲、看书当然是重要的学习方式，但如果停留于看和听，不去进一步追问一下听到和看到的内容的究竟，那往往还只是一种被动的学习方式。学习的效果往往较为肤浅。如果能对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作进一步追问，而且是连续不断地追问，不仅知道其是什么，而且能知道其为什么是什么，也就是知道其是之所是。那我们的学习就深刻得多。这就是探究。广义地说，探索也可以指整个学习和研究过程：发现问题，寻找问题之所在（确定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种种方法，选定最适当的方法，用选定的方法进行实验检验，看能否解决问题，如不行，再选其他方法另行实践检验。杜威称之为思想五步法。其实这不过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并不表明什么主义。

所谓沟通，就是对话、比较、商谈、提问、讨论、争辩。沟通既可以是个人将所看到、听到和收集到的各种不同的学术材料加以整理、串通，形成相对有序和系统的材料；也可以是对持有不同观点的学派之间在学术理论上的各种形式的沟通。例如，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欧陆哲学（例如现象学）传统与所谓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使用的概念不同，由此形成的理论也不同。国内和国际哲学界的一些人经常讲到二者互不相干。其实，它们产生于同一时代，反对同一种传统形而上学，通过对话，完全可以找到共通的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主题根本不同，但它们在理论上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可以找到共通之处。既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原则差别，又发现它们作为同时代哲学必然具有的共同性，由此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的哲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既有所同，又有所异，只有通过沟通、或者说比较研究，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学科之间（例如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之间）都可以、而且应当尽可能作到沟通。从学习和研究哲学来说，这种学科之间的沟通更显得重要。甚至可以说，不会沟通，我们在哲学研究上就会寸步难行。

所谓超越，就是通过探索、沟通在学术上所取得的进步和创新。其中有的是对历史积累的既有的知识的认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进步，有的是对它们在评价上的进步，但更重要的是在总结既有知识基础上，根据新的现实条件和新的实践，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知识。知识的创新最初总是由个人进行的，但个人也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从事和获得创新。这样创新就有了社会意义。创新的程度和范围往往大小不一。可以是整体的、全局性的，也可以是局部的或某个层次的。任何人要获得任何重大的、具有全局性创新性意义的进步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治学者有深厚的知识积淀。都需要既有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精神，又有丰富而又缜密的想象力，后者需要有沟通各门既有知识、又能超越它们的能力。

历史上各门科学的任何重大发现都是一个复杂的、由各种条件汇合、前后相续的学界以至社会共同的努力，并共同通过大量的探索、沟通和超越的过程才得以实现。马克思通过发现唯物史观而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爱因斯坦通过提出相对论而在物理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更，都不是突然发生的，都需要有一系列必要的历史条件。任何具有创新性成就的学者之作出创新，都要经历上述复杂的探索、沟通和超越的过程。所以我认为探索、沟通和超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大多数学者共有的研究方式。不过，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学者之间由于研究的对象不同，研究的条件、目标、甚至个人兴趣和机遇等的不同，因而有不同的特殊表现形式。

-5-终成正果

下面我结合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就这方面的问题讲些体会。首先说明，我算不上有真才实学的大专家。我从来不敢与前辈的大师们相提并论。我只能算是一个普通教师。学界对我的一些褒奖其实过分。

我大学本科学的是经济学。1956年末开始正式转向西方哲学。在约60年的时期内，除了教学，我当然也作过一些研究。发表过近200篇文章，出版过十多本书。但谈得上作了较大贡献的只有如下几件事：

1、我1981年出版了近60万字《现代西方哲学》（其中近1/3是其他同志协助写的）。这是我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本学科论著（教材）（1949以后本学科实际上被取消），为国内学界恢复本学科研究和大学哲学系开设本学科课程提供了第一个可参考的框架。1990年，本书出版修订本，在国内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求实原则、又抛弃简单化的批判模式来阐释现代西方各派哲学。2000年，本书出版了《新编》本（80多万字），在国内最早把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对立统一整体来阐释，既揭示了二者的原则区别，又分析了二者作为同时代的哲学所存在的共性、特别是在批判近代哲学上的共性。三个版本各在不同意义上在国内都领先，对我国本学科的开拓和发展大概起了一定作用。

2、1987年，我发表了《重新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一文，既肯定了国内过去这方面的批判的政治意义，又以分节小标题的形式揭示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流行了近百年的背离客观实际的简单化的批判模式，后者其实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在批判实用主义的名义下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原则。1988年，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专门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关于评判实用主义的讨论会，我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可。这次会议成了我国实用主义研究的重要转折点。

3，1996年，我发表了《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一文。在国内外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第一次明确提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归结为由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由辩证法转向形而上学、由进步转向反动，而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它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与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在阶级基础和理论形态上都有原则区别，但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上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殊途同归。这两个观点后来也得到了国内大多数哲学家的赞同。2000年于上海举行了大规模的马哲西哲对话会，会上马哲和西哲的著名专家对我的观点还作了更大胆的发挥。我国马哲和西哲的比较研究也由此兴起。

上面三件事我具体写作的时间都不长，但都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现代西方哲学》一书写作时间大概2-3年，但准备了20多年；《重新评价实用主义》写作只花了两天，但准备了5-6年；《论纲》写了约一星期，但正式准备从1990年就开始了。这三件事我当然不是孤立作的。实用主义我断断续续研究了几十年。与《论纲》相关的论文我先后发了20多篇。其中有十多篇还曾由《新华文摘》转载。但我的基本观点，在上面两篇文章中大体讲清了。其他文章只是进一步论证。

写这种有颠覆性的论著自然要冒很大风险。但为了坚持和维护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觉得绝对应当写。我准备那么长时间主要也是再三考虑我这么写一定要能确保自己不背离马克思的基本原则。

如果我作的这些颠覆性的工作算是成功，那就算是我的学术贡献吧！如果能算一点贡献，那我要说明。那绝不是由于我有什么天赋，而是我一生都谨记我在最先引述的马克思那段话。我大体上还能算是个“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另外，我时刻记住我所作的工作有强烈的党性。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上不能有丝毫动摇。除此以外，我也许还有些预见力。我所确定有作的工作在最初看来的确有较大风险，但我相信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克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初可能被人看成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将来肯定会被认为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一直认为，在确定科学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目标时，一定要有一定的前瞻性，选择别人没有作或不敢作的课题。避免一窝风作同样的课题、说同样的话。

最后，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对年轻的同学建议：要能吃苦，勤思考，要有毅力、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抓住机遇，这些往往是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希望打好基础，作出成绩，争取在年轻高效时期内取得一些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