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读书无用论”？病痛缠身？高考恢复难度未知？这些都不能抵挡一个真正爱知识，有梦想的年轻人追求真理的步伐。正相反，他的灵魂终将在磋磨中变得高贵，熠熠闪光。本篇采访中，吴晓明教授分享了有关他的高考，他的求学经历，他对复旦的拳拳真情，表达了他对青年有志者的关怀和鼓励。他坚信：新一代的年轻学子们，将跟随时代的召唤，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使命。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

吴晓明，1977年12月10日参加高考后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在这里一待就是40年。在这40年里他经历了从新生到硕士、博士再到导师等几重身份的转变。这一切的转变都源于1977年冬季的那场高考，四十年前参加考试的准考证吴晓明至今保存着，它在当时解开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高校招生十六字方针，中国教育自此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医院广播：从今年起恢复高考

由于父母工作的缘故，1971年吴晓明一家从上海迁往南京生活。也正是在那里，吴晓明和双胞胎哥哥完成了中学学业。照当时的规定，如果分配工作时家中的老大去了工厂，那么老二就会去农场。

就这样，1975年秋，刚刚中学毕业的吴晓明被分配到位于江苏省的海丰农场，成为了一名“农业工人”。吴晓明说，他在农场“拿的是工资，做的工作是种地”。在那里，从插秧到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的吴晓明当上了生产队长。

时间很快来到1977年的春天。当时，身为生产队长的吴晓明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年的春夏之交，自己会在医院的病床上获知“恢复高考”这个改变他命运的消息。

“那段时间，下地插秧的时候总是感觉异常疲劳。我就赶紧去到医院进行检查，院方出具的结果是急性肝炎。我连忙赶回南京，住进了当地的医院。也是在医院的广播里，我听到了国家决定从当年起恢复高考的消息。”

此时，吴晓明来到海丰农场已经整整两年半的时间了，相对稳定的生活似乎使得高考这件事看起来不是那么急迫。

父亲告诉他，既然身体不好，今年就在家好好养病，明年还有机会。

母亲则表示支持，认为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总该试一试。考得上最好，考不上也无妨。更何况，如果成功考上大学，住在学校更有利于身体恢复，反倒比待在农场要好。

吴晓明自己则掂量了一下，认为如果今年不参加高考，那么住完院还得回到农场继续劳动半年，未必就能找得到考试的状态。如趁养病期间好好复习，一鼓作气考过再说。

幸而农场方面比较照顾，在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后，并没有给正处于病后身体恢复期的他安排过于繁重的劳动。就这样，1977年的秋天，刚刚出院的吴晓明开始了他的农场备考生活，而这时，距离12月20日的高考还有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自两年半前从中学毕业到现在，吴晓明都没有机会再踏入过校园。1971年，由于林彪事件，邓小平曾复出主持过中央的一些事务。1973至1974年期间，邓小平狠抓了一段时间的中学教育。面对当时的“读书无用论”潮流，邓小平认为学生还是应该好好学习的。此时的吴晓明正好在该读高中的年纪，于是顺应潮流，“倒还是读了一点书”。后来，极“左”的观点称邓小平复出的这段时间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

也正是这些“顺时而为”打下的知识基础，在后来备战高考时派上了用场。“由于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对于会考些什么大家心里都不清楚。当时也有一些公开出版的复习资料，但我们只是偶尔能够拿到一些。再加上复习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两个月，高中时语数外三本教科书就成了我备考时主要的参考书目。”

那年关于高考的决定

1977年8月，当吴晓明还在南京医病的时候，约一千公里以外，一场科学教育座谈会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西厅举行。刚刚经历过过去的十年，这个位于世界东方的国家似乎也在等待着从虚弱中重新恢复活力。

这次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出席的还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教育部负责人。当时还是副教授的查全性也在列席名单中。也正是他的出现，才使得文革后期一直奉行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高校招生基本原则仅仅在两个月后成为历史。

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正式恢复。

两三个月的复习时间印刷在日历本上，显然不似吴晓明手头的三本复习资料那样耐于翻阅。一页页撕过，12月10日很快就到了。

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来自五湖四海的这570万人还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农场、工厂、部队中的“农人”、工人、士兵。而在这一天到来后，他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77级”高考考生。

这次考试采取文理分科的形式，共分为“预选”的笔试和“复选”的笔试两轮。“我们农场参加文科考试的共有两百多人，几乎是考取理科的一倍。”吴晓明对此的解释是，农场里的人们对理科似乎存在着一种“恐惧心理”。“要参加理科考试就意味着数理化都要过硬，少部分的人才有这样的胆量，所以大家就都想着尝试一下文科。”

在选文还是报理这个问题上，吴晓明在临考前一周才给出了自己一个答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甚广的一句话。如果自身条件允许，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去考理科。”

吴晓明说自己的理科成绩比文科还要好一些，当年吴晓明与哥哥一起参加高考，哥哥考入了华东师大的物理系。试后，吴晓明做了理科的试卷，数学得到的分数比哥哥还要高。“理科成绩好是从小就看出来的，读中学的时候数理化几乎每次考试都是一百分。”

对于吴晓明，与其说是在理科与文科间选择，不如说是专长与兴趣间徘徊。

在农场复习理科考试的时候，吴晓明心里一直回荡的一句话是“自己真正的兴趣在文史哲。”

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吴晓明就喜欢读书，喜欢古典文学。那时还在上初中的吴晓明从父亲那里拿到了一本《封神演义》，文言文无标点的那种，他能全文阅读下来。吴晓明认定这个为“自己的兴趣爱好”了。他说，自己在读古典文学作品时就像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的那样“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离考试还有一周时，兴趣终于胜过专长，吴晓明踏入了文科考试的考场。

在吴晓明高考志愿的前三栏里复旦大学哲学系位居榜首，其次则是华师大的中文系和上师大的历史系。“这样报考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想回到上海，而上海文科主要就是这三所学校了”，吴晓明解释道。

1978年2月，这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吴晓明拿着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开始了他新的校园生活。

于复旦奏出文史哲的交响

如因长期干涸而龟裂的土地获得新的水源注入一般，吴晓明和其他27.3万重新回到校园的大学生一样渴望读书，渴慕新知。

“可能是由于前期长久的阅读饥荒吧，那个时候大量的书被一批一批地印出来，让人感觉所需的书和著作都能够得到，学习的可能性也突然一下子敞开了。就像是黑洞洞的空间被撕裂了一道口子，忽然有大束的光亮涌进来，所以我们77级78级的读书风气就非常浓厚。”

吴晓明还记得复旦第一教学楼下面那一间小小的新华书店，每天中午吃完饭之后，大家都会冲到那里排队买书。一批新书上架，之前的一批书早已有了新的归宿。在这一批批的书里，既有吴晓明早已熟读的《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也包括大家都没见识过的国外文学名著。比如，普希金选集以及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大家的著作。

吴晓明当年的室友，后来也成为哲学泰斗的俞吾金，就曾一边学着哲学，一边大量地阅读各种文学作品。

“他几乎每天泡在图书馆，一天读一本托尔斯泰的或者屠格涅夫的著作。到后来又开始读莎士比亚全集，从下午开始，一直读到晚上；从书的第一页开始，一直到结尾。”

而吴晓明自己则痴迷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甚至大段大段地背诵宋词、《古文观止》上的篇目。直到今天，他仍然认为年轻人应该多读好的文章，甚至把它背出来，这样做才能“张口便来，下笔便是”。此外，他还极爱法兰西和俄罗斯的文学，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都一一细读。

在哲学系的学习过程中，对吴晓明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当时，除正统教科书之外，一些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也进入校园。第二国际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写《马克思传》的梅林，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人的著作……都对吴晓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吴晓明的同学中，大部分人感兴趣的还是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比如，俞吾金读硕士时就选择了西方哲学专业方向进行攻读。而现在哲学系任教的老师之一，王雷泉则研究中国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当中的佛教哲学。

在吴晓明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对于分析社会历史来讲是一种锐利的工具。而且自己对于了解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以及转变，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更重要的是，吴晓明认为，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马哲、中哲和西哲之间并没有很高的学术壁垒，特别是在复旦大学这片土壤。

“当时，文史哲的课我们大家都是跨院系听的。”学术壁垒的消失不仅存在于哲学的各个思想派别之间。

壁垒的消失源自师生能够于自己所在思想流派深入学习、于其他知识流派广泛求索，不局限、不禁锢；相互理解、平等对话。

“如果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么我一定还会花很大气力去研究西方哲学，包括当代西方哲学”。

如今，早已实现由哲学系学生向老师甚至教授转变的吴晓明，曾为自己的学生开设“德国古典哲学”的课程。在他所教授的博士课程中有一门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专门讲两者之间的对话。

不同的思想之间发生碰撞而产生全新的思想似乎是这个世界能发生的最美妙的事情。

吴晓明还记得当时同学之间常常就“文化大革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相关论题进行讨论。

“就拿‘文化大革命’来说吧，究竟应该怎么来理解、讨论它？即使它是一个错误，我们也要弄清楚这个错误由什么地方发源，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错误的发生简单地归结到个别人物身上。这些问题就牵涉到我们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同学们会有不同的意见，争论也随之产生。”

这样的争论让吴晓明觉得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代。

为师者惜才，为朋者重义，吾深感念之

吴晓明将在校园中感受到的这种“时代的活力”归功于他的老师们和同学们。胡曲园、全增嘏、王蘧常、严北溟和陈珪如等复旦哲学系的建系元老代表了那一代学者们的治学风范。

正如学生们渴求知识一样，那时的老师们也有感于一个全新时代即将到来，希望能够把自己全部所学传授给这批学生。“所以，我们77、78两届尤其受到老师们的‘宠爱’。”

吴晓明说，在他看来那时的复旦大学哲学系有两个特点，一为“唯才是举”，二为“思想自由”。

“老师对于有才华的学生都是不遗余力的扶植，哪怕在政治、学术等方面分属不同的派别，只要你有才，老师都会加以关注，这一点非常有趣。而且，老师们几乎没有顽固之见，也没有因为学科不同、见解不同就看低或者藐视什么。”

吴晓明回忆，胡曲园先生虽然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是德国文学出身，对于德国的思想文化和哲学传统也了解甚深。

哲学系的其他老师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也都有很高建树，且各有所长。

“胡曲园先生的夫人陈珪如，是中国首批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和列宁哲学思想的学者。

全增嘏先生曾在美国留学，是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的学生，曾为当时美国最新的韦氏词典指出过几十处错误。

王蘧常先生，曾是康有为的学生，还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诗人、书法家。

严北溟先生，虽然从没读过大学，但是很早就展露了他的才华。曾在浙江和郁达夫共同主编了杂志《浙江潮》。”

至今谈起自己恩师们的经历，吴晓明依旧如数家珍。哲学系老师们“爱护学生”的传统也让吴晓明深感幸运。

同样值得感念的，还有在复旦的几年时间里结下的同学友谊。由于是第一年恢复高考，同宿舍的学生们来自五湖四海，出身、性格、年龄都相差很大。虽然会发生摩擦但也有很多趣事，吴晓明至今谈起脸上都会挂着微笑。

读书的时候，室友俞吾金是一个勤奋出了名的人。每到早晨，他总是第一个起床，勤奋的他穿一双硬底拖鞋，走路时直直的排在地上发出啪唧啪唧的声响，结果把大家都“叫”醒了。“起初大家有点不习惯，但不久就成为我们的起床信号了。”

作为同系中年龄较大的老大哥之一，俞吾金经常请大家到自己家里做客，久而久之，吴晓明也和俞吾金熟络起来。

说起俞吾金，吴晓明还有一件俞夫人亲手为他做的衣服。

“那时市面上还不大能买到成衣，学生们多数情况都是自己买好料子，然后请裁缝帮着做衣服。那年，我祖父给我买了一块布料，我却找不到做衣服的地方。有一天恰巧遇到了俞吾金的夫人，我就托她帮忙找裁缝铺做衣裳。后来发现，这件衣服其实是俞夫人自己亲手做的。”

吴晓明和他的同学们住在一处、学在一处，相处得很融洽，但每个同学又有各自的特色。

“我们那时候学生们不同的想法、观点非常多。感觉现在学生们的观点倒是有些同质化。”吴晓明这样说道。

忆昔谈今：高考依旧是维护公平的利器

四十年后回顾恢复高考这件事情，吴晓明做出了积极的评价。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需要在1977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对整个国家进行巨大的调整。当时各方情况非常复杂，任何领域的调整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而唯有恢复高考这件事情会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并且能够快速被广大群众接受。”

吴晓明认为，恢复高考能够体现邓小平极高政治智慧的原因还不止这些，因为这个决策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高考”本身。

恢复高考这件事情同样能让我们看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路、决心和勇气，它是事关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政策。高考改变了青年人才的选拔方式，从此更多年轻人获得了平等的学习机会，进而对全国人民的心理产生了积极影响，大家都隐隐感觉到我们要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再过渡到全面对外开放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它对于文革后中国的历史进程来说，意义不同寻常。”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高考可能已经不是唯一一条出路，社会上也有许多人认为现在的高考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呼吁改革。对此，吴晓明认为，高考确实有一些问题，但是任何事情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存在是必然的。重要的是，当出现的问题发展到极致以后，我们要来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吴晓明说：“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市场化倾向延伸到整个教育领域。但市场法则却不完全适用于教育领域，否则就会失去公平公正。”说到这里，吴晓明打了个比方。“如果有钱了，你可以选择坐头等舱，可以住五星级宾馆。但是如果你没钱了，社会也绝不能因为这样，就让你在受教育这件事上得不到保障。”

尽管现在高考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但是吴晓明仍然认为，总体来说高考还是保障教育公平公正的关键。如果没有高考的话，教育的公平、公正就更无从谈起。

而对正处于教育市场化这一大环境中的年轻人，吴晓明有很多话想说。他认为，现代中国从1840年发展到今天，正在发生处于变革的重要时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将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且正在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由之而来的历史重任，一定会落在年轻一代大学生的身上。

吴晓明对当代大学生有信心。“当一种历史使命落到某一个民族身上的时候，时代就会把这些人召唤出来，让他们能够来实现这样的任务和使命。所以我想我们下一代的年轻学子，一定会参与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中，并承担起他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