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

学风问题可以有多层含义：广义地说，应当把立场、观点、态度、作风等都包括在内。正确的学风应当做到立场坚定、观点鲜明、态度谨严、作风踏实。这些问题涉及治学者的品德，也涉及教学体制是否完善。对于人文学科的治学者来说，立场、观点当然是更为重要的。无论是写文章或者作学术讲演，都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这可以说是基本前提。

做学问要有毅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有这样一句话：“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做学问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畏艰险，要勤恳踏实，只有这样，才能够取得成就。

马克思写《资本论》花了40年时间，收集了很多材料。马克思还有一部《剩余价值学说史》，比《资本论》的篇幅还要多，这部《剩余价值学说史》就是为写《资本论》而做的准备。在这之前，马克思还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比如《工资、价格与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都是为写《资本论》做的准备工作。至于他参加当时德国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那就更多了。他经过了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才写成。《资本论》是一部非常伟大的著作，连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都肯定《资本论》是一部划时代的巨作。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学问要有毅力。在确定一个目标以后，要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在治学上，要经得起折磨，要经得住失败，要耐得住寂寞，甘于长期坐冷板凳，不为物欲所累，不怕清苦，不能图轻松，更不应当投机取巧，走脱离正道的捷径。做到这些很难，但既然选择了这条治学道路，就要严格要求自己，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锻炼、考验自己，尽最大可能使自己能够具有走好这条道路的素质。这是我对马克思上面那段话的理解，也是我对谨严踏实的学风的理解。我自己一直力图培育这种学风，尽管做得还很不够，但也有一些心得。

治学谨严踏实

我1950年起进大学，治学已60多年，对国内著名学者治学的见闻相对较多。他们成功的一个共同特点正是谨严踏实。关于梁启超、章太炎、胡适、冯友兰、金岳霖等大师的情况，许多人都讲了。我举个大家平常不提的人做例子，就是我读大学本科所在湖南大学（不是现在的湖南大学）的杨树达。

杨树达是我国古文字学的泰斗级学者，中国科学院50年代最早评出的少数学部委员（院士）之一。他治学特别严谨，他的稿子不许编辑作任何改动。有些人说他过分固执。其实，包括标点符号在内他都是再三斟酌的。他对自己的亲属和学生也要求特严。他的远房侄子杨荣国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由于发表的文章有时有错别字，当时发表在《新建设》（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篇文章引文有错。杨树达看到后极为气愤，毫不留情地将他严加训斥。据说他还写信给毛主席，说杨荣国没资格作院长。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当时在湖大传为美谈。

治学忌浮躁

治学谨严踏实的反面是浮躁。学风不正往往与浮躁相关。学习上的浮躁主要表现为迷恋于走捷径，不肯下硬功夫；也表现为贪多贪快、浅尝辄止，表面上看了许多书，什么都能说上几句，但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种浅薄的理解不可能获得踏实的知识，从而也谈不到如何进一步进行研究，更谈不到提出真知灼见。即使自称提出了新见解、新观点，那也是自欺欺人。在此我顺便讲一下如何读书。尽可能多读书，作到广闻博览，当然是好事，但这一定要以对基本内容有深刻理解为基础。类似的论著你至少有一本是精读，了解基本内容，其他才好泛读。如果没有精读，都是随便翻翻，当时也许有些印象，过后不久你就会没有深刻印象，等于不读，这样你就学不到扎实的知识。记得我在人民大学学西方哲学时，北京的一些老前辈都主张我精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斯宾诺莎《伦理学》、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逻辑学》。说读懂这四本书，对整个西方哲学史就会有一个大体的掌握。其实每一门学科都是这样，要花大功夫去读懂有代表性的著作。

学风浮躁最恶劣的形式是抄袭（考试作弊也是抄袭的一种形式）。其危害性最大，抄袭者固然学不到知识，还会败坏社会风气，严重阻碍学术进步。国内外的学者对之都深恶痛绝。国外学者如抄袭，大都会被逐出学界。我还是要说一句：对抄袭的处理要更严一些。

赤裸裸的抄袭较易发觉，也较好处理。隐敝的抄袭往往被忽视，但其危害更大。我们现在的期刊太多太滥，同一主题、甚至同一题目的文章可以搜出几十几百，观点也基本一样，绝大多数是彼此变相抄袭。明明是别人早就提出的观点，只是变换几个句子或用不同的词来表述，却大言不惭地说“我的观点是如此”、“我认为如此”。而且这类文章往往还能作为提升职称的根据。这不能繁荣学术，而是在败坏学术。借鉴别人的观点是可以的，把别人的观点变换一下样子说是自己的创新就显得无耻了。这类情况大量存在。

治学要善于不断地探索、沟通和超越

所谓探索（探究），广义地说就是各种内容和形式的学习和研究。用探索这个词是强调学习和研究的主动性。听讲、看书当然是重要的学习方式，但如果停留于看和听，不去进一步追问一下听到和看到的内容的究竟，那往往还只是一种被动的学习方式，学习的效果往往较为肤浅。如果能对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作进一步追问，而且是连续不断地追问，不仅知道其是什么，而且能知道其为什么，也就是知道其是之所是，那我们的学习就深刻得多。这就是探究。广义地说，探索也可以指整个学习和研究过程：发现问题，寻找问题之所在（确定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种种方法，选定最适当的方法，用选定的方法进行实验检验，看能否解决问题，如不行，再选其他方法另行实践检验。杜威称之为思想五步法。其实这不过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

所谓沟通，就是对话、比较、商谈、提问、讨论、争辩。沟通既可以是个人将所看到、听到和收集到的各种不同的学术材料加以整理、串通，形成相对有序和系统的材料；也可以是对持有不同观点的学派之间在学术理论上的各种形式的沟通。例如，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欧陆哲学（例如现象学）传统与所谓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使用的概念不同，由此形成的理论也不同。国内和国际哲学界的一些人经常讲到二者互不相干。其实，它们产生于同一时代，反对同一种传统形而上学，通过对话，完全可以找到共通的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主题根本不同，但它们在理论上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可以找到共通之处。既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原则差别，又发现它们作为同时代哲学必然具有的共同性，由此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哲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既有所同，又有所异，只有通过沟通、或者说比较研究，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学科之间（例如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之间）都可以、而且应当尽可能做到沟通。从学习和研究哲学来说，这种学科之间的沟通更显得重要。甚至可以说，不会沟通，我们在哲学研究上就会寸步难行。

所谓超越，就是通过探索、沟通在学术上所取得的进步和创新。其中有的是对历史积累的既有知识的认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进步，有的是对它们在评价上的进步，但更重要的是在总结既有知识基础上，根据新的现实条件和新的实践，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知识。知识的创新最初总是由个人进行的，但个人也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从事和获得创新。这样创新就有了社会意义。创新的程度和范围往往大小不一，可以是整体的、全局性的，也可以是局部的或某个层次的。任何人要获得任何重大的、具有全局性创新性意义的进步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治学者有深厚的知识积淀。都需要既有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精神，又有丰富而又缜密的想象力，后者需要有沟通各门既有知识、又能超越它们的能力。

最后，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对年轻的同学建议：要能吃苦，勤思考，有毅力、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抓住机遇，这些往往是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希望打好基础，做出成绩，争取在年轻高效时期内取得一些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