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俞吾金教授虽已逝世，然而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依然充满着真知灼见，令人深思。哲学治学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在论文写作中有哪些问题绝不可怠慢？本期周一谈治学栏目为大家带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英瑾教授的文章——《俞吾金老师的精神遗产》，从师生亲身经历的角度带我们细致深入感受俞吾金教授令人动容的学术精神。

人物简介

2014年10月31日凌晨5时，俞吾金先生因脑肿瘤医治无效去世，享年66岁。

俞吾金先生生前任职

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暨人文社科学部主席、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暨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中心(985国家级基地)主任、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首届人文社科长江特聘教授。

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主任、上海市社联常委、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人事部第五届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

俞吾金老师的精神遗产

作者◈徐英瑾

2014年10月31日凌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资深教授、我国外国哲学研究领域的优秀专家俞吾金老师因病与世长辞，全国的学术界同仁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作为俞老师的弟子，笔者本人对于恩师西去的痛楚，感受尤为深切。笔者本人于1999年有幸正式成为俞门弟子，此后在其指导下连续攻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外国哲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最终留校成为其同事。多年来，笔者在恩师耳提面命的关怀下慢慢领会了一些他的治学理念，从中获得了大量的教益。值此海内哲学界共缅哀思之际，笔者大胆奉献上一些笔者所归结的“俞氏哲学治学理念”，以供读者分享，而笔者的概括若有不妥之处，亦望师长学友们指正。

俞氏哲学治学理念之一

治哲学必须从打好语言功底开始，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搞不通哲学表达的语言就搞不通哲学思想。

本着这一治学理念，俞老师时不时就提醒学生们抓紧外语学习。笔者记得，当笔者作为“复旦大学95级文科基地班”的成员于1995年第一次和俞老师座谈时，他就对着全班同学表明了从事外国哲学研究的基本语言门槛：必须懂英、德、法三种现代欧洲语言以及拉丁、希腊两种古代欧洲语言。对于刚离开高中踏入大学的本科生来说，听到这样高的“门槛设定”后自然会感到压力倍增。与俞老师处得比较熟络之后，笔者也曾试探着向其探询“门槛降低”的可能性：如果时间有限的话，外语学习的重点又是什么呢？

俞老师的建议是一定要先将作为国际学术通用语言的英语的水平，提高到“精熟”的程度，若学有余力则根据研究需要的紧迫次序逐一覆盖别的语种。而关于所谓“精熟”，俞老师给出的标准乃有三项：能够以至少接近于母语阅读的速度阅读英文专业文献；能够用英语准确表达学术思想、发表学术论文；能够在国际学术场合用英语与外国专家就专业问题进行流畅的对话。他本人也不时拿自己的外语学习经历勉励我们这些后生。他常提醒我们注意，因为“十年浩劫”的原因，他本人是从29岁才开始学习英语的，尔后再将学习对象延展到了法语以及德语。现在的年轻人外语学习的起步要早得多，客观的学习条件也好得多，却往往因为疏懒而浪费了大好光阴，实在让人可惜。

应当看到，俞老师的这一建议，对于当下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来说，是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的。很多国内同行因为满足于对于外语文献的阅读理解，却没有在提高自己的外语表达交流水准上下工夫，这客观上就使得国内的外国哲学研究成果失去了和国际同类成果同场竞技的机会，亦在国际舞台上削弱了中国学者的话语权。

至于俞老师本人，则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自己的这一教学理念。由其作为学术领军人的“复旦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长年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化，大量邀请海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复旦进行学术演讲，客观上这些举措也为整个复旦哲学学院的国际QS排名的提高作出了贡献。而今年7月，俞老师本人在加拿大开会时，面临脑疾突发的状况，亦坚持用英语完成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报告，直至被送到当地医院后才被诊断出患上了恶性脑瘤。可以说，俞老师最终是为中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事业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俞氏哲学治学理念之二

学术创新虽然值得鼓励，但是要时常以挤压“创新泡沫”为念，做到先温故、后知新。

俞老师经常向学生指出，动笔先论文之前首先得想清楚自己的构思和立论有何新意，而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写作者还要预先调查清楚，学术界对于相关问题有哪几种见解，而这些见解各自的短长又是什么——否则，写作者对于自身立论之“新意”的辩护就是缺乏根据的。

依据笔者浅见，俞老师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亦对当下中国的外国哲学界的研究很具针对性。现在外国哲学界的主流教学理念是重视经典原著解读而相对轻视二手研究资料，换言之，依据此思路，论文写作者更为熟悉的文本似乎更应是自己所研究的核心哲学文本，而不是别的国内外学者研究同一文本时所产生的研究成果。

这客观上就会使得一些已经被前人得出的解读结论，在新的解读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多次重复，造成一些“伪创新”。而在俞老师看来，对于这些“伪创新”所导致的学术泡沫的打压，不仅仅是学术规范的硬性要求，更是应当出自学者的职业良知之自发。这也就是说，只有一名学者谦逊地将自己视为全球学术共同体中的一个接棒者，他才能够抱有同情之态度去关注学术同行既有的成就，而不会唯我独尊地自己视为真理的独享人。

俞氏哲学治学理念之三

哲学各个流派都有各自的短长，不可偏废一派而独尊一派，而要做到对于各种研究路向的全面把握。

俞老师的这一见解尤其是针对现在外国哲学研究中出现的“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彼此分野、彼此对峙的现状。大略来说，当代法德欧陆哲学的主流是彰显哲学研究的人文主义特色，强调哲学和文学的关联，凸出人类生存的历史性、社会性。与之相比较，英美分析哲学的主流是彰显哲学研究的科学化色彩，强调哲学研究和逻辑分析之间的关联，相对不太重视与人类生存相关的哲学问题。

虽然俞老师本人从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学术理路上乃是欧陆哲学的一支，但是他本人却非常强调英美分析哲学的教学研究对于治疗中国哲学界“重直观轻论证”之痼疾的作用。他在笔者读本科的时候就强烈建议笔者去从事分析哲学方面的研究，而在笔者对语言分析哲学“有点感觉”之后，他又立即建议我去读一点当代英美心灵哲学的读物。

现在想来，俞老师对于学术发展的路向把握，真的具有极富战略性的眼光。要知道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国内外国哲学界对于意识问题的研究还一直被视为欧陆现象学的专属地，至于英美心灵哲学，还只是被科哲界少数学者注意到的一个边缘学术领域。不想到了今天，心灵哲学已经取代语言哲学，成为了国内分析哲学研究的第一活跃领域，相关研究论文亦在国内哲学刊物不断“露脸”。俞老师能够在这么多年前就预见到心灵哲学在国内的勃兴之大势，着实让人惊讶。

俞氏哲学治学理念之四

要将锻造学术精品的意识贯彻到每一个细节中去，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程度地消除学术作品中的瑕疵。

这一点在俞老师指导学生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不少俞门弟子都有这样的记忆：俞老师会对学生提供的论文初稿的每一细节进行推敲，至于被牵涉到的细节种类则是无所不包的：为何某处要使用逗号而不是分号；为何是单引号而不是双引号；某个专业哲学术语的外语拼写是否正确、汉译是否妥帖；某个句子是否句法过于复杂，需要加以简化；某段引文的出处是否经得起查考，等等。

笔者至今还记得，笔者的博士论文《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在即将被提交答辩委员会之前，先前已经对文稿表示满意的俞老转而改变主意，于深夜给我打电话，要我重新编辑全文的“导论”部分，因为他突然觉得该导论对于某些问题的讨论在文脉上与正文不甚相关，建议大段删除。不得不承认，当时本人在听到这些建议后，情绪上的确是有所抵触的，这不仅是因为论文提交的时限已经近在眼前，而且也是因为大段“割爱”所必然会带来的“心痛”。

察觉到了我情绪的波动之后，俞老师就通过罗丹斩去精美的雕像手部以免喧宾夺主的故事，对我进思想开导，并对如何编辑修改导论，给出了具体的意见。我在其指导下立即打开电脑对文本进行重新编辑，而俞老师则在电话那头耐心等待我完成修改，以便在打印文本前最后通读一遍电子稿。那一夜师生反复切磋、打磨细节，彻夜未眠，直至天明。后来我的这篇博士论文有幸被国家教育部评为“2006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之一，固然有评审专家错爱的缘故，但这一成绩的取得，无疑也因为其凝结着俞吾金老师大量的心血，以及他力求完美的学术追求。

依据笔者的浅见，俞老师留给中国学术界的最大的精神财富，可能并不是他大量的优秀学术成果，而是支撑着这些学术成就的学术理念。概而言之，对于将中国学者的风采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光大的希冀、对于诚实、谦虚的创新学风的秉持、对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间平衡点的寻觅，以及对于奉献出最完美学术作品的巨大诚意，构成了俞老师学术生命的四根理念性的支柱。吾辈唯有好好地继承这些理念，进一步地推进中国哲学事业之发展，以切实的努力夯实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才能祭告俞老师早逝的英灵，不愧于中华复兴的伟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