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周一谈治学”中，我们将走近刘放桐教授，感悟其时代担当，学习其严谨治学，敬重其豁达胸怀。

人物简介

刘放桐，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湖南桃江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第三届、第四届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委员，第一届全国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1996年被授予首席教授荣誉称号。2008年被聘为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顾问。现代哲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第一任站长。2004年任复旦大学新成立的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为国内十余所大学聘请为兼职教授（或名誉教授、顾问、学术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

人物专访

作为一个资深哲学研究者，刘老师认为，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需要贯穿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学术立场，即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我们不能够单一片面的看待马克思主义，而是应该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才能够更全面、深入地把握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精神动向，更加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从而也更好地从不同方面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时代担当——使命时刻

伴随着老先生亲切的微笑，镜头好像一下子拉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刘老师说，从幼年开始，总觉的应该做点什么，人生应该不仅限于此，想想现在的自己，还是那个倔强的、单纯的、对理想充满热爱的那样一个人。刘老师早年家境贫寒，历经艰辛，一路只能断断停停地求学，然而他始终没有放弃。大学时候他学的是经济。现在回想起来，刘老师觉得报考经济系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因为国家倡导经济建设，就报了这个系。然而，四年经济学的积累，加上曾经对自然科学有过广泛的涉猎，给他奠定了一个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比较广阔的视野。刘老师毕业以后去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的工作，在工作之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涉猎，也让他对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想来，刘老师哲学的爱好正集中在哲学的本来意义“爱智慧”上。学习哲学最要紧的就是运用哲学的道理来思考各种问题，增长智慧。年轻时候的他，碰到什么问题他总要思考个究竟。

1956年．是当代中国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年，当时党的八大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方针，特别是确定了双百方针，提出了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口号。教育部决定在一些有条件的大学开始试招授予学位的正规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学位，这是参照苏联的教育体制进行设立的，水平相当于美国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之间。本来按照本科所学专业和工作性质，刘老师应该继续学经济学，但是由于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再加上强烈的兴趣驱使，他决定选择报考西方哲学专业继续深造。虽然当时国家在大力提倡经济建设，然而再好的经济建设，也需要人文精神作为引领，时代是需要灵魂的。刘老师感到当时最成问题的就是哲学，当时学界对西方哲学的全面否定和批判，不但不利于哲学学科的发展，也无助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时代精神的高度所体现的意义。当时招收西方哲学专业研究生的只有三个单位，北大、人大和科学院。刘老师报考了人大哲学系西方哲学史专业，而且被顺利录取。

进入人大以后，刘老师投师于当时大名鼎鼎的何思敬教授门下，由苗力田先生协助指导，何先生在延安时曾任社科院的副院长，还给毛泽东等领导人上过课。从此，刘老师正式踏上了学习与研究西方哲学的道路。那也是人大哲学系刚刚成立的时候。人大一开始位于北京市里，后来搬迁到郊区，和北大相邻，因此，刘老师有机会经常去北大上课。当时听过很多著名学者的课，包括冯友兰，金岳霖、郑昕、贺麟、任华等人。这些先哲的教诲对刘老师日后的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先生都不约而同的主张学习西方哲学必须精读几本经典原著：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小逻辑》。而这些，刘老师都仔细研读并仔细的做了笔记。这些先生大都主张厚积薄发，不鼓励多发表文章，但也有些先生鼓励多练笔。刘老师觉得他们的话都有道理，这也极大影响了其后来的为学风格。

刘老师回忆到，在人大期间的学术基础和积累，成为其这些年来从事西方哲学研究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不仅仅得益于先哲们的悉心教诲，人大的优良学术氛围也给刘老师提供了进一步的学术机会和成长空间。一方面来自于在读研期间编写“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经验。这使得他能够比较系统地了解了“五四”以来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和发展情况，也为进行西方现代哲学研究做了准备。另一方面来自于人大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环境，这使得他一开始从事西方哲学研究工作，就比较注意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指导，并力图把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结合起来。

1961年，刘老师进入复旦工作以后，在我国著名专家全增嘏先生的指导下工作，参与全先生修订主编的《辞海》。当时西方哲学教研室其他人参加得很少，有的人就一个礼拜去开会讨论讨论。主要的工作还是全增嘏在做，刘老师因为俄文比较好，包揽了当时俄语词条的编写和一部分西方哲学词条的编写。此外还担任教学工作，主讲《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原著选读》、《马克思主义哲学》。除此之外，还被抽调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工作。这些工作都进一步提高了刘老师独立从事不同课题研究的能力。并且内心也更加坚定当初的想法，即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一定要超越现代西方哲学的反思。刘老师在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时候更加清楚的意识到，以往那种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模式应该抛弃，建立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新的评价模式，是当务之急。后者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因按照其本来面目，从其现实和历史的发展来认识和评价。这样的研究才能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胜地位，特别是具体地揭示它作为当代时代精神的高度体现的意义。

严谨治学——虚怀若谷

刘老师从事哲学教学研究六十多年，其著述颇丰，然其为人严于律己，虚怀若谷。他说一辈子就写了两篇文章一本书。一本书是指《现代西方哲学》，从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酝酿，其中经过文革的曲折，经过两次修订，三次出版，历时三十余年之久。此书的问世，填补了国内学术界的空白，推动了学科建设。至今，这本书还被哲学学院的学生奉为经典著作，亦为许多外系学生所追崇，网上在评选影响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20本书时将其列入。事实上，刘老师一生著述颇丰，为了振兴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挖掘西方哲学的价值，即使已入耄耊之年，刘老师也没有停下脚步。只是刘老师很谦虚，当别人问及其他著作时，他总是呵呵一笑，说：“当然我也发表过一些写得较快的文章，但它们往往没有新意，凑数而已，其实根本没必要写。”

知名学者邓晓芒教授曾撰文指出：“刘放桐教授在《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序中提出了两个振聋发聩的‘基本观点’：一是‘现代西方哲学取代近代哲学是哲学思维方式的重要转型，它是西方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二是‘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转型有着原则的区别，在超越近代哲学上二者殊途同归，都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刘老师的两个基本观点非凭空而来，而是他一生心血灌注而成的。“第一个基本观点为现代西方哲学摆脱对西方哲学的旧的、近代的研究方式提高到一个更新、更广阔的视野，打开了无限的可能性；第二个基本观点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不再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而是可以并存和相互吸取的朋友。显然这两个观点都是立足于人类思维方式不断发展提高的客观事实所作出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它们极大地改善了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的政治空气和学术空气。”邓晓芒道出了刘老师宏大的学术气魄和开阔的学术视野。

国际形而上学学会、国际价值和哲学学会负责人G.McLean教授说，刘老师“比其他许多人更像是在哲学上使中国真正开放的一把钥匙，他力图证明一种更为开放、更有人道主义特色的马克思，他的确做到了；他力图揭示西方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同时又指出其局限性，他的确也做到了，他的名字和他的著作成了对待西方思想的公正、可以接受和创造性立场的同义语。”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谢地坤教授也曾发表过如斯感概：“前段时间在上海有一个会议见到刘放桐，他也是从事哲学教学研究六十多年，他说一辈子就写了两篇文章一本书，非常谦虚。当然就我们后辈来说，关于我们现在能够做什么，他们对我们很有启发。”

从当初肩负时代使命，心怀理想。刘老师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不辞劳苦，奔忙学术，鞠躬尽瘁。除了其所说的一本书两篇文章以外。刘老师发起并与俞吾金共同主编《西方哲学通史》（10卷）。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组织翻译出《杜威全集》，极大地推动了实用主义研究在国内的发展。他的著作为国内打开了一个现代西方哲学的窗口，让人们接受了新鲜的哲学养分。他首创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放到西方哲学发展的脉络中来审视，把这两种哲学结合起来研究。他提出，应该让对杜威哲学的理解回归到现实生活中。在中国的语境中，刘老师在很多哲学问题上都可谓开风气之先。

刘老师还全力促成了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的建立，促进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合作，为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吸引了无数国际知名专家和杰出学者，极大的推动了中美两国哲学界的对话沟通，给青年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交流平台。更给后继学人奋发向上的无限动力。

师道传承——包容豁达

刘老师桃李满天下，豁达大气，从无门户之见，亦无学科之别。其一生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鼓励学生自由发展。从教60年来，刘老师门下，人才济济。他指导过的学生有不少是致力于学术的，活跃在学术前沿的知名学者，也有不少学生是在各行各业拔得头筹的杰出人才。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为祖国做出贡献，而这，与刘老师的悉心指点是分不开的。

刘老师对学生晚辈关爱有加，平等相处。不管是对自己的学生，还是对其他老师的学生，甚至对外系的学生，乃至对外校的学生。只要学生有问题想请教，刘老师都会安排时间接待，根据每个学生基础深浅，人格特点不同，相应回答，助其成长。这种雍容博雅的学术气度一再成为哲学学院的从教典范，引领了哲学学院生动活波的学术氛围。每年的新生见面会上，学生们都会听到各位老师的一致言辞：学院老师之间不存在门户之见，学生遇到难题既可以找自己的导师，也可以找和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有交集的其他老师。在刘老师的影响下，老师们从不拒绝学生的来访，每周都必须腾出时间接待学生，为学生答疑解惑，这种风气日久弥新，已经成为学院的一种成文规定。传统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隔阂被打破了，学术之间的交流再无壁垒，而这都是得益于刘老师海纳百川的胸襟和超凡的人格魅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外系转入的学生，刘老师不但在招考时没有对他们另眼相看，进来读书以后亦不因的他们基础薄弱而放弃对他们的栽培，而是尽心尽力地为他们各自提供帮助。曾经有学生因为跨专业学习，困难重重，常常一周要给老师打好几个电话，一问就是很久。刘老师不但耐心指点，逐字逐句给学生分析哲学文本，讲解当时哲学家的时代背景和问题意识。刘老师还常常给这位学生以鼓励，夸奖其学习用功，求知好学。以至于，刘师母也常常说：“刘放桐这个人呀，他眼里面就是学术，就是学生，也是不要娱乐，不要休息的。”是的，刘老师的时间是为学生准备的，他一生兢兢业业，从来就把学生的成长和发展看为头等大事，对学生，随其种性，具足蒙润，使得学生随其潜能而得到充分发展。

在对学生的建议上，刘老师常言：“做学问，一句话，善于独立思考。我是不赞成学生什么都要听老师话的。我当年也不是个听话的学生，但是很用功。”刘老师说：“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有这样一句话‘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做学问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畏艰险，要勤恳踏实，只有这样，才能够取得成就。”刘老师培养研究生，从来不让学生给他当帮手。让研究生写一篇文章，在后面加一个名字这种事，在刘老师身上从没发生过。刘老师门下，学术自由，态度严谨，作风踏实，充分尊重学生自主性。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刘平老师常言：“刘老师是富有大智慧的学者，秉承复旦深厚的学脉，无论是为学，处事还是教学育人都深深影响了我。在学问态度上，刘老师始终反对定一门为尊，反对闭门造车，反对追求显学，为学工夫讲究降浮躁之气，破门户之见，固勤勉之力。“但开风气不为师”，刘老师在挫折和荣誉面前始终从容淡定，“于己讳美，于人藏疾”，不失正情真味，他的高贵品性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提倡和传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