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这些名字对我们来说或许并不陌生，但对于纷繁复杂的法国哲学来说仍只是冰山一角。本期“冰桶挑战”栏目中，由王纬老师点名，我们将特约采访《现代法国哲学》授课教师王春明，聆听他对法国哲学的思考与见解，分享他独特的哲学视野。

王春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法国里尔第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讲授本科生课程《现代法国哲学》。

求学之路

Q1、您先后在复旦大学和法国里尔第三大学求学，期间是否有印象深刻的老师或课程？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来到复旦的契机其实是高中的加分考名额，当时在一本红色的介绍册里我第一次了解到复旦哲学系。和大多数新生一样，第一堂课是《哲学导论》，当时是王德峰老师讲授。他的课的确风格鲜明，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刚从高中踏入大学、在哲学专业门槛上张望的同学来说，他的课是具有启蒙性的。王德峰老师所传授的不仅是知识，也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后来随着阅读的积累和同学间的讨论交流，我逐渐开始认识到老师们不同的问题域，比如张庆熊老师的《基督教哲学》，就使我对基督教思想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哪怕从我自身独特的研究视角来看哲学史，也会发现基督教不仅仅影响了广义上的西方传统，更随着文化之间的迁徙和传播影响了东方的思想。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视角。

研究生阶段由于我结婚较早，所以成家后不太经常在学校里，当时郁喆隽老师开设了一门关于宗教社会学及世俗化理论的课程，他的讲课方式让我印象深刻。他不是单方面的“讲”，而是要求我们事先阅读相关英文文献，在上课时介绍文献内容并提出问题，他同时进行相应的补充。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小型、密集型的讨论课程，对我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都有不小影响。此外还包括我所选修的中文系黄蓓老师开设的法国文学课程，文本包括蒙田、帕斯卡尔等，当时也要求“先预习、再讨论”。这些老师的方式方法也让我后来对教学有了一定的思考——在上课时，我希望同学们先将文本读懂读透。

2012年，我去往法国里尔大学（当时称法国里尔第三大学）攻读博士。在那里我们上的课不是传统的课程，更多时候是研讨会，而且往往是对某一问题领域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报告他们的最新成果，同时与师生交流。这也影响了我目前教学所采取的基本方式。除了向同学们介绍某个研究论题“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突出研究视野甚至是整个研究论域，包括研究论题本身的特点、强项和弱项，而不是僵化的、完结了的东西，而且在此视角下，师生都是平等独立的研究者。我认为老师讲课的最终目的不是展现“我研究的是什么、研究得多好”，而是向同学们发问“这个论题你是否感兴趣、你有什么想法”，这种方式下或许能产生更多思维上的交流和碰撞。

治学心得

Q2、巴迪欧将法国哲学看作是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后第三个黄金时代，对您来说，现代法国哲学有怎样的魅力？

这个问题涉及两个部分，一方面是巴迪欧的评判，一方面是我对“现代法国哲学”的看法。

从我自己来说，“现代法国哲学”这三个词中任何一个概念都是有问题的。“现代性”本身是无法完全断定的，或者说，它作为一种哲学的“现代性”，体现在何处是无法简单指明的。过于强调现代性实则在某种意义上割裂了它和传统的关联，从而极易以偏概全，比如切断了20世纪法国哲学家（如梅洛-庞蒂）与18、19世纪哲学传统（如Maine de Biran）的直接关联，仅希望探查作者所处时代的“独有”的问题，这种方式毋庸置疑忽视的是一种并非单一的、支撑哲学家思考的传统问题线索。而且如萨特、梅洛-庞蒂这代人，他们是在特殊的哲学教育环境中成长的，和其他国家不同在于，当时法国的学院哲学教育中有非常强的心理学传统，而也是在此背景下，萨特等人或多或少涉及到了雏形阶段的精神分析，因而在此意义上强调“现代”、强调“法国”也是有问题的。

“哲学”也是如此，除非你先行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但往往是狭义的）哲学的定义，你无法指认何者是哲学、何者不是。但很多哲学家的情况是特殊的，甚至是令人讶异的。尤其是像德勒兹、福柯这样的思想家，他们和哲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比如福柯不认为自己在做某种哲学工作，甚至摆出“反哲学”的姿态。他们对哲学本身有非常特定的理解。在国内的哲学课堂上，常常会听到的一种解释是“哲学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哲学的问题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其潜台词是哲学如何一方面区别于其他学科，一方面高于其他学科，对此我是比较反感的。在目前的状况下，作为所有科学之科学的哲学是不存在的，从而比所有领域的研究者都要高明的哲学家也是不存在的——除了在如此想象的人的心里。

回到“法国哲学”，它的特殊性其实就在于无法被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告知什么是“哲学当中的法国性”，这和语言、国籍等无关，要想从其他哲学中有效地区分出法国哲学，必须先行交代背景。只有在一种比较的视野中，在这种复杂的、临时性的，甚至是策略性的比较关系中，才能相对地讨论何为法国哲学。在此我们只能保持一个较为模糊、甚至是不断变化的框架，在此理解框架的基础上谈论思想家及其作品。我相信以这样的开放态度，同时与那种做了法国哲学就成为“哲学”上的“法国人”的错觉、幻觉保持距离的话，真正的研究和思想才能健康展开。其他的X国哲学也是可以以这种方式理解的。

另外谈谈我对于巴迪欧的评判的看法。首先对于巴迪欧本人，实话实说，在法国本土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从哲学角度接受的，此外从我个人来说，我对他的东西不是特别感兴趣。一则是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看他的书没有看懂，后来到法国查阅他的法语书也没有看懂，问同学和同事，他们对此也表示比较困惑，可能问题也出于我们能力有限。再则是从巴迪欧本人性格上来说，据我了解可能也不那么讨喜。比如他有一次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在评判他人论文时批评对方没有用到他在某本书中阐释的维度。这种行为我个人不是很赞赏。

关于巴迪欧将法国哲学看作第三个黄金时代的评判，他在一篇短文里说，“法国哲学在萨特和德勒兹两人之间展开，历经巴什拉、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拉康……也许还可以算上我自己”。他的判断首先落点在“西方哲学”，但“西方哲学”究竟指什么？比如古希腊很多哲学家本身没有近代的西方意识，而且于北非出生。因此，这样一种大写的、简单的、单一性的“西方”是可疑的。此外，这种“三阶段论”式的划分是有传统的，从黑格尔到孔德，都有这种梳理哲学史、思想史，乃至一般历史的倾向，但此种倾向，以最轻松的方式说，给出的是一个过于简化的图形。法国本身的内在丰富性是无法以这样的简单方式阐明的，因而指称它是“黄金时代”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断定在我看来拥有过多的想象成分，或者说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拔高。

Q3、哲学在法国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每年法国高中会考的哲学考试总能引发讨论，您是否有此感触？

的确如此，每年法国高考无论是网络媒体还是微信朋友圈，都会有人喜欢转相关帖子，说“人家考这个东西多厉害，我们考的内容一塌糊涂”之类的话。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法国人并不这么看。据我有限的了解，除了少部分高中生对哲学确实有兴趣外，很多人的态度也是相当“应试”的。其实“法国哲学热”的现象，和法国人称赞我们高中语文的古典文学常识多么厉害是一个性质的事情。本身这就是高等教育的考试制度，我们不能“神化”，或者将这个现象上升到法国民族的内在哲学性问题，这是比较荒唐的。但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热”产生。事实上，我们试图通过法国高考哲学题所要把握的，是中国高考八股文体制所缺乏的维度，但我们最终把握到的其实不是法国应试教育的现实中那个哲学的真正面向，而只是一种想象——即法国民族似乎多么具有“哲学性”。这是不靠谱的，但要同情地理解这种想象，它所折射的其实是哲学这门学科在我们的学院体制中所占据特殊的位置，以及这一位置背后的整个复杂的现实结构。

简言之，透过所谓法国高等教育的现实，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以及哲学在中国的境况，事实上我们是透过一个被想象出来的他者折射自身的一种处境，表达自身的一种诉求。

近期关注

Q4、第九届中国法国哲学年会于上周落下帷幕，此次年会之行有怎样的感触？

其实每一届年会都会有一个主题，这是一个办会的惯例，但并不是说所有论文都要与这一主题直接相关。在今年这届学术年会的开幕式上，南开大学的贾江鸿老师就介绍了这个选题的起源。从特定关联上看，他提到2017年在复旦举办的法国哲学年会，当时邀请马里翁做报告，这个选题——“唯灵论和唯物论”，就是由当时的报告及其互动引申来的。这样一条线索，至少是从19世纪末以来对法国哲学的理解来看，简单来说就是心灵和物本身之间的关联。因此从契机和理论两个维度来讲，这次大会的选举主题是有一定恰当性的。

今年这届年会给我的感觉是一些新鲜的面孔越来越多，比如做精神分析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像精神分析和法国哲学、和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的互动成为许多年轻研究者的关注点。就此问题来说，的确也是值得探究的，因为它所揭示的、或者说留待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是比较重要的。简单来说，就是语言本身如何构造一个被理解为主体的人的位置或形象，它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语言不是一个纯粹形式性的东西，它是主体间性的，是在和他人关系中所运作的。当然，也有另一种相关思路，即认为语言参与构建的社会性不能完全还原到主体间性中等等。此外还包括一些局部问题，如在家庭关系的模型中理解上述问题是否恰当等，这些仍然没有被解答的根本问题——语言、主体性、社会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但要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始终带着这些问题思考，而不能将研究本身消散为技术性的东西。哲学永远不是内在的，而总是在特定的环境当中展开，就如同刚刚提及的“法国哲学热”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对于“纯哲学”有一种想象，而且提出这种纯哲学构想的人往往本身是在学院中做哲学工作的人。这很有意思。阿尔都塞曾经提到“科学家的自发哲学”，也就是科学家往往在展开他的科学工作时会对涉及其中的哲学性问题有一个理解，在此意义上，或许还有一种“哲学工作者的自发哲学”，即（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以哲学为业的人自发地对哲学有一个理解，并且往往是在宣传某种哲学观念意义上的理解，但二者有时是不匹配的。在鼓励学生向其所理解、所宣称的哲学道路前进的同时，我们会切身体会到哲学在展开自身活动时有其物质性的制度、社会、体制维度，这些维度不完全相符于在某些课堂上被传授的作为诸种学科之首的哲学的形象。

因此，抛开诸多环境谈论的空乏的“纯哲学”概念是不存在的。哪怕是在前大学化的阶段，比如古希腊哲学家也是在特定社会环境、特定制度性中从事某种哲学的工作。没有一个东西叫做纯哲学，并且贩售这种“纯哲学”对年轻人来说是危险的，尤其是对于哲学有一股理解上的热情的青年学子，因为他们会将哲学当作是能借以摆脱现实中种种苦恼的一种乌托邦式对象，甚至有时由于现实不符合对于纯哲学的要求，就在此意义上对其批判。但事实上，这种出发点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哲学观念，它无法展现具体的环境、具体的社会机制等等，因而无法真正参与到实践层面的现实批判。认识不到这点，不指出这一点，要么是在自欺欺人，欺骗自己从而也去欺骗其在特定位置上方能享有的听众，要么良心就是坏的——当然后一种情况基本上是少数。

简言之，我觉得对于我们从事哲学工作的人来说，要警惕打着救赎性、避世性、纯粹性的旗号的“纯哲学”观念，只有怀有这种警觉，不断反思自身中的“非思”，才能真正有效地展开自己的工作，而非宣扬一种单数的、大写的，没有任何差异的“哲学”。

Q5、您在年会发表题为《宇宙是人的尺度：巴塔耶神圣人类学的宇宙论基础》的报告，可否简单分享研究巴塔耶哲学思想的契机？

我刚刚也提到，我要求自己进行哲学研究的方式，不是单单去关注某人，而是要透过他的思考发现他的问题及审视其前提假设。这也是我研究巴塔耶的一个基本态度。

从国内来看，研究巴塔耶的老师据我所知可能不超过五个，学生层面感兴趣的可能更多一些。即使是在国际学界，巴塔耶本身也不是一个中心性的位置。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巴塔耶和学院式的哲学是有一定距离的，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哲学教育，至少不是专业性的教育。虽然他和当时的知识圈有很多接触——他听过科耶夫在巴黎讲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他和流亡到法国的俄国思想家舍斯托夫有较近的接触；他和萨特、梅洛-庞蒂、加缪等有比较近的关系等等——但他本身是和哲学之间存在距离的。然而这并不表明我们不可以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他，而我试图透过巴塔耶把握住的东西，就是神圣问题。

巴塔耶对“神圣”的理解是“去神学化”的，是在社会性层面、乃至生存性层面，去理解神圣究竟为何。简单来说，在巴塔耶的视角下，神圣是触及人类生存本身，使得人的生存区别于动物生存的维度。当我这样总结时，稍微了解法国思想史的同学就会发现，他在此问题上和科耶夫乃至更悠长的某个传统是密切相关的。西方传统中一直存在这种试图将人与动物相区分的努力，比如宣称人是政治的动物、语言的动物、意识形态的动物等等。巴塔耶某种程度上也承接了这个问题，以及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他提出“神圣学”正是试图回应属人的独有特性究竟是什么。神圣问题对他来说，归根到底是人本身的问题，是具体社会中存在的每个人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大写的“人”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他借鉴了很多宗教社会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资源，比如他与核物理学家安布罗西诺就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对朗之万、爱丁顿等科学家的著作也很了解。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能从哲学的角度把握巴塔耶，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确实隶属于一种哲学问题传统，或者说他的思考本身有一个问题化的地平线，后者与哲学密切相关，也即将人作为核心问题。要理解自身的生存方式，此种生存的意义或许往往为超出“人”的力量——可能是神的力量，可能是他人的力量，可能是大写的社会力量——所规定。巴塔耶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展开思索。他的表述、资源虽不是“哲学”的，但确实与哲学上的某些思考有共振关系。

青年寄语

Q6、结合您的课堂教学，对于青年学子有什么建议？

从老师的角度来说，很高兴看到大部分同学是有自己的问题或想法的。在教学中，我们也要注意不仅提供给同学们知识，更要告诉他们如何去理解这一问题被作为哲学问题提出，进一步帮助他们将之转换为自己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发现很多同学虽然有自己的问题，甚至很多是细节性的问题，但往往不会进一步展开思考。而且很多时候同学们的问题不是过于宽泛，就是过于细致，从而它的有效性或相关性就显得不是很强。当然，这个也是需要老师进行指导的，比如我所知道的王聚老师开设的《哲学方法论导论》就提供了一个典范。我觉得这种方式是值得推广的，需要这样一门课程告诉同学们一般而言的哲学有怎样一种运作的方式，再具体到不同的学科路径，从而将问题本身落实为哲学性、值得去进一步操作的问题，真正在方法论意义上提示同学们如何做哲学。

对于同学们来说，如何吸收和输入是需要自己亲自体会、逐渐摸索的。比如“阅读经典”，但什么才算是“经典”？徐英瑾老师有个观点我虽然不百分百同意，但我觉得指明了一个值得拓展的方向，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有过于沉重的哲学史的包袱，徐英瑾老师认为我们或可先抛开包袱，把握问题本身，将“包袱”则作为吸收和反馈的材料带入问题。我认为这种方式不仅是重要的，更是值得从操作性层面落实的。

再比如所有老师都说你要“带着问题去读书”，但怎样才算是“带着问题”呢？问题不是你拍脑袋想出来的，也不单单是老师告诉你的，有时发现问题的机制往往需要你阅读前沿论文，你必须知道在相关问题上目前的学者推进到了哪一步，但你又不能完全陷进去，要透过这些论文的技术性回应去思考这个问题的价值所在。在此方式下你才会逐渐产生所谓的“问题意识”，摆脱纯粹习得而来的看似显而易见的“问题无意识”。这是一个相互交织的互动性的过程。

彩蛋问题大放送

因为我从法国留学毕业回来，和王纬老师也一起在法国开过会，所以他把我定性为“法国派”，和谢晶老师一样是属于“那边”的。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点是，法国文学也是我很感兴趣的东西，他却没有提出来。

从提问人的角度来说，王纬老师无疑是猜测我肯定会羞答答地把法国女孩排到最后，那么我就迎着他的意思，把法国女孩排到第一。不过，首先需要对“女孩”本身有个定义，我尚不清楚他说的女孩指青年女性还是小朋友。如果“女孩”指小朋友的话，我确实比较喜欢小朋友，我自己也有一个女儿。如果“女孩”指青年女性，那么喜欢女孩同样似乎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男性对于女性（也可以对于其他男性）本身就有一种审美感，不会因为结了婚就不看其他女性——这太假太做作。有时候我也会和太太谈论到某个女性很有气质，互相问对方喜欢哪个女明星等等。

我喜欢法国的菜和酒，但我也喜欢非法国的菜和酒。如果是啤酒的话，肯定是德国、比利时的要好一点，东欧波兰的酒也很好。如果是菜肴的话，有些菜我是非常喜欢的，比如生牛肉和法棍。当然我知道法棍很硬，我一开始吃的时候，口腔内壁也确实破掉了。

有些人觉得法语很好听，觉得它是一门浪漫的语言，不过这可能是一个有意思的错觉，因为它已经不是从纯粹语言的角度上来看。当说到法语是浪漫的语言的时候，尤其是对一些青年未婚男性，可能脑子里会幻想苏菲·玛索等女明星在他耳边说法语。就法语本身来说，我没有太多偏好。我会觉得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也挺好听的，但有可能和我当初还没有彻底掌握法语的时候觉得它好听是一样的道理。法国当地也会存在不同的口音，而且其实年轻人的法语不是很好。不仅仅是口音，也有很多语法错误。老一辈的法国人会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法语完全是一塌糊涂的，完全是一种地痞式的法语。法语背后有当代法国社会的不同民族构成的问题，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所以这和“纯哲学”一样，一种纯粹的法语是不存在的。它是被人说出来的法语，被每一个不同的人说出来的法语。

装修的话是因为我之前装修过，刚才还在帮助同事组装桌子。这些事情其实反映出的是我的性格，这种性格有优点也有缺点。

举个例子，我之前帮女儿采购钢琴。我不了解钢琴，也不会弹，但在市面上如果不懂钢琴的话往往会被坑。我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被坑，同时也想了解下它是什么样的机制，所以我首先了解了国内生产线和打着国外品牌的生产线的区别，又去了解了钢琴本身的要素和构造，比如榔头、木材、弦，还包括做琴弦的羊毛纯度等等，此外还有不同品牌，比如雅马哈和卡瓦依的代理经销商、销售方式等。

装修也是如此，我会了解装修的整个程序、定价的方式，评估背后可能的“猫腻”，比如当时我装修的时候，门窗就是自己做的。这种方式的好处可能在于我会了解得相对比较透彻，所谓知己知彼；坏处在于要花费很多时间，虽然我个人谦虚地认为自己做事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落实到青年教师的工作也是如此。因为青年教师不仅包括学术，也包括行政方面（我们学院有一个很给力的行政团队，但毕竟事多，人手少）。在学术上，我常常作为一个外行去点评论文，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这个问题的进展、比较重要的文献、背后的核心问题。行政也是如此，我有一些办会的经历。除非特别忙，我都会尽可能参与整个办会流程，此外还会比较详细地了解它的相关政策。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我个人可能不是“案例式的突破”，碰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而是希望对整体有一个了解，知道在做的时候应该怎么去避免问题。

确实是这样。巴塔耶关注的一些领域，比如色情、宗教神秘主义和法国作家萨德的思想，确实会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他关注比较另类的、从某种标准来看比较肮脏的东西。但是当你进一步了解就会发现：首先，他不是特例。这是当时许多法国知识分子甚至欧洲知识分子在生活和思想上的共有内容。比如法国作家阿波利奈尔，他的一些原则上无法出版的小说在语言和画面的冲击上甚至更胜一筹。但他确实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他认为这些东西不能因为被指认相悖于某些道德的、社会的标准，就被放在一个仿佛不能触及的领域，也即禁忌的领域（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禁忌和神圣本身又有内在的亲缘性，这也和他思考神圣是密切相关的）。他认真地去思考，反而不是像我们这样，一方面不好意思谈，另外一方面又故意去谈，以表明自己在思想上是非常先进的。巴塔耶不是一个故意博眼球的人。

巴塔耶和当时的超现实主义者之间存在冲突。巴塔耶非常反感用超现实主义的方式去理解那些污秽肮脏的文学。他认为这种方式只是一种美化了的姿态，即表明“我能够反抗社会”，但实际却没有。在特定的、有特权性的社会地位中，超现实主义及其他一些人从某种高度俯视劳苦大众，表示同情，但却没有真正进入实际情况中。这也存在于我们当前，尤其现如今的法国理论界，仿佛某种东西惊世骇俗就厉害了。往往有一种原教旨的法国哲学，批评德国哲学太学究太老气，认为法国哲学谈“屎尿屁”就更胜一筹。但这其实毫无意义。巴塔耶至少不是以这样的姿态谈论的，他不是一种所谓轻挑的、戏谑式的、后现代的法国思想家，而恰恰是一个非常严肃地审视问题的人。他认为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当一个心灵淳朴的成年人触及这些禁忌领域时所产的震撼本身。我们需要理解他在道德问题上的这种坚持，简单来说就是要看到禁忌是社会性和人性中无法割舍的要素，它在两者之间游走。

采访丨张懿雨 龚宇充 隋艺菲

文稿丨张懿雨 龚宇充  雷子安 隋艺菲

制图排版丨隋艺菲

责任编辑丨蒋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