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在现代复杂性社会和全球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初发起的一场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意义重大，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方法在新时代的发展开启了航程。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与革命理想主义相结合的结果。社会实践包含理想与现实两个层面。理想必须与现实相结合，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因而，我们必须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对社会实践中发生的问题不断进行理性的反思。这是中国特色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关键之所在。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形势和重重困难。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指导下，对现代复杂性社会进行系统分析，并且更加深入地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全球化的客观逻辑之间的关系，从而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更加伟大的成就。

【关键词】：实践检验 理性反思 复杂性社会 全球化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15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方面和强大引擎。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呢？从总体上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在中国语境下的具体应用和创造性发展。从具体特征上说，一方面，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另一方面，它提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以崇高的价值观念引领实践，认真处理好“以人为本”与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性”之间的关系。对于任何理论，不把它当作天经地义的教条看待，而在实践的成功和失败中检验其正确和错误。与此同时，对我们的理论和观念进行理性的反思，辨明其价值意义，弄清其实现可能性的现实条件，吸纳国内外优秀的理论成果，结合实践经验加以修正和完善，不断有所创新，有所提高。中国特色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在现代复杂性社会和全球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认清现代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全球化的大背景，对于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各种人民关切的社会重大问题，不犯系统性、颠覆性的错误非常重要。这样，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既反对因循守旧的经验主义，又反对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沟通理想与现实，取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一、真理标准讨论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方法论开启航程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理论瓶颈。在教条主义者眼里，改革开放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的复辟。主张改革者认为，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经济政策的正确与否，不能从教条的定义上看，而要从实际的效果上看，于是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方法论。这里的“唯一”一词，在当时的语境下，是针对教条而言的。这是说，不存在教条的真理和实践的真理的双重标准，教条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唯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场争论始于1978年。教条主义者搬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定义，主张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因而市场经济的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改革者不是从教条的定义出发，而是从实践的效果出发。从实践的效果看，国家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可以办大事，市场经济效率高，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是最好的经济模式。正是基于这一认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且被确认为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与教条主义的思想方式相比，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的成效可以由实践检验。首先，国家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可以办大事，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集中财力物力进行交通运输和通信等领域的基础建设。如今，中国的高铁堪称世界一流，互联网的应用位居世界第一，公路、港口、机场的设施完备，相比而言，美国则显得陈旧了。如同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国家能集中力量造出“两弹一星”一样，改革开放后的40年国家集中力量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先进制造业的水平。今后，信息技术、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生物医药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2025”的实现，也要靠国家的统筹安排。市场经济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生了许多民营企业，它们在轻纺行业、小商品生产和电商领域，灵活经营，节省成本，在竞争中形成性价比优势。义乌成为贯通全球的商贸零售地，就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典型例证。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争论，还涉及理论的实效与价值的关系。教条主义者只从价值的角度评判社会理论，并往往只关注社会理论中的某个单一的价值。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就是平等，公有制是分配平等的制度保证，市场经济会导致分配的不平等，因此他们坚持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改革派则看到，社会理论要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价值理念与实际效果的统一，理性地反思多种价值目标之间的协调。富裕、平等、自由、公正、文明都是社会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不只是平等，而且是以实效为基础的多种价值目标之间的平衡。邓小平在反思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时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文化教育不发展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通过这一否定性的表述，邓小平反思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不只是平等，不能把社会主义的平等简化为平均主义。他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统一，并一再强调：社会物质财富不增长，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不能叫做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那种只讲平等，不讲经济效益，为了“一大二公”的价值目标宁愿使得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做法，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格格不入的。当然，反过来讲，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不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也不是社会主义。这就是说，要兼顾平等与效益、共同富裕与自由竞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辩证统一。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价值理念与实际效果之间的理性反思，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做出如下基本判断：“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邓小平采取“不搞争论”的策略。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不争论”并不意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说不通而只有在实践上可行。理论和实践归根结底是统一的。在实践上证明是成功的，在理论上必然有其合理性。只不过在当时，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风行很久了，好像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蒙住了人们看清事实真相的眼睛。这是由于在教条主义的干扰下，中国理论界并没有从马克思的原著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结合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实际经验进行理性的反思，而是把斯大林时期编写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科书当教条，而他们自己编著的相关教科书是在照搬或仿效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类的书籍，这些书籍是从概念和定义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的，这就堵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道路，使这类理论成了一种“思想解放”的紧箍咒。由于这类教条被法典化，一再重复说、继续说，被当作马克思主义权威，成了改革开放理论上的负债、心理上的不安。所以在当时，邓小平采取“不搞争论”的策略完全有其必要性。在当时，理论上不争论，并不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终究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通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再到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在实践中摸索经验和总结理论，现在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现在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具有自己丰富的实践，而且具有自己健全的理论。这是以解放思想为突破口，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中勇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巨大成就。

二、处理好科学性和以人为本的关系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关键

处理好“科学性”和“以人为本”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关键。学界对于这个问题历来存在争论：一种观点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社会科学，主张社会科学在于对社会现象进行实证的研究，在价值问题上必须采取中立的态度，由此才能谈得上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另一种观点主张，社会学说是有关人生观的学说，人生观与客观性无关，不能通过实证的方法加以研究。中国学界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是受到西方学界影响的，所以我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需要引述西方的相关观点并回顾历史上的争论。

当谈到社会科学方法论时，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社会科学”这一提法本身能不能成立？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自然与社会有些什么不同的特点？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能不能移植到社会领域中来？如果简单地把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移植到社会领域中来，会造成什么后果？如果否定发现规律的方法在社会领域中的应用，又会造成什么后果？

显然，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现象遵循自然规律，发现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目标。科学理论成立的标志在于能够准确地预言自然现象；如果其预言失败了，那么它就被证伪了。社会有没有像自然规律那样的客观规律呢？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的行为是由人的意志发动的。由于人的价值取向不同，面对同样的事情，会作出不同的决断和反应。因此，有一种观点主张，在社会现象中没有客观规律可言，从而“社会科学”这一提法本身就不能成立。

我们知道，上述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然而，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上，国内外学者长期以来莫衷一是，常常徘徊在两个极端之间。一种观点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另一种观点则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革命意志。经济决定论实际上是把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关系范畴简单地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中来。按照这种因果观，如果a决定b，b决定c，那么a决定c。于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工业的生产力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然而，为什么像西欧和北美那样生产力发达的国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生产力落后的俄国和中国却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呢？对于此类问题，经济决定论无法解释。在否定了经济决定论之后，唯意志论抬头了。他们把社会制度的演变解释为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主张改造社会的革命意志导致理想的社会制度。他们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解释为追求社会平等理念的乌有之乡。在改革开放之前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这种乌托邦主义导致了不按照科学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办事的“大跃进”和“大锅饭”的失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观是在同这些乌托邦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想方法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接着的问题是：社会科学有没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自己的特点和方法？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如果社会科学具有自己的特点和方法，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和方法？如果肯定了社会科学具有自己的特点和方法，是否意味着社会科学要抛弃认识客观规律和遵循客观规律的方法？社会科学能不能把对生活意义的理解、追求价值理念的人文精神与认识和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这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出发点：前者质疑“社会科学”这一提法本身能否成立，后者是承认社会科学本身是科学。然而，后者虽然承认社会科学本身是科学，但它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西方，这第二个问题由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在19世纪末提出“精神科学”这一概念而引发。狄尔泰所针对的是穆勒有关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的概念，他认为精神科学的特点在于对意义的理解，精神科学的方法是解释学，向人解释价值的意义。自然现象与人的社会历史现象有很大不同，自然现象是重复的，按照普遍规律运行的；人的社会历史现象是不重复的、一次性的、差异化的、价值导向的。自然科学的特点是用公式来表达规律，用规律来说明现象，从事有关科学实验、逻辑推导和预测的研究，不涉及对人生意义的理解的问题。社会科学属于人的科学，人不同于自然存在物之处就在于其行为包含对意义的理解，人的行为是在意义指导下的行为，是追求目的意义的行为。因此，社会科学的关键在于人生观，在于以文学、历史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等各种人文和社会学科向人阐明人生的目的意义。社会科学主要不是用来预言未来事件的，而是用来对人进行教化的。

狄尔泰为有关人的学科正了名，使之戴上了科学的桂冠，却引发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二元论的难题，直到胡塞尔建立生活世界的现象学和维特根斯坦论证了语言规则与生活形式的关系，才为解决这一难题带来转机。他们的论证表明，科学观及其方法论源于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中人的活动本身具有价值目标，在实践的过程中建构各种各样的规则。科学的准则、社会的规则、伦理的规范、语言的规则、思想的范畴，都可以追溯到不同社会语境和生活形态上的人的建构的实践活动。在这里存在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知与行的统一、客观条件与人为努力的统一、对规律的说明与对意义的理解的统一。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二元的，它们都起源于人的日常的生活世界，是在科学世界和文化世界的不同层次和领域中建构起来的。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不同，但它们都是为了人的目的服务的，都不是纯主观或纯客观的。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看到这一点，产生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设想。他指出：“规范结构的这种变化的发展动力，始终取决于没能得到解决的、受经济制约的系统问题的进化方面的挑战，并且取决于对系统问题作出回答的学习过程。一句话，文化始终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尽管文化在向新的发展水平过渡时似乎发挥着一种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迄今所认为的还要重要的作用。”在这里，哈贝马斯一方面肯定了经济基础对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制约作用，承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强调规范结构的发展取决于对系统问题做出回答的学习过程，主张世界观、道德观念等文化因素要通过交往理性在这一学习过程中进行反思和提高，由此才能促进社会系统的发展。过去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不加反思的历史客观主义”，片面地强调存在决定意识，忽视了人在社会实践中的理性的交往和学习的作用，否定了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道德规范和伦理意识在社会团结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意义。

西方在社会科学的性质和方法论问题上的争论，也以稍微不同的形式发生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五四”运动之后发生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从其内容和观点看，与西方有关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与生命哲学的人生观之争大同小异。张君劢主张：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科学为演绎、归纳等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丁文江持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认为张君劢有关人生观的说法是在贩卖欧洲的玄学（形而上学）：“玄学真是个无赖鬼——在欧洲鬼混了二千多年，到近来渐渐没有地方混饭吃，忽然装起假幌子，挂起新招牌，大摇大摆地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你要不相信，请你看看张君劢的《人生观》！”在这场争论中，胡适倾向于丁文江，主张科学有科学的人生观，不过他把丁文江的实证主义的科学人生观修正为“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即在应对和解决人的生存问题的自然进化中所产生的那种有效态度和方法。这是胡适从他的老师杜威那里学来的实用主义观点。陈独秀把不同的人生观解释为适应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现象。他引用孔德的社会历史“三时代”说，认为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宗教迷信时代，张君劢鼓吹玄学，代表旧的士的阶级对科学时代到来的“狂吠”。他的结论是：“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我觉得，陈独秀在这里的问题是，没有能够把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历史观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相区别，持一种非反思的历史客观主义的态度，没有讲清楚价值观念在社会系统中的能动作用。

我之所以谈及20世纪初的这场争论，因为这些观点持续地发生影响，与改革开放40年来有关社会科学的性质和方法论的争论相关。时至今日，许多学者还分不清实证主义的社会历史进化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往往把孔德的“三时代”（即神学时代、形而上学时代和科学时代）学说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混为一谈，把杜威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混为一谈，把玄学的伦理本位观与社会实践的伦理价值观混为一谈。我们今天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以人为本，要发扬和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要培养人的道德意识和伦理价值观念，就被某些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判定为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为经济制度决定论，认为只要把私有制改为公有制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无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当我们谈到要发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时，又被某些儒家保守主义学者认为必须回到“天理”或“良知”的玄学立场上去才能言之成理。

这里有必要提一提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有关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有特定的学术思潮背景和社会政治背景。在西方，特别是在法国，发生了一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萨特主张要用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块飞地”。阿尔都塞则主张：人道主义不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结构中，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有关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哲学著作被译介进中国，中国学者鉴于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非人道行为的反思，也产生了类似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萨特的观点正确，另一些学者认为阿尔都塞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而萨特是反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萨特和阿尔都塞的观点都是片面的。阿尔都塞的科学观不是实践论的科学观，他把社会结构当作一种类似语言结构或数学原理那样的结构，从概念体系出发讨论问题，而不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讨论问题，具有唯理论和先验论的色彩，这导致他在强调科学的客观性时否定了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建构作用。另一方面，我觉得萨特有关用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没有必要，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中本来就有“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持有如下基本立场：共产主义社会以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目标，以人为本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主旨；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以社会的发展为条件的，物质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制度的公正，为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我们当前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也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建立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包含以人为本的前提之上，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助长了这一种污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三、面对现代复杂性社会的系统分析

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性的社会。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复杂性体现在系统的复杂性上，体现在系统上的多样性、混杂性和不透明性，存在系统上的风险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具有自己特有的系统上的复杂性，这表现在所有制上的多样性和交叉性、计划与市场的双重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矛盾。中国当前社会由于这一特点，搞得好，能发挥国有经济能办大事和市场经济效率高的优势；搞不好，就会存在严重的腐败风险、债务风险、两极分化风险。

如何才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而避免其风险呢？这是我们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要考虑的问题。让我们先来考虑：什么是系统？社会学有关系统的理论最初是从生物学概念中引进的。一个动物是一个系统的综合体，有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神经系统、躯体的运动系统；动物借助于躯体的运动，从周围环境中捕捉食物，获得营养，维持生存。一个生物的系统中出了问题，会危及它的生命和生存活动。一个社会也是一个系统的综合体，有生产系统、分配系统、教育系统、文化系统，以及各个层次上的权力管理系统。一个社会与一个生物体的不同之处在于，生物的各个器官是不能够分开来独立生存的，社会则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联合体。一个人可以在一种社会制度中生存，也可以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中生存，个体在社会结构中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人总是社会中的人，社会系统的合理性能调动社会中的人的积极性，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社会系统的缺陷也会导致社会中腐败现象的滋生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在农牧社会中，农牧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是比较直观的；农民知晓稻米如何种植，牧民知晓牛羊如何放养，以及为什么要进行交换。在大工业和高科技的社会中就不同了，社会分工很细，技术复杂，一个工人很难搞清楚生产的全过程，一个行业的专家也不懂另一个行业的技术。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完全以资本编码和以“看不见的手”操控的社会。现代信息社会在计算机及互联网运作过程中把我们所理解的语言转化为各种平常人不理解的高度复杂的软件语言。资本的逻辑和大数据的计算在背后用不可见的方式操控社会的运作。复杂的金融系统是现代社会的特色。金融推动资本和生产的扩张，又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和产业结构失衡的危机。在前工业的社会，人类面临的危险主要是自然灾害。在工业化的社会，人类面临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人造的风险。核电技术给我们带来大量的能源，但也造成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的灾难。转基因技术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但也可能隐含引起人在内的生物遗传变异和癌症的风险。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引发气候变化的风险。金融衍生品的扩张造成美国的次贷危机。计算机软件控制的任何操作系统和工业设备都可能出现重大故障或被黑客攻击的漏洞，英国机场的飞机停飞事件就是由软件操作系统故障引起的。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指出：“技术—经济‘进步’的力量中增长的财富，日益为风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比照着财富分配的‘逻辑’（它至今决定着社会—理论的思考）而发展起来。占据中心舞台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它们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

有关技术所带来的生态风险问题，学界已经谈得比较多了。我这里结合中国当前特有的问题主要讨论社会层面上的风险。我们说，国有计划经济能办大事，市场经济效率高，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但另一方面，在国企与民企、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的格局下，也存在腐败的系统性风险、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激化的风险。在改革开放之初，在从完全的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实行过价格的双轨制。这是中国渐进改革中的重要步骤，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其必要性。但这会给腐败分子钻空子——领导批个条子，倒爷把用计划内价格买到的商品放到市场上高价抛售，获取暴利。后来，市场上物资充分流通了，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价格基本拉平了，价格的双轨制就取消了。价格的双轨制是一种系统性的腐败风险，取消双轨制从源头上制止了“官倒”现象。现在还有没有类似的系统性腐败风险呢？应该说还有，而且还很严重。空手套白狼的现象，就是利用国有资产管理者贱卖国有资产的可能性。为什么他们能够贱卖国有资产呢？这是因为那些国有资产还没有市场上的公开定价，他们还能够凭着长官意志决定其价格，在贪污受贿诱使下，低价卖出，高价买进，中饱私囊。如果国企都股份制化了，都有其公开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并且这类交易都必须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贱卖国有资产的系统性风险就被堵住了。

公款消费也是一种系统性风险。如果没有透明的监督系统，有权使用公款消费的人，就会把公款用在私人消费上，形成奢靡之风。如何才能遏制公款消费呢？使用公款信用卡是一个办法。如果能建立一个大型的全国统一的公款消费数据库，不仅记录消费的金额，而且附有消费品清单，国家纪检部门能统一监管，人民群众也有权查询，那么公款消费的系统性风险就被堵住了。在大数据时代建立这样的数据库并非难事。而且，不仅公款消费，还有房产等问题，在大数据时代通过对交易平台上各种各样数据的存储记录和统计分析，能够清楚地揭示其使用是否正当和资产的来历。行政官员和国资大企业管理者的私人财产以及其申报是否属实的问题，在原则上也都能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统计分析的方式加以核实。从系统上采取措施防备贪污受贿的风险，要比行政性的巡视效率更加高、打击更加精准。

金融风险也是一种系统性风险。金融风险主要是由债务风险造成的。迄至2017年，我国包括政府的债务、居民的债务和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加在一起差不多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50%，在全球处在较高的位置。这些债务是一年一年累积而成的，如不注意去杠杆，会到达最后一捆稻草压死骆驼的境地。为什么有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管理者毫无顾忌地增加债务呢？这与某些地方领导和国企负责人的任免制度和政绩评价方式有关。他们以现在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为政绩，所欠的债务有下一届领导承担，所以他们只顾扩大投资规模和建楼堂馆所等标志性建筑，不顾所欠的债务。还有，银行也在他们的权力管辖之下或利益链之内。长期以来形成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只要是借给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钱，就是有保障的，还不还都无所谓，反正都是国家的。出现这样的情况与权力体制和考核制度有关。这导致他们只考虑表面的业绩，不考虑投资产出比。如果把增加债务作为政绩差的表现，要追究责任乃至判刑坐牢，情况可能就会不同。

在科研管理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有的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管理部门，以拿到科研项目的多少为政绩标准，但对科研项目是否按质按量地完成管理不严。科研人员和大学教师把很多时间用在申报科研项目上。从公正的角度看，科研项目的钱拿得多而科研成果少的，应该受到批评；反之，没有申请到科研项目而出科研成果的，应该得到表扬。科研乱象的根源在于某些行政管理机构掌握了太多的经费资源，容易造成权力寻租，正如价格双轨制时期的行政管理者批条子就能赚钱一样。现在的科研和教育部门各类评比太多，而真正的优秀学者和领军人物不是评比出来的。一个有实力的高科技企业，看重的不是有头衔的人，而是真正能带领团队进行科学研究和取得实质性科研成果的人。如果科研经费主要是用在基础研究和重点突破的研究上，集中力量办大事和打好基础，高校的一些具体的专项科研项目通过与企业合作的方式来筹款，鼓励大型民营企业设立科研基金与高校合作，这不仅有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而且有助于减少系统性的科研腐败风险。

我在此不是研究实际的政策，也无暇谈及风险社会的全部问题，而只是提请注意研究社会系统在科学方法论上的意义。人民非常厌恶腐败现象，而要克服腐败现象，除了要加强纪律检查和进行思想品质的教育外，更要从分析社会系统入手，进行结构上的改革，优化系统，堵住腐败的漏洞。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改革的重点是调整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句话非常生动地刻画了从社会系统入手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四、分析全球化的客观逻辑

人类处在一个地球村之内。地球上的生态连为一体，全球贸易贯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可以造福全人类，而经济危机和战争灾难又会波及全世界。从这一角度看，人类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然而另一方面，全球化有其客观的逻辑，各个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导致资本的全球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建立，资本的逻辑把全球经济联为一体，又造成全球富国和穷国间的巨大差异，造成国内社会矛盾的加剧和国际矛盾的激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美好的愿景，实现这一愿景必须对冷酷无情的全球化客观逻辑有深刻认知。

什么是当今全球化的客观逻辑呢？首先是商品和资本的全球化。不论一个国家在国内实行什么制度，在国际市场上通行的是资本主导的商品交易规则。资本总要追求利润。哪里有对商品的需求，哪里有更加廉价的物资，哪里有更加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就涌向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这样描述商品和资本的全球化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加剧了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的不断革新，推动社会关系不断变革，这使得旧的生产方式被冲击，旧的思想观念被洗涤，旧有的社会等级关系被改变。任何民主国家如果不顺应这种变革的趋势，就会被边缘化和淘汰。有关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说得很清楚：“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随着商品贸易、生产和资本的全球化，全球化的商品交易、资本流通和技术转让的规则也被建立起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的机构相继建立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谈到这一点，但已经谈到随着物质生产的全球化，思想观念和精神产品也全球化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由此看来，全球化具有客观的逻辑，但为什么还会发生逆全球化的动向呢？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国内矛盾有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累了生产技术、科学研究、教育水平、资本积累和金融管理等多方面的优势，它们在经济科技创新能力、高端服务业竞争能力以及在国际货币金融的份额中保持领先地位，但是他们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不具有优势。跨国公司把高科技的生产和科研留在国内，把那些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转移至国外，这样它们能赚取高科技产品的高额定价和廉价劳动力的双重利润，这还有助于扩大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这就是为什么跨国公司纷纷到劳动力相对便宜、基础设施良好和政局稳定的地方投资设厂的原因。然而这条“资本的逻辑”会受到“主奴关系”逻辑的挑战。“主奴关系”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命题，其大意是：主人强迫奴隶劳动为自己服务，这也意味着主人依赖奴隶的劳动而生活，到后来奴隶掌握了劳动的高超技能，乃至发展出有战斗力的高超技能，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转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其开设工厂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存在这种“主奴关系”转化的可能性。这就是说，第三世界国家有可能从只具有劳动力优势的国家转化为兼具生产成本和技术优势的国家。然而，这种转化是很难的。这是因为发达国家总是力图把核心技术保持在自己手里，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具有上升的趋势，一旦发展中国家力图改善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和保障体系，提高本国的教育和科研水平，培育自己的人才，发展自己的民族企业时，就需要大量财政投入，就会遇到所谓中等收入国家的瓶颈，陷入债务危机和面临社会矛盾，而发达国家也会把它们的企业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通过持续的改革开放、招商引资，主动地融入世界市场中去。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国家体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不仅已经建成令全世界羡慕的现代化的机场、港口、铁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而且能吸纳、转化和提升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开拓和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这样，中国在全球化的生产的价值链和全球资本秩序之中，越来越走向高端，靠近全球资本秩序的中心。这一格局，无论是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还是对于整个西方世界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了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其中特别谈到了中国，值得我们重视。1845年2月，恩格斯在《在埃尔伯菲尔德的演说》一文中指出：

自从中国的港口开放以后，夺取新市场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而只能加紧压榨现有的市场，加之将来工业的扩展要比现在缓慢得多，所以现在英国比以前更不能容忍竞争者了。为保护本国的工业，使它不至灭亡，英国必须使其他国家的工业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对它来说，保持工业的垄断已经不纯粹是一个获利多少的问题，而变成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了。不用说，各国之间的竞争比个人之间的竞争要激烈得多，要尖锐得多，因为这是一个集中的、大规模的斗争，这个斗争只能以一方的决定性胜利和他方的决定性失败而告终。因此，我们和英国之间的这种斗争，也不会给英国的工业家带来好处，它只能引起社会革命，正如我刚才所证明的那样。

1894年9月，恩格斯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又指出：

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的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将会发生渐进的、但却是全面的革命，直至大工业和铁路等等使农村中农业和工业的旧有联系瓦解，从而使中国苦力大批流入欧洲。因此对我们来说，这将会加速崩溃并使冲突加剧到危机的地步。这又是一个绝妙的历史讽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它去征服了，但当它最终征服中国的时候，它却使自己祖国的存在成为不可能了。

1894年11月，恩格斯在《致左尔格的信》中还指出：

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美国）和我们这里（英国）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

恩格斯在上述三段话中所作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与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的逻辑有类似之处，而且更加具体和透彻。其中有三个要点，在我看来完全适用于对当前形势的认识：

（1）在资本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要到海外去争夺市场，投资设厂，另一方面又想保持国内的工业垄断地位。保持工业垄断地位是关系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数量巨大、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大工业生产，势必压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生产的规模，造成这些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恩格斯在当时说到的是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激烈竞争，现在是欧盟、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

（2）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和商品销售瓦解了受其影响的国家的农业和手工作坊的自然生产方式，导致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寻求到工资更加高的地方去寻找工作，只会造成工业发达国家的“贵族”工人与外来廉价劳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恩格斯谈到的“大工业和铁路等等使农村中农业和工业的旧有联系瓦解，从而使中国苦力大批流入欧洲”，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确实有大量中国劳工去欧洲打工和去北美修路，而现在的情况是，大批墨西哥的难民涌入了美国，大批非洲和中东的难民涌入欧洲。这不仅是由于大工业破坏了它们的自然经济导致劳动力过剩所致，还是因为经济、政治和生态的综合性危机导致那里的政局不稳和连年战乱。难民、非法移民与本国居民的矛盾，白人工会与非白人的打工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矛盾的主要表现。这是民粹主义和班农主义的社会根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有的国家就把制造业空心化的责任归为中国这样的具有后发优势国家的竞争，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继续保持工业垄断地位。

（3）中国的工业化将冲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先的商品供应链和价值链，乃至瓦解原先的资本体系。恩格斯谈到“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已经预见到了中国一旦融入世界市场所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这种革命性影响直到中国实行了40年改革开放从而取得伟大成果之后的今天，才真正凸显出来，成为当今世界最重大的历史课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有可能打破原先的资本的逻辑，实现世界大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望。然而，这条路还很漫长，中国要从工业制造业和科学技术的中低端走向高端，还要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并面临十分巨大的种种挑战。在目前的阶段，在全球化的市场上，依然处于资本的客观逻辑的统治之下，“主奴关系”的逻辑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化，美国依然凭借其高科技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维持其霸权地位。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我们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呢？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要考虑长效的政策与短效的政策之间的区别，要考虑普遍适用的经济学原理与局部的经济学原理之间的区别。贸易保护的政策是短效的政策，它所依赖的是局部有效的经济学原理。贸易保护的政策也许一时保护了某个国家的某个行业的经济，但是它也可能导致该行业因缺乏竞争而无所作为，失去其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优势，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在市场经济中长效的原理是：较大的收入优于较小的收入，人总想用较少的钱购买较多较好的东西，竞争促进人的努力。在全球采购价廉物美的零部件有利于节约成本，贸易保护主义不利于优化产业链。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普遍的原理优胜于局部的原理，短效的政策抵挡不过长效的政策。因此，禁止自由贸易就不能是长久之计；从长远的眼光看，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相比采取贸易保护的政策更有益于国家经济的繁荣。因此，面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我国一方面进行必要的还击，对美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另一方面，继续执行拥抱全球化的贸易自由化政策，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开放市场，是有长远眼光的正确选项。

然而，一项政策要奏效必须结合其他的政策和条件，如法律制度、政府效率、社会秩序、公民道德、文化水平、劳动者的素质、管理者的智商、地理环境、物产资源等。两个都采取贸易保护或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可能由于其他政策和条件方面的差别，一个经济繁荣，另一个经济萧条。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建成产业体系比较完备、产品门类比较齐全的大国经济，有着13多亿人口的内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广泛的国际贸易联系。如果我们能继续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激发科研创新的动力，规范市场秩序，简政放权，提高办事效率，不断提高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提升企业的活力，加强经济的韧性，灵活应对经济摩擦，就能在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的态势中克服困难，坚持到最后，继续保持经济快速成长。

中国改革40年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与革命理想主义相结合的结果。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不能从教科书上照搬的概念和定义出发，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并通过实践加以检验。教条主义的方法正相反，把定理和原理当作权威，以教条的演绎来代替实践检验的真理。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之初发起的实践是检验标准的讨论，为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奠定了正确的思想方法论的理论基础。社会实践包含理想与现实两个层面。人是有理想的，人在价值观念的指导下通过社会实践寻求实现社会理想。然而，理想必须与现实相结合，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这就要求我们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在现代复杂社会和全球化趋势下，对社会实践中发生的问题不断进行理性的反思。有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就能指导我们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加伟大的成就。

《哲学分析》，第10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