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三个自信”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方面来确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近现代哲学作比较研究也是重要方面之一。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而存在，它们都与各自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以及与之相应并作为其理论升华的哲学密切相关。要做到在更深层次上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就要对这些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深入具体的分析。从哲学上说，就需要分析和认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转化及其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关系。既要认识到西方现当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进步以及它们所体现的现当代资本主义对近代资本主义的进步，更要揭示它们所存在的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最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体现当代时代精神的发展趋势，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体现当代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从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上对其有高度的自信。

【关键词】：比较研究 联系 趋势 转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个自信”

【中图分类号】：D61；B08

“三个自信”是党的十八大的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指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它们涉及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全方位的自信。报告指出“三个自信”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其后，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三个自信”。结合学习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大量关于“三个自信”的论著。我在此仅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相比较的角度对如何更加全面和深刻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从而增进这“三个自信”说点认识。

研究西方哲学与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的联系

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与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乍看起来并不相干。但如果对二者都能有较全面的理解，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有着重要联系。“三个自信”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我们当然必须从这样的奋斗、创造、积累中去认识其渊源、性质和意义。但是这“三个自信”又是与资本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的理论和资本主义的制度相比较、特别是与对后者的批判而存在的。没有这样的比较和批判，就难于深刻理解“三个自信”的独特含义；也难于在与资本主义各国建立某种共处、合作和竞争关系以及所谓新型大国关系中既借鉴它们的某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又避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化等倾向的侵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就难于牢固树立起来，难于排除各种干扰而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

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和资本主义的制度都要涉及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和实践，它们都是以资本主义的哲学（西方近代和现当代哲学）为理论核心，归根到底都由这些哲学来论证。为了求实地剖析和批判地对待资本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就必须对它们由以论证的西方哲学有较全面的认识，既不简单否定它们过去曾经具有、至今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的积极作用，更要认识到它们一开始就已存在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特别是它们在现当代所陷入的困境以及由此不能不作出的某些变更。

这样的认识只有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才能有效地进行，因为只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最能体现当代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和时代精神的精华，从而也最能揭示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及其较西方哲学的这种优越性的正确认识也只有在将其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并由此对后者作出求实的分析批判的条件下才能变得更加深刻。如果我们能认识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是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的理论前提，那么我们就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作比较研究、揭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现当代的优越性，由此从更高层次上坚定我们对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信。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学点近代和现当代西方哲学，将这两种哲学作比较研究，可以增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由此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本理论依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近代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什么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除了从哲学本身的性质（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来思考外，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来思考。资本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等都各有其独特意义，但都离不开与其相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从依存关系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着其政治、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但这些上层建筑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经济基础起着反作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包括道路、理论和制度）正是由这些因素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对立统一中体现出来，而西方近代和现当代的各种哲学流派和思潮则按各自特有的方式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为之作出论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根本性质，是认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各个方面的（包括其道路、理论、制度等层面）的重要前提，而对西方近代和现当代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的分析和研究则有助于这种认识的深化和升华。

资本主义在西方各国代封建主义而起在经济基础方面的标志，就是以其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代替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生产方式。其根本特点是不仅劳动产品、连劳动者本身都成了通过市场买卖的商品。从封建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农民及其他劳动者变得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大都一无所有，成了无产者。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向拥有资本（生产资料和货币资本）的雇主（资产者）出卖劳动力，充当雇佣劳动者，即工人；而资产者为了使自己的资本增殖，也需要雇佣工人来从事劳动（生产和经营），然后将产品（服务）出售，其所得劳动价值除了支付工人工资（社会必要劳动，相当于维持工人的生存所需要的价值）及其他成本外还有剩余（剩余价值），资产者正是通过攫取（剥削）这种剩余价值使其资本增殖。资本的本性就是无限地追求增殖。

不过，与奴隶制度下奴隶对奴隶主、封建制度下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与雇主、无产者与资产者的关系是通过市场实现的买卖关系。买方和卖方在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劳动者的一种解放，使他们具有了一定自主性（主体性），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这是西方历史上出现的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但是，这种进步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劳动力市场上买方和卖方外表上的自由、平等掩盖了资产者对无产者事实上的奴役和剥削。由此形成了新的阶级对立。资产阶级依靠榨取剩余价值而越来越富有，而无产阶级则越来越贫困，有时甚至是绝对贫困。资产阶级的这种剥削和压榨必然激起无产阶级的反抗，由此出现了这两个阶级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体现在经济基础及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各种体制所存在的矛盾归根到底都源于这个基本矛盾。西方近代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从更高层次的理论上体现了这个矛盾。

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竭力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平等和与之相关的民主等体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以及它们的内在矛盾，而对它们作出普遍化和绝对化的解释，似乎它们体现了人类的普遍的自然权利。他们的思想家们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例如经济、社会、政治、历史等等）纷纷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概念作了各种不同的论证。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把这些观念（概念）当作具有普遍和绝对意义的观念，也就是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当作全人类的普适概念。他们的哲学家们则通过从哲学上对主体性等概念的强调为这些概念作了更高层次的论证。西方近代哲学的各种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派生的上述价值概念的升华。对于西方哲学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化的意义，哲学家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作出解释，其中实现了认识论的转向得到相当普遍的认可。对认识论的转向的意义也可以作出不同解释，在以将主体和客体（对象）区分开来为前提、以探讨二者的关系为主要内容上各种理论上有共同之处。恩格斯曾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在经过欧洲中世纪的长眠后才在近代被明确地提出来。这与西方哲学家所讲的近代哲学实现认识论的转向大体一致。由于主体和客体（对象）的区分以及主客关系的研究的首要意义都是从哲学上把作为主体的自我或者说人突现出来作为独立的实体并由之出发来对整个哲学加以重构，由此近代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往往被当作主体性哲学。从这一时期重构的哲学都带有形而上学的意义说，它们又往往被当作主体性形而上学。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运动就是强调人的作用的运动。从培根、特别是笛卡尔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变更史。

总的说来，主体性形而上学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一种基本倾向，这种倾向正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对具有主体性的人的肯定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个人虽然是通过市场买卖关系实现的，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矛盾。但它毕竟在西方历史上首次肯定了包括劳动者（无产者）在内的所有的人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权利，从而相对于前此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具有重要的进步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既批判地肯定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哲学理论，也批判地肯定他们关于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美国的《独立宣言》正像其后不久的法国的《人权宣言》一样最为集中和突出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而马克思对其作了高度的评价，赞美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

总之，正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代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而起意味着西方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具有重要进步意义一样，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上层建筑领域中对人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的倡导（虽然只是抽象的肯定）以及哲学上对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强调，相对于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的人身依附等基本价值观念、以及当时哲学上的对主体性的蔑视，也同样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对此，我们大可不必回避。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西化是相对于社会主义的，而不是相对于传统封建制的。站在封建传统的立场上来反对自由、平等、民主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与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反对这些观念有着根本性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善于识别这种区分。

19世纪下半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变更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转型

但是，正如我们上面已指出的那样，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与之相应的哲学、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种观念体系（包括道路理论和制度等基本价值观念），都存在着内在矛盾。从经济上说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从政治上说是外表上的民主自由与事实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矛盾；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是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思潮的高调宣扬与在这方面事实上的欺骗和蒙蔽的矛盾。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符合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的发展，当资本主义的政治和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文化理论体系尚能适应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的要求时，这些矛盾处于相对隐蔽状态。这使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一定、甚至于较快的发展。英法德美等国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莫不如此。

从19世纪30年代起，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各种内在矛盾也逐渐开始暴露。工人阶级已由过去的自在的阶级逐渐成长为认识到必须与资产阶级作斗争、反对资本主义的自为的阶级。这时英法等国都出现了有组织的工人罢工。在19世纪40年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化。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适时地写下了《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正是在《宣言》的鼓舞下，欧洲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越来越风起云涌。

1871年，巴黎工人通过武装起义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巴黎公社。虽然起义后来遭到失败，但它标志着资本主义永恒存在的神话濒于破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逐渐兴起的时代即将开始。

巴黎公社的革命对欧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方向。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为了阻止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单靠过去那种简单镇压或收买少数人的办法已经难以奏效；必须采取某些缓和阶级斗争、尽可能使工人阶级不与自己对抗的措施。宣扬并实行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无产阶级所追求的社会主义融合在一起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其主要措施之一。这类措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命运，但还是起到了延缓资本主义灭亡的目的。

巴黎公社的失败也使欧洲无产阶级认识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在不放弃武装起义的前提下利用资产阶级实行股份制和普选制等手段壮大自己的力量、为自己尽可能争取更大的利益的努力也是斗争的重要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既强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所谓“联合的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又指出在实现过渡的时间和方式上要有新的思考。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股份制经济有所肯定，甚至设想通过在大企业中公有股份能控制多数的途径来实现社会变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中对于马克思和他在19世纪中期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战等一系列观点重新作了反思，承认当时的一些考虑已过时，并明确肯定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内还有活力。他一再提到在坚持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前提下要利用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股份制和政治上的民主制等对社会主义有利的体制。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对帝国主义的特征曾作过精辟的概括。20世纪两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证实了列宁的论断。战争既给广大人民带来了灾难，也教育了人民，削弱了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运动进入新的高潮创造了条件。一战后，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人民先后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更是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形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由此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当代世界最突出的矛盾。

但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俄国的十月革命道路又都不能绝对化,因为从那时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不能简单地套用列宁的概括。虽然因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的激化而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战后资本主义也在某些国家遭到了失败，但在多数国家还是得以保存下来并得到了较大发展。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一些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相对均等和政治民主的措施，缓解了资本的扩张导致的劳资对立。即使在坚持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的美国，也未出现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因此，尽管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但其存在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但这种灭亡和胜利的道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其形式也将是多样的。如果仔细分析这一时期西方各国哲学发展的状况，我们对此就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矛盾是主体性形而上学中的主体被绝对化的体系所窒息；从其社会表现来说就是人的自由发展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压抑。这一矛盾发展到19世纪中期已变得十分尖锐了。黑格尔哲学中体系与方法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其被绝对化了的体系与体现着他的辩证法的自我意识的运动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展开与放大则是当时西方各国中几乎都出现了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和与之相关的实体本体论的思潮，它们都以不同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张扬与人的自主能动性相关的变化、冲动、活动、行为、实践。这是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变更，也是西方哲学史上继认识论的转向之后实现的另一次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思维方式的转向。

在上述哲学变更中，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这一变革的目标是促进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其核心的观点是实践的观点（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基础的整个人类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其基本内容是既具有辩证性又具有历史性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对以往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超越，是整个人类哲学发展中的划时代性的转折。我个人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的观点曾多次阐释。此处再一次强调一点：对把社会实践观点作为整个哲学核心观点的肯定，既是马克思建立其“新唯物主义”、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革的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前提，更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社会的革命和改造、促进资本主义消亡和社会主义胜利、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的前提。

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同时，在西方哲学家那里也发生了重要变更，我把它称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这一转型在不同国家和哲学派别那里有不同表现和称谓，我认为它们归根到底都从属于向实践的转型。它们都存在很大片面性，与马克思的实践转向不能相提并论，但在某些方面与马克思的实践转向毕竟存在共同之处，它们对延缓资本主义消亡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最早起来反对以黑格尔哲学为最高表现形式的传统形而上学的首推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叔本华。他的生命（生活、生存）意志论虽仍有明显的柏拉图主义倾向，但他毕竟是以生活、活动代替实体的现代哲学的重要先驱。叔本华的后继者尼采的权力（强力）意志论因其抽象性而被不同立场的人（例如反旧传统的进步人士与法西斯主义者）所利用，但他的理论是一种坚决排斥实体性形而上学而强调活动的理论。柏格森的生命冲动说在对变异、活动的阐释上更是明显地超越了前此西方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企图建立一个严密的哲学体系，这个目标与现代哲学的精神相悖，但他以先验自我的意向性为出发点，把意向活动看作是一种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活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不论是前期对此在的分析还是后期对在本身的分析所强调的都是存在的活动性、过程性和历史性。在当代分析哲学传统中，哲学分析被归结为语言分析，存在的问题被归结为语言的问题，哲学的现代转向被归结为语言的转向。这种语言的转向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实践的转向。

在众多西方现当代哲学流派中，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对实践的论述虽然同样存在抽象性和含混性等缺陷而被作不同解释并为持不同立场的人所利用，但如果对其作求实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他在将实践的观点当作整个哲学的基本观点以及他要求实现哲学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并强调理论与实践、知识与信仰、现实与理想、科学与哲学等的统一上最具有现代哲学的特色，甚至与马克思的哲学在某些方面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具有最广泛的影响。人们不必是杜威的信奉者，甚至可以根本不知道杜威其人，但他们所奉行的往往可能是杜威等人倡导的哲学。

总的说来，从19世纪中期至今的西方现当代哲学（也就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时代的哲学）由于在认识论的转向的基础上实现了实践的转向，较多关注现实生活世界，因此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影响也较大。这种影响既有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方面，又有促进资本主义实行社会改革、从而延缓其消亡的方面。后者主要表现在它们大都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对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存在的许多现实问题（甚至也包括科学技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较多探索和研究，在一定范围内促进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说它们是现当代资本主义实施的那些社会改革的理论基础，而这些改革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可能有效。19世纪下半期、特别是70年代以后欧洲资本主义之能获得“和平发展”，与当时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甚至新黑格尔主义等哲学流派的改革主张密切相关。20世纪以来的西方当代哲学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在下面还将谈到。因此，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这些现实影响既不能简单肯定，也不能简单否定，而要作具体分析。

当代社会和哲学的发展趋势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涨落过程。二者的涨落在趋势上完全不同。一种是向下并逐渐衰落，最终将走向消亡；一种是向上并逐渐成长，最后将取得全面胜利。但这两种趋势又是一个相互交错、而且可能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二者既有相互对立和斗争，也有相互借鉴和统一。结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进程从哲学上认识这两种不同的趋势，有助于从根基上促进我们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信，从而也从根基上坚定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

二战以后，随着社会主义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如何通过热战和冷战以及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等的形式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被认为对西方秩序造成威胁的国家、扼制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关注。他们的这些行动在特定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得逞。其中最突出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促发了苏东事变，颠覆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二战后形成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件在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引起了连锁反应，致使社会主义运动骤然陷入低谷；资本主义却变得处于强势，美国更成了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顶住了资本主义的压力，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在各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成就，成了当代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由此出现了新形势。美国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成了这两种主义的新关系的突出表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状况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但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资本主义陷入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尚未因此走入穷途末路，但西方各国为了稳定资本主义制度在各方面不得不作了较多改革和调整。尽管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没有变，最大限度地保护富人的利益的方针也不可能变，但在某些情况下又不得不采取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有的国家（特别是社会民主党执政的一些国家）实行了一些相对公平分配社会财富、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等措施。这些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是对原始资本主义的一种限制，对社会主义有利。

社会主义尽管仍处于低潮，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榜样作用以及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引起的种种弊端的频现，使不少人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近些年来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在西方重现热潮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种反思的体现。尽管现在社会主义不再有统一的运动，但毕竟存在各种名目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不同于原始的纯粹资本主义。一些发展中国家有的也自称实行社会主义，例如有所谓“劳工社会主义”“社群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等。它们虽然都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但科学社会主义应当适应时代的变迁对它们采取团结和包容态度，甚至在某些方面改变自己的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原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市场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创造性发展。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的趋势。但是这种取代的实现除了通过武装起义外，也可适应时代的发展采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改制等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预见到通过这种改制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只是因为后来十月革命的武装起义的道路被绝对化，这种改制才被笼统地归结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被全盘否定。其实，从现当代西方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看，这种体制内的变更在一定情况下未尝不是某些西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一。在具备武装起义条件的地方当然不应放弃武装起义。但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看，这种起义的条件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短期内难以具备。发展中国家发生的一些武装起义有时采用社会主义的名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促使其中有的国家以曲折方式最后通向社会主义。

总的说来，19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曾出现过严重危机，以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但它们也出现过“和平发展”时期，在苏东事变以后更可谓出现了亢进局面，这时当然难以通过武装斗争来推翻它们。但资本的本性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不会消失，它必然会导致新的矛盾和危机，最后必然通过内部改制或外部革命等方式走向灭亡。至于社会主义，尽管在它的成长中遭遇到种种挑战，特别是经受“左”的和右的倾向的破坏，以致数度陷入低潮。但作为一种按社会发展规律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它一定能够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外部革命或内部改制等方式最后取得胜利。

如何从哲学上认识现当代社会中这两种主义的发展趋势，是我们能否从根基上认识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关键，也是我们能否从根基上确立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的关键。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正确认识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是如何从哲学上认识现当代资本主义的兴衰。

我们在上面曾谈到，由于实现了实践的转向，19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当时资本主义在其体制范围内实行某些社会改革的理论基础。此处补充说明的是：从20世纪初以来的约一个世纪中，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仍然不断发生危机，甚至是严重的危机，但它们大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度过，甚至使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能有所发展，这与当代西方哲学大体上延续并发展了实践的转向密切相关。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在美国奉行的实用主义哲学融汇了源出欧洲的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运动、以法国解构主义为集中表现的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流派从不同侧面体现的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并对这一转向作了除马克思主义以外最为集中、全面、深入的阐释，使之渗透到了经济、政治、社会、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从而发生了更为广泛、全面和深刻的影响，使美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都走在西方各国前面，成了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例如，20世纪以来，在美国哲学发展中，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具有重要的地位，而这些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从罗斯福的“新政”到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应对，从新保守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美国的内外政策都有实用主义的影子。它们虽然都有片面性，但又都能使美国暂时摆脱某些困扰。正是实用主义使美国在各方面都能取得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成功，这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包括美国实用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的实践转向是不完全和不彻底的，与马克思的实践的转向存在原则区别。它们可以使资本主义取得暂时的和局部的成功，但这些成功后面可能是在整体上的失败；它们虽然苟延了资本主义的生命，但并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这一点我们在下面比较两种主义和这两种哲学的关系时还将谈到。

第二是如何从哲学上认识现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成败。

一百多年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但也经历了种种曲折。从哲学上说，成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是否坚持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中所确立的社会实践的观点。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其后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是由于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根本原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及其后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样如此。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发展中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八大对“三个自信”的提出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对“三个自信”的阐释，也正是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形态。

国际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曾遭受过许多挫折和失误。从哲学上说，它们也大都出自未能坚持以实践观点为核心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脱离实际，以致往往犯了右的、特别是以教条主义为主的“左”的错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西欧一些国家曾出现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利形势，但主要由于没有根据这些国家的实际环境，而是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以致都遭到失败。上面提到的上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事变，从内部原因来说，先是由于在经济上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同于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致使经济发展凋敝；在政治上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导致官僚主义盛行。这种状况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以致社会出现动荡。苏共领导人由此对社会主义失去自信，转向极右，在西方敌对势力影响下，彻底背叛了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曾出现过较多失误，发生过主观主义的偏差，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发生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也大都是脱离实际。由邓小平主导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过精辟的分析。

第三是如何从哲学上认识两个主义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明确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前者讲了两个必然，后者讲了两个决不。两个必然揭示了现当代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但它们与两个决不又密不可分，或者说是通过超越两个决不的界限来实现的。 

两个决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将长期共存。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对立蕴含着相互斗争。这种斗争在政治上特别突出，资本主义不会忘记颠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取代资本主义。但也不能把颠覆和取代简单化。资本主义的颠覆往往利用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某些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弊端，例如未能建立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些弊端使社会主义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可能被社会主义的敌人所利用。为了防止颠覆，既要揭示敌对势力的颠覆阴谋，又要尽可能完善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的取代也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全盘否定，它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虽然根本对立，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提到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股份制扬弃私有制。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更是突出。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颠覆首先是通过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我们在这方面必须高度警惕。但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毕竟是对奴隶制和封建制的超越。社会主义当然要超越奴隶制和封建制，在这方面可以而且必须借鉴资本主义。另外，资本主义为了求得稳定和发展，也需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容许有一些符合现实的内容，而这些内容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借鉴的。因此，社会主义在和资本主义的对立中又蕴含了统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准备物质条件，社会主义在扬弃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借鉴资本主义的某些成果。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借鉴和改造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形成的。在其他方面同样是既批判又借鉴的关系。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既要旗帜鲜明地守住社会主义的底线，特别是在政治上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革命政权，严防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思潮的侵袭，反对把西方的模式普适化和绝对化；又要善于学习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中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的东西，不能简单说“不”。

上述现代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在哲学上的体现，就是坚持和发展19世纪中期以来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的实践的转向的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他们所实现的转向由于把实践看作是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它蕴含着以生产关系的变更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强调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的统一、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的统一，因此它能引向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高形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这种哲学上的转向才是彻底的、科学的实践的转向，才能准确和科学地体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向的这个现当代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

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所实现的转向也有其积极方面，正因为如此，它促使资产阶级能够实行某些改革和调整，使早已陷入深刻矛盾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得以暂时缓和矛盾和危机并由此延迟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在特定条件下甚至还能使之获得较多发展，使资本主义能暂时处于强势。我们应当看到并研究这一方面，从中吸取有益因素。但是，西方哲学家实现的实践的转向由于其阶级基础等原因决定了必然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他们必然排斥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也不可能着眼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只能是用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大都不可能通过实践来科学地解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识与价值、理想与现实等等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即使撇开他们对行动、实践的那些隐喻、晦涩、神秘、非理性等等的解释，他们大都最多也只是把它们当作临时应付某些特定问题的手段，不可能深刻地揭示它们的现实的认识论和存在论的意义。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可以在哲学的某些特定方面作出深刻细致的研究，但他们不能像马克思那样实现哲学上的根本性变革。他们的哲学无法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它们可以用来延缓、但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转向科学地、准确地体现了当代哲学发展的趋势，能正确地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自觉地争取自己的彻底解放，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尽管这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遭遇到“左”和右等各种干扰以及资产阶级的殊死抵抗。但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观的优胜地位使它能指导人民摆脱各种干扰和抵抗。过去是这样，现在和将来还是这样。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将指导世界人民最后取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

只要我们从根基上认识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我们也必将从根基上树立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既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是建立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信，我们当然也必然由此从根基上确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第10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