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阎吉达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9-10

开本: 16开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08150294

本书是对英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休谟的整体研究。书稿内容全面，既集中于休谟的基本哲学思想，又广泛涉及他的政治、经济、历史、伦理、美学和宗教学说，使读者对休谟的思想有全面的了解。另外，书稿对休谟的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将研究与整个西方哲学史结合起来，既注重对休谟本人思想的考察，又把休谟的全部思想放在历史的流变中来剖析其承上启下的关系和历史地位。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外国哲学、英国经验主义。已发表的主要论文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关于培根哲学的几个问题》、《试论贝克莱的哲学思想的变化》、《休谟的道德评价学说》等。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贝克莱思想新探》《休谟思想研究》和《西方哲学史》（获上海市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优秀教材二等奖）等。

总序//001

序言//001

绪论//001

第一章.休谟的生平//001

第二章.彻底贯彻经验论原则//083

第三章.关于印象与观念的学说//133

第四章.关于因果性和必然性的学说//205

第五章.关于两种知识的理论//281

第六章.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学说//355

第七章.社会政治思想//381

第八章.社会经济思想//415

第九章.伦理思想//437

第十章.美学思想//483

第十一章.宗教批判思想//505

附录.休谟：《〈人性论〉概要》（译文）//558

主要参考书目//576

后记//579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厚厚的著作是阎吉达同志在完成了《贝克莱思想新探》（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后撰写的又一部力作。阎吉达同志长期来从事英国经验论哲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了深入地把握英国经验论哲学演化的脉络，他研究的视野从不囿于一隅，而是扩展至整个西方哲学史，对从古希腊哲学至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线索了然于心，然后由博返约，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精研英国经验论哲学，其见解见诸文字，提挈纲维，开示蕴奥，宛然成一家之言，屡屡得到同道的好评。

如果说，西方哲学史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的话，那么，英国经验论哲学则是这一宝库中最引人注目的藏宝柜之一，而在这个藏宝柜中，休谟的思想犹如一颗硕大无比的钻石，发射出耀眼的光芒。记得怀特海曾把全部西方哲学看作是柏拉图思想的注脚，而雅斯贝尔斯则干脆把那个产生伟大思想的时代称之为“轴心时代”，仿佛以后时代的哲学家就像詹姆士笔下的那只松鼠，只知道围绕一棵树而不停地奔跑下去。这里显然有着夸张的热情。平心而论，西方哲学史是由一连串大思想家的名字构成的，他们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谁又能谈论哲学史而把这些名字撇在一边呢？在这一连串名字中，休谟是特别令人瞩目的，这不仅因为休谟是英国经验论哲学的集大成者，就像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一样，而且休谟以无比明晰透彻的思路把整个经验论哲学引向极端，从而也为以后哲学的发展指明了一条走出迷津的道路；这不仅因为休谟以怀疑论者的姿态审视了传统哲学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问题，通过对因果关系的必然性的否定，从根本上摧毁了传统形而上学大厦的基础，使同时代的一大批哲学家陷入迷茫和恐慌之中。那种情形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席勒笔下的华伦斯坦公爵夫人的担忧：哦，我的丈夫！你总是在营造营造，已经高出了云表，依然在想更高更高，全不念到这狭隘的地基不能支持那眩晕飘摇的营造。

休谟的怀疑主义不仅把康德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式的温馨的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过来，从而影响了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而且也为肇始于孔德的现、当代的实证主义思潮和滥觞于罗素、维特根斯坦、摩尔等人的语言哲学打开了思路。休谟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记得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任何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都通向哲学本身，这句话同样适合于休谟。

然而，更愿意沉湎于直觉和思辨中的中国哲学界在潜意识中有一种对英国经验论哲学，尤其是休谟哲学的漠视。要明了这一点，只要看看我们的出版物就行了。对休谟研究的第一手、第二手的资料的翻译是如此之少，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又是如此之少，这和休谟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完全不相称的。根据目前已有的中文资料，很难完整地勾勒出休谟的整个理论形象。在这种情形下，阎吉达同志的这部专著的出版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部专著虽然篇幅较大，但读来却无松散冗长的感觉，反倒留下了这样一个很深的印象，即它是作者一气呵成的。作者撰写它虽历经数载，但它似乎是一个突然降生的婴儿，显示出整体的生命感。至少在以下这些方面，这部专著给我们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

第一，倡导了对重要哲学家进行全面的个案研究的方法，胡适认为，研究哲学要臻于既能拿斧头又能拿绣花针的境界是很困难的。所谓“拿斧头”，就是从大处着眼，对整个哲学史了然于胸，并能作出肯切的批评；所谓“拿绣花针”，就是从小处着眼，能对一个哲学家或某一个哲学问题，作出细致深入的分析。胡适自己治学，既能“拿斧头”，编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又能“拿绣花针”，撰写《章实斋先生年谱》和《戴东原的哲学》，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中，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拿斧头者”居多而“拿绣花针者”偏少。诚然，当我们在欣赏一幅画时，从总体上把握这幅画的结构是必要的，然而，对它的细节的把握也是必不可少的。忽视了图画的细节，我们对整体画面的领悟也必然会失之浮泛和粗浅。在今天，如何进一步深化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我们认为，对重要的哲学家进行全面的个案的研究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阎吉达同志的这部专著对休谟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一研究既集矢于休谟的基本哲学思想，又广泛涉及他的政治、经济、历史、伦理、美学和宗教学说，使读者对休谟的整个思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事实上，不了解休谟的其他思想，也不可能对他的哲学思想有透彻的领会，因为一方面，休谟对其他学问的研究都是以其哲学思想作为出发点的；另一方面，其他学问的研究又进一步深化了他的哲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阎吉达同志对休谟的研究，不光涉及他的全部学说，而且涉及他的性格、气质和整个生活经历。他在爱丁堡大学的中途辍学和孜孜不倦的自学生涯，他谋取教授职务的多次失利和生活上的一度困厄，他在《人性论》出版上的挫折和追求真理的无限勇气，他在学术研究上的真知灼见和在获取巨大成功后表现出来的庸人气息，他的独身和对社交的广泛兴趣，他对卢梭的真诚和因卢梭的忘恩负义而引起的巨大的痛苦和愤慨……，所有这些生活中的经历和轶事，连同休谟的学说一起，向读者展示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哲学家的形象。写到这里，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起萨特在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中所倡导的“前进—逆溯”的方法。按照这一方法，我们的研究不但要揭示出历史人物生活的社会条件、时代背景和阶级归属，而且要揭示出他们生活中的“微分”和种种偶然的事件，以便完整地再现出历史人物的光彩。阎吉达同志的专著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

第二，把对休谟的研究和对整个西方哲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阎吉达同志从不把休谟看作一个游离于西方哲学史发展的、抽象的和自我封闭的点来进行研究，他既注重对休谟本人思想的考察，又主张把休谟的全部思想放在历史的流变中来剖析其承上启下的关系和历史地位。比如，在分析休谟关于两种知识的理论时，作者既分析了休谟的先行者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等人的知识理论对休谟的影响；又论述了休谟的知识理论对康德、维特根斯坦、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尔等人的巨大影响。又如，在论述休谟的伦理思想时，作者对它和霍布斯、卡德沃思、坎伯兰、洛克、克拉克、莎夫茨伯利、曼德维尔、哈奇森、巴特勒、贝克莱等人的伦理思想作了类比研究，从而清楚地展示了休谟伦理思想的起源、本质和热点问题，使读者对其伦理学说在整个西方伦理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获得一个清晰的概念。这种论述方法历史感强，分析透彻，说理细致，极易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并引起读者的共鸣。

第三，对休谟思想的评价注重科学性，不作蹈空之论。在以往的休谟哲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从当时英国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哲学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出发，简单地去评价休谟哲学的倾向。阎吉达同志认为，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必然导致对休谟研究的误导。他主张，对休谟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伦理、美学和宗教思想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要作出历史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又要防止简单化。在深入钻研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他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许多哲学史家（包括我国出版的西方哲学史方面的教科书）都认为《人性论》是休谟在法国完成的，阎吉达同志通过对休谟书信的深入研究，指出《人性论》中的“论知性”和“论情感”的部分是在法国完成的，而“道德学”则是在休谟返回英国后完成的，从而纠正了史家的一个错误。在对休谟各方面思想的评价中，这部专著不但切中肯綮，而且多有新见，从中可以见出作者深厚的功底和学术上的涵养。

综上所述，对于有志于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同道来说，阎吉达同志的这部著作是值得一读的。当前，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能坐住“冷板凳”而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愈来愈少了。然而历史早已启示我们，一个民族的真正繁荣是离不开学术和思想的助力的。我们殷切地希望，有更多更好的学术作品问世，为我们的现代化营造一种高雅的、充满希望和活力的精神氛围。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