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讨论了助勘式工具（heuristic tools）在科学实践的认知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以此形成全新的科学合理性观。还讨论社会性分布的认知资源如何有助于形成具有一般性的科学概念，以及认知科学的经验研究成果如何有助于自然化的知识论和自然化的科学哲学。作者所提倡的这条进路有助于对以上几条进路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给出颇为系统的回答。

美国哲学家塞拉斯（Wilfrid Sellars）在一篇题为“哲学与人类的科学形象”的名文中说，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点在于它必须熟悉其他学科所研究的课题，并使用意义最为广泛的词汇来理解事物（Sellars 1962/1963,1-2）。塞拉斯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调和一直困扰着西方哲学的两种对世界的看法。第一种从日常经验的视角看待世界，并使用日常语言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第二种则试图给出科学对世界的看法。美国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爱丁顿（A.S. Eddington）的桌子就是个著名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桌子是由几条腿支撑起来的一个平面所组成的密实固体。而在科学中，桌子由原子组成，在原子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空隙 （Eddington,1928,XI—X）。日常与科学这两种看法分别拥有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前者认为世界是我们所经验的世界，由我们用日常语言所描绘的各种事物所组成；而后者则认为组成世界的是那些可以用当下最为成功的科学定律来正确描述的东西。

一种调和这两种看法的方式是物理主义对经验的还原论立场。该立场认为上述两种看法并不存在冲突，因为经验可以被在基础物理层面上所展开的科学说明还原为最终的实在。然而，物理主义的还原论并未能够说服所有人。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科学现象都能被原子为说明，或基础物理所展示的就是最终实在。不承认物理主义的还原论并不意味着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不能调和。如果科学能够用不同本体论来描述世界，这些描述未必都与日常经验相冲突。比如，如果细胞、不同种类的物质或群体性现象的一些性状无法用基础物理的定律来说明，那么，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之间的冲突就会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对存在的不同的或多元的理解。基础主义知识论认为科学发展带来了更为严格的本体论。从基础主义观点出发，承认科学中存在无法被物理主义还原的成分是一种阻碍或退步，不可还原性是由于科学的 某些部分还不够完善所造成的。基础主义观点主导了20世纪的科学知识论，特别体现在逻辑实证主义和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的自然化的知识论中。在这些知识论中，科学的进步体现在对科学的局部本体论的消解或还原。比如，化学中的分子被物理中的原子说明，生物中细胞被分子说明。因此，以物理学为标志的基础科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划分得相当清晰。

毫无疑问，对科学的理解最终离不开本体论。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的医学与江湖郎中的实践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在本体论层面上坚持医学知识的经验基础，因而被看作为一种科学实践。不过，基础主义并不是唯一一种为科学知识论奠基的本体论。刚才提到的非 还原主义的多元本体论也是一种选择。与基础主义的本体论不同，非还原主义的多元本体论并不认为科学说明所必须假设的实体的数量越少就越好，而是允许科学发展产生更多的具有说明力的实体。这些实体无须越少越好，只要它们能够有条理地组合在一起，其组合方式越 能有效地增加人类的理解则越好。而组合方式是否有效则依赖于一系列实践因素，其中包括科学方法、标准与规范、模型建构的技术等。这些实践因素与依赖其形成的实体组合在一起对特定的科学问题给出答案。非还原主义的多元本体论要求我们不能仅把科学知识看成为真 的或接近为真的理论，而应该看成是科学实践活动的产物。这些科学实践活动包括运用合理的方法、与环境互动、学习新知识和技能、解决困难、运用恰当的技术和模型等。所有这些实践活动与科学研究机构一起使得科学知识的产生与传播成为可能，人类也正是通过科学实 践所获取的知识来增加对世界的理解。在科学哲学领域之外，非还原主义的多元本体论获得不少学者的支持。

比如，法国科学社会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指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世界预设了一系列的二元论，比如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等。这些二元论均建立在对科学的客观性和确定性的追求之上。拉图尔的科学社会学试图为科学的客观性提供一个正面说明，却 无须预设现代性的二元论。他的策略之一就是论证在科学中存在着不同种类的客观性，而这个论证必然预设非还原主义的多元本体论。只有认识到人类所面对的是一个多元的存在样态这一事实，才能在与世界或盖娅的互动中，真正以科学为手段来处理诸如全球气候变暖等的事关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并在不具备完全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合理的群体性决策（Latour,2013）。

英国人类学家英戈尔德（Tim lngold）从人类学的角度质疑了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西方科学的现代性特征。同拉图尔一样，他也质疑知识论和本体论层面上的一系列二元划分，如人与自然、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主观与客观等，并以此质疑为起点来重建一个不同于传统 进路的知识论原则。与拉图尔不同的是，他没有在思想史中寻找不同的本体论样态的存在，并以此来理解科学规范以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英戈尔德的出发点是打破一个深入西方思想中的对人的二分，即作为生物性的有机体与作为社会性主体的人的二分。在他看来，生活在世界中的人类既是有机体又是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与他们的自然关系之间没有本质区别，而社会关系不过是生态关系的子集（lngold,2000,5）。从这种本体论的视角看，人类学和生物学只是生态人类学的两个方面。作为有机体和社会性的人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世界的刺激并做出反应，而是主动地与环境互动，并以此建构出世界与自己的意义。因此，生活并不是一个程序，而是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创造性展现。人类并不是作为征服者而外在于自然，而是作为自然一部分居住在自然中。

拉图尔和英戈尔德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拒斥了传统知识论所预设的二元论，代之以一种“生态观（ecological view）来看待科学知识。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研究中接受这种生态观，将意味着研究者们需要认真对待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社会实践背景。这种生态观很好地揭示了本书的理论关怀的初衷。我们并不想辩护或发展拉图尔或英戈尔德理论中的任何细节，尽管在后面我们还会常常提起他们理论中的某些相关部分。我们认同的是他们对传统知识论所预设的二元论的批判，并以这种批判为起点来发展一种也可以被他们称为“生态的”科学哲学，即我们在后面所要详细论述的科学实践哲学。

科学实践哲学所顸设的多元本体论意味着对世界的不同描述之间有可能会存在张力，却不意味着对世界的科学的和非科学的描述之间一定会存在张力。正如我们的研究所要展示的，科学实践只是色彩斑斓的各种人类实践中的一种。人类通过各种实践活动获取对世界的不同体验，而每种实践都会拥有独特的规范与概念。如果对世界的不同概念系统之间存在着张力，这些张力并不应该被看成是对人类知识或理解力增长的阻碍，相反，应该被看成是帮助增长的必要条件。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论证这种以实践为出发点去看待科学的方式如何为解决科学哲学中一系列传统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与新资源。值得强调的是，科学实践哲学或我们在后面会更为清晰地刻画的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并不认为科学理论不重要，也不会认为所有的科学哲学问题都必须从科学实践的视角获得解决。我们想要揭示的是，一旦研究视角从传统科学哲学所聚焦的理论转向实践，不仅传统科学哲学中许多难题都可以获得之前所没有的分析与解决资源，而且还因为新的本体论预设的介人，而导致对科学哲学问题域的重整，从而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就像拉图尔和英戈尔德的研究所展示的那样。这足以成为我们重视科学实践哲学这个新进路的理由。

那么，如何以实践为中心来研究科学哲学呢？这是本书所要详细处理的中心问题处在此我们先作一个简略的描述。一般来说，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研究中的知识论规范（epistemic norms）的探讨。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试图从不同的实践视角，比如，认知（cognitive）视角，历史性视角，理论运用的与境（contextual）视角等，来理解科学知识中的知识论规范。从这些视角来看，仅把科学知识看作满足某些知识论标准的信念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到相应的知识论标准的规范性来源，以及社会性的行为与认知样式（pattern）如何限制这些来源，并为这些来源提供可能。关注于这些行为和认知样式的不同方面，我们可以谈论实践、研究纲领、风格和范式等不同的概念。这些概念的侧重点虽不尽相同，但都关注科学实践中认知的、历史的和社会性维度，以及这些维度在未来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这一点上，这些维度都推动了本书所要发展的研究进路。承认科学中知识论规范的多维度性就会意识到认知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史对我们理解科学知识的本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因此，我们应该把科学哲学看成是理解知识产出过程中社会性努力的一部分。

我们不妨用再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点。自19世纪开始直到今天，科学哲学中不同版本的机械论都认为科学与其他信念体系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机械论从机制说明为出发点来建构科学知识。因此，如何刻画科学说明中的机制概念就成了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这 个科学哲学方向是卓有成效的，至今仍具生命力。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并不会否认机制论说明的重要地位，但却要指出我们不应该认为所有的科学说明都可以有通过机制的产生和运作来刻画。科学知识的产生、发展和传播是在由社会性研究机构、技术、个人和群体性技 能等因素构成的与境（context）中进行的。因此，科学实践中的许多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无法通过机制说明来理解。这意味着科学哲学应该与认知科学、社会科学等学科建立联系。与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分隔的科学哲学只能因其与实践脱节而走向空洞虚无。当然，这并 不意味着科学哲学应该被还原为社会学或心理学。机制说明在许多科学领域中作用重大，在物理学中甚至是决定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哲学的理论可以被还原为机械论模型。在社会学和机械论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广阔的哲学反思的空间。

另一个例子来自当代心灵哲学和行动哲学。这两个哲学领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围绕着对行动（action）的一个假设展开，即假设在行动和意向性之间存在着构成性联系（constitutive connexion）。这个假设无疑成功地说明了许多人类的行动，并以十分漂亮的方式为社会科学发展出自主性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纲领。但是，这个假设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许多甚至大多数人类的行为都不能被单纯地看作是行动，比如，专家的技能、社会交往能力、老一辈人的丰富经验、知觉能力等。在近期的认知科学领域中已经出现各类不同的模型试图说明和理解这些行为。这些行为不具有意向性，因而并不被命题态度支持。但它们对于理解人类的认知以及知识如何在实践中社会性地构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尤其重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初在科学哲学内部逐渐兴起了以科学实践为中心的各类研究进路。它们借鉴了其他科学技术元勘（如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等）的某些理论资源，试图在具体实践与境中研究特定知识论规范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及规律，在吸收历史和社会转向对科学实践中的历史、社会、技术、心理等因素的重视的同时，保持了传统科学哲学对知识论规范性的关怀，以免陷人极端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泥潭。它们的研究进路纷繁多样，也带有各自的问题。我们不妨简略地看看以下四个颇为重要的研究进路：

1.以科学实验和仪器为出发点研究科学实验过程中的认知问题（如Hacking,1983;FrankIin,1987等）。这些研究强调科学实验的知识论问题可独立于理论与经验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科学实验和仪器的知识论和非知识论规范是如何在具体实践中产生科学知识的。这条被称为“新实验主义的进路开出了科学哲学一个新方向，但也存在如何联系科学实验和仪器的使用与其他种类的科学实践之间认知关系的困难。由于科学实验和仪器使用规范的有效性常常局部地受限于具体实践的境况，如何使用这些规范来发展出更加广泛的科学知识和方法理论则需要更具一般性的实践概念来完成。

2.以科学实践的历史性为出发点研究科学及科学哲学基本概念的产生和演进。这些研究着眼于考察科学实践中知识论规范性概念如科学真理、科学推理、合理性、研究对象、客观性等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展现不同特性的。这条研究进路揭示了许多传统科学史无法触及的科学实践和科学哲学的问题。但是，对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们并未形成共识。一些学者认为他们的研究是 纯描述性的，与科学哲学所关心的规范性问题不相干。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么对知识论规范的历史性研究如何对科学哲学有所贡献就成疑问。

3．以认知心理为出发点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及结果（如Giere,1988;Thagard,1988,1992;Carruthers,et al.,（eds）,2002;Netz,1999;Nersessian, 2008等）。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认知科学新成果出发，展示了科学实践中认知心理层面对认知论规范建立的不可忽视的影响，构成了当代自然化科学哲学和自然化知识论中重要的一部分。这种研究进路也存在不少困难。比如，由于在认知科学中对认知心理机制的结构有各种不同的假说，使得这个研究进路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难以统一的说明模型。又如，与2.的问题类似，认知科学中的自然化资源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规范性的科学哲学，也是这条进路所需要说明的。

4.对科学实践本质在元层面上的理论研究。以上几种进路极大地拓宽了科学哲学研究范围，但因缺乏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实践概念，使得它们解决新老问题的能力打了折扣。在元层次上对科学实践本质的研究是为了获得这样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实践概念。较著名的研究 包括皮克林[Pickering（ed.),1992,1995]。他把科学实践理解为实践主体在活动中遇到的阻力和对阻力予以回应的辩证过程。另一位是劳斯（Rouse,1987,1996,2002）。他把科学实践看作是在社会、心理、物质条件、技术等类规范下进行的认知活动。两者的研究仍然存在着需要克服的理论困难。特纳（Turner,1994,1999,2002,2010）指出实践作为主体个人能力则需要解释它如何能够在社会中传播，而作为所有社会成员共有的隐含规范则需要解释它如何能够通过学习而获得。在特纳看来，皮克林和劳斯的理论资源无法成功地解释这两 点，因而须对实践的概念给出更为清晰的说明。

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在国内逐步获得关注（如蒋劲松等编，2006；吴彤，2010）这些研究涉及了上述各进路中许多问题，使国内学者注意到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的重要性，但未能对这些问给出系统性的应对方案。相对对以上几种进路，本书所提倡的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更加注重揭示认知规范的历史性样态和探讨认知科学的成果对科学实践哲学的支持。比如，我们将讨论助勘式工具（heuristic tools）在科学实践的认知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以此形成全新的科学合理性观。我们还将讨论社会性分布的认知资源如何有助于形成具有一般性的科学概念，以及认知科学的经验研究成果如何有助于自然化的知识 论和自然化的科学哲学。本书所提的这条进路有助于对以上几条进路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给出更为系统的回答。

我们的研究从方法论和知识论层面上入手，逐渐揭示相应的多元主义的本体论后果。第一章首先讨论以理论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在方法论和知识论上的理由。20世纪上半叶现代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发展，使得许多科学哲学家认为一旦经验证据对理论支持的逻辑结构得以厘 清，我们便会透彻地理解科学知识的特性。这种看法使得以理论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在20世纪上半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仍然有一些学者如纽拉特、弗雷克和波兰尼等指出了以理论为中心的科学哲学的局限性。他们敏感地看到认知论规范无法被还原为逻辑和数学规则，并 从不同视角探讨了隐含在科学实践中的社会性、技能性、技术性、认知性的规范与标准如何在科学知识的形成与辩护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历史主义转向以及科学社会学的介入强烈地要求科学哲学更多地关注真实的科学实践。然而，一些历史主义的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也带有极端相对主义的倾向，导致在知识论层面上的怀疑论。避免这种极端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后果的一种方式，是以隐含在实践中的各种知识论和与认知过程相关的规范为出发点来理解科学。这便是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的理论初衷。第二章更为深入地探讨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在知识论层面上所引发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梳理有助于读者理解之后各章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章首先指出以实践的概念作为知识论的理论起点需要超越个人主义方法论。但是，不以个人认知能力为出发点也会引起一系列说明知识论规范性起源的困难，例如，如何辨别一个社会性实践，一个社会性实践如何在社会团体之中传播等。我们通过反思特纳对实践概念的批评来初步地处理这些困难。简单地说，对实践的规范性结构的理解不应该像特纳预设那样，仅以某些受到经验证据支持的因果性律则关系来获取，而是应该考虑到实践中的规范性结构在产生和运作过程中所依赖的各类与境因素。一旦意识到实践是由这些种类不同的与境因素所形成的合理性布局所组成的，我们就可以认识到隐含在实践中的规范性结构在知识论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这个关键性作用也有助于我们找到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与当代知识论之间的联系。

第三、四、五、六章围绕着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合理性观逐步展开并最终指向自然化知识论和自然化科学哲学的立场。第三章首先考察历史主义转向对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批评之后所引起的科学合理性危机。为了避免历史主义转向所起的危机，科学哲学界 逐渐兴起了工具主义合理性观。这种工具主义合理性观常常作为抵御历史主义和科学社会学中某些极端相对主义的倾向并捍卫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的资源，在20世纪下半叶的科学哲学界里造成了学者们在科学合理性问题上，必须在历史主义与工具主义之间二选一的局面。我们认为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理论为中心的研究进路所引发的，一旦看到科学实践中隐含的不同规范与明晰的标准共同形成各类认知资源的合理性布局，我们就不难得出历史主义转向不必导致科学合理性的危机，而且工具主义也不必是捍卫科学合理性和客观性的唯一手段。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展示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各种不同的隐含规范和明晰标准如何形成合理性布局，并在此基础上为“实践和“科学实践”的概念给出更为清晰的定义。

第四章提出助勘式结构的概念，并在此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一种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合理性理论。助勘式认知工具一向被当作可以被还原为算法的推理捷径，我们认为这种传统的看法并不正确。助勘式认知工具的一个基本特性是它们的系统性偏差具有方向性。这意味着理性的认知主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助勘式认知工具可能出错的程度，因此，我们可以像许多认知科学家那样，把助勘式认知工具理解为可错的却可靠的认知资源。通过一系列具体的例子，我们论证不是所有的助勘式认知工具都能够还原到算法。而且，即使在可以被还原为算法的助勘式认知工具中，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实施算法会要求超出人类认知能力所允许的界限，因而合理的选择仍然是使用助勘式认知工具。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助勘式认知工具并不只局限于推理工具，也包括各种技术系统。综合上述各种特性，我们把各类助勘式认知工具组成的合理性布局称为助勘式结构。一个助勘式结构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形成的一组功能性地、人为地和有层次地组织在一 起的具有系统性偏差的合理性布局。助勘式结构的概念很好地照顾到合理性布局中隐含在实践中的各类规范和明晰的标准。在这一章的最后部分，我们对近期以助勘式结构为合理性认知模型的几种尝试的优劣作出了比较。

如果说第四章中所讨论的助勘式结构的例子主要来自数学和物理学领域，第五章则集中展示生物学领域中的一些助勘式结构的使用。这一章首先讨论了为什么适应性概念的不同用法在生物学研究中应该被看成为助勘式结构。而全章重点则围绕着当代生物学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自然选择单位和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世纪里经历了多次理论巨变。从这些巨变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助勘式结构所组成的合理性布局如何保证了这些理论变化过程的合理性和客观性。

以助勘式结构来理解科学合理性意味着对人类认知各种能力与结构的经验研究是理解科学知识不可或缺的资源。这意味着一种自然化的知识论。然而，对于自然化知识论却存在着诸多质疑。第六章讨论其中对自然化知识论尤其是对依赖认知科学资源的知识论最为重要的两个质疑。第一个质疑自然化知识论是否能够满足知识论的规范性要求，第二个质疑自然化知识论是否与传统知识论所依赖的先验直觉和反思的方法相冲突。我们要论证的是，面对规范性论据，自然化知识论可以依赖一系列防御性的辩护理由。由于是否接受这些理由常常决定于我们是否接受自然化知识论的前提本身，因而未必能够被自然化知识论的反对者们接受。而对于先验性论据，自然化知识论可以直接否定知识论中先验资源，也可以对先验资源予以自然化处理。在对先验性论据的讨论中，自然化知识论可以展示更为有效的自我辩护策略。在对先验性论据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自然化知识论与认知科学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一方面，自然化知识论强调认知科学是建设令人满意的知识理论不可缺少的资源；另一方面，认知科学为自然化知识论的合法性提供了大量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论据或证 据。其中助勘式结构就是一个重要例子。它让我们看到科学实践中的知识常常不是通过普遍适用的先验原则获得的，而是依赖于我们在前几章中所展示的各种隐含规范与明晰标准共同形成诸多认知资源的合理性布局。

在讨论了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如何让我们重建科学合理性以及其自然化方向的可行性之后，第七、八章继续探讨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如何以新的方式处理科学哲学的经典问题。第七章集中讨论科学说明和围绕着科学说明的一些重要的理论概念，如因果性、机制和还原论。这一章的目的是展示，助勘式结构的视角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这些概念在以理论为中心的科学哲学中的局限性。本章首先回顾了亨普尔寻找科学说明的充分必要条件的尝试。他的覆盖律模型为科学说明给出一个相当清晰的刻画，这是科学哲学的一大成就。因为在此之前，由于科学说明是获取理解的心理过程，被许多反对心理主义的哲学家们认为难以用客观的方式来刻画。亨普尔的科学说明理论的局限性部分地由于他的休谟式的定律观使覆盖律模型难以处理在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因果说明。然而，对于因果说明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每种理论都有其难以充分说明的现象。近十几年来逐渐兴起的机制说明理论也同样存在着不够充分的地方。追求科学说明的某种统一的理论，其根源来自对还原论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认为科学研究最终会形成一种统一的科学，在其中所有科学现象在理论上都可以还原 为某些最基本的单位和这些基本单位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之所以是一种误解是因为，即使使用低层次的性质来说明高层次的现象（因而高层次被还原为低层次的还原方式）是科学说明中十分重要的手段，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所有科学现象最终都能够在理论上还原为某个最 为基本的层次。科学家们在具体实践中从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视角出发来考察外在世界中的各类现象，采用不同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资源，这些资源之间并不总能够存在还原关系。多元主义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视角看，把亨普尔的覆盖律理论，各种因果和因果机制理论看作是科学说明的不同助勘式结构是一种可行和有效的策略。

第八章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科学抽象。传统的、以理论为中心的抽象观认为抽象是从中立的观察结果中抽取相关性质和剔除不相关性质的认知过程。传统的抽象观的问题是它所预设的中立的观察并不存在，因而难以像传统的抽象观认为的那样成为抽象的起点。瑞德站在 以实践为中心的立场上提出一种以抽象概念的外展性为抽象的知识论辩护标准的科学抽象理论，十分有效地说明了科学实践中许多认知过程。同样以实践为中心，卡特莱特以自然的能力的概念为出发点提出了与瑞德的理论不同的、对应于因果机制的抽象理论。这两种抽象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对抽象结构的外展性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的理解也出现在惠威尔和密尔的经典争论之中。认知科学的近期研究成果展示了，对抽象结果的外展性的不同理解来自具体科学实践的抽象过程中不同的认知目的。我们可以把具有不同认知目的的抽象机制看作不同的助勘式结构，并对各种科学抽象理论采取多元主义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态度。

以理论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在理解科学知识时，认为科学知识的知识论规范性来自其逻辑和数学结构，而与知识论标准的产生历史无关。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则认为科学知识的知识论规范性难以完全还原为逻辑和数学结构，对知识论规范的充分地理解要求我们考察 具体的知识论辩护标准的产生和应用的历史，因而，科学哲学必须依赖于科学史。第九、十和十一章探讨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之间的依赖关系。第九章探讨瓦托夫斯基的历史知识论。这个理论是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依赖关系的极为精致的辩护。它在本体论层面 上论证了科学实践中的知识论辩护资源是人类特有的表征人造物，对其充分的理解必然地具有历史性。瓦氏的历史知识论为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因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它的一些理论预设仍带有某些过度理智主义倾向。科学实践哲学和认知科学的近 期成果有助于改正这种倾向。

第十章讨论历史知识论的一个具体的运用，即哈金的推理风格理论。哈金试图通过这个理论来展现的科学真理的历史性和客观性的辩证关系。应该说哈金的理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它成功地论证了西方科学史中不同的知识论和方法论规范的所引发的不同的科学推理 风格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与指导。它避免了库恩的历史主义未能避免的困难、成功地说明了科学变化过程中的合理性，避免了一些历史主义进路难以避免的极端相对主义的后果。哈金理论的缺点在于它过于宽泛，难以说明并指导更为具体的科学实践。对此，我们提出了更为灵活的认知风格的概念以补充哈金的推理风格的概念。认知风格的概念也为我们更为有效地理解库恩的范式概念对科学哲学所带来的建设性一面，以及范式概念与科学推理风格之间的关系。

第十一章通过历史知识论的视角来探讨李约瑟的科学编史学。萨顿和李约瑟在去世前均未完成自己庞大的研究计划。萨顿殁后其多卷本科学通史无人替他继续完成。而李约瑟的多卷本《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却在多位后继者们的努力下逐渐接近于完成，使得这部令人瞩的个人研究成果最终成为一部集体合作的学术巨著。两者身后不同际遇并非偶然。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因是李约瑟的研究符合后萨顿时代科学编史学注重地方性知识的特征。这一章从历史知识论的视角出发， 论证李约瑟的科学编史学可以被看成为一种对科学的地方性研究进路。它具有历史主义、与境主义和超越内在史和外在史二分这三个特征。而以理论而非实践为中心的视角常常使得许多学者看不到这点，因而难以充分地说明李约瑟对中国科学研究的成功之处。历史知识论以及以实践为中心的异质性科学观使得我们看到地方性知识与建立在其延展能力上的一般性并不相互冲突，因而一些学者对李约瑟科学编史学中的地方性特征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

科学实践不仅包括科学家们的经验和理论上的研究，也包括科学传播。通过科学传播，科学事业不仅为自己培养后辈学徒，也是向公众介绍科学成果、传扬科学精神的渠道。科学传播一直是科学社会学和更为广泛的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的研究对象。从理论为中心的科学哲学的视看，科学传播是科学工作中的纯社会性实践，只遵循社会性规范，因而是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然而，从以科学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的视角出发，科学传播不仅是社会性实践也是认知实践，其成功运作也需要一系列知识论规范。认识不到这一点，很容 易或者退到以理论为中心的科学哲学立场，或者落入极端相对主义的陷阱中。第十二章试图在梳理科学传播的社会性特征的同时，依赖证言知识论和专长哲学的资源探求当代科学传播中的知识论规范。

科技博物馆是自近代科学以来最为重要的科学传播和科学教育的手段之一，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科学思想的塑形与发展。时至今日，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科技博物馆都已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第十三章指出，理解科技博物馆的基本特征与未来发展趋势要求发掘其中的认知结构。皮克斯通的认知方式的概念与助勘式结构和研究风格密切相关。为我们理解科技博物馆的认知结构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理论视角使用这个概念，在梳理西方科技博物馆的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我们探讨了当代科技博将馆面临的一些同题和对策，并对中国科技博 地馆的发展趋势做出两点观察。首先，中国科技博物馆迟早要面对信息技术带来的挑战；其次，中国科技博物馆应该主动引导公众理性地反思科技与社会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相信会对上述当代重视科学实践的各类研究进路有所裨益。首先对于4，在前三章中，我们对实践和科学实践的概念在元层面上予以探讨，并对特纳的质疑给出了回应。其次，我们的研究支持了进路1所示的科学实验和实验的工具仪器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辩护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进路1提供了一种超越各种案例研究所关注的具体实践与境的、更具一般性的理论资源。我们可以把实验、仪器以及实验者的技能组成的技术系统看成为助勘式结构，这种结构是自近代科学以来，为科学知识提供合理辩护的重要资源之一。同时，建立在助勘式结构之上的科学合理性是一种以认知主体的认知结构为出发点的自然化的知识论和科学合理性进路，它为3中所展示的各种认知结构与模型如何与规范性科学哲学相关联提供一种说明方式。最后，本书后几章所讨论的历史知识论及其应用的例子，也为2中所讨论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之间互依赖的关系给出了理论支持。总之，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当今科学实践哲学给出更为系统和深入的分析与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