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子以格物为《大学》工夫之首,但在朱子的整个工夫序列中,格物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已。朱子认为,格物工夫要以其端绪为前提,此端绪即本心之体的发见处,格物所要可因的已知之理。然而,此端绪非本能呈现,在朱子看来,它有赖于小学涵养履践工夫的培养。小学与大学工夫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无小学则大学工夫无根本,无大学则小学工夫难以圆满。

【关键词】：朱子小学大学格物涵养

【中图分类号】：B244.7

壹

朱子平生用力最多者, 在《大学》一书, 自称“平生精力尽在此书”（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四, 中华书局, 1994年, 第258页）, 故学者研习朱子之说, 大多将关注的重心放在朱子对《大学》的诠释上, 如牟宗三先生在对宋明理学进行三系分疏时, 就认为伊川朱子一系的主要特征即是“以《大学》为主”（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 台北:中正书局, 1969年, 第49页）。相较而言, 朱子对“小学”的论述则较少有人予以应有的重视, 或者仅将之视为一种蒙学教育。淳熙丁未 (1187年) , 朱子与门人刘清之合编《小学》一书, 朱子序文中有“授之蒙童、资其讲习”（朱熹:《小学原序》, 收入《朱子全书》第13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第393页）云云, 似乎朱子亦同样将“小学”视为蒙学。

淳熙己酉 (1189年) , 朱子序定《大学章句》, 明确将“小学”与“大学”相提并论:

人生八岁, 则自王公以下, 至于庶人之子弟, 皆入小学, 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 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 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 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 与凡民之俊秀, 皆入大学, 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中华书局, 1983年, 第1页）。

从上文很容易得出结论, 朱子心目中“大学”与“小学”的区别, 仅仅在于受学对象年龄的不同, 以及所学内容的差别, 从而以之阐明“大学”之为“大人之学”的意义所在（《大学章句》即云:“大学者, 大人之学也。”见《四书章句集注》, 第3页;《大学或问》则说:“此对小子之学言之也。”见《四书或问》,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第1页）。然而朱子在《大学或问》中说:

学之大小固有不同, 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 不习之小学, 则无以收其放心, 养其德性, 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 不进于大学, 则无以察夫义理, 措诸事业, 而收小学之成功。(《大学或问上》, 《四书或问》, 第1页)  

就此而言, 大学、小学固有不同, 但没有实质性的差异, 仅在于为学次第之先后而已, “其为道则一”, 因而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故朱子视“小学”为“大学之基本”, 视“大学”为“收小学之成功”, 《章句序》中亦称, “因小学之成功, 以著大学之明法”。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朱子的这些表述呢?“小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大学”之“基本”呢?

贰

为了阐明“小学”对于“大学”的意义, 我们不妨从《大学》的工夫入手予以讨论。《大学》工夫次第, 以“格物致知”为首, 朱子对《大学》的诠释, 亦显然以“格物”说为中心, 朱子不但在《大学章句》中为《大学》作了一段“格物补传”, 而且称“此一书之间, 要紧只在格物两字上” (《朱子语类》卷十四, 第255页) , 又称“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 (《答宋深之第四》, 《朱文公文集》卷五八, 《朱子全书》, 第23册, 第2773页) , 陈来先生也认为, “格物是朱熹大学思想的核心观念”（陈来:《朱熹哲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 第207页）。因而欲理解《大学》之工夫, 首先必须理解《大学》之“格物”说。然而, 诚如钱穆先生所说, “朱子思想, 以论格物穷理为最受后人之重视, 亦最为后人所争论。”（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 第50页）。宗朱学者固然以朱子之说为不刊之论, 但同时可以看到很多对朱子“格物”说的批评。与朱子同时代的陆象山批评朱子的格物工夫为“支离”（金春峰:《朱熹哲学思想》,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8年, 《自序》, 第15页）, 其后王阳明亦质疑朱子的格物工夫无助于自身的成德（陈来:《朱熹哲学研究》, 第209页）。在现代学者中, 冯友兰与牟宗三两先生的批评亦颇具代表性。在冯先生看来, “格物”是“增进人对于客观上的各个具体事物的知识”, 他评论朱子的《格物补传》说:“这篇《补传》实际上分为两段。在豁然贯通焉似前为前段, 以后为后段。前段的要点是‘即物而穷理’, 说的是增进知识, 后段的要点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说的是提高精神境界。这本来是两回事, 分开来说本来是可以的。朱熹全篇文章是把‘即物而穷理’作为‘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的方法, 这就成为问题了。这就是把两回事混为一回事, 把‘为学’和‘为道’混为一谈, 这就讲不通了。”（陈来:《宋明理学》,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年, 第180页。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第233页）牟先生的批评与冯先生相类似, 认为朱子的“格物致知”说是“泛认知主义”, “格物致知是心知之明与在物之理之间的认知摄取关系”, （如陈来说:“朱熹所说的致知只是指主体通过考究物理在主观上得到知识扩充的结果。”见《朱熹哲学研究》, 第212页）从而“将知识问题与成德问题混杂在一起讲。”（《语类》云:“致知乃本心之知。”见《朱子语类》, 第283页;又曰:“知者, 吾自有此知。”见《朱子语类》, 第293页）如果诚如陆、王及冯、牟诸贤所批评, 则朱子工夫论的理论缺陷是显然的, 知识与道德毕竟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 以知识为成德之阶, 当然可以认为是在缘木求鱼。然而, 我们不得不对此提出质疑, 朱子之学居然浅薄如斯?正如金春峰所指出的, “硬将其套为西方的认识论, 解格物为研究穷索物理, 致知为积累客观知识, 《大学补传》就不仅显得十分贫乏, 而且以求知为成德之途, 弄成矛盾、混乱, 扞格不通, 起码的思想水准也没有了。”（《语类》卷十四云:“明德, 谓本有此明德也。”见《朱子语类》, 第267页）以朱子在理论上一贯周匝缜密而言, 似乎不当如此。我们不妨重新对朱子的“格物致知”思想作一审查。

《大学》称“致知在格物”, 朱子在《大学章句》中解释说:

致, 推极也。知, 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 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者, 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 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四书章句集注》, 第4页)

“致”是推极, “致知”是“推极吾之知识”, 单就此颇不容易理解到底何谓为“吾之知识”。学者或有将“致知”解为获得知识者, 但朱子显然不是训“致”为获得, 而训为“推极”, “推极”者, 自内向外也。朱子又训“格”为“至”, 则格物者, 至物也。关键问题是, 我们要到事物那里去干什么?这一点《大学》文本没有给出任何说法, 朱子遂由至物而引申为“穷至事物之理”, 亦即所谓“穷理”。因而, 所谓“格物”, 便被朱子诠释为到物那里去穷理, 或者说是去穷尽事物的理。虽然朱子认为“格物”与“穷理”两个概念仍然存在细微的差别, 但在一般意义上讲, “格物”可以认为就是“穷理”（参见钱穆:《朱子学提纲》, 收入《朱子新学案》第一册, 第147页）, 对“格物”理解的关键也在于对“穷理”的理解。那么, 什么是“穷理”呢?一般的说法是将穷理理解成研究事物的道理。（如朱子说:“古人小学养得小儿子诚敬善端发见了。”见《朱子语类》卷七, 第124页）这样, 朱子之“格物致知”似乎就是到物那里去穷理而获得知识。（在朱子看来, “小学”阶段养成“善”, “大学”之工夫则可臻于“至善”。朱子固然极重视《大学》“止于至善“之说, 有“‘善’字轻, ‘至’字重”、“善, 须是至善始得” (《语类》卷十四) 等说法, 但同时亦认为欲“止于至善”, 却离不开“小学”所打下的“善”的根基。有关朱子论“善”与“至善”的关系, 可参见拙文:《善与至善:论朱子对〈大学〉阐释的一个向度》, 载《台大历史学报》第28期, 2001年, 第23-50页）但问题是, 从工夫的角度看, 如何才可能到物那里去穷究事物的道理呢?对此最经典的表述莫过于《格物补传》: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 言欲致吾之知, 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 莫不有知, 而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 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 必使学者, 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 而益穷之, 以求至乎其极。至於用力之久, 而一旦豁然贯通焉, 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 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 此谓知之至也(《四书章句集注》, 第6-7页)。

就文本的第一句讲, “致知在格物”, 似乎可解为到物那里去穷尽事物的道理而获得知识, 虽然我们说朱子并不训“致”为“获得”。但是, 朱子所“欲致”的“吾之知”, 并不是普泛意义上所讲的“我的知识”, 而是“我本有之知”, 故“致”才可以训为“推极”, 即自内而向外推致。朱子讲“人心之灵, 莫不有知”, 则“知”者, 实乃我本有之知（如朱子说:“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定, 已自是圣贤坯璞了, 但未有圣贤许多知见。”《朱子语类》卷七, 第124页。又:“古者, 小学已自暗养成了, 到长来, 已自有圣贤坯模, 只就上面加光饰。”《朱子语类》卷七, 第125页。钱穆先生亦称, 在朱子那里, “做起码圣人是小学工夫, 做杰出透格圣人是大学工夫。”参见钱穆:《成色与分两》, 载《湖上闲思录》, 三联书店, 2000年, 第30页）。朱子又云, “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 而益穷之, 以求至乎其极”, 这句话对于理解朱子“格物致知”说尤其关键, 其中的关键词即在于所谓“已知之理”。也就是说, 格物致知之工夫, 必须“因其已知之理”, 才有下手处, 若无“已知之理”, 则工夫势必落空。

《语类》中又说:

穷理者, 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 因其所已达而及其所未达。人之良知, 本所固有。(《朱子语类》卷十八, 第392页) 

此亦明确地指出:第一, 穷理必因其已知而及其所未知;第二, 此已知者, 即人本所固有的良知。此良知也就是《大学》所谓的“明德”。《大学》一开篇即云,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此即已预设了每个人都有可明之“明德”。（如朱子说:“如今全失了小学工夫, 只得教人且把敬为主, 收敛身心, 却方可下工夫。”见《朱子语类》, 第125页）。《章句》释“明德”云:“人之所得乎天, 而虚灵不昧, 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四书章句集注》, 第3页。) 则此明德得乎天而具众理, 即心之本体, 实即《中庸》所讲的“天命之性”。正因为心具有众理, 则格物穷理的工夫才有可“因”之“已知之理”。

然而, 既然“人之良知, 本所固有”, 那么为什么现实中的良知不能全体朗现呢?为什么我们有明德良知的同时还要将之推致到极处呢?《集注》说:

明德者, 人之所得乎天, 而虚灵不昧, 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 人欲所蔽, 则有时而昏, 然其本体之明, 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 以复其初也。(《四书章句集注》, 第1页) 

《语类》又说:

刘圻父说格物、致知。曰:“他所以下‘格’字、‘致’字者, 皆是为自家元有是物, 但为他物所蔽耳。而今便要从那知处推开去, 是因其所已知而推之, 以至于无所不知也。” (《朱子语类》卷十五, 第292页) 

人心莫不有知, 所以不知者, 但气禀有偏, 故知之有不能尽。所谓致知者, 只是教他展开使尽。(《朱子语类》卷十四, 第264页) 

“人心之灵, 莫不有知”, 或者“人之良知, 本所固有”, 或者“自家元有是物”, 这是“格物”可能的前提。而“所以不知者”, 此“知”所以有“未知”“未达”者, 盖在于“气禀所拘, 人欲所蔽”。然而, 在朱子看来, 尽管有“气禀”与“人欲”的拘局与遮蔽, 但良知“本体之明, 则有未尝息者”, 即此良知总有“发见”的时候。此良知所“发见”之处, 便是工夫的下手处, 所以朱子才说“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所发”即良知所“发见”, 其工夫即是“因”此而推明之, 此亦《格物补传》所谓“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此可“因”之“知”与“理”, 朱子又称为格物的“端绪”:

若今日学者所谓格物, 却无一个端绪, 只似寻物去格。如齐宣王因见牛而发不忍之心, 此盖端绪也, 便就此扩充, 直到无一物不被其泽, 方是。致与格, 只是推致穷格到尽处。凡人各有个见识, 不可谓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 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 无不知敬其兄”, 以至善恶是非之际, 亦甚分晓。但不推致充广, 故其见识终只如此。须是因此端绪从而穷格之。未见端倪发见之时, 且得恭敬涵养;有个端倪发见, 直是穷格去。亦不是凿空寻事物去格也。(《朱子语类》卷十八, 第402-403页)

这里所谓的“端绪”或“端倪”, 即吾人明德之发见处, 如齐宣王所发之恻隐之心。故格齐宣王见牛这件事, 其“端绪”或“端倪”就是见牛而发出的不忍之心, 而穷格推极之工夫, 就是将对牛而产生的不忍之心扩充, 使无一物不被其泽, 这才构成朱子所讲的一次完整的格物致知的过程。因此, 格物前须有一“端绪”, 若“端倪”未见, 则只有涵养而谈不上格物, 只有当人心感事而有明德之发见时, 才可就此推开穷格, 否则就是成了“凿空寻事物去格”。后人不解此意, 以至于王阳明有庭前格竹子之病, 按钱宾四先生的说法, 这正是所谓的“无端绪寻物去格”也（《大学或问》说:“敬之所以为学之始者然矣, 其所以为学之终也, 奈何?曰:敬者, 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 则知小学之不能无赖于此以为始。知小学之赖此以始, 则夫大学之不能无赖乎此以为终者, 可以一以贯之而无疑矣。盖此心既立, 而由是格物致知以尽事物之理, 则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由是诚意正心以修其身, 则所谓“先立其大者, 而小者不能夺”；由是齐家治国以及乎天下, 则所谓“修己以安百姓, 笃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乎离乎敬也, 然则敬之一字, 岂非圣学始终之要也哉!”见《四书或问》, 第2页）。

叁

既然《大学》的“格物”工夫离不开应有的“端绪”, 那么, 此“端绪”又来自哪里呢?从理论上固然如朱子所称, 每个人良知“本体之明, 则有未尝息者”, 即此良知总有“发见”的时候, 此良知“发见”处, 可以作为“格物”下手的“端绪”、“端倪”。但是, 在现实层面上正如《章句》所说, 人的“明德”由于“气禀”、“人欲”之故, 总是暂明暂灭, 如果只是消极坐等良知之发见, 则非儒家工夫之道。从积极的工夫角度来说, 更应该做的是主动地去培养可资以“格物”的“端绪”。然而, 如何才能养成此“端绪”呢?就“大学”工夫来讲, 既然是以“格物”为首, 而“格物”又有赖于其所“因”的“端绪”, 则此“端绪”之培养, 必不能由“大学”来完成。《语类》卷十四记:

“未格物以前, 如何致力?”曰:“古人这处, 已自有小学了。” (《朱子语类》卷十四, 第279页) 

从“未格物以前如何致力”可以看出, 虽然“大学”工夫是以“格物”为首, 但从工夫的整体上看, “格物”亦不过只是全体工夫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已, 在“格物”之前仍有工夫。从朱子论工夫的次第上讲, “格物”之前的工夫就是“小学”工夫。所以朱子又说:

盖幼而不知小学之教, 故其长也, 无以进乎大学之道。(《经筵讲义》, 《朱文公文集》卷十五, 《朱子全书》第20册, 第710页) 

又《语类》曰:

今人小学都不曾去学, 却欲便从大学做去。且如今格一物, 若自家不诚不敬, 才格不到, 便弃了, 又如何了得!工夫如何成得! (《朱子语类》卷十八, 第403页) 

是以在朱子看来, 若无“小学”之教, 便失去了进入“大学”工夫的根基, 所以《章句序》视“小学”为“大学”之“基本”。更进一步地说, 在朱子看来, 这种在“大学”之前的“小学”工夫, 事实上就是培养作为“格物”之“端绪”的重要工夫。朱子称:

今人不曾做得小学工夫, 一旦学大学, 是以无下手处。(《朱子语类》卷十四, 第251页) 

若无“小学”工夫, 骤然学“大学”, 则“大学”工夫就没有“下手处”, “小学”工夫是要为“大学”工夫提供“下手处”, 此“下手处”, 其实就是上文所讲的“端绪”或“端倪”。那么, “小学”工夫是一种什么样的工夫呢?按《章句序》所说, “小学”所学, 是“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 礼乐、射御、书数之文”, 朱子又说, “小学是事, 如事君, 事父, 事兄, 处友等事, 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 (《朱子语类》卷七, 第125页) 可见, 小学所学的, 是人之为人的一般教养, 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道德规范。然而, 以上只是在工夫的节目上说, 如果论其精神, 则是通过“涵养践履”来落实“孝悌诚敬”, 如朱子说:

古人由小便学来, 如“视无诳”, 如“洒扫、应对、进退”, 皆是少年从小学, 教他都是诚敬。(《朱子语类》卷十八, 第403页) 

“洒扫、应对、进退”之教, 只是养其诚敬而已。反过来, 如果没有“诚敬”的精神, 则虽然存在其节目, 但已不能谨乎此“洒扫、应对、进退”之教, 《大学或问》说:

盖吾闻之, 敬之一字, 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 不由乎此, 固无以涵养本原, 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 与夫六艺之教。(《大学或问上》, 《四书或问》, 第2页) 

朱子又在《答吴晦叔第九》说:

盖古人之教, 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 及其少长, 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 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 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在, 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自注:此小学之事, 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 及其十五成童, 学于大学, 则其洒扫应对之间, 礼乐射御之际, 所以涵养践履之者, 略已小成矣。于是不离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答吴晦叔第九》, 《朱文公文集》卷四二, 《朱子全书》第22册, 第1914页) 

尽管朱子称“小学”之事为“知之浅而行之小者”, 但通过“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 事实上在十五岁入“大学”之时, “小学”涵养践履的工夫体现在效验上已经是略有“小成”了。那么, 这所谓“小成”, 又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 “小成”当然是相对“大成”而言, 学既有小、大之分, 其“成”亦有小、大之分, “小成”者, 是因为“小学”之事为“知之浅而行之小者”, 因为“小学”只是《大学或问》中所说“收其放心, 养其德性”, 尚未能够做到“大学”所要求达到的“察夫义理, 措诸事业”, 所以视其“成”为“小”。然而, 从另一方面来讲, “小成”虽小, 但毕竟也是有所“成”, 所谓“收其放心, 养其德性”即是其“成”。朱子又说:“小学涵养此性”, “忠信孝弟之类, 须于小学中出”。(《朱子语类》卷十四, 第252页) 在朱子看来, 经过“小学”的养成, 已经有了“诚敬善端”的“发见”（如朱子说:“古人小学养得小儿子诚敬善端发见了。”见《朱子语类》卷七, 第124页）。也就是说, 一个人经过“小学”的工夫, 已经成为了一个“善”的人（在朱子看来, “小学”阶段养成“善”, “大学”之工夫则可臻于“至善”。朱子固然极重视《大学》“止于至善“之说, 有“‘善’字轻, ‘至’字重”、“善, 须是至善始得” (《语类》卷十四) 等说法, 但同时亦认为欲“止于至善”, 却离不开“小学”所打下的“善”的根基。有关朱子论“善”与“至善”的关系, 可参见拙文:《善与至善:论朱子对〈大学〉阐释的一个向度》, 载《台大历史学报》第28期, 2001年, 第23-50页），朱子甚至比喻说, “小学”之后, “已自有圣贤坯模”, “大学”之功不过是在此坯璞加些“光饰”而已（如朱子说:“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定, 已自是圣贤坯璞了, 但未有圣贤许多知见。”《朱子语类》卷七, 第124页。又:“古者, 小学已自暗养成了, 到长来, 已自有圣贤坯模, 只就上面加光饰。”《朱子语类》卷七, 第125页。钱穆先生亦称, 在朱子那里, “做起码圣人是小学工夫, 做杰出透格圣人是大学工夫。”参见钱穆:《成色与分两》, 载《湖上闲思录》, 三联书店, 2000年, 第30页）。朱子又说:“古人于小学存养已熟, 根基已深厚, 到大学, 只就上面点化出些精彩。” (《朱子语类》卷七, 第125页) 可以说, 此“诚敬善端”之“发见”, 或所养成的“圣贤坯模”, 才是“大学”格物致知工夫的根基所在。故朱子称“不离乎此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反过来, 若离此根基, 则不足以从事“大学”的工夫:

诚欲因夫小学之成以进乎大学之始, 则非涵养履践之有素, 亦岂能居然以夫杂乱纷纠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 (《答吴晦叔第九》, 《朱文公文集》卷四二, 《朱子全书》第22册, 第1915页) 

如果不经“小学”涵养履践有素之工夫, 则人心尚处于“杂乱纷纠”之中, 朱子认为是不可能下“大学”格物致知的工夫。所以然者, 若人心始终处于“杂乱纷纠”之中, “气禀”、“人欲”偏胜, 导致“本体之明”多处昏蔽之中, 则“已知之理”不明, “大学”工夫所赖以存在的“端绪”就很难显现出来, 自然也就无法因其已知而推致其所未知, 因其已明而推致其所未明。所以朱子才说, “未见端倪发见之时, 且得恭敬涵养” (《朱子语类》卷十八, 第403页) , 而“小学”工夫的意义, 恰恰在于通过涵养履践来保存心体之本然, 是以朱子又说:“故《大学》之书, 虽以格物致知为用力之始, 然非谓初不涵养履践而直从事于此也。” (《答吴晦叔第九》, 《朱文公文集》卷四二, 《朱子全书》第22册, 第1915页) 

不过朱子有关“小学”的种种论说, 在某种意义上是他对古代的某种理想性设想, 是所谓“三代之隆, 其法浸备”的结果, 而实际情况是, “及周之衰, 贤圣之君不作, 学校之政不修, 教化陵夷, 风俗颓败” (《四书章句集注》, 第1页) , 从而三代理想的“小学”并不行于后世。不过, 既然“小学”不行于后世, 那么“大学”工夫所需要的“端绪”又从何而来呢?又如何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工夫体系呢?在朱子看来, 三代之后“小学”不行, 这是事实, 故其编《小学》一书, 就有甚深的意味, 而非仅是启蒙的需要。与此同时, 就工夫而言, 既然“小学”工夫“洒扫、应对、进退”之教, 只是养其诚敬而已, 是以朱子就据伊川的说法, 以持敬来补“小学”之阙:

问:“《大学》首云明德, 而不曾说主敬, 莫是已具于小学?”曰:“固然。自小学不传, 伊川却是带补一‘敬’字。” (《朱子语类》卷十七, 第370-371页) 

这样, 从工夫的整体上看, 朱子“主敬”的工夫就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 它实质上替代了“小学”的工夫, 或者说“主敬”就被视作“小学”工夫（如朱子说:“如今全失了小学工夫, 只得教人且把敬为主, 收敛身心, 却方可下工夫。”见《朱子语类》, 第125页）, 并因而成为“大学”工夫的“入手处”。不过, 从另一方面来讲, 朱子认为“主敬”的工夫较之“小学”工夫而言, 涵盖的范围要来得更宽泛一些, 故其说:“某看来, 小学却未当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学。敬是彻上彻下工夫。” (《朱子语类》卷七, 第126页) 所谓“彻上彻下”, 即指“敬”不仅只是“大学”工夫之前的工夫, 同时也贯穿于“大学”的整个工夫过程中（《大学或问》说:“敬之所以为学之始者然矣, 其所以为学之终也, 奈何?曰:敬者, 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 则知小学之不能无赖于此以为始。知小学之赖此以始, 则夫大学之不能无赖乎此以为终者, 可以一以贯之而无疑矣。盖此心既立, 而由是格物致知以尽事物之理, 则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由是诚意正心以修其身, 则所谓“先立其大者, 而小者不能夺”;由是齐家治国以及乎天下, 则所谓“修己以安百姓, 笃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乎离乎敬也, 然则敬之一字, 岂非圣学始终之要也哉!”见《四书或问》, 第2页）。在这个意义上讲, 朱子通过论“小学”与“大学”的工夫, 事实上与其论《中庸》“主敬涵养”的“未发”工夫可互相发明。

对朱子而言, 《大学》工夫不可以孤立地看待, 不能将《大学》工夫单独割裂出来。在《大学》之八条目中, 固然以“格物致知”为首, 但在朱子的整个工夫序列中, 格致亦不过是全体工夫中的一个环节而已。格致之工夫本身仍然离不开它的前提, 即所谓“格物”之“端绪”, 而这个“端绪”则来之于“格物”这个环节之前的工夫, 亦即“小学”的工夫, 同时也就是“主敬涵养”的工夫。“大学”工夫是“因小学之成”而开始的, 无“主敬涵养”之工夫, 也就不能“因小学之成功, 以著大学之明法”。(《四书章句集注》, 第2页) “小学”与“大学”在工夫上是相辅相成的, 无“小学”则“大学”工夫无根本, 无“大学”则“小学”工夫难以圆满。同时, 也正是《大学》“格物致知”之工夫离不开“小学”涵养履践之功, 我们对“格物致知”工夫的性质及其得失也才可能有一个真切的了解, 从而对朱子工夫论的批评, 也相应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澄清。

《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