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11月17日，第七批中国罗德学者名单公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2020届本科毕业生陆观宇入选。作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与伯明翰大学哲学、神学与宗教学院2+2本科生双学位项目的首届毕业生，陆观宇在复旦学习、生活了两年，随后前往英国伯明翰大学继续他的学业。说来奇妙，虽然在复旦学习生活的时间不长，但其独特的个人风采和卓越的学习能力都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这期间，无论是文章写作、学术活动、翻译事业、海报制作，亦或是参与的戏剧、歌舞与艺术创作，陆观宇都算得上是当时复旦校园里亮眼的明星。

暌违三年后得知他被评为罗德学者，在他所感兴趣的领域不断专精、取得骄人的成绩，我们想把这位老朋友重新介绍给大家。

在上一期栏目里，陆观宇就他法语、拉丁语、希腊语以及古典学学习的心路历程向我们展示了这五年来的长途跋涉。而在本期栏目中，我们将围绕观宇在瓦尔堡进行文艺复兴研究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从哲学转向文艺复兴的学术道路进行回顾：带着哲学赋予的勇气，踏入艺术、踏入生活。

Quention 1、之前在讨论拉丁文学习的时候，观宇你提到大四寒假就“已决定硕士报考论文瓦尔堡研究院的‘文化、思想与视觉史’项目，专攻文艺复兴”。对于很多人来说，文艺复兴研究是一门难度很大、精度很深的学科，你是如何做出这一决定的？

坦率地讲，在复旦的时候，我未曾料到自己有一天会将文艺复兴研究或者欧洲早期现代史（Early Modern History）视作自己的学术方向。对于这一煌煌时代的思想成就，我在大一时听法文系鲁高杰老师讲蒙田，又在课余看哲学系佘碧平老师编写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哲学》一书，就算是尝鼎一脔了，并无深究的念头。

大二时孙向晨老师亲自讲《西方近代哲学》课时，便向我们打招呼，说将十余个世纪的思想流变浓缩至一个学期内，本身就难如登天；况且因为课程衔接需要，应主讲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霍布斯、贝克莱、洛克、休谟、卢梭与狄德罗等人，而此前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哲学脉络，只好在三四讲内稍加梳理。犹记得老师提及过，自己曾经带过一位博士生，他本来想选翡冷翠的美第奇家族与政治史作自己的论文题目，却因为选题太难、对专业素养的要求也极高，无奈作罢。如此一来，我更是对“文艺复兴”四字望而却步。

Quention 2、所以又是什么促使你跨出那一步？

或许在那时，艺术是我对文艺复兴唯一的执着。我的初高中在一所艺术氛围浓厚的学校就读。历史课，老师会放下书本，用自己在大英博物馆拍的相片向我们讲课；语文课，老师的课件上点缀着雷诺阿和林风眠；课间，走廊里回荡着琴声。在这样的环境下耳濡目染七年，再迟钝的心灵或许都会因为艺术而细腻起来。

我们每年都举办文化艺术节：高一那年的活动是在校园四处圈定好区域，让每个班级在各自的地盘上临摹一幅世界名画。我们领到的题目是米勒的《播种者》，涂在学校中心柏油路的一角；一旁的窨井盖上，隔壁班正描画着《蒙娜丽莎》。说来也巧，一年过后，我发觉自己尤其喜欢法国现代艺术和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艺术，放学后常去图书馆借来米开朗琪罗和莫奈的大开本画册，回家细细揣摩。恰逢我从法语老师口中获知法语联盟开设艺术史课的消息，从拉斐尔讲到普桑，再讲大卫和德拉克洛瓦、马奈和塞尚，兼顾我的两块心头肉，我便赶紧报名。于是，在周六的下午，我忘却元素周期律和三角函数，栖身于艺术；艺术亦让我与法语联盟日后结下缘分。

2021年夏，陆观宇于罗马

正是出于这种直面艺术的热情，我大一的时候就去选听了大四才需要主修的《艺术哲学》。开课的孙斌老师看到我这张陌生的面孔，打趣地说自己颇为欣赏新生们充满期待的目光——“期待的目光不是投向老师，而是投向自己的未来。”我期待着艺术哲学，却也期待着自己能对西方艺术史有广泛且深刻的了解。不过，因为当时与西方艺术相关的模块课寥寥可数，我以为艺术史今后只能靠自己在课余摸索，一时苦恼不已。直到大一下半学期的一场讲座，我才顿悟，艺术是我素来的爱好，却也能成为我主动进行学术研究的对象——我清楚地记得，2017年的春天沈语冰老师作为特聘教授来复旦开了第一场讲座，题目是关于马奈的“莫里索肖像”。那时学院里已经有开设“艺术哲学与艺术史系”（即2020年成立的艺术哲学系）的风声，而讲座信息一公布，看到景仰已久的名字，我更意识到之后学院大抵会举办更多与艺术史相关的活动，兴奋地从寝室的椅子上蹦起来，连连慨叹自己来对了时候。于是，讲座的那天下午，我拽上班里的三五同好早早赶去3108，在观众席正中占好位置。我从未听过那样的讲座，艺术理论与画家生平在老师透彻的分析中彼此交织，油画的局部伴随着入木三分的描述，带给听众直面艺术的震撼，更带给我学术上的启发。末了，我沉醉在讲座的余兴中，久久不肯离去，正好想出一个和老师提及的法国画家布格罗有关的问题，便抖胆走向讲台提问，顺道介绍自己。沈老师耐心解答，一来二去之后，他也认识了我。

Quention 3、上一期其实你也提到过沈语冰老师与莫伟民老师对你的鼓励，你去英国之后也还会邀请你担任一些笔译的工作。

对于两位老师，我真的非常感谢。那时，学校正宣传资助本科生开展学术研究的“曦源”项目。在沈语冰老师和莫伟民老师的鼓励下，我以塞尚的肖像画和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理论为课题立项，后来在“西西弗斯艺术小组”发表的文章便是当时研究的产物。记得结项之前，我把草稿发给沈老师审阅，他和我商定好时间见面讨论。我到了他办公室坐下后，他一边称赞我写得颇具模样，一边递来他提前打印好的草稿，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批注，大到章节的结构性调整，小到标点、大小写、概念与人名的译法。他笑着对我说，我修改好文章之后，如有意向，他乐意帮忙联系出版。现在，每每想到沈老师我的帮助，我总不免赧颜；当时发表的文章，日后再读之时，总感觉不尽人意，文辞含混，论证脱节，字里行间写满了别扭，无非是篇青涩的年少之作。可是，与其说这篇文章有多少学术上的创见，还不如说，它让我明白自己尚有一些同时写作哲学与艺术的本事。后来我在瓦尔堡念硕士时，老师常表扬我“跨学科”的思想角度与学术能力，我想这大概源于我在复旦的经历吧。

Quention 4、在复旦，观宇你初步接触了西方艺术哲学的研究范式。不过，国内关于西方艺术原作的资源其实并不很多，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彼时在复旦的我热爱艺术，对艺术的认识却大都来自书本和画册，没见识过几幅名画的原作。能在上海欣赏到的西方作品大都是当代艺术。我常举哲学的大纛，为各处展览大吹法螺，却不顾自己对当代艺术也只是一知半解。可以说，我是在来了英国之后，才真正对西方艺术史有所觉悟。

2021年春，陆观宇于伦敦摄政公园

我始终惦记着2018年夏天在国王学院学古希腊语时伦敦明媚动人的模样。天气好到不真实，风凉、无雨、日日是晴天，太阳到八九点才落山。明明我只逗留一个月，却误以为在伦敦已度过了永恒——我生活的新开端。国王学院的隔壁是考陶德美术馆（The Courtauld Gallery），藏有梵高的画像、马奈的《吧女》、塞尚的《牌戏》，学生免票参观，于是我常在塞尚的《圣维克多山》前度过希腊文的课间。泰晤士河对岸的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也在步行距离内，当时正举行毕加索的特展，我有幸一睹《梦》的原作。可我最难以忘怀的，却是初访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观摩欧洲早期现代艺术真迹的感觉。一进展厅，琳琅满目的画作映入眼帘，朦胧地印刷在记忆中的名作，此刻竟赤裸裸又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面前，被龟裂而黯淡的画框衬托得无比清晰、无比明亮、无比真实。我心心念念的画呵！我从未和它们有过这么近的距离。鲁本斯恣肆、范艾克冷峻、提香陆离斑驳、波提切利工巧灵动，最得我意的竟是我之前未曾听闻的翡冷翠大画家布伦齐诺（Agnolo Bronzino），端庄雅致的表象之下涌着神秘的暗流。

范艾克 阿尔诺菲尼的婚礼  来源于英国国家美术馆

鲁本斯 洗劫萨宾妇女  来源于英国国家美术馆

提香 凡德拉明家族   来源于英国国家美术馆

对这些艺术品的切身体验激发了我了解那个时代的欲望。2018年秋，我开始在伯明翰大学就读，哲学系的课业比起复旦要轻松不少，我也常流连于图书馆的艺术部与历史部。恰好伯明翰大学另有巴伯美术学院（Barber Institute of Fine Arts），其馆藏水准以于国家美术馆持平而著称，上至波提切利、贝里尼，下至德加、莫奈，均有几幅作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与伦敦相隔两小时火车的日子，这个与家距离二十分钟的宝地便成了我的慰藉。久而久之，我也结识了在美术学院里负责策划活动的朋友，她知道我对艺术有些了解，于是邀请我在一场“夜访美术馆”的活动上讲画。我在复旦时受过万江波老师的英语公众演说训练，有些口才，也不太怯场，便应允下来，选了挪威浪漫派画家达尔（Johan Christian Dahl）的《母子归船图》，作为活动上唯一一个主讲的学生，竟也收获了不错反响。她便再次邀请我，我选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葛塞特（Jan Gossaert）的一幅人物画，画中是希腊神话英雄赫克力士与其妻迪娥霓拉。演讲亦颇受欢迎。

葛塞特 Hercules and Deianira   来源于WIKI

Quention 5、能够感受到，观宇你在和这些艺术品亲密接触后，更加坚定了要从事艺术史方面的学术实践。那么最后为什么选择了去瓦尔堡进行你的文艺复兴史研究呢？

在伯明翰的学习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学术能力还算差强人意，也更加让我明确投身学术的志向；也正是在伯明翰，我顿悟自己对哲学、语言、艺术史和古典学的兴趣，都能糅杂在文艺复兴这一时代内——古典遗产“死而复生”、哲学与艺术方兴未艾、拉丁文学与白话文学（法语文学、意大利语文学等）齐头并进。在这里除了哲学课外，宗教学系还开设了一门自拟课题的研究课，我写了一篇论布伦齐诺的殉道者画与基督教礼的文章，算是为了自己“转行”而积累经验。

2020年夏，陆观宇于伯明翰

2019年，适逢复旦—巴黎高师合作项目在巴黎举行研讨会。我本身翻译过几篇文章的摘要，又想着英法两国只有一道海峡之隔，又能见到复旦的老师们，便决定动身去巴黎旁听。在巴黎，再次见到谢晶老师，会议结束，我们和其余几位老师在高师附近的一家酒馆休息聊天。她同我说，我现在在欧洲，有机会要多四处游历；又打趣地向我建议道：“只是意大利要最后去，因为去了之后，其余各国自会黯然失色。”我正好和她说起自己做文艺复兴研究的打算，她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国内研究欧洲早期现代思想史的学者屈指可数，做艺术史的学者也不多，因此对我大加勉励。而我呢，果真“听话”地把意大利留到了最后……

说回正题：大四时我异常怀念伦敦的文化氛围，想着无论如何研究生都要到伦敦读。伦敦有两所艺术院校在文艺复兴研究见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该领域的重镇，其一是考陶德，其一是瓦尔堡。我在两所学校都上过课，后来也被两所学校录取。考虑再三，我更加倾向于瓦尔堡，因为它的格局与我的专长相符，和我一样，都不愿拘泥于特定的学科；而它的硕士尤重语言素质的培养，在英国的诸多类似项目内是绝无仅有的。

2020年秋，陆观宇在伦敦泰晤士河畔

我忽然回想到，我的艺术之路上其实处处潜藏着瓦尔堡的影子。高中在法语联盟读了艺术史课后，西方艺术史的发展脉络与各派巨擘我虽能认得一些，有名的西方艺术史家却只知道写下《艺术的故事》的贡布里希。大一时，我去北京参加央视法语大赛，顺道去法国文化中心探望之前诗歌翻译大赛的筹办人高莉，我们在赛后还保持着联系。她听说我现在在念哲学，又对艺术感兴趣，于是给我撕下一张便条，记下“Aby Warburg”（阿比·瓦尔堡）和“Georges Didi-Huberman”（乔治·迪迪–于贝尔曼）两个名字，让我得闲时读读他们的作品。我把这张便条带回复旦，贴在寝室的书架上，可转念一想，法语书籍难得且昂贵，找书的念头也就这么搁置下来。之后，我和谢晶老师聊起这件事，她说若是我喜欢艺术，不妨从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和《哥特建筑与经院哲学》读起，即使找不到原版的书籍，国内也有译本。我唯唯，却因学业繁冗，再次把这事抛诸脑后，只是这些名字我一直惦记着。大二时选修沈语冰老师的《西方现代艺术》，课后和老师谈到潘诺夫斯基时，我才恍然大悟——这些艺术史家竟然出自同一宗派！瓦尔堡堪称“图像学”的开山鼻祖，潘诺夫斯基继承的正是他的衣钵。之后便是贡布里希，学术上受瓦尔堡影响之外，也在前身为瓦尔堡私人图书馆的瓦尔堡研究院（The Warburg Institute）任教三十余年。法国当代艺术理论家迪迪–于贝尔曼，同样热衷于瓦尔堡的理论，近年来在学界重新燃起对瓦尔堡的热情。在复旦埋下的种种伏笔，当即让我做出确定，在2020年秋季赴伦敦瓦尔堡研究院攻读“文化、思想与视觉史”项目。

Quention 6、能和大家详细分享一下你在瓦尔堡的学习历程吗？

英格兰的全日制硕士项目大都为一年。在瓦尔堡的一年，虽因疫情与封城而备受煎熬、几近崩溃，现在回想起来却总有如鱼得水之感。极具传奇色彩的图书馆暂且不论，课程设置本身便颇合我意——除无考核要求的学术方法课外，硕士生有两门必选课，一门讲早期现代欧洲思想史，一门讲文艺复兴艺术史，皆是我喜欢的；另有两门选修课，我选了一门建筑史和另一门书本史（History of the Book），在历史的不同分支之间融会贯通。再者就是语言和古文字学的学习。硕士生一人要修两门语言，我选的是意大利文和拉丁文，也同时修读了这两门语言的古文字学（palaeography，即研究字体流变之学问，熟识后方便辨读抄本与古书）。开课之前的分班翻译测验，拉丁文我还算得心应手，意大利文我本一字不识，将其权当法文，也能懂个大概，后来稀里糊涂地分到了高级班。瓦尔堡的语言训练强度可观，尤重阅读理解与翻译，不管听说，两个学期的课程都以翻译十四至十六世纪的史料为主。我咬牙坚持，到第二学期竟开了窍，虽然口语表达仍似牙牙学语的孩童，只晓得面包、水与玫瑰，可是如需阅读意大利文写的材料，有字典傍身，亦能应对自如。我想在之后牛津读一个现代语言的学位，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研习早期现代意大利文学与思想流变的同时，提升自己听说读写的语言水平。

在瓦尔堡训练了两学期后，我见自己意文功底渐长，毕业论文也选择了一个较有难度的文本——1499年于威尼斯印制的《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一书（标题直译盖为“普丽斐罗的睡梦-爱欲-战斗”，我还没想到合适的中文译法）。该书诞生于欧洲书籍的“襁褓之年”（the incunabula period，约为1450至1500年），语言矫揉造作，混杂意大利白话与拉丁文，亦从维特鲁威与阿尔贝蒂处沿袭建筑领域的专有词汇，却因为其精美绝伦的171幅木板插画，尤首一众艺术史家的赏识。我的论文便讨论其文字与图像间的关系，论证这部向来被视作自成一派的作品，其实受十五世纪晚期意大利两种传统的影响，一为插画书本，一为修辞论著。两派作者都欲将书本的内容“投于（读者）眼下”（拉丁短语“oculis subicere”均见于两派文本内），只是采用了图像与文字这两种不同的策略罢了。我是头一次着手两万词的长文，写作时不免推倒重写、空劳神思，本不充裕的时间更是捉襟见肘。所幸我的导师舍曼教授——也是瓦尔堡研究院的现任院长——是书本史领域的泰斗；受其指点，文章最终才算瑕不掩瑜，取得不错的成绩。论文刚提交后，我写邮件给导师致谢，他片刻后即回信，打趣地说自己“由衷地感谢天上的神明，纵使在去年向人世间投下了种种困厄，却把你引到了瓦尔堡来”。邮件末了，老师的语气认真起来：“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2021年冬，陆观宇于伦敦瓦尔堡研究院

Quention 7、从你的介绍中能够隐约感受到，你在瓦尔堡的学术生活其实和哲学话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研究本身又和哲学学科有着界线。

决定投身文艺复兴，并不意味着与哲学诀别。不管我之后研究怎样的时代、文化、人物、作品，只要其反映出某种思想特质，只要我审视以理论与批判的眼光，那么我想我与哲学将始终保持着密切关联。撇开学术不谈，本科四年的哲学训练也陶冶出了我现在为人处世的诸多准则——独立、开放、冷静，包容差异、尊重人性等等。在分歧甚嚣尘上的世界，是哲学给予我信念去寻找共识，去在共识上厘清我与他人立场的预设、追溯分歧的源头。这些特质或许是爱好人文的学子所共有的；对思辨的热爱、对人性的执着，让我们有能力穿透激情与修辞的迷雾，努力弥合我们社会中盈满血汗的一道道裂痕。

而且，除了塑造我的人格与社会责任感，哲学也让我反思我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大二时的《现代英美哲学》课堂，孙宁老师曾说，哲学无非哲学家各自的世界观，我深以为然。转念一想，学术或许亦如此。浩瀚而杂乱的知识，只有在纳入属于自己的体系之后，才能化作个人的思想与智慧。因此，哲学也好、历史也罢，治学或许正是作为自我的主体去理解、去阐释、去接近作为哲学“真理”或历史事实的客体之过程；学术首先是属于自己的事业。

Quention 8、我想我们对这五年长途的最后一个问题或许可以问的大一些——是什么让你始终保有对哲学和艺术生活的勇气？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能感受到你身上的这份热情的勇气。

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入手来解答。我的毕业论文以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波伏瓦为题。这个选题，或许源自我对法国哲学的兴趣，或许源自我对女性主义的兴趣；可是从我的个人经历来看，我选择波伏瓦，或许是因为在伯明翰的两年，我开始遭遇自己生活与身份上的危机。危机的一部分原因正是在于，我意识到在自己追求的学术道路中，我的“主体性”总会突兀而尴尬地横亘在那里——我的治学方向，欧洲的文化、欧洲的理论、欧洲的语言；而我，中国人、亚裔、非母语者。我意识到在未来几年内，自己的学习、思辨与写作或许都将以英文为主，而不管自己多么能用英文侃侃而谈，一个不伦不类的措辞、一个不由自主的语病、一个不合时宜的重音，都能让自己在同侪面前瞬间“原形毕露”，在说欧洲语言的学界做一名狼狈的来客。

当我为此困苦不已之时，却在波伏瓦的《第二性》中找到了慰藉。我在大一时曾囫囵读过这本书，当时直接跳过引言，在主讲生物的首章中昏昏沉沉；时隔三年再读这本书，我却忽然留意到，引言中写了这样一则轶事：

“有时候，在讨论抽象话题时，我会感觉厌烦，因为听见男人告诉我：‘您这么想，是因为您是女人’；可我知道我唯一的辩护只是这么回答：‘我这么想，因为这是真的’，从而消除我的主体性。我不太可能顶嘴说：‘您的意见相反，因为您是男人’，因为已经默认了身为男人的事实没有什么特殊的。”

要么把性别排除在自己的主体性之外，要么屈服于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波伏瓦所面临的抉择让她意识到，在当时学界的氛围中，自己的位置只能是特殊的。然而，这却启发她思考——从她自己的个人境遇出发，思考全体女性在社会中共同面临的压迫与处境，思考她们作为女性而探讨“抽象话题”、从事哲学工作的可能性与方式。《第二性》便是波伏瓦作为女性的主体性之产物。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让我坚毅起来，让我逐渐认识自己中国学者的身份对自己、对学界的意义。我酣畅淋漓地写完毕业论文——那是在2020年的春天，疫情初步放缓，伯明翰春意盎然。文末，我意犹未尽地续了几段文字作为后记。我写道：

“阅读波伏瓦使我勇敢。她让我直面我自己的主体性，正如她直面她自己的主体性一般。她并没有逃避自己身为女性的事实，却转而思考，女性和男性——她和他的男性对话者——如何同时作为自由的主体接近客观的知识、了解普遍的真理。波伏瓦或许并未意识到自己有多勇敢。她将自己的学术成就归功于萨特，在哲学史上也屈居萨特与梅洛-庞蒂的陪衬。可她不自知的勇敢却感染了许多人——许多女性主义学者、许多女性学者、许多女性，她们意识到，自己也本应该是自由的主体，因此也本应该可以自由地进行学术思辨，平等地与他人谈论抽象话题。更重要的是，在接触那些被奉为客观的、绝对的、经典的知识时，她们意识到，她们不应该取消自己的主体性，而是作为女性去驾驭这些知识。”

于我而言，波伏瓦的意义亦如此。她为我本科四年的哲学生涯画下句点，却赋予我勇气与意志，让我以中国学者的身份探索欧洲的——以至全人类的——文化成就与历史脉络，消弭心中因为自己的主体性而产生的隔阂。来到瓦尔堡之后，原先的这种尴尬反倒化作我对学术之路的坚定；我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与我的同侪平等交流、彼此启发，同时秉承着对中国学界、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关切。我对翻译的志向也让我对中国的文字保有一种使命般的亲近。

这是波伏瓦带给我的，或许也正是哲学带给我的。我想，在自己未来人生的重要关口，哲学或许会继续伴随我，帮助我作下决断，赋予我前行的力量。当我为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而苦思冥想之时，我时常想起在哲院听纽约州立大学的赵穗康教授讲学之时，他同我说的话：“将来你会发现，你曾经热爱过的，都会再回来。”我热爱的哲学，是我生命的一段主题旋律。

Quention 9、观宇，谢谢你。你敞开自己的心扉和我们分享这五年来相遇的人、事、物，回顾一段五年的长途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再次感谢！

也非常感谢你，沁雨，给我这次受访的机会。于我而言，反思这五年的“学途”，让我探明我过往的线索，让我与之前的自己言和，让我看见复旦与哲学在我灵魂上深深的烙印。

可我更加希望这场访谈能为与我同道的朋友们带来些功用：在他们在因与我类似的遭遇而困顿不已的时候，我希望我的生活点滴能为他们带来些许宽慰与启迪。感谢愿意倾听的你，感谢愿意倾听的你们，我期待在下一个五年之后，再与你们分享我的故事。

编者手记：本期，新晋罗德学者陆观宇同我们分享了他这五年之中由哲学转向文艺复兴研究的心路历程以及关于勇气的真诚回答。

正如观宇最后所引的一句话：“将来你会发现，你曾经热爱过的，都会再回来。”让我们都揣着一个赤诚的心、怀着一些无畏的勇气，坚定地走在我们各自的道路上吧。祝福观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