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上一辈人，解放以后基本上都是贺麟先生的弟子，我的几位老师都是贺先生的学生，我们传承的是贺先生这一路的传统。贺先生弟子众多，相较之下我的博士导师与贺先生的关系是非常直接的。我有两位博士论文导师，即陈修斋教授和杨祖陶教授。他们两位在武汉大学一直都是共同招生，硕士和博士都是这样。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最终就归杨祖陶先生具体指导多一些，而研究英法或古希腊的，就归陈修斋先生指导多些。

陈修斋先生是在西南联大听贺麟先生的课，他本来是在国民党的外交学院学外交的，但听了贺先生西方哲学课之后，被贺先生看上，他就放弃了去做外交官而转向研究哲学。当时贺先生正好在筹备组建西方哲学编译组，陈修斋先生的英语法语都好，就加入到西方哲学名著的翻译中来了。陈先生在那个时候一边听课，一边翻译，他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量莱布尼茨等思想家的著作，实际上都是在西南联大翻译的底稿。

杨祖陶先生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学生，更是贺麟先生的亲炙弟子。他晚年写了大量回忆录，都说了他翻译出版的哪些书是贺麟先生亲手交给他的翻译作业。在黑格尔《耶拿逻辑》“体系草案”译本后记中，他也写到是贺麟先生交给他的翻译工作，《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杨祖陶教授也都参加翻译了许多章节。所以，他一直都是以贺先生作为自己的老师，对贺先生非常尊崇。

翻译与研究并重

贺麟先生开创的哲学研究传统，我认为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强调学问要中西兼通，二是特别强调做西方哲学的学问，必须从原著出发，强调自己边翻译原著边做学术研究，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功，非此不可能有真正的好学问。我们两位老师把这两点坚持下来，构成了后来武汉大学西方哲学研究的特点。我考入武汉大学读博士，由于最终确定论文做国内几乎是空白的谢林哲学，所以两位导师马上给我从哲学系申请到了1000元钱，这在1980-1990年代是非常多的一笔钱，让我去北京把《谢林全集》和相应的国外谢林研究资料复印回来，边翻译边研究。当时两位导师都反对从二手资料、看别人的翻译著作来做研究。

但是，由于现在普遍地不把翻译视为“成果”，这一传统也就越来越不受重视了。许多人觉得自己的外语好，完全可以直接读原著，不用看中文翻译。但实际上一部经典原著是不是自己通篇翻译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哪怕就是德国人不经过一定的研究，也根本读不懂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更别说我们中国人了。没有谁的德语会好到那个地步，拿起书来想读哪里就能读懂哪里。翻译是对作者整个思想论证的全面系统的理解，而一般的阅读往往会就自己写论文的需要而去挑选自己需要的部分来读，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阅读方式。后一种功利化的阅读不可能全面把握作者的思想，对于读不懂的内容一般人都会选择性忽略，跳过去。我师承的是武汉大学陈修斋、杨祖陶先生传下来的笨功夫，一边翻译一边做学问，一直到现在，都是坚持这样做。不管做翻译算不算成果和工作量，我都坚持先做翻译，后写论文，翻译与研究并重。我现在已经出版的书，也正好与之对应，我自己写的学术著作是九部，而翻译出版的经典著作也正好有九部。好的研究建立在好的翻译的基础之上，我和我的老师们都坚信这一点，我对学生也要求这一点。

以好的科研带动好的教学

我所师承的传统还有一个重心就是以好的科研带动好的教学。杨祖陶老师90年代以后教学较少，但80年代讲课非常多，他的讲课至今一直传为佳话，是珞珈山的一道风景，特别受欢迎。杨老师讲课从来没有讲稿，也没有类似现代PPT的辅助设备，他每次讲课的时候都只拿一个小小的纸片，记录一些核心问题，然后滔滔不绝地、纯然投入到讲座的内容之中。据说，他的声音并不洪亮，但学生们都屏住呼吸、非常安静地享受着他的讲演。他能对所讲的内容完全了然于胸，按照严格的逻辑把思想结论环环相扣地推导出来。他完全靠思想的逻辑，而非剧场效果来教导学生。

这一传承的重点是强调好的教学是由自己好的科研带动的，讲课的强烈激情某种程度上是自己得意的科研工作的延续，他们的教学从来不搞花架子，不讲无关的故事，要求把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原原本本地按照他的论证逻辑清晰地表达出来，这样才能让学生在课堂上受到良好的哲学训练。不靠花言巧语来吸引人，而靠哲学家内在的逻辑和哲学精神来吸引人。我认为这一点在目前的哲学教育中尤其显得重要。没有好的科研靠道听途说的花边故事也能让学生给老师打个好分数，但很难让学生把握到将经典中的精髓，感受思想论证的逻辑力量，最终不可能受到真正哲学的训练。我自己很难达到杨祖陶老师那样的教学效果，但一直是以老师为榜样的。

扎实学问，不负韶华

无论以后从不从事学术工作，在研究生的学习期间，要对得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对得起自己即将获得的学位，对得起复旦大学这块牌子带给我们的自豪。一定要让自己做出一篇高质量的学位论文，这是一种生命的见证，不然之后一定会后悔。而高质量的学位论文是抄不来、拼凑不出来的，一定要立足于原著，立足于自己潜心翻译，对经典的思想论证有清晰的把握，把它放在问题史和学术史的天平加以衡量，这样来让自己的思考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对于原著，哪怕已经有了翻译也要自己翻译一遍，在自己翻译的基础上参照其他译本和二手资料，否则对原著的理解一定深入不了。在此基础上，再去权衡各种不同的解释思路和学术之纷争，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够扎扎实实地做出好的学问，真正有所收获。一定要让自己加深对中外哲学史的把握力度，不要受那种否认哲学史的错误认识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