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宗明义地说，这是一部分析哲学史的论文集。作为一名哲学工作者，我始终确信，应该在哲学史研究中推进对哲学问题的探索。在以此为导向展开的研究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哲学问题是永恒的， 但呈现和讨论问题的具体方式又无一例外地反映了思想的时代特征，而延宕在这种“共相”与“殊相”的张力之中正是哲学思考的独特魅力所在。与此同时，我还体会到，尽管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解决哲学问题， 但这种解决在很多时候是对已有方案的再阐释和再创造。在遭遇思想本身的界限之后，我们能做的或许不是超越这个界限，而是回过头去重新地检视已经走过的历程，在新的视角下提炼和熔铸哲学史的丰富遗 产。

我认为这一点对分析视域中的哲学探索而言同样成立。尽管分析哲学从创立之初就有意识地和之前的哲学传统保持距离，并且明确地拒斥近代以来的方法和原则，但它和西方哲学传统之间的“裂隙”也许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巨大。一方面，分析哲学内部的一系列“回溯” 运动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比如，安斯康姆（G. E. M. Anscombe）对亚里士多德的创造性解读促成了亚氏传统和分析哲学的结合，吉奇（Peter Geach）对阿奎纳的分析和重构促成了“分析托马斯主义”的兴起，而匹兹堡学派对康德和黑格尔的借鉴和改造则促成了分析语汇和观念论语汇的有机融合。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以一种更为开放和宽容的态度看待哲学史，就会发现西方哲学史的诸阶段中都无一例外地隐藏着潜在的分析基因和分析倾向。思想在相互区分的同时又倾向于汇流。对分析哲学史的考察让我更加确信这一点。

本书的研究目标是，通过考察分析视域中的康德与黑格尔，展现分析传统和观念论传统的深度关联。这个特殊的理论视角要求我对分析语境中的大量材料进行剪裁和整理，剔除不相关或较少相关的部分，并对剩下的关键部分进行有效地组织。毋须讳言的是，和任何理论 “叙事”一样，这种考察的结果实质上就是研究者本人的解读，它的最好状态是给出一个清晰、完整而可信的理论叙事，同时尽量做到客观和公允。

不可否认，分析哲学的肇始以对观念论传统的反动为鲜明特征。对早期分析哲学的身份确立而言，反心理主义和实在论是两个最为核心的构成要素，而这两个要素所针对的恰恰就是康德式的心理主义和黑格尔式的观念论。与此同时，分析哲学家彻底抛弃了围绕“观念”（idea）展开的理论路径，从所想之道（logos ho eso）转向了出口之道（logos exo），从考察私人的观念转而考察公共的言语行为，通过 语 言 的 透 镜（lens of language）而 非 自 我 意 识 的 透 镜（lens of self-consciousness）来探讨哲学问题。这个“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的方案认为，那些无法得到解决的传统哲学问题可以通过语言层面的分析得到澄清和消解。随着分析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它与观念论传统的分歧逐渐演变成难以逾越的鸿沟。即使在乐于交流和对话的哲学家看来，这种分道而行也是不可逆的。达米特（Michael Dummett）在1987 年的一次访谈中指出，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鸿沟变得太大了，以致跨越它进行交流变得极其困难。我不是说人们应该装作认为哲学在这两个传统上基本上大致相同。显然这是荒唐可笑的。我们只有回到分歧点上，才能重建交流。现在叫喊跨越这个鸿沟是没有用 的”。而米尔科夫（Nikolay Milkov）则在 2020 年指出，“分析哲学 和大陆哲学的对话当然是可能的， 而且也是非常可取的，但这至多只 是一种学科间的活动”。

尽管如此，本书仍然希望在学理上较为充分地阐明，分析传统和观念论传统的距离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遥远。不过，这些学理上的爬梳和检讨需要有一个非学理性的准备步骤：我们必须看到，在当下的学术工业中，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区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 种“政治性分裂”。为了克服这种狭窄的“政治正确”，我们必须像罗蒂（Richard Rorty）建议的那样，“尽可能地保持实用主义的宽容—双方都视对方为真诚的同事，尽管陷入误区，但仍在尽最大的努力将光引入黑暗的时代”。我想，尽管每一个哲学工作者都可以在方法和结论上持有完全不同的见解，但是如果我们能在哲学实践中保有这种谦逊而真诚的态度，从“分道而行”到“和而不同”的转变是极有可能实 现的。对此，我和罗蒂一样持乐观的态度。后者在给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的《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所写的导言中指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未来， 回首令人厌倦的‘分析—大陆分裂’是一次不幸的、暂时的交流中断——在未来，塞拉斯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罗尔斯（John Rawls）

和福柯（Michel Foucault）都被当作同道，即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 所谓的异邦（civitas pelegrina）的同胞”。

从谦逊而真诚的态度出发，分析哲学家和欧陆哲学家可以在对自身的思想传统有充分自觉的前提下相互借鉴和学习。对欧陆哲学家而言，分析哲学的清晰表述和严格论证是值得追求的标杆。通过分析和说理来消除概念使用和逻辑论证上的模糊和混乱，这应该成为所有哲 学工作者的自觉要求。除此之外，（理想状态下的）分析哲学家并不囿于某个思辨的体系中，而是不断地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现实发展和前沿成果汲取资源，这种向一切人类经验讨教的开放态度和真诚意愿也是所有哲学工作者都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

尽管对宏大叙事的警惕和拒斥是分析哲学家的基本身份认同，但欧陆哲学至少可以帮助他们看到，一个或一组被明确界定的问题是如何落脚于某种整体性当中的。这种对整体性的诉求首先意味着哲学（如果哲学还希望有别于其他学科的话）必须探讨世界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其次意味着哲学家必须在方法和结论上对自己提出的这幅整体性图景进行反思。很遗憾，这个洞见并不是分析哲学家的共识。罗蒂在《哲学在今天的美国》中这样描述分析哲学的现状：“现在，在分析哲学中相互交缠的‘核心’领域——认识论、语言哲学、形而上学——不同的范式和主要的哲学系一样多。……同时流行于美国一千多个‘分析’哲学系的任何问题都进展得非常好。现在的分析哲学领域是研究方案相互竞争的丛林，这些方案的半衰期似乎一年比一年短。……美国哲学家的最好希望是安迪·沃霍尔的承诺：我们都会变成超级明星，只不过大约能维持十五分钟。”

对于这样的现状，康德和黑格尔的告诫也许值得一听。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一切哲学知识的系统就是哲学。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对一切做哲学研究的尝试进行评判的范本，我们就必须把它看作客观的，它应当用来对每个主观的哲学进行评判，而这些主观 的哲学体系往往是各种各样和变化多端的。按照这种方式，哲学就是一个有关某种可能的科学的单纯理念，这门科学永远也不被具体地给予，但人们却从各种不同的道路去试图接近它，直到那条唯一的、被感性的草木所壅蔽了的小路被发现、而迄今错位的摹本在命运赐予人类的范围内成功地做到与蓝本相同为止。直到那时以前我们不可能学到什么哲学；因为，哲学在哪里？谁拥有哲学？而且凭什么可以认识哲学？我们只能学习做哲学研究，即按照理性的普遍原则凭借某些正在着手的尝试来锻炼理性的才能， 但却总是保留着理性对那些原则本身在其来源上进行调查、认可和抵制的权利”。而黑格尔则在《精神 现象学》序言中指出，“要有耐心，一方面，这是说， 必须忍耐这条道路的辽远，因为每个环节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这是说，必须在每个环节那里都作逗留，因为每个环节自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形态，而且只有当它的规定性被当作完整的或具体的东西来考察时，或者说，只有当全体是在这种规定性的独特性下加以考察时，每个环节才算是得到了充分地或绝对地考察”。如果我们能够跳脱批判哲学和绝对观念论的狭义语境，从一个更宽泛的视角来看，就会发现这两段论述就 “哲学是什么”和“应该如何做哲学”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见解。下面对本书的篇章略作提要。本书的主体部分由九个相互独立的研究组成，这几个研究从各个面向考察了分析视域中的康德与黑格尔，其中不仅涉及分析哲学家对康德和黑格尔理论的接受和改造，还涉及分析哲学家思想中的康德和黑格尔因素。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本书会花较大的篇幅来讨论分析哲学家对康德和黑格尔的解读，但这些解读中并不存在任何“还原”康德和黑格尔的原教旨主义诉求。他们的根本诉求是在康德和黑格尔的帮助下阐明自己的立场，并为自身面对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在进入独立的研究之前，我花了较大的篇幅（第二和第三章）详细考察了康德和黑格尔在分析语境中的基本位置。第二章在一个简短的引言之后，考察了早期分析哲学家对康德的两个主要批判和康德思想中的分析倾向，同时指出了康德对分析哲学作出的主要贡献；第三章首先从方法论和本体论两个层面考察了黑格尔与分析哲学的根本分歧，接着阐明了黑格尔如何通过语言转向内部的四个明显转向进入分析哲学的论域，最后再次从方法论和本体论两个层面探讨了黑格尔可能帮助分析哲学实现的两个反思。这两章的讨论大致上是普及性的，旨在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语境。

在独立研究部分，第四和第五章集中处理了分析传统中的“构造 问题”。在分析语境中，“构造世界”始终是“语言转向”这个表面纲领背后的关键母题。我通过这两个研究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如果说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代表了构造理论的康德阶段，那么古德曼（Nelson Goodman）则代表了构造理论的黑格尔阶段。第四章的主要思路如下：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一般解读是沿着经验论的线索展开的。但是自上世纪90 年代开始，以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开启了一场以新康德主义为视角重新评价逻辑实证主义的运动。本章将以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为切入口来探讨逻 辑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学理关系。通过检查对《构造》的经验论解读，并考察《构造》中的康德因素和非康德因素，我试图阐明，对《构造》的经验论解读和新康德主义解读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为《构造》的理论方案明确地处在逻辑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之间。《构造》的这种居间性不仅体现了卡尔纳普思想的复杂性，也说明逻辑实证主义作为一种“语言转向”后的分析哲学思潮并没有规避西方哲学传统的根本问题，即心灵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卡尔纳普在《构造》中提出的方案在古德曼那里得到了最好的继承， 后者的博士论文《性质的研究》（1941，修订版以《表象的逻辑》为题于1951年出版）对《构造》作出了实质性的推进。

第五章的主要任务是考察这一论断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后果， 并探讨是否还有将这一论断进一步推进的空间。为了更好地呈现古德曼的思路，我选择了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Ernst Cassirer）与古德曼进行对勘。首先我将概述卡西尔在象征形式哲学中提出的原因与形式的辩证法，然后再考察古德曼对卡尔纳普的推进，以及这种构造方案所揭示的非实在论立场。在此基础上，我将阐明卡西尔和古德曼的构造方案在何种意义上呈现了鲜明的黑格尔式特征。除此之外，我还将从卡西尔和古德曼所处的象征主义语境出发阐明这个共性背后的深层理论动因，以及由此驱动的对构造理论的重新理解。

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对康德的解读是后者重新进入分析视域的主要驱动力。但第六章的研究并没有延续这个视角，而是从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在《心灵与世界》中“提出”的一个论断出发，试图探讨斯特劳森和黑格尔的关联。本章的任务是回到斯特劳森的思想本身，考察他是否真的具有黑格尔倾向，以及这种倾向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他的思想体系，由此较为公允地评估麦克道威尔的论断。 首先我将概述主导斯特劳森思想推进的核心线索，并阐明斯特劳森的理论方案如何与他的康德研究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其中不但涉及斯特劳森本人的思想体系，也涉及分析康德主义的一些核心问题。在此基 础上，我试图阐明，斯特劳森对康德的修正性解读带有很明显的黑格尔倾向，而他的描述性形而上学和黑格尔的修正性形而上学也许能在更深的层面统一起来。从已有的讨论和研究来看，斯特劳森与康德的紧密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他的这些黑格尔倾向，这并不利于我们充分地吸收斯特劳森的思想遗产。同时，重新揭示这些倾向也意味着，当我们在分析视域中探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推进线索时，不应该忽视斯特劳森这个重要的理论环节。

第七至十章聚焦于匹兹堡学派对德国观念论的借鉴和改造。我试图在“从康德到黑格尔”这个参照系下考察匹兹堡学派内部的思想推进。粗略地看，如果说塞拉斯代表了匹兹堡学派中的康德阶段，那么麦克道威尔和布兰顿（Robert Brandom）则代表了匹兹堡学派中的黑格尔阶段。当然，在从康德推进到黑格尔的过程中，麦克道威尔和布兰顿所采取的路径存在着分歧，前者试图在黑格尔的帮助下构想一种不同于先验观念论的世界观和心灵观图景，后者则试图在社会交往的语境下强调黑格尔的推论主义洞见。尽管有研究者指出这是两条极为不同的理论路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两条路径很难在学理上明确区分开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是彼此的必要前提。除此之外， 我们还应该看到，匹兹堡学派并没有简单地重演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历程，而是将分析语汇和观念论语汇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得到了极富启发性的理论方 案。

具体而言，第七章试图从康德的“直观”概念着手探讨匹兹堡学派内部的学理区分。不同于布兰顿的理性主义路线，塞拉斯和麦克道威尔试图保留并重塑经验主义的遗产，即在抛弃直接“所予”的基础上重新界定知识的经验基础。但塞拉斯和麦克道威尔的经验主义是两个非常不同的理论方案，因为他们对经验基础的理解存在着关键分歧，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他们对康德的解读和对直观的理解上：塞拉斯认为直观必须和感觉印象明确区分开来，我们概念运作必须止步于直观， 无法进一步向前延伸至感觉印象。而麦克道威尔则认为，概念能力的自发性运作可以在直观中越过塞拉斯式的感觉印象，更远地延伸至世界本身。通过考察塞拉斯和麦克道威尔对康德的解读，本章试图阐明，这些分歧不但隐含着匹兹堡学派内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推进线索，还从根本上导致了“人在世界中”和“将世界纳入视野”这两幅极为不同的经验主义图景。

第八章较为全面地考察与评估布兰顿思想中的黑格尔资源。布兰顿在自己的理论方案中对黑格尔作出了极富原创性的运用，这些互动不仅展现了德国观念论的生命力，也呈现了分析哲学的诸种面向，更让我们看到了融合这两个哲学传统的可能性。本章首先分析了布兰顿将分析哲学从康德阶段推进到黑格尔阶段的理论动机和具体方案；其次梳理了黑格尔对布兰顿的两个主要启示，即从理性主义推进到表达主义，以及作为“宽大回忆”的历史理性洞见；最后讨论了布兰顿如 何将黑格尔的资源有机地整合于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内，并总结性地评估布兰顿对黑格尔的借鉴。

第九和第十章的研究虽然将匹兹堡学派和其他的理论资源结合起来，但仍然处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整体框架中。第九章考察了塞拉斯和法国哲学家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这两位当代实在论者处理物自体的两种方式。物自体是康德先验哲学给我们留下的巨大谜题。塞拉斯的科学实在论和梅亚苏的思辨唯物论不仅为我们呈现了在后批判哲学视域下探讨物自体的不同路径（“我们的”物自体和“非人的” 物自体），还为我们把握他们各自的理论体系提供了基本的抓手。在充分考察这两个方案的基础上，本章还初步探讨了整合这两个方案的可能性，即探讨一种能够同时容纳“科学之思”和“非人之思”的更宽泛的“思”。

第十章尝试提出一种对维特根斯坦和麦克道威尔的关联性解读，即用“概念实在论”同时界定两者的立场。 在分别考察这两种概念实在论的基础上，本章将试图阐明两者的共通性：它们最终都落脚于一种在寂静主义视角下展开的哲学构想。虽然寂静主义的视角来源于麦克道威尔就“何谓遵守规则”这个后期维特根斯坦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但我认为它的应用域可以进一步拓展至关于概念实在论的讨论。为了说明这种哲学构想的性质，我借用了对《逻辑哲学论》的一条非正统解 读路径，即以柯南特（James Conant）和戴蒙德（Cora Diamond）为代表的“决断式解读”（resolute reading）。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治疗 性”（therapeutic）诉求出发，这些解读者决断地将《逻辑哲学论》中的 “无意义”部分视为该书的主旨， 由此认为该书的基本倾向是自我解构的，最终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世界、思想、语言和逻辑的形而上学理论。我认为，真正理解概念实在论需要我们从狭义的理论建构走向广义的生命活动，这些活动的产物不是作为一般哲学立场的概念实在论，而是在坦然面对世界的同时展开思想劳作的实践态度。在这个意义上， 寂静主义视角下的概念实在论并不是一个自我消解式的理论方案。不同于纯粹治疗性的决断式解读，这样的理解是“非决断式”的。

第十一和第十二章虽然涉及匹兹堡学派的两位主要人物，但并不和德国观念论的思想资源直接相关。 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两章的研究在理论意图和最终结论上都体现了鲜明的黑格尔式色彩。其中第十一章涉及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下探讨心灵与世界的关联，第十二章则 涉及语言和世界的本质相关性。出于这样的考量，我也把它们收入了本书。

具体而言，第十一章考察了英美哲学语境中两个特殊的自然主义版本，即麦克道威尔和杜威（John Dewey）的自由自然主义，这两种自然主义都是在对还原论自然主义作出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系化方案。本章试图在充分刻画这两个版本的基础上阐明， 尽管从时序上来看，杜威的方案比麦克道威尔的方案早了半个多世纪，但从理论的最终形态来看，杜威的方案可以反过来从三个方面推进了麦克道威 尔的方案，即重新界定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彻底认识自然的连续性，以及尝试构想一种全局性的自然观。鉴于自由自然主义在当下英美哲学论域中是一种尚待展开的理论形态，本章希望通过这些讨论基本澄清这一理论形态的内部肌理，并初步提出理论推进的可能走 向。

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对语义的理解经历了从指称关系到语用推论，用语用层面的共识代替语义层面的表征的“语用转向”。第十二章将通过考察戴维森和布兰顿的语义学方案阐明，试图在语义和语用之间做出选择的理论视域是狭窄的。戴维森试图阐明，为了让解释者和 说话者共同意指某个公共事物或事件，世界和语言之间必须存在某种 更为基础的同构性。基于同样的诉求，布兰顿认为我们必须在推论实践的终点用清晰的逻辑表达语汇来刻画语义推论的表征维度。从一种 更为整全的语义观出发，他们尝试在语用的语境中重新讨论语义表征，从“语言使用者在世界中”的图景出发探讨语言和世界的深刻关联。这些思考从根本上表明，关于语义的探讨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转 向”，而是一个将各种因素都纳入考量的开放性议 题。

以上是本书各篇章的概要。西方的古代工匠会以“X faciebat”署名自己的作品。不同于完成时态的“X fecit”，“X faciebat”这个未完成时态表明作品的宣告完成只是名义上的，而非实质性的。我同样愿意在本书的最后这样署名。这不仅意味着分析传统与观念论传统的对话和融合仍然是一个尚待展开的思想史事件，还意味着本书中的思考也都是半途的思考，它们有极大的可能在未来得到修正和拓展，更意味着任何意义上的哲学探索都应该是开放性的。哲学爱智慧， 但绝不能自称占有了真理。

作为一部论文集，本书的一些章节在不同的杂志发表过，在此向各位编辑和审稿人致以诚挚的谢意。同时也要感谢张庆熊教授拨冗为这本斗胆而成的文集写了序言。具体的发表信息如下：

● 第四章《在逻辑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之间：〈世界的逻辑构造〉中的康德与非康德因素》发表于《外国哲学》第45辑（商务印书馆， 2023）。

● 第五章《心灵的构造与世界的肌理：象征主义语境中的古德曼和卡西尔》以《“世界 3”：卡西尔与古德曼》为题发表于 《艺术史与艺术哲学》第3辑（商务印书馆，2023），收入本书时有改动。

● 第六章《描述性形而上学的康德资源与黑格尔倾向：对斯特劳森的定位性考察》发表于《现代外国哲学》第22辑（上海三联书店，2022）。

● 第七章《“直观”的不同意涵及效应：塞拉斯和麦克道威尔读康德》发表于《学术月刊》，2022 年第2期。

● 第八章《布兰顿思想中的黑格尔资源：考察与评估》发表于《哲学分析》，2021年第4期。

● 第九章《如何处理物自体：塞拉斯和梅亚苏》发表于《世界哲学》，2022 年第1期。

● 第十一章《自由自然主义的两个版本：对麦克道威尔的杜威式推进》发表于《哲学研究》，2020年第11期。

● 第十二章《如何在语用转向后重提语义表征？——以戴维森和布兰顿为例》发表于《复旦学报》，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