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颂杰教授（1938.11.19 – 2020.3.9），上海市人。著名西方哲学史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哲学系（现哲学学院）原系主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原主编；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荣誉理事、上海市哲学学会荣誉理事、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

※工作经历※

1. 西北大学伊斯兰研究所（1968-1975）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也不是马上就搞西方哲学了。因为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西北大学搞国际问题的伊斯兰研究所。这是根据毛泽东1963年的批示搞的，他当时强调，一方面要加强外国问题研究，另一方面要加强世界三大宗教研究。当时全国成立了十几个外国问题研究所。比如复旦大学成立世界经济研究所，现在还在。云南大学、四川大学和西北大学等也都有外国问题研究所，这是根据各个学校所在地区的特点来安排的。西北大学由于在西北地区，所以搞伊斯兰研究所。一开始，我以为伊斯兰研究所是研究宗教的，后来才知道并不完全是。这个所里面集中了一些高校本科毕业和研究生毕业的学者，其中好几个来自北京大学，有政治系和法律系的，还有阿拉伯语和其他专业的。所以我当时不搞西方哲学。说实在话，虽然在西北大学七年时间不算很长，但是对我影响非常深刻。我重回复旦以后，有很多年还经常想到我在西北大学工作的经历。我在那里工作当时留下一个印象是什么，我觉得学了这个哲学，你再研究一些什么国际问题之类的具体问题，感觉容易得多。我的意思不是说国际问题很好搞。因为哲学的书确实很难理解，等回过头来再去看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真是容易理解、容易理出头绪和思路来。另外，我当时感觉，我们复旦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平好像也还可以，比如那位和我同姓的阿拉伯语专家，是季羡林的门生，可以说代表了北大的水平，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谈得上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复旦的学术水平和讲课水准等方面还是可以的。那时虽然处在文革时期，但我们伊斯兰研究所还是可以在一起查资料、看书、翻译和研究。我参与翻译出版了一本书《巴勒斯坦、以色列和阿拉伯人》，当然是内部发行，参与编写出版了一本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历史的书，并且还编了好多内部资料。在复旦研究生期间我已开始承担教学工作，主要是马哲课。西大伊斯兰研究所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2. 复旦大学的一名平凡的教师

1975年一个非常巧合的机会，我从西北大学伊斯兰研究所调回复旦，重新走上西方哲学教学科研的路，直到今天，几十年如一日。从我1957年进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到2017年正好一个甲子，六十年。我对这六十年的一个总的看法是四个字——“平凡人生”。我是一个平凡的教师，平平凡凡。这不是我谦虚，而是我感觉到这是对我自己六十年真实的写照。因为我这个人一生追求平凡，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要成为一个什么卓越的人物、伟大的人物或者什么高大上的名声等等。我没有这么想过。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讲得比较响亮，譬如“追求卓越”就是很响亮的口号。我觉得，这个口号对我来说不怎么心动。我不是反对追求卓越，我觉得追求卓越还是非常好的号召，但是我衡量了一下自己的能力、智商和各个方面的条件，我感觉我做不到这点。我只能做平平凡凡的事情。但是六十年来，我常常感觉到事物的真相，这是用我们哲学的语言来讲，事物的真实面貌，在平凡的地方最容易显露出来。平凡之处才显露出事物的真相来，平凡之处才能见真理。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是，文革之前北京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冯定，他写了一本书《平凡的真理》。我真的很欣赏这个书名。从1975年到现在，我总觉得，我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一个什么工作，成功了也就成功了，从来没有过什么很了不起、或者好像大家现在讲的什么成就感。我好像没有这个东西。你交给我做什么事情我做完了，或者说做一个什么学问，我做成功了也就做成功了。当然人往高处走，这个是人的本性、禀性，我也不例外。但是我总觉得我一步一步走的过程当中，成功一件事情或者做完一件事情，这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我是比较喜欢人的自然的过程、自然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六十年可以说完全是平凡的、自然的过程。

3. 在西方哲学领域里做了一番浅层次耕耘

我在西方哲学这个专业领域里面转了一圈，我对自己在西方哲学教学科研方面的总的评价是：做了一番浅层次的耕耘。这是我在2016年复旦哲学系系庆出论文集的时候，在自序里写的一句话。其实我当时曾经想找别人（比如刘放桐老师）写个序，但后来想想还是自己写，因为感觉叫人家写有一点为难人家。人家也不会真的批评你，总归讲几句好话，我这个人又不是很喜欢人家只讲我好话的。这是我的怪脾气。我真正在西方哲学领域里面转一圈，实际上是从西北大学伊斯兰研究所回到复旦以后。严格来讲是从文革结束以后，1976年之后的这四十年。

我自己的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包括两大块，即西方哲学史和西方现代哲学，或者说前黑格尔哲学和后黑格尔哲学。兼带着我稍微关注了一下有关基督教哲学的东西，也写了一些关于基督教哲学的论文。这两部分的话，无论在教学上面还是科研上面，做的情况都差不太多。有人问：“黄颂杰你到底是搞哪一个？你是搞古希腊的？还是搞什么的？”我自己也讲不出来。因为我的研究完全是按照教学走，教学上面需要搞一些什么，我也就着重研究一些什么。我们系里的外国哲学也主要分为这两部分。从教学上来讲，我在八十年代基本上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比较多一点，因为那个时候要上课。那个时候西方哲学课的重要性，我现在不用多讲了，因为改革开放刚开始，大家都想了解西方到底是什么情况，所以出现了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现代西方哲学的课，我大概是从77届的同学讲起，一直讲到哪一届我记不清楚了。在这期间，西方哲学史课我也上过，7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就上过。后来我们系宗教专业成立的时候，给宗教专业的同学也上过几次西方哲学史课。因为王雷泉老师总喜欢叫我给宗教专业的同学上，我也就给他们上这门课。上西方哲学史，我一般都是从古希腊到黑格尔一口气讲下来，讲了几次。从研究角度来讲，这两方面更加难以分开。因为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主要是编两本教材，就是全老一本教材，刘放桐一本教材。我一方面帮全先生做西方哲学史，另一方面配合刘放桐老师做现代西方哲学。

全增嘏先生那个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很多事情没法做了，所以我就帮全先生编写两卷本的《西方哲学史》。我除了写我自己那部分外，还要帮全老看稿子、改稿子，到最后统稿，做这一类事情。刘放桐老师那本教材我主要写里面的一些章节，另外支持他做这个工作。刘老师读研究生时就做现代西方哲学，他立志要在现代西方哲学里面做出点成绩来，后来也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的研究从西方哲学的“人”“派”慢慢转向综合性、整体性的一类问题。这种问题往往是要把哲学史和古今联通起来搞。比方说西方形而上学的思路、本体论、知识论，还有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宗教、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等等。这四十多年，我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有新意的想法和看法。到后来我总的一个想法是很希望从“思辨和实践”这样一个进路来重构西方哲学史。我真的有这样的想法，真的很想从这个角度来写这样的一种哲学史，但是根据我现在的状况，我也写不出西方哲学史的重构这样一部历史来了。我不反对唯物、唯心这套体系，但是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讲，从“思辨和实践”或者“理论和实践”这个角度切入进去写西方哲学史，可能会更有意义。具体的、详细的方面我这里不谈了。总而言之，我在西方哲学领域里面是转了一圈，做了一番浅层次的耕耘，或者说做了一番研究。就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讲，受教育都是在五六十年代。当时教育的各种条件和资源的匮乏，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痕迹是很多很多、很深很深的。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我也到一些国家访学，在这些国家我还是非常认真地蹲在图书馆里整天看书，领悟到、感觉到以前的一些不确切、不正确的东西，领悟到要重新开始，但是可以说是为时已晚了。

4. 在复旦做的三件事

这些年，我在复旦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西方哲学的学科建设。大概在1978或1979年，哲学系领导把刘放桐和我从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中抽调出来成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全老任主任。由于全老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好，当时的副系主任胡景钟就要我抓一下具体工作，后来因为全老身体越来越差，学校就任命我为室主任，那已经是八十年代初了，这个工作大概直到2004年前后才正式交给张庆熊。我现在还常想起，八十年代的时候跟刘老师、还有我们当时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的张庆熊、陈学明老师经常在一起，我们大家一起为开创现代西方哲学所作的一些努力，为学科建设做的一些工作。我真的常常怀念起这段时期。现在高校里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研究已经很普遍和平常了，但当时开始的阶段确实很不容易，因为现代西方哲学在很长时期被划为禁区。当时刘老师专心致志写那本书，为那本书可以说是尽心尽力、呕心沥血，最后取得了这个成功。

但是这个成功真的是来之不易的，我们无法描述当时的具体情况。那个时候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是成立了，但那个时候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多矛盾和复杂的情况。因为这个学科要撑起来，要得到全国的承认，遭受到的内部外部压力是很大很重的。八十年代，我们经常跑上海图书馆查资料，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到处奔波到处跑，复印大批资料回来。我和刘老师两个人比较默契，就是说，他要干这件事情我支持他，他要把这本书写好我支持他，还有他其他的有关事情我都充分支持，我就是这样一种态度。教学方面呢，那个时候不只是给本系本科生上课，我们还办了全国性的培训班，还要到其他兄弟院校上课，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包括高校、部队院校，还有党校。当然，学科建设还是成功的。

后来我和刘老师聊过，实际上这不仅仅是我们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的事情。因为成功与否，对于我们整个西方哲学学科，甚至对于我们整个哲学系在学术界的地位影响是很大的。这不是要抬高我们西方哲学学科点，因为后来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复旦哲学系之所以在全国的学术地位提升上来，西方哲学，包括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还是带了个头的。如果没有这个成功，也就没有后面的成功。实际上，复旦哲学系这几十年的发展是很清楚的：先是西方哲学学科上来，然后是马哲，以及马哲和西哲的结合，也就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科突出起来，而中哲学科的崛起比较慢，差不多到了2000年以后了。这三大学科的发展把其他学科都带动起来了，对宗教和伦理这两个学科的带动最明显，其他学科像科哲、逻辑还有美学等也逐步被带动起来。所以我想，一个系的学科，一下子全部发展起来不太可能，究竟哪一个学科先发展起来，有时候你可以有意识的去引导，有时候也不一定的。世界上一些偶然性的东西实际上比必然性还要强大。文革之前，我们系的三个学科点，马、中、西是差不多的，从能力上来讲，我们西哲并不一定就比中哲、马哲强多少。后来之所以发展起来，我觉得与西哲学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做西哲的这帮人勤奋努力真的是很厉害的，确实是这样。后来许多学科发展起来也是靠勤奋努力，因为勤奋努力是第一条，有勤奋努力的话你才能有学科建设的成果。我还是非常怀念当年西方哲学的学科建设，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当了十年的复旦哲学系副系主任、系主任。我是从1986年春开始当副系主任的，这主要是因为系里当时出了一点事情，从现在看来完全是冤枉的。1983年秋，俞吾金等几个研究生到桂林开会，提出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同的一些新观点，当时在意识形态上遭到批判，即所谓的“桂林会议”事件。带队的是一个副系主任。他们回来以后，整个系领导班子重新改组。那时候我们流行选举，自由选举，就是大家推选某个人当系主任或副主任。1986年初春我们系改选副主任，我没有参加推选活动的全过程，但他们都说叫黄颂杰当副系主任去。为什么叫我去当副系主任？因为我1984年底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关于萨特的存在主义的。而且当时全增嘏主编的《西方哲学史》上册也出版了，我是这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还是全书的统稿人。他们还说我的年龄也合适。于是，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当上副系主任了。我当时很生气，我说我不想做，但是没办法，他们硬是把我弄到副系主任那个位置上了。

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副主任，作为一个管教学和科研的副系主任，我实际上还承担了全系的主要行政工作。我连续当了两届副系主任，当得很辛苦。因为教学科研这些事全都归我管。当了两届副系主任之后，就当了系主任。其实当时我本来真的是不想再做了。但是没办法，上了这条路不做不行。当然，这也跟我的性格有关，因为我这种性格比较好说话，人家坚持说，我也就被说动了。可以这么说，我当时是全国哲学系第一个非党员的系主任。当时高校哲学系的正主任都是共产党员。

关于这方面我不想多讲了，因为这个里面的酸甜苦辣都过去了，要说做副系主任、系主任这十年的成就，也谈不上，因为那时大家很艰苦，特别是创收创不出来。对我来讲，搞创收比上课都艰难得多，没有太多的成绩可言。但是我一直坚持哲学系的课程建设，在老课改进和新课建设上面我下了很多的功夫。第二个是在学科点建设和培养人才方面毫不松懈。我在当正系主任的时候经常想一个问题：哲学系出路究竟在什么地方？综合大学为什么要办哲学系？我后来提出了一个看法，哲学系第一要培养哲学专业人才，第二更重要的是应该为全校开设各种提高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课程，那时候叫素质教育。我们办哲学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应该是为全校开设各种素质教育课程，在这个方面下工夫、多努力。这么一来我们哲学系的路子就开阔了。1994年，我把这个想法写成一篇文章，发在《中国教育报》上，即《综合大学为什么要办哲学系？》。这与现在开设“通识课程”是相吻合的。这篇文章，据我所知，后来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我后来到北大参加哲学系建系80周年的系庆，这个系庆开会的时候临时把我叫上去作为兄弟院校代表发言，之前没有和我说要发言，我一下子手足无措，后来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事儿，我主要就讲了希望我们哲学系在提高学生以及全民素质教育中发挥巨大作用。

1994年，教育部第一次评基地。我当时作为系主任，申请哲学基地的时候我真是提心吊胆。因为当时复旦哲学系在全国的排名大概是第六、七的样子，我很担心能否评得上。当时的北大、人大、武大的哲学系力量都已经很强了，吉林大学哲学系也很有名，中山大学哲学系历史也比较久，有经验，后起的南京大学竞争力也很强。后来，复旦哲学系总算也评上基地了。

我不习惯当众即兴讲话，小时候老师叫我给大家读报，我就用报纸挡住自己的脸，我性格就是害怕这种讲话。开会的时候，我一般都是躲在后面。第一次当副系主任的时候，管教学工作的学校副校长非常强势，我们哲学系搞系庆30周年活动，他就说你们哲学系拿什么东西搞系庆啊？你们有些什么成绩啊？你们系主任来了没有？他还到处找。我当时都不敢站起来。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当副系主任，所以就有点手足无措。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成长经历。你想啊，我是到1995年五十六岁前后，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人家都是二三十岁入的党。这个事情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在这一点上，大家不要向我看齐。

总起来讲，这是复旦哲学系在困难中成长壮大的十年，我作为系副主任、主任在坚持课程改革、学科建设和培养人才等方面还是尽心尽力的，为哲学系后来的快速发展做了铺垫。

第三件事情就是当《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十七年。这件事，我怎么也想不到，可以说完全是偶然性制造的。因为卸了系主任以后我本想一心一意再搞点科研，可是学校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去做文科学报主编，我拖了好几个月，我说我不想去，我说我已经做了十年的主任，给我一点时间做科研。最后主管的党委书记来找我谈，他非常严肃和我谈，谈来谈去。我说我的年龄已经五十六七了，你还让做主编，我有点太老了。后来他说：你有五十六七？可能他们组织部把你的年龄搞错了，他们以为你五十出头一点。我想，当时他这个话是策略性的话。最后他拿了一个杀手锏出来，我没有办法了。因为1995年，我系主任退下来那一年，我们系总支书记陈根发同志发展我入党。当时做学报主编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党员，我后来知道还有一个条件是最好要从退下来的系主任里面寻找，因为学报也与系一样是个正处级单位。校领导就表扬了我几句，肯定了我的成绩，然后说，你是一个新党员，要服从组织的安排，我没有办法了。一做就是十七年，中间不知道多少次我提出希望不要再做主编了，请其他人，但是没有能够成功。做了两三年以后，我得到英国学术院的奖教金去英国访学。去了半年，回来以后，我以为从此就可以摆脱主编这个工作了。没想到还是不行，还要继续做。有一次政治学习的时候，校领导到我们组来，我和他谈这个事情，他说学报主编不是行政工作，是学术工作，学术工作没有年龄限制，我被他说得毫无办法。

当然，我当主编后来还是投入进去了。我们期刊界的几个高手把我表扬了一通，我真的有点不大好意思。后来我确实是动了一些脑筋，因为这个工作不太好做，和系主任工作相比，有它自己的难处。总的来说，我花了十七年的时间，把我们的学报提到了我们学校在全国的地位。因为有的学校的学报超过了他们学校的地位。但我不能这样说。我只能说，我把《复旦学报》（社科版）提高到与复旦大学的地位相称、相等的水平。这是我对自己办学报的一个评价。当然，有一件事我们学报走在其他高校学报前头，那就是我们创办了学报的英文刊，而且是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有正式刊号的，这在当时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文科学报第一家。

2003年起教育部启动名刊工程建设，《复旦学报》入选第一批名刊工程。此后我投入《复旦学报》的名刊工程建设，比以前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2004年开始试办英文刊，当时其他学报都没有搞，觉得这事不好办，新闻出版总署也不可能批一个新刊号。不过我不这样想，因为我认为，中央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学术文化要走出去，这不可能是空话，只要做出成绩一定能得到刊号。在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支持下，我们在2004年出版了第一本学报英文刊，2005年和2006年又逐步增加到出2本、3本，2007年增到出4本。2007年6月，我们的英文刊获得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正式刊号，成为全国学报第一家英文刊。那些年我确实很辛苦，搞两份期刊，还有教学科研任务。直到2012年年底，我才从主编职位上退下来。这是我在复旦做的第三件事。

※哲学是什么※

最后我还想多讲一句话。

因为我感觉到，我在西方哲学领域里面的确留下了很多问题，我还是很想写，但是很多是留在电脑上面，很多放在肚子里面了。如果打个比喻的话，哲学是一个问号。这话我在给博士生讲课的时候也讲到，就是哲学必须不断地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如果一个哲学工作者，一个哲学家，他不能提出问题，他对这个时代，如果只能说一些套话，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工作者。“哲学是个问号”，有几层意思：问题意识、怀疑的精神与批判的思维。这些东西构成我们搞哲学的基本的素养和素质，我自己还够不上这个。但是越到后来，我越是体会到这个事情。但现在我没有时间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

说句实在话，我现在想的不只是哲学的问题，我脑子里面从做学报主编以后的几年里面常常想到我们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我感觉现代化不只是我们国家的最主要的事，也是全世界的主流。世界各个国家都在搞现代化，现代化已经不是欧美国家的专利，而是全球国家的现代化。全球究竟怎么搞现代化？我想到了三点，第一个就是高科技。没有这个高科技的话，现代化就飞不起来。第二个是资本的运作。通过资本的运作，高科技才能发挥作用。关于资本的运作，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来讲，资本是一个否定的东西，资本是一个魔鬼，资本从头到脚都是带着人民的血汗的。但是从我们国家四十年的开放来看，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国家四十年来很清楚地开始了市场经济，开始了我们资本的运作，而且我们在资本运作领域越来越开放，越来越下工夫。实际上，资本是一把双刃剑，是一个魔鬼，也是一个天使，任何一个国家不管你什么制度，如果不能运用这个资本，现代化是搞不成的，你的经济搞不上去的。那么，我们国家搞的资本运作和西方国家的资本运作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在资本这个问题当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最明显的一个点。实施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大量的现实的问题和理论问题。第三个更重要因素是我们人的思想观念素质等等，借用古代的话就叫做灵魂。因为资本也好，高科技也好，都是人去运作的，要通过人去做。所以人的素养，人的思想道德品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人的素养不好的话，高科技也没有用的。人的灵魂一方面需要净化。我们现在追求名利，不只是我们中国，这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即要钱，要利，要名。怎么净化灵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的使命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还要完善灵魂。这包括，你要有高度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我总觉得，我们搞哲学的人尤其应该在净化和完善灵魂的问题上面发挥我们的巨大作用。我总是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我们学哲学搞哲学的话，是有大量的问题值得去思考的。我把哲学看作一个问号，就是说你的研究没有终止，还要继续地努力去做。

2015年4月17日，受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邀请，黄颂杰先生就其人生经历跟听众作了一次分享。2017年10月28日，黄颂杰先生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和《复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多维视角下的西方哲学”研讨会上就自己的学术历程作了回顾。编者将黄颂杰先生的这两次发言综合整理成文，用他自己在发言总结时的一句话作为标题，刊载于《实践哲学评论》第4辑（徐长福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19）。本文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