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科学哲学与逻辑哲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智能科学与智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大物理系学士，美国匹兹堡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博士，曾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科学方法论，智能哲学。

2021年是刘闯教授从教三十周年，学院采访了刘闯教授，请他分享从教的心路历程与思考。

◎从教初心◎

我最早给学生上课是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做博士生的时候。到了论文最后一年多，系里让我做teaching fellow，独自开课教夜校的学生，他们多是在职工作的成年人。记得开过两门课，一门是科学方法论，另一门是“婴儿逻辑”（baby logic）。第一次体验到学生们听懂了我讲课，而且似乎很感兴趣，从此有了教学生的热情。

到佛罗里达大学哲学系任教是1991年，我一直是系里唯一的科学哲学方向的老师，这方面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都由我负责。开过专业之内的各种课程，大纲也都是由我自己拟定的，教起来很自由、很爽。佛罗里达大学是美国公立大学中名列靠前的，今年居然挤进了前5名。理工科专业很强，因此我科学哲学方面的课程，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课程，经常有优秀的理工科学生来选修。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主攻理工科的学生中，总是最聪明、最富创见的同学喜欢哲学，会积极选修哲学类课程。

来复旦之后，总体来说，我课上优秀的理工科学生少了，但是本科专业的学生质量比我在佛罗里达大学教的本科生高一大截，普遍素质，对科学知识的了解，都要高明许多；理解力和想象力方面也是这样。总的来讲，我这三十年在哲学和科学哲学领域里教学耕耘，做得非常开心，无法想象还有其他什么领域能够给我更加充实的三十年。

由于我的教学生涯主要是在国外度过的，我讲一点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哲学系教学的经历，跟我们复旦哲学院的新生们分享一下吧。

佛罗里达大学是一座典型的美国公立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同样性质，而和哈佛大学那样的私立大学非常不同，其哲学系不大，不到20位教职人员，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还有讲师和临时教师。我1991年从匹茨堡大学HPS拿到博士学位，受聘进入哲学系时，那里正在经历一个重建期，当时著名伦理学家Richard Hare在系里任特聘教授。我到那里第一学期就参加了他组织的Reading Group并参与了他开的伦理导论研究生课。Hare的学问不用说了，他也是个非常好的老师。我坐在他的课堂里，潜移默化地学到不少东西。

美国大学里研究生教育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这个传统当然是从英国和欧洲延续下来的。那就是教授们把研究生从入学第一天就当学术同行看待（其他方面当然不是）。比如，教授们开研究生课，系里教授几乎总是会三三两两地去旁听，课堂上教授们讨论热烈，选课学生不得不绞尽脑汁参与。看似有些残酷，但学生在学术素质上得到的锻炼，是其他方式的教育无法达到的。我非常同意把学生“当学徒”的教育理念。要想学术领先于世界，教授们首先要在国际前沿“拼搏”，然后在自己的课堂上和系里的学生中，保持一种（也许是模拟式的）学术沙龙，让学生在观摩和参与教授之间的切磋争论过程中学习锻炼。这种模式，我在匹茨堡大学HPS是深有体会，在佛罗里达哲学系体会更深。我去“旁听”Hare的课大家可能会觉得理所当然，可是Hare 也会常来旁听我们几个毕业不久的assistant professors的研究生课，而且课上会毫无保留的问问题给评论。在佛罗里达大学近三十年的教学中，我以这样的方式受益匪浅的同事中，Hare当然是第一位，另外还有David Copp伦理学家、Kirk Ludwig 心灵哲学家、John Palmer 西方古典哲学家等。我们相互做客各自的研究生课，课堂上毫无保留、完全不顾学生是否“跟得上”的学术争论，是我教学中印象最深的经历。

美国和欧洲（比如法国和德国）的本科哲学教育，在我看来比较薄弱，原因之一大概就是太重视“学徒”式的教学，而现代本科教育，除了在英国那种保留下来的传统的tutorial system之外，这种模式无法继续；而在英国，也除了牛津、剑桥这样的顶级学府，The tutorial system 在其他地方也不一定好用。

◎寄语新生◎

同学们来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相应地在美国就是进了普林斯顿或者NYU这样大学的哲学系。学院的教学研究力量非常强，至于读书学习，开展研究工作，应该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必我来寄予什么希望。

我倒是希望同学们记住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远大的前程，不要忘记了由此带给自己的对他人的重大责任，常常勉励自己多为他人贡献，为他人谋利益，为他人奋争，多思考如何将自己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这样好的环境中获得学识和能力分享给他人、分享给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