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明，男，1947年3月出生于上海市崇明岛，是一个地道的农家子弟。7岁入乡村小学读书，先是在崇明堡西小学读初小，后在崇明鸣强小学读高小。六年的小学时光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市属崇明中学读书，在那里，他度过了七年的寄宿生活。本应该顺利毕业进入大学校园的他，却因为文革的爆发，只能参加文化大革命。在卷入一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又被迫在崇明的农村务了3年农。但是，在漫长的等待中他从未放弃过希望，放弃过学习。1970年有幸进入了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三年之后，他顺利留在了复旦大学任教，在复旦一待就是数十年。

陈学明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曾经担任过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职务，其中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创新基地副主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陈学明在复旦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围绕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展开。陈学明老师勤于笔耕，发表出版了大量著作。仅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就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论著、教材、译著40多部。主要著作有《走近马克思》《永远的马克思》《情系马克思》《中国正道》《二十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程》（4卷本）《时代的困境与不屈的探索》《当今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永不消逝的“幽灵”——重读〈共产党宣言〉》《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用另一只眼睛观察当代当代资本主义》《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西方左翼思想家眼中的当代资本主义》《生态文明论》《生态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他先后出版了本科生教材《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合著），以及近80万字的研究生教材《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本科生教材被定为国家级重点教材，研究生教材是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重点推荐教材。在译著方面，曾用笔名薛民，主要译著有：《爱欲与文明》（马尔库塞著，黄勇、薛民译）；《逃避自由》（弗洛姆著，陈学明译）；《性革命》（赖希著，陈学明等译）等等。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他主持完成和正在完成省部级以上20多个重点科研项目。陈学明教授的这些著述和科研成果，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和科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得到了普遍认可。他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多次。其中包括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次、二等奖7次、三等奖5次，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3次，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1次，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1次，全国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次，全国“五个一工程奖”（2014年的著作《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图书奖。

一、 捍卫马克思主义，融信仰于灵魂

陈学明教授是国内较早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名学者。他在《时代的困境与不屈的探索》一书的“序言”中回忆说，当初之所以做出这样一个选择，主要是基于“安全”的考虑，是为了回避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而“躲”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小天地”之中。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过程中，他逐步改变了自己的这一幼稚可笑的想法！他反复地问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投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去呢？难道仅仅为了使自己有一个稳定的“职业”吗？后来他终于认识到，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最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人类关怀和现实关怀。把注意力集中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决不是为了使自己回避而是要能够更好地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他看来，在当前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定要着眼于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启示。，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为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寻找答案。着成了陈学明教授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的。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国内学界为坚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工作。。其中，1996年10月中旬成立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标志性的事件，陈学明便是推动该学会成立的重要人物之一。学会的成立对于国内学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苏东巨变之后，陈学明教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跟踪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处于低谷的特殊时刻，对于肯定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真理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真金不怕火炼”，陈学明指出，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有两种人特别引人注目，一种是在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时，拼命地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利用马克思主义沽名钓誉，而在马克思主义丧失统治地位之后，又面不改色，摇身一变地公然站到了马克思主义反对者的营垒里。另一种人是当年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某种特定理解，向执政党官方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质疑，从而被当作“持不同政见者”受到了各种批判和打击，他们没有通过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谋到任何个人私利，相反还受尽苦难。但是，当马克思主义的辉煌只是成为“天宝当年”以后，许多人唯恐避之不及，而他们却一往情深地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捍卫马克思主义，回击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诬蔑和诋毁。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繁荣，靠的是后一种人。他们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做出了有力的阐释。

在一次访谈中，陈学明把不同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论证分为三种不同路径：第一，以马克思的学说已经成为人类知识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来论证。这些学者列举了大量实例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马克思的学说，甚至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资本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借鉴，就没有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现在已经不是人们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是它已客观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并必然对人们产生影响的问题，尽管可能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第二，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百孔千疮、内在矛盾越来越尖锐来论证。“95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的主要组织者和发起人雅克·彼岱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在新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已经不是马克思在一百年前批判的那个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了。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灾难性的和毁灭性的，它造成了第三世界的贫困、世界的两极化和世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思想运动应运而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都认为，当今社会的许多社会问题表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越来越尖锐，必须将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与考察当代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价值。第三，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出成就来论证。如果说在十年前西方一些左派人士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往往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很不理解，常常撰文表示疑虑，那么，在十年后的今天，经过社会主义在苏东的失败和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功这正反两个方面的对比，他们的态度已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不但表示理解，而且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现实性的依据。他们中有的人提出，邓小平理论使“因苏东剧变而陷入低谷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获得飞速发展”。他们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看作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的希望之所在”，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仍具有现实性。陈学明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三个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所作的论证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苏东剧变后，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动态的跟踪研究，他认为，首先是应当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作同路人，毕竟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和信奉者。他们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并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况下研究马克思主义，这对我们是一个鼓舞。借助这些同路人，我们可以增加马克思主义必胜的信心。其次是要同情地理解他们的一些新观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不能套用我们的标准去衡量他们。拿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说，如果把这一理论放在西方的背景下来看待，应该是很好理解的。

在传统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破产以后，他们提出以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重新赢得群众信任，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能简单地把他们这种看法斥为乌托邦。最要不得的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贵族化”态度，“唯我独马”的态度。在这一问题上，应当实事求是的去评价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不应当把他们一概指为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把凡不符合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内容统统指责为资产阶级观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是在以“以生命追求真理”，这样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同盟人去敬畏的。“以生命追求真理”也是陈学明之后的学术生涯中奉行的一句话。

一直以来，很多资产阶级思想家都在诋毁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唱衰，觉得它已经过时。尤其是在苏东剧变之后他们不断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而加以埋葬。然而，那些不带偏见的、能够客观看问题的思想家都无一例外地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和不可超越性，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意义进行了深入的阐释，陈学明将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文明的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马克思对人的存在和本质的解答。马克思将人视为类存在物，将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由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所中介的实践关系，同时又在人的类存在的高度理解社会，以此揭示社会生活的类特征和实践性。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在马克思的语境里只有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才能获得完整准确的理解。人的自由和解放维度只有在将社会上升到人的类本质的规定性时才能在它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充分揭露。所以，人的存在和本质的充分实现，有赖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生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全面生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人最终实现了他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统一。从马克思对人的存在和本质的思考中，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所看到的人都是具有无限丰富性的总体的人。

第二，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入手，来阐述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问题的。他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把人类劳动规定为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人只有在这种对象性的自由活动即劳动中表现、实现和确证自己的存在和本质，表现、实现和确证它的意义和价值。劳动的解放，即将异化劳动转变成真正自由的对象性活动，是马克思阐释人的本质和存在意义的核心思想。马克思把作为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界定为“劳动复归”的社会。这种“复归”本质上就是从现代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人占有自己的本质活动。有人喜欢将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说成是一种“劳动乌托邦”，然而在他看来，正是这种所谓的“劳动乌托邦”在今天展现出它极高的当代价值。今天人们异化劳动的状况不是改善了，而是更加严重了。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思想。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的主题。通过劳动解放，最终实现人和自然从历史桎梏中的双重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人只有通过解放自然才能解放自身，而且只有通过劳动的解放，自然才能从机械的、无机的异化表象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人对自然“人道的占有”。马克思主义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这种解答无疑为我们今天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既表征一种合乎人性的，使人真正获得生存价值的存在模式，又是为保证这种存在模式得以实现而设想的一种社会制度安排。不仅如此，共产主义是从历史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与自然向其自身的复归，是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是历史之谜的解答。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自然、历史和人自身的认识深度。换句话说，只有上升到共产主义的理论高度，诸如人的本质和生存价值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矛盾问题、历史发展的道路和走向问题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理解。所以，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远大的社会理想，同时也是一种深邃的历史科学，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思想视域。

二、著述立说为真理，笔有雷鸣史留声

2006年，陈学明出版了《永远的马克思》一书。该书分为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和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两编。上编是直接地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下编实际上是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剖析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当这本著作出版之际，我已经跨入了60岁的大门。由于有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动力，所以我并不感到自己已很老了。我决心把六十岁作为新生命的重新开始。在有生之年，我还会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提到对自己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要求：

其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相信马克思主义。既然选择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把此融入自己的生命活动，使之成为自己的一种生存需要，要用自己的生命来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不能把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仅仅作为自己的一种“职业”和“谋生”的手段，更不能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为自己巧取豪夺。

其二，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怀有强烈的责任感。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学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当经常检查自己的立场。我是否站在广大人民一边？必须明确，我是为了使自己在有生之年，为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做点什么，才去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让这种沉甸甸的使命意识伴陪伴自己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过程。

其三，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直面现实问题。坚决不让自己走纯学术的道路，坚决不使自己一头栽进文本中，做纯而又纯的繁琐考证。自己把注意力集中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是为了回避当前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躲进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带去搞纯学术研究，而是为了通过这一研究更好的回答当代重大现实问题。哪怕自己的这种回答在别人眼里是多么浅尝辄止，自己也心安理得。

其四，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扩展自己的事业，不断增加自己的知识面，特别是强化自己对当代最新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把握，使自己在广阔而又扎实的知识背景下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把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和对当代现实问题的思索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在实现这三者有机的结合中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

这些要求既是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自律，也可以看作是他提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方法论原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品格的一种期盼，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普遍意义。

从90年代初期他发表的第一部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十多年之后的《永远的马克思》，陈学明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加深入了，也有了很多新的看法。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态度，更加开放包容了。90年代初期，陈学明曾经写过一本名为《“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的书。十几年之后，陈学明反思说，这本书在价值判断方面有草率之处。哈贝马斯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眼睛都看不见东西了，还在坚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哈贝马斯的理论探求的真诚让我感到震憾——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顶住压力苦苦探求真理的时候，我们这些本该是同盟者的人不仅没有伸给他们温暖的手，反而向他们掷去了石头，这于心何忍？

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把一切研究的落脚点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身上，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相关理论加以对照，总结出了对我国现代化的一些启示：

其一，现代化进程遇到了挫折和困难，关键是要找出现挫折和困难的根源。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不把现代化性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归罪于现代性本身，不把这些问题视为现代性合乎逻辑的必然归宿。在我们国内，一方面，一些人根本无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无视老百姓面对这些问题所发出的长吁短叹，一意孤行的走下去。另一方面，一些人即使看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又把这些问题说成是现代性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似乎中国人的命运要么被关在现代性的大门之外，无法享受现代性所赐予的满足与幸福，要么就是被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所葬送。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既不能无视中国的现代性事业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更不能把这些问题说成是现代性本身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十分重要。，他们揭示了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但不把这些负面效应直接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批判科学技术消极的社会功能，又不把这种消极的社会功能视为科学技术本身的原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尽管按照他们的生活经历看到了现代性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但并不因此而简单地认为这是现代性的必然归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昭示我们面对现代性必须采取一种辩证的历史的态度。

其二，必须正视现代性的进程中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并且深刻地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局限性这一点。我们必须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把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判，变成对社会主义目标追求的和阐释，，对于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变成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体制的强大动力。

三、耕耘中国道路，新论层出不穷

陈学明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和现实关怀。不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还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目的都是为现实重大问题，尤其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答提供理论资源。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道路更是成了他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他一直笔耕不辍，认真钻研，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一系列制度和现状急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什么是“强起来”做出正确的理解，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究竟如何“强起来”做出正确的指导，能否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来实现中国的“强起来”，直接涉及中国能否实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中国人民所绘制的宏伟蓝图。目前中国面临“强起来”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将如何提供思想支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在当今中国具有怎样的力量需要关注和探讨。在这方面，陈学明教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接连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陈学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一书中，揭示了改革放以来我国学术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路向，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做启蒙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解释的缺陷；归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的双向促进；用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审视了社会的不平等，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审视了生态危机；描述了“马中西”三大资源在中国道路中的交互汇通。2017年，陈学明出版了《中国道路为世界贡献了什么》，全书发行三万多册，多名学者称赞该书内容详实，有极大借鉴意义和重要的地位。该书主要从四个方面阐释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性意义：

第一是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当今世界文明面临的“三大矛盾”：一是人与人之间两极分化的矛盾，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三是人的发展危机，人不断沦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一味以“占有”物质财富为人生宗旨。中国现代化道路为全世界克服这样的矛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首先，“中国规模庞大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是扼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蔓延的稳定的“金锚”，带来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的增强”。其次，中国道路突破了“西方中心论”，没有通过战争与殖民获得自身的发展空间，这条道路的“两个关键词就是‘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路。最后，沿着这条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新路建设起来的文明，必将是成功地应对上述三大矛盾，不断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文明。这就是“涵盖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的新文明，为人类文明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第二是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巨大贡献。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曾盲目模仿西方国家发展道路，最终了爆发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大倒退。中国道路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另一种道路，这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效应，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如何通过渐近式改革过程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这种由强有力的政党领导的强有力的政府从整个民族的利益出发，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国梦”的伟大目标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质。在经济上，中国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做出了积极的示范，其核心内容是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但是同时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样的市场经济“不是单纯地依靠市场力量来发展经济，而是重视政策手段与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这就使中国在对外开放中既能充分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生产力与先进经验，又能够独立自主；既能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活力，又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这不但能够保持中国整个经济的稳定健康的发展，而且能够为克服全球经济危机做出自己的贡献。此外，中国道路为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也提供了示范作用。中国创造了自己的话语。这种中国话语既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传统文化，还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形成的新时代的中国特色文化（包括优秀的西方文化元素）。中国道路把自身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结合起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具有示范作用。

第三是中国道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时逐渐出现与成长的。因此，中国道路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低谷。当苏联和东欧各国发生剧变，投入到资本主义怀抱时，中国依然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取得远远超过这些国家的伟大成就。因此，原先推崇“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纷纷变为效法“北京模式”。这就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逐渐走出低谷，这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简单复兴，而是“在创新中坚持和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二是中国道路破解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难题。作者提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建设社会主义到底要走怎样的道路”是个“世界之问”。中国道路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功地解答了这一世界难题。三是重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从冷战对立的关系转变为和平共处的关系，改革开放的战略和全球化运动使整个地球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道路从上述各个方面全面创新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第四是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作者认为这种贡献首先在于中国道路证实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集中表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证实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世界观，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伟大成功证明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原理的科学性，坚持共产党领导及其伟大成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科学性。

这是陈学明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在世界范围的探索，告诉全世界的当代人民与未来的人民：中华民族不仅在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做出了以“四大发明”和“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伟大历史性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今天与未来已经做出而且必将做出更为伟大而深远的贡献。

在国内高校的哲学教学中，陈学明教授是最早分别给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设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课程的，该课程现已被评为上海市的精品课程。像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精神分析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等课程，金句频出，观点犀利，不仅在复旦学生中口口相传，而且也在网络公开课平台上广受大众喜爱。在谈到培养硕博学生时，陈教授常说：“当老师是个良心活”。所谓“良心活”，就是说当好一个教师全凭作为一个教师的“良知”，即作为一个教师的道德素养、敬业精神，而整个教师的职责都是“良心活”。

陈教授认为，不能把把学校看作只是一个传授技能的场所。学校教育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还在于我们对学生究竟教什么。一般认为，知识有两类，一是道，二是“器”或者“术”，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这两类知识，学校首先应当重视那类知识呢？古人说得好：学校教育应当“以道为本”，即学校教育首先应当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一个人，如何做一个“好人”。学生之所以要进入学校进行学习，关键在于“务本”，即在于掌握做人的“根本”，而主要不在于去掌握某一门技能，掌握一种“饭碗”。如果学校教育真正明确了必须“以道为本”，那么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对其自身道德素养的要求之高也就不言而喻了。

陈学明教授对自己学生的教导绝不仅限知识层面的，更多的是对人格和信仰的教导。他在和自己的学生谈话时，常常会谈到如何确立自己的学术立场，具体地说就是在多大程度上认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学术评判的价值标准。因为他本人不但研究而且信奉马克思主义，所以一直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要尽量做到真信马克思主义。“我没有奢望我的这一立场完全被我的学生接受，但我总希望我的这一立场能对自己的学生有所影响。”陈教授如是说。他不希望自己的学生也像一些权贵那样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根本不认可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是借助于共产党员的名义谋取私利。

在做学术的过程中，他常教导学生们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兴趣，并为之努力。在为学生陈祥勤的著作作序时，他曾写道：根据我切身的体会以及对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建树的学者的观察，要在我们这一领域，我指的主要是哲学研究领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真正做出点成绩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要有强烈的意义感，要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即马克思主义有高度的认同感，不是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仅仅视为一种“职业”，而应把作为整个研究活动当作是对真理的追求，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融入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之中去；其二，把自己的研究活动导向某一个方向，选准自己的研究主题，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自己的研究，把自己所掌握的所有的理论知识都凝聚到对某一问题的认识上来；其三，一旦确立自己的研究目标以后，要有刻苦的钻研精神，甘于坐“冷板凳”，牢记进行学术研究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事，牢记“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他对自己的学生也是从这几方面来要求的，信仰是一位的，而后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研究方向，再后面就是要钻研了。这三者缺一不可，只有三者相结合，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

陈教授对学生们都是十分严格的，正所谓“严师出高徒”。他希望自己学生的科研是踏实而又有含金量的，所以他的学生们大都非常勤勉。很多博士研究生们为了专心科研，过年时都不回家。陈教授曾提过，他的几位博士在毕业前三年的除夕夜都是在宿舍里度过的。陈教授也会常去看望他们，带些水果熟菜，和他们聊聊人生和理想。陈教授的坚持、付出和赤子之心言传身教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们，也让他们在学术生涯中能走得更长远，成为一个真正有贡献的人。

同时陈学明教授是非常惜才的，他相信是金子总能发光的。陈教授的一名硕士学生因为太急于找到工作回报家庭，结果“病急乱投医”随意就找了一个工作单位上班了。在该单位他根本就没有条件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于是陈教授急了，赶快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系希望能接受这个学生。后来这位学生成功地进入了哲学研究所工作，在几年之后在职攻读了博士，并一直专注于哲学研究，近几年也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如若没有陈教授的“奋不顾身”，可能中国的哲学界就少了这样一位优秀的学者了。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青马先声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