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晋室东渡与民族融合、佛教中国化，最终催生出唐宋变革的重大社会转型中，宋明儒学以其理学为标识的哲学新形态完成了它对时代的回应。宋明理学不仅通过彻底消化汉唐以来的新旧传统，使先秦儒学在更高的理论形态上获得了复兴，成为此后引导整个近世中国前行的思想洪流，而且构成为传统中国迈向包括今天在内的现代化的文化基础。因此，20世纪尽管旧学消解，中国学术在西学的映照乃至范导下，开启了现代学术的建构宋明理学一直成为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的核心研究领域，并以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研究范式与话语特征。纵观南宋朱熹《伊洛渊源录》、元代《宋史·道学传》明末清初《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以降，直至当下，不难看到，以人物为对象、以学派为归趣，构成了宋明理学最基本的研究范式。这一源自佛教灯录体的研究范式，旨在借助学派的建构以判明思想的异同，而其话语彰显为理气心性，分析框架则为本体工夫。

然而，宋明理学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儒学的复兴与重建是以先秦儒学为基础而生成的。其中，就知识形态的宋明理学的实际展开而言，无论是谁，也无论是哪一派，所有的思想传承与创新，无不围绕着“六经”这一儒家传统经典系统的诠释，以及“四书”这一新经典系统的建立与阐明而完成。这意味着，既有的研究范式，对于宋明理学的认识存在着聚焦于流而忽略于源，进而流与源相分的偏颇，不仅使认识出现了某种盲区，而且更使基于经典系统的儒学传统发生了断裂，这种断裂也影响到了作为精神资源的儒学如何在当代实现传承与创新。因此，要充分认识与阐明宋明理学，似应返以“六经”为源，细审宋明诸儒对这一源头的抉发与阐明，并延及宋明理学确立起来的新经典“四书”所展开的论证与诠释。不能说这是理解宋明理学的唯一正确办法，但完全可以说，这是理解宋明理学的新范式探索，这一新范式探索也必将拓展相应的话语。在既有的研究范式高度固化的情况下，应该说这样的新探索是富有意义的。

事实上，相对于源自佛教灯录体，经过宋儒，至明清而形成的学案体，古人亦有重要学者示以不同的研究路径。如清代学术开山顾炎武尝著《五经同异》三卷，以纂辑体抄录宋元明几十家儒者论述，分系于“五经”与“四书”各目，以彰显宋明理学的宗旨，以及宋明儒者对儒学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从而标示出清学对传统应取的传承与创新方向。

进入现代学术以来，虽然承续学案体，并映照于西方哲学而定型了的现代宋明理学研究范式成为主流，但也仍然有不同的诉求，现代儒学的代表性人物马一浮即是显例。20世纪40年代，马一浮以其涵持的学养与识见，强调“儒学六艺论”，力主从儒家“六艺”的整体性与基础性来阐明宋明理学，希望据此揭明宋明理学认识上的盲区。他从宋明理学大量的经部著述中选编了目录，分《易》、《书》、《诗》《礼》《春秋》、“四书”、《孝经》、《乐》共8类50余种著述，命名为“群经统类”，在文献的层面充分展现了宋明理学的整体形态，覆盖了宋明时期各具特色的学者，甚至兼及若干与宋明理学高度相关的宋以前和清代的重要著述，而且更为宋明理学的研究标示了具体的路径。遗憾的是，诚如前贤所言，由于马一浮自外于现代的大学教育机构，加之身处抗战国难之际，新中国成立后又年事趋高，故讲学授徒时间太短，致使私淑景慕者多，亲炙心传者少，生前既未能充分阐明已说，门下又缺少有力弟子弘扬与护持，只能留待后来学者承担起责任。

此外，约从本世纪初起，作为对西方哲学诠释学的回应，学界提出了重建中国诠释学哲学的追求，从而引发基于经学来研究宋明理学的路径并渐成为一个显著趋势。经学与理学本是传统中国学术的指称，但在现代中国学术的建构中，理学被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与理论形态而直接纳入现代研究中，而经学则作为陈旧乃至腐朽的学术形态在现代学术中无所容身。因此重新结合经学来研究理学，可以视为对既往宋明理学研究的一种反省，甚至可以认为是中国哲学在本世纪建立自身学术话语的努力。然而，理学与经学在传统中国学术中的关系本身也是非常吊诡的。一方面，理学脱胎于经学并追求自身的充分展开，陆九渊、黄宗羲分别强调宋、明的理学远胜前人，意味着宋明理学在明末已成为独立于经学的学术思想形态；另一方面，完全离开了经学的理学又受到高度质疑，顾炎武指出舍经学即无理学，即揭明理学与经学具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性。可以断定，宋明理学的展开存在着从经学到理学的过程，而理学最终获得确立，又受到严重质疑。但是，如果简单地结合经学研究理学，不能清楚厘清经学与理学的关系，不仅容易混同经学与理学的概念，把经学研究简单地等同于理学，而且也是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学术化的简单后退。在现有的基于经学的宋明理学研究中，主要集中在释经著作的本身解释性研究，并以此代替理学研究，就存在着不免将经学研究简单地等同于理学研究的情况。结果，经学研究与理学研究或多或少出现两头都不充分的情况。因此，要真正从经学来看理学，弄清楚理学如何从经学中转出，首先必须对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的知识观念作出清理，不仅使得基于经学的宋明理学研究具有可靠的知识依据，而且使得基于经学的宋明理学研究能够在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中广泛展开，从而充分彰显宋明理学的丰富性，打开宋明理学潜在的论域。

毫无疑问，宋明理学的经部著作极多，如何切入展开研究，在路径上是需要考量的。所幸的是，前述马一浮开具的“群经统类”目录提供了一个好的路径。但即便如此，在一项专题性质的研究中，如果要深入细致地分析，那么涉列此一目录中的全部著作，仍然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在对这一目录所列著作进行反复权衡的基础上，从问题出发，我最终确定几项要素来聚焦代表性的著作，尽管此一目录所列都可谓此一领域中的代表性著作。第一项要素自然是经学体系的完整性，即经部门类的全覆盖，除了乐类，我从每一门类中各选一种著作作为分析对象。其次是时代分布的全程性。宋明理学从中晚唐的肇兴，到清初的终结，时间跨度很长，此一研究虽然属于专题性质，不是史述，但我仍然希望能在问题的分析中折射出历史的特征，从而增强分析的厚重感。最后当然是问题本身的相关性。宋明理学从经学中转出，因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典、不同的问题关注，理学所呈现出的面相各不相同，因此尽可能地通过对具体一部著作的深入研究，充分解读其中所蕴涵的信息，从而多面相地彰显理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诚乃本书的根本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