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们似乎总是在我们愿意和乐意承认的领域中取得成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自身日益成为一种复杂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日益以复杂的方式来对待自身。可以争论的是，究竟是这些成就作为外部原因使我们变得复杂，还是我们的复杂通过这些成就为自身开辟了道路。但无可置疑的是，就我们乃是由着这种复杂来构建知识和采取行动而言，我们不得不把它当作一个基本的语境来考察。这样的考察被归结到社会科学的标题之下，因为就社会以公共的方式体现我们自身的诸般关系而言，恐怕没有什么任何其他东西比它更能刻画这个语境了。事实上，那些属于该标题的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已经进入当前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学科行列；人们把热忱的思考贡献给它们，并通过它们转而贡献给自身，仿佛恰与德尔菲神庙上那句神谕的意思相契合。

这些思考越是发展，就越是把一个问题追认为是前提性的，这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众说纷纭的观点：社会科学有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结构性特征，因此必须摆脱后者的影响；社会科学是从自然科学那里获得其基本框架的，因此必须以前者为理论原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有着共性的东西，因此可以彼此沟通和分享，等等。不难发现，这些观点不尽一致，甚至截然相反；但有趣的是，它们非但没有阻碍社会科学取得成就，反而各自发展成为有启发性的思想进路。这恐怕只能说明社会科学或者说思想本身的活跃性，它们从来没有被全部给出，而总是在它们的过程中成为自身，就像黑格尔说的，“这便是思想的情形，即它只能在生产自身的过程中发现自身。” 唯是之故，逻辑上的前提可以并且往往在时间上的迟后被追认。

社会科学理论中许多论争特别是派别的论争，归根到底恐怕都与上述情形有关。而我们更愿意从这个情形中承认一个事实，即，我们既用社会关系去解释物理现象，也用物理关系去解释社会现象。在这里，显而易见，我们无法把何者认定为是第一位的。不过，要紧的还不是这个，而是解释，解释意味着我们藉着思想从直观的状态中摆脱了出来。即便像感觉这样看似极其直接和私人的东西也不就是直观，这就如同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说，“辞典告诉查阅它的人，像甜和苦这些词早期的用法并不是像这样指感觉的性质，而是将事物辨别为赞成的和敌对的。”事实上，社会关系以及物理关系本身已经就是解释的结果了，当然更重要的，它们仍然处在解释的过程之中。就此而言，解释也是一种塑造，即它塑造了事物由以于其中获得其自身意义的关系，这样的有意义的事物包括有意义的我们构成了我们的世界。

要说明的是，解释和塑造的只是关系，而不是意义，意义是在关系中自行生产和呈现的。在这个尺度上，即在让意义世界自行呈现的尺度上，那些观点和论争并没有实质性地彼此为敌。但是，敌人还是存在的，这就是技术化的态度。技术也是一种关系，因此它不生产意义，而是守护、照看和管理意义，就像它在历史上一直所做的那样。但是，“这就仿佛，一个杰出的花草布置者最后会认为，他自己至少也生产了一片非常微小的草叶。” 维特根斯坦的这个比喻是意味深长的。相仿佛地，就这里的讨论而言，我们无法追溯到可被指认的技术专家，即某位花草布置者，但我们可以追溯到一种技术化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意义的生产被管理冒名顶替了。冒名顶替的生产当然不是真正的生产，而是以管理之实所行的意义的挪用、拼凑和扭曲。事实上，前面提及的那些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学科正面临着这样的危险。

为了避免或者至少降低危险，社会科学不应该也不能够放弃检讨的契机，而检讨正是社会科学理论本身构成的一部分。本书检讨为当代社会科学提供理论资源的两种思潮：实用主义和批判理论。这两种思潮当然无法被简单地归在社会科学的标题之下，它们作为在思想上极具渗透力的资源广泛地存在于诸多学科之中。就社会科学而言，我们所重视的是哲学层面上的方法，这是与它的任务相一致的，即解释和塑造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从而让意义在关系中自行呈现：一方面，就这个任务旨在解释和塑造而言，方法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关系就其是对意义的照看而言，本身就表现为方法的展开。这也使得它同形而上学的任务区别开来，因为形而上学注重对意义的研究，如我们所熟知的，意义是诉诸到多还是归结为一，是从物质的方面还是从精神的方面来刻画，等等。

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形而上学的意味并没有在我们所描述的社会科学中消失，因为让意义自行呈现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意义的一种研究进路，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确实有不可说的东西，它们显示自身，它们是神秘的东西。” 对于这样的或者其他的牵涉到形而上学的考虑，我们并不否认，但也不会花费篇幅来说明，而是更愿意将其视为一种无需多言的背景，以便更好地致力于从方法上来检讨上述两种思潮。就方法而言，这两种思潮所给出的不仅是对社会关系的解释和塑造，而且更是对它们的再解释和再塑造，即改造。改造可以在最大限度上规避前面所提及的那种危险：它作为一种自我批判的样式，一方面打破花草布置者不时产生的关于自己至少创造了一棵草的幻想，另一方面把他的才能以新的方式引回到守护、照看和管理的工作上。

在我们看来，詹姆斯对实用主义所给出的一个判断起着奠定基调的作用，他说，“这样的话，实用主义的范围就是——首先，是一种方法；其次，是关于真理意味着什么的一种发生论（genetic theory）。” 这个判断把皮尔士实用主义的重行动和实效的原则放在了一个更易自由接近的位置上。在詹姆斯看来，较之真理的石化而言，从发生论的立场来看待真理是什么显然更为妥当。事实上，发生论所描述的正是方法展开之下的意义生成。这不是把真理归结到方法，而是把真理看作一个以方法来改造的发生过程。无论如何，这一点与我们所陈述的社会科学的任务相契合。尽管詹姆斯所给出的这个判断保持为对实用主义的基本刻画，但是在本书所讨论的杜威、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那里，实用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维度会得到分别的阐述，或许这正是方法的改造的应有之义。

同样地，与批判理论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们似乎也一直在变换着他们的角度甚至立场。不过，批判理论恐怕也是最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维度的一种思潮，因为它明确把对于社会的批判性研究当作自己的主要工作。霍克海默是批判理论这个表述的提出者，他在比较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时说道，“但是批判理论在其概念形成以及发展的所有阶段上都非常有意识地关注人类活动的合理组织，它的任务就是对这种合理组织予以阐明并使其合法化。因为这种理论不仅关注已经由现存生活方式所强加的目标，而且也关注人类以及他们的所有潜能。” 在这里，合法地位可以得到多种解读，可是其中所透露的一点是明确的，即不把任何现存的东西视作理所当然，而要从人类及其所有潜能出发来加以改造。本书所讨论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特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都给出了改造的方案。

在这本研究社会科学的书中，之所以把实用主义和批判理论摆在一起来讨论，除了因为它们都提供了方法上的改造之外，还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从霍克海默到阿佩尔，都注意到了实用主义的传统。所不同的是，霍克海默对于实用主义所持的主要是批判的态度，而阿佩尔则在他的作品中充分肯定并汲取了实用主义的洞见。这很大程度上说明，实用主义同样有着批判的契机。而在体现实用主义新发展的普特南看来，这两种思潮之间的比较是意义重大的，他说，“事实上，把我所说的新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发展与詹姆斯和皮尔士的美国实用主义进行比较，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当然，也许更为重要的不是分析这些学者在一些特定问题和观点上的碰撞与交流，而是思考这两种思潮作为社会科学的维度可以如何彼此共同促进方法的改造。对此，也许实效与批判的融合可以算是一种描述。